谈及近现代中国的人文学研究陈平原、夏晓虹是不可绕过的一对学者伉俪当初春的阳光温柔地穿过窗户浩瀚书山的一角被照亮沉潜于此中的主人笑意恬然这方天地既滋养着他们的学问与才情也成为他们学术版图的最佳注脚今天，“北大学者书房”带你走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平原、夏晓虹的书房感悟读书之道“职业读书人”的读书之乐采访、文字丨顾思程、刘文欣摄影丨吕宸步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夏晓虹夫妇家中的一刻，方知“书城”徇非虚言，而是对眼前光景恰如其分的描摹——书籍从墙角生长至天花板，又向沙发、五斗柜、壁橱、餐桌漫溢。主人陈平原简直“望书兴叹”，直言“书影响到了人的生活质量”，但又有几分无可奈何：“积习难改，以前喜欢书，现在还是喜欢书。”陈平原自称是“职业读书人”，他认为治学是志趣所钟，也是一种职业选择：“对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来说，读书当然是一种很值得嘉赏的行为，我呢，整天在读书，整天在写书，这就是我的饭碗，没什么好吹牛的。颇有些俏皮的话语中，可见出陈平原一贯务实的作风。“读书人”的定位，也塑造了陈平原家中书房的风貌。与传统藏书家不同，对待书籍，他不务求珍本秘笈，无意炫博好奇。书房中不时上演的书籍聚散，也传达出“职业读书人”的眼光、理智与通达。01累筑书城，可抵日月漫长真正的读书人古今是不分的“其实，我们家的藏书我没有统计过。”不统计藏书，正是不以藏书规模为意，陈平原表示：“藏书规模大小，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喜欢读书。”但他可以迅速说出到目前为止，他捐给家乡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书籍数目：一百六十多箱。而且，这个捐书的过程还在继续，只是整理分类需要时间。管中窥豹，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感叹“书占据人的生存空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四九城内外的各种书摊、书会、书店，常常可见陈平原骑自行车穿梭其中的身影。淘书、访书，是中文系学生大多会有的经历，陈平原的妻子夏晓虹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因为专业相近，后来两人发现：好多书买重复了。同是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者，陈平原不仅关注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更将学术视野辐射向晚清民国的大学教育、都市文化乃至通俗画报；作为梁启超研究的大家，夏晓虹对近代思潮的追索横跨文史，更在晚清女性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扎实绵密的成果，以独特视角再现晚清社会与思想的新变。“做近现代研究的人，藏书往往是最复杂的。”陈平原解释道。近代中国，旧传统尚未消散，新思潮纷至沓来。华洋折冲、新旧会通，种种抵牾与断裂编织出那一时代的独特魅力，也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具备融贯古今、接续中外的宏阔视野与阅读积累，陈平原称之为“上挂下联”。“因为近现代本身和古代、国外的关系，我们需要收藏的面会比较广”，除了广泛掌握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基本资料，读书人必读的基本典籍，同样要纳入近代文史学者的书林。“真正的读书人，古今是不分的。没有说只读现代书，不读古代书。再加上传统的文史不分，藏书芜杂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包罗万象、众体辐辏的百科式藏书固然是专业特色所致，也与陈平原、夏晓虹二人重视史料与文献的学术取径不无关系。“做文献的人锱铢必较，不肯放过断简零编。”对文献持久的兴味不可避免地造成藏书的纷乱，但在陈平原看来，这也是史家本色：“读经学出身和读史学出身不一样。经义会有自己的阅读理路，讲究不断推敲。但是史学要求广博，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参照系。资料、版本都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所以家里的藏书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书海泛舟，在时间的淬炼中，博观群籍的上下求索最终凝结为学问的识断与洞见。在学术界，陈平原、夏晓虹的研究向来以持论谨严、沟通文史著称，而除了著作等身，陈平原、夏晓虹还联袂编辑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大旧事》、《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等一系列被学界使用甚广的资料图书，这类学术工作是受鲁迅启发。“做研究，第一步是整理自己独立的资料，建立自己的资料库，这是我们从鲁迅那里学来的。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先整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所以我写《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就会编小说理论资料；做北大校史，就编《北大旧事》；做画报研究《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图像晚清》就是雏形。”每做一项研究，必从原始资料的纂集入手，这正是陈平原、夏晓虹的论著堪称坚实丰厚的“秘诀”，并且因秉持着明确的学术意识，这些编著也可供后来者使用，嘉惠学林。陈平原、夏晓虹的编著或许很难将学者挥洒自如的文字与集腋成裘的孜孜矻矻联系起来，但不得不承认，文献的搜集披阅绝非易事。“这种东西，才气再大的人也没办法一蹴而就，必须是漫长的岁月，不断地积累。说起夏晓虹对梁启超佚文的钩沉，陈平原都有些叹为观止：“夏老师每到一个地方访问，不管国内国外，首先看有没有梁启超的资料，她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二三十年的心中记挂，成就了皇皇三卷本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也令夏晓虹的梁启超研究在海内外独树一帜。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至今，陈平原在课堂上讲起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总要提起鲁迅的那句“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十足的底气背后，是“书中日月长”的无尽工夫。02万卷书香，一点文气保持笔墨纸砚的趣味借此养成一个读书人的文气典藏聚散与学术旨趣的迁转互为表里，可谓学人藏书的一大特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平原出版过一部极富影响力的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可是书一写完，陈平原就大手一挥将资料悉数散尽，“家里现在没有一本武侠”。不似“武侠迷”的沉醉，而是以学者的眼光看待这种小说类型，穷极涉猎、不论精粗地阅读原始资料的过程难免掺杂着些许“痛苦”。陈平原笑称，“就像吃东西，一样的东西吃太多，会吃伤的”。伴随着研究课题的缘起、酝酿、深入、收束，一批批藏书倏忽涌现复又悄然退场，陈平原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及阅读范围扩大，书需要不断地收。可是有些书用过了，就不再需要保留。”唯有书中“惊鸿一瞥”式的旁征博引，见证了作者惊人的资料掌握程度。家中藏书无论何等宏富，都无法与图书馆比肩。着手专题研究，自然要依托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浩瀚图籍。而此前考察晚清民初的通俗读物，陈平原更是屡屡造访首都图书馆，充分利用馆中的特色资源，即精英色彩不甚浓厚的画报、杂志、通俗小说。“做专业研究，必须了解各个图书馆的收藏特点。在任何一个图书馆走一圈，你就知道它的馆藏侧重和优势。这种优势不是以版本珍贵，而是以你的研究需要来衡量。每完成一项研究课题，就会留下堆积成山的影印件、复制本。此类文献的存藏成为陈平原的一桩麻烦。“我们不是藏书家，没有藏特别珍贵的原版，藏书基本是出版物、复印件。海量的复制本将来要怎么处理，我正在犹豫。”陈平原也指出，相较于首尾完整的成册书籍，藏书中的复印本其实最能凸显学者的特点，再现他们研究思路的演进过程。“复印纯粹是为了个人研究，有时是整本书复制，有时候是部分选印。非整本书的复印将来保存是比较麻烦的，要找得到，藏得住，又传得下去。”这些积案盈箱的连篇累帙，是思想形成的粉本，是负累也是牵念，最终构成他纠结的理由。除了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述之所，书斋同样是陶冶文人气息的生活空间。客厅里的文人书画，书柜里的比亚兹莱插图、学生赠送的贺年卡、相偕同游的合影，也给陈平原、夏晓虹的书房平添了几许文人佳趣。陈平原早年雅好治印，他刻有一个藏书章，繁体“书”字设计为台灯形状，灯下两个正在并肩读书的小人儿，一个是他，一个是夏晓虹。近几年来，他也提倡“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写字”，他主张将写字作为一种陶冶性情的生活方式，无须走向专门的技艺，也不为书法展览而作。陈平原刻的藏书章“在电脑时代，保持笔墨纸砚的趣味，让书法或者是写字这种技能和鉴赏的眼光能够流传下去，借此养成一个读书人的文气，这样就行了。陈平原的不少著作都是自己题写书名，笔墨挥洒间，自有一种酣畅淋漓、萧闲自适的文人气象。陈平原亲自题写标题的“学术史”三部曲03家承、学缘与书情上天下地哪里有兴趣就往哪走逃出樊笼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樊笼二十多年前，陈平原写过一篇题为《父亲的书房》的文章，既是深情的纪念，也是他早年阅读史的追溯。两代人之间的精神传承以父辈的藏书为载体，形成异代的呼应与斯文的连亘。陈平原的父母都是中等职业学校的语文老师，家中藏书以文学类居多，其中又以中国古典文学及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为主。这对他阅读趣味及个人气质的形成颇有影响，尽管上大学后有一阵子迷上了欧美现代派文学，可到头来还是自知他的生命意识、思维方式、感觉和趣味都更近中国传统的文士。陈平原在硕士二年级撰写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中的宗教色彩》，多少透露出他所追摹的古典遗韵，不意这篇文章竟成为他进入北大中文系的机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陈平原在北大中文系的导师王瑶先生早年治中古文学出身，并高屋建瓴地打开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这一研究视野。在读过陈平原的这篇文章后，王瑶先生首肯：收下这位弟子。后来王瑶先生曾跟其他人说，他看中的就是陈平原身上兼具的古典修养，陈平原也回忆道：“我跟王瑶先生私下聊天，主要是谈古典文学。”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甫一问世便惊艳四座，其中关于小说叙述时间、叙述角度、叙述结构的章节多受学界瞩目，“但是王瑶先生和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是我下编中对传统文体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讨论，比如日记、书信、游记、野史如何跟小说对话，最后转化了中国小说的表达方式”，此类回溯式的思考，意味着陈平原对新旧转型的探索渐入佳境，这也拜他早年积淀的古典文学修养所赐。虽为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夏晓虹的研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近代史。出入文史的广阔视野和考辨史料的敏感精审使她的研究极富辨识度。夏晓虹的父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母亲则任职于人民出版社，少时从不担心无书可读。家中小说、诗集汗牛充栋，政治、历史书籍也不为罕见。“家中藏书偏于文学，或多或少决定了我后来就读中文系的选择。其实我的兴趣比较集中于历史。这种兴趣的形成，未必根植于家庭藏书，反倒是受易借、易得之书的影响。我那时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当然只是“中国历史小丛书”，这和我后来喜好历史、关注近代史都有关系。尽管早年读书无人指导、漫无章法，但如饥似渴的读书体验在赋予他们基本文史修养的同时，也形塑出一代学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视角。和当下在严格学制规范中成长起来的研究生不同，陈平原认为他们那一代人在无书可读的时候，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没有太早被规范，普遍带有一种不为樊笼所束缚的虎虎生气。他们不惮于对未知领域展露野心，也无意纠正旁逸斜出的科研兴趣。“好处就是我们主动阅读、自主选择的能力比较强，自己找准道路，坚持下去的毅力更加充分。上天下地，哪里有兴趣就往哪走，逃出樊笼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樊笼。早年的阅读经验像是一道潜流，指引着他们的审美旨趣和学术取向，在未来的学者生涯中才渐渐显形。陈平原讨论读书的文章很多，主要陆续结集为《书里书外》《读书的风景》《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这三书近年都有增订版。然而，让一位朝夕与书本相周旋的“职业读书人”道出心头所好，或是开列书单，在他看来都不免有厚此薄彼之嫌。“职业读书人在不同时期，由于不同因缘而面对不同著作的时候，有自己的感受，所以没办法说哪几本最好，或者最值得推荐。近二三十年谈读书、谈经典的呼声愈发高涨，陈平原担心对读书“有用”的过度鼓吹反倒会将读书本身推向狭隘。相较于为各种现实需求而读的“有用书”，陈平原更愿提倡读“无用书”。所谓“无用”，指向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精神的丰盈和人格的完善。“这些书可以是文学，可以是哲学，可以是艺术，可以是宗教。跟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没有直接联系，与考试、文凭无关的，这些书才更需要被我们谈论。陈平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多年前，一个韩国学生来北大中文系访学，临走前告诉陈平原自己的访学感受：“中文系各个专业的学问各有特色和标准，难以评价。但我很欣赏您读书读得很开心，不苦、而且自得。”这或许是对于一个“职业读书人”最好的褒奖。学人简介

1内容简介本书围绕古希腊罗马传世典籍的解读和研究，从五个方面概览古典学术的整体面貌，旨在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希腊罗马传世典籍所承载的古典精神。第一章介绍三所欧美高校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的古典学专业培养模式；第二章梳理初习者需要通盘了解的传世典籍并给出必读书目；第三章指导初习者使用校勘本、辑佚本及评注本，逐步深入对传世典籍的文本细读；第四章引领初习者掌握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问题的研究现状，将所涉文献分门别类地编制成工作书目；第五章讨论古典学研究最常见的三类方法，引导初习者循序渐进地使用语文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思想研究法。此外，本书还收入两个附录，附录一是按“文学”“史学”“哲学”和“演说”四部分类的《娄卜古典文库》总目，附录二是与正文各章对应的古典学工具书及参考书举要。2作者简介张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思想和文学、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思想形成期的比较研究，以及清末至当代中国对西方古典传统的接受。近期出版学术专著《希腊古风诗教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主编学术刊物《西方古典学辑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起）。目

时间：2022年10月29日周六下午14：00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651号大夏书店\

风，是西方文学、艺术经常歌颂与描绘的自然力量，也是催生航海图、风车、风气球等科技发明的关键角色；菜园，是15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的浪漫起源，亦代表着一种浸润家庭观念的诗性生活方式……2022年仲夏，法国微观历史学家阿兰·科班（Alain

虽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调方式，但是好的外版书，若是缺了好译者，却是一件令人遗憾又懊恼的事，甚至可能会让绝大部分读者误读或是曲解作者的本意。实际上，好译者，一字一句细细斟酌，所费心力不亚于亲自撰写一本书籍，只是多数在完成使命后便隐去身影，甘居次位而绝不张扬，也因此多为读者所忽视。作为读者，选书时你是否也经常疑惑：买哪个译本好？哪个译者的翻译最靠得住？小北盘点了10本经典好书的最佳译本，认准这些译者就请放心读吧！01《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作者：[美]托马斯·库恩译者：吴国盛/张东林/李立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代表作之一，是其第一部著作，也是其影响最大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姊妹篇，《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核心观念——“范式”及科学增长模式——在本书中均有雏形。

主题：从文人之物中重新发现中国艺术精神●对谈人：陈鼓应、朱良志、李溪●

“对于诗人画像在中国传播的梳理，可以从最直观的层面来考察一个诗人的形象如何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如何被接受。”张静《雪莱在中国（1905—1966）》在鲁迅写于1925年的小说《伤逝》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记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鲁迅将雪莱安排出现在涓生和子君这对民国时期恋爱中的男女的交谈中。涓生从杂志上裁下来挂在墙上的雪莱“最美的一张”半身像，很可能并非鲁迅的拟浪漫想象，而是可验证的写实。从鲁迅小说中貌似不经意的细节可以推断出：雪莱在当时年轻男女的心中，已经是某种形象的代表。那么，究竟雪莱代表着什么样的形象，以至于追求自由爱情的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而为何涓生因子君低下头便断言她“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呢？除了《伤逝》，雪莱画像还出现在胡也频的小说《北风里》中。这篇并不为太多人熟知的短篇小说发表在1928年3月10日的《现代评论》上。穷困潦倒的年轻作家珍藏了一幅雪莱画像：诗人的像在放大时是花了四元，镶在一个价值二元的一只木框上，从数目算来，共是六元钱，那末，变卖了，至少总可以得一半的价，是三元。我想。……然而我的心，立刻就浮上罪恶似的，非常的惭愧了。但在我的眼睛里，年青的诗人，依样是英俊的，且带着女性的美，静默着。……于是我跳上桌子，从墙上，拔出一寸多长的铁钉，连着很长的白色棉纱绳，把雪莱的像拿下来了。……“要卖多少钱？这像片是外国的窑子么？”……

闻一多先生以一位名学者名教授而俯就一个中学之聘，去兼任一席国文教员，使许多人闻之愕然。许多人猜想，学校既不至按照对一般教员的常规去要求，一多先生也不会按照一般教员的职责去工作。但实际完全大谬不然。他比一般中学教员更认真更负责。他的朴实、认真、平易近人的风范使师生们深受熏陶，对他肃然起敬。闻一多摄于昆明西山

“是郭维森先生把我‘拖’进了赋学的研究领域，不是‘引’进去。他当年领的是教育部项目，拖了很久很久，那个项目完成不了，后来找我，郭先生说你研究赋也写了不少文章，就来参加吧。那段时间我正在研究《老子》，我说不行，我最近正在忙着写《老子诗学宇宙》。忙完以后，就开始忙辞赋了。郭先生放手让我写唐以后的部分，一做就把它做起来了。“因为我这个人是欢喜做事的，做得好不好不知道，做得成不成肯定成，写什么都能成，不就是编文字嘛，那不很简单嘛，文字游戏，好玩得很。这一‘拖’进去就是二十多年，就变成了辞赋研究领域的人，然后就变成‘骨干’了，然后就变成‘大师’了，然后变成‘泰斗’了，最终会变成‘阿斗’，老了，被捧着玩玩。这都是故事了，回想起来还很有意思。”许结教授深研赋学三十年学海渡人，快来上船！（点击查看简介）想走学术道路，怎么打基础？现在的研究者走向学术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博士出身，从写博士论文开始，对吧？你们有了某种规范化的东西，这种规范化也决定了你们的研究模式。比如确立题目后，先综述一通，梳理一遍研究现状，然后再分几个问题讨论。这是学术路数，也是今天写论文的技法。综述做学问要从基础做起，不要好高骛远，比如写一篇书评，你得把这个书读懂，可是你又得站得高，才能写好书评，包括写一些学术综述，首先是梳理资材，然后是立论批评。做了这些工作，你就知道了这项研究中的行情，有哪些地方比较薄弱，还有必要去探究。了解通史是基础通史只是比较浅近的了解，学问还没有真正进入，要深透，要发微。但发微是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首先是要了解通史。过去做学问也不容易，就是从头到尾地读嘛，十三经、二十四史先读，这些都读一遍过后，你就有些通了，也不能讲通才，可以说基本上通了。所以研究某一文体的通史是有好处的。我写辞赋理论的通史，好处就是对赋学有一整体的、全盘的了解，了解过后就能够在某些问题上把握一个大概，因为相关载体都掌握了，相关文献都整理过了，比如辞赋的文献，尤其是赋论的文献，我至少掌握百分之八十吧，这掌握得多了，也就能够讲得大致不差了。什么样的论文值得写？我们现在研究，无非是要找出一些问题，写论文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引领性，一个具有集成性，这才比较有成就。引领性就是人家没讨论过的问题，你在读书的时候发现了，把它拎出来讨论；人家都讨论过的问题，那你就要掌握更多的资料，加以综汇来讨论。所以两种学问都很重要。我们写硕士论文也好，写博士论文也好，首先都是研究综述嘛，这就是综汇，然后再提出自己的问题。提出问题很不容易，刘知几《史通》讲才、学、识，才华大家都差不多，学是要积累的，这识见就需要在积累中间慢慢产生，就是读书读出问题来，悟出道理来。做学问有两种比较明显的成功，一个是引领时代的作用，你要开天辟地，写出人家没写过的东西，人家没研究过，你第一个研究，你研究得虽然还粗糙，只要说得过去，毕竟是被你发现的；第二种是成就比较大的一些集成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站在巨人肩上重新来规划而取得的。写论文，如何选题目？小中见大我们写文章有时要小中见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有经纬交错的脉络，需要把握，小麻雀也有热血沸腾，也有珍贵的羽毛，不一定非要得逮个孔雀来研究，微小平凡中见义理就好。比如代表魏晋时期辞赋比较精彩的东西，所谓能体物言志，什么叫体物言志？就像张华《鹪鹩赋》，写的是极平凡的小鸟雀，却反映了极有时代特征的思想。他在该赋的序言中说的“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其描写是极为有趣的，其学理是极为深刻的

如果你也喜欢侦探悬疑类型的话，想必总有一位侦探让你满心全是喜爱和惊叹！抽丝剥茧、层层推理，细枝末节、展开真相……这些都能带给我们解谜的快感。无论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演绎推理法，还是柯南总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却又足以破案的细节，对于一位侦探来说，见微知著都是必须的本事。不过其实，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其实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常态。情侣发生矛盾的情况，多少是因为原则性的问题，多少又是因为某些小细节的日积月累呢？每天研究炒股和炒基金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时常会从一些小的事件中看出震荡的端倪呢？落叶知秋，露霜坚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人本身就是擅长从细节中看出大局、从微观中窥见宏观的生物，我们再来看几个更生动的例子：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阿维瓦·维滕贝格和艾利森·梅特兰合著的《女人不容小觑》就提出了经典的裙摆理论：他们观察到，经济的繁荣程度常常和女性的裙摆长度呈现反相关关系。经济繁荣时代，女性的裙摆会越来越短；经济一旦进入衰退，短裙则随之变成长裙。而他们给出的解释则是，经济状况不佳时，男性收入不多，女性不再需要用短裙来吸引男性，同时，女性收入也不好，情绪不佳，则会用长裙来把身体更多地遮掩起来。当然这样的推论自然是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当代女性并不需要面向异性的性吸引力来作为价值交换。但是作为一种特定年代的历史观察，它却也可以很好地佐证，其实，有些巨大变化的端倪就藏在细枝末节之中。我国在还没有达到如今发展程度的年代里，也有过这样由小见大的推论。发改委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榨菜指数，即根据当时畅销全国的涪陵榨菜在各地区销售份额变化情况，推断人口流动趋势。这根据又在哪里呢？这是因为榨菜属于低质易耗品，收入增长对于榨菜的消费几乎没有影响。所以榨菜在全国各地区的销售份额变化，就能够反映人口流动趋势。比如说，2009年至2012年间，榨菜在华中地区、中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销售份额上升，便与这几个地区的农民工回流增长趋势相吻合。社会学如此，史学亦然。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新型研究方法，被称作是“微观史学”，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一些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如卡洛·金兹堡、乔凡尼·莱维和厄多瓦多·格兰迪，尝试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中对个案进行拓展，不再像传统宏观史学一样只关注总的趋势，而是更加偏向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于是，显微镜成为取代望远镜，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它使得具体的个人或地方性的经历重新走进了历史学。那么本期，快来和小北一起看看微观史研究的那些经典范例吧！01

1图书简介在《神话哲学之历史批判导论》一书中，谢林展示了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的神话哲学的过程，亦即通过批判地考察由古至今的各种具有代表意义的神话观，表明神话本身已经是一种哲学思维，但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民族的自觉的发明，而是人类原初意识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运动在不同民族的意识中的反映。这部《历史批判导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作一部阐发谢林“神话观”的独立著作，其中的各种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明的现象和本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2作者简介谢林（F.

研究奖、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杰出教授奖、富布莱特资深学者奖。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第十四任会长（2007—2009）。王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The

十月北大社文史哲艺新书一起来看看吧！1神话哲学之历史批判导论（德）谢林（F.

人文社科联合书单，由全国人文社科领域优秀出版单位联合发布，致力于推荐新近出版的优秀人文社科图书。我们每月发出一期书单，这是我们的第82期书单。盼望热爱人文社科书籍的读者，持续关注我们。愿人文社科好书的养分，滋润我们的心灵，繁盛我们的思想。感谢本期书单评审团（音序）：抱老师、曹伟、林颐、宋晨希、张弘2022年9月

一塔湖图，四季流转或是天气阴晴的巧合或是偶然瞥见的视角或是精心捕捉的瞬间北大官微学生摄影师们从不一样的角度观察校园记录下“小众”的燕园风物这里有没有你未曾见过的景致？一朵积雨云日暮之时染上橘红光泽的积雨云出现在天空的尽头向大地播撒温柔也在所有停留欣赏的人们心中留下如云朵般柔软的燕园图景一道闪电盛夏时节长长的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一座不一样的燕园它充满自然的未知的惊险伴着轰隆雷声将勇气的进行曲推向高潮一抹霞光静谧的清晨第一缕朝霞热烈地洒落光芒早起的人们与燕园一同舒展途经万物苏醒的喜悦充满热气的黄昏在晚霞的辉映中迎来深邃的夜空一道彩虹雨后天晴空气中的水滴遇上重新露面的阳光就在那一瞬间光线恰好在小水滴中折射、反射又汇聚在燕园画出一条美丽的弧线撞见这份只属于此刻的幸运一群小生灵灵动的翠鸟，欢快的白鸭可爱的猫猫，机敏的松鼠一个不经意间燕园小生灵们的可爱萌化了我们的心壮阔的天气景观与燕园不期相遇造就了难得一遇的绝美景色其实在我们身边处处都蕴藏着独特的燕园小景在北大官微摄影师们的镜头里或许有你熟悉的地方但你不曾从这个角度看过的风景一起来猜猜这些风景都在哪里吧！01绿水伴园柳影镜中倒映小径通幽闺中公主曾栖<

引言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神圣家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中“四巨头”之一的谢林，其著作的译介是一项亟待补强的工作，因为无论对于康德、黑格尔还是对于费希特而言，我们都已经拥有其相对完备的中译著作，相比之下，谢林著作的中译仍然处于非常匮乏的局面。有鉴于此，国内学者提出了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翻译出版规划，这套“谢林著作集”由国内德国古典哲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先刚担任主编，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希望以此推进国内学界对于谢林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工作。这套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主要宗旨不在于追求大而全，而是希望在基本覆盖谢林各个时期的著述的前提下，挑选其中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力争做成一套完备的精品集。规划的中文版“谢林著作集”共二十二卷，目前已出十三卷。本期博雅君就来介绍这十三卷已出的“谢林著作集”。01《学术研究方法论》（点击图片购买本书）[德]谢林

听见智慧的和声《菜园简史》以菜园为窗口，纵览3000年欧洲文化变迁史关于作者作者：弗洛伦特·凯利耶，法国历史学家，供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图卢兹的法兰西-拉布雷大学（

年代创作那些伟大的小册子——《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和《土地正义论》。这部书虽然聚焦于潘恩生涯的美国阶段，但也体现了我在英国的研究成果，即探讨了潘恩对英国18

梁启超第一节《国文语原解》与语言政治学第二节晚清“词语—注释”：汉语欧化与知识建构第三节对八股文的解构：从“二分对比”的改装到“三段论法”的引入第四章

你是否想过人类的历史变迁背后的根源？为什么不同地区会各自发展出灿烂文明？而这些文化又是如何交汇、构成了一个整体？人类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许多人都对人类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又苦于无力阅读艰深难懂的历史著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麦克尼尔父子通力合作，“将整个人类的历史浓缩在200页之内”，《麦克尼尔全球史》以最为简洁、明晰的方式，呈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麦克尼尔父子是何许人也？威廉.H.麦克尼尔先生是享誉全球的20世纪史学大师、全球史研究开山宗师、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威廉·麦克尼尔颁授国家人文勋章从《西方的兴起》到《世界史》，从《瘟疫与人》到《权力竞逐》，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麦克尼尔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而《麦克尼尔全球史》更是其晚年的扛鼎之作，与其子小麦克尼尔（J.

“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那个整体又是什么？”换句话问，人究竟是什么？人类在地球上目前的生存处境如何？人类的未来又何在？现代人的生存窘境和重重困惑使这些鲜有当代史学家触碰的大问题再次摆到了史学家的面前。当代“大历史”的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在其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另一位“大历史”的早期倡导者和理论家弗雷德·斯皮尔则将其最近的著作直接命名为《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刘新成教授也指出：“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显然，随着史学家对整个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大历史问世了。大历史的问世“大历史”一词由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点击书影

本书是一本全面、系统的罗马史研究指南，包含历史概述、史料介绍、研究史概述、重点问题解析，以及对相关学术资源和工具书的介绍。第二版在首版的基础之上增补了大量内容，吸收了国内外罗马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并深入罗马史研究提供了路径与参考。作者简介刘津瑜，南京大学学士、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马史博士，德堡大学古典系教授，2013—2016

恐怖谷效应“恐怖谷”这个术语指的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外貌和人相似，却总让人感觉哪里不对的东西时，体验到的又惊恐又厌恶的感受。就这种现象让我们无法和拟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虚拟角色之间建立共情交互的效果而言，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是在机器人学和计算机图像领域中开展的——恐怖谷在这些领域主要被看作一种技术上的挑战，但与此同时还会带来一个关键的哲学挑战，这源于一种不想把落入恐怖谷的形象看作人类的抗拒心理。我们提出的假设是，在这种模糊的恶心感和恐怖谷现象之间建起概念桥梁的，正是去人类化这一观念。本期微信选自《社交机器人》第七章《恐怖谷理论：一个工作假设》，有删节。1令人熟悉的“奇特”感早在

2021年，他已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毕业，是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的副教授。前往过30多个国家和全国将近700个县，到访200余处世界遗产和15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Mellon）人文基金资助，2018—2019年获哈佛大学洛布古典丛书基金资助。目前为国家社科基金2015重大投标项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全集译注”首席专家。曾为诸多国际学术期刊，如Classical

以史学家之见识、文学家之笔法，摹写茶馆百态，触摸成都历史的脉搏。本书最初由英文写成，200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翻译本201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一晃，中文本也已经出版了11年了。非常高兴现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二版，因此就新版写一个简要的序言。《茶馆》出版之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还为此书开办了读书会。那时我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做访问教授，两校都地处湾区，其实距离不远，他们邀请我出席，可惜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分身过去。这本书在美国经常被用于研究生的讨论课，后来陆续有美国教授告诉我在研究生课堂上讨论本书的情况，非常高兴美国的研究生从这本书了解了过去中国的茶馆和这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欧美及日本的有关英文学术杂志，包括《美国历史评论》《多学科交叉的历史》《历史新书评论》《太平洋事务》《城市史杂志》《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国际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国际评论》《选择》等皆发表了英文书评，法国《汉学研究》和俄国《东方研究》还分别有法文和俄文书评发表。本书在中文世界有更广大的读者群。在中文版出版的11年中，重印了13次，外加还有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版。该书2010年被《南方都市报》选为“年鉴之书”。各学术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书评，为了写这篇序言，我查了一下关于这本书的书评和报道，就包括《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新周刊》《羊城晚报》《东方早报》《读品》《博览群书》《第一财经周刊》《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中华文化论丛》《国外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等等。我还在各种场合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进一步阐发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写作本书的一些构想和观点。这些年来，有不少老师在课堂上用本书作为研究生讨论课的必读书，学生们的反应非常热烈，一些老师甚至把学生的课堂报告和PPT也发给我，我从中得到很多启发。而且看到年轻一代对这本书的热爱和认可，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成就感。现在我还保存着四川大学刘世龙教授发给我的、他2014年秋季学期开设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席明纳’”课上，学生写的读书报告和PPT，这都成为我了解学生读这本书的思考的珍贵资料。这些年来，我还会不时收到学生关于《茶馆》这本书的报告、读书笔记以及提问。他们对本书的热情关注让我感动。一些学者对这本书的深度讨论，也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如2015年《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的近２万字的长文《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之方法论》，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王笛的《茶馆》是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其方法论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李教授进一步指出，“王笛对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茶馆所反映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做了多面解剖，对茶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成果，不仅使茶馆史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大大推进了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与已有的西方城市史、新文化史、社会生活史著作相比，《茶馆》一书不仅毫无逊色，且别开生面、富有特色。职是之故，《茶馆》更大的价值在于其学问方式和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虽然李金铮教授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这本书“并没有提炼出原创性的概念，其理论贡献自然也就减弱了。当然，能够充分地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并付诸实践，充当中西学术交流的媒介，已经很不易了。何况，成熟的理论方法一经出现，就有一定的普适意义。我只是针对像王笛这样的一流学者，才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我同意李教授的这个批评，但被称为“一流学者”，这是我的荣幸，又十分惶恐。现在回想起来，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就是缺乏一流学者的高度和气魄，并没有就原创性概念进行努力，只是力图对茶馆这个微观世界进行历史学的深入剖析。现在想来，也可能我错过了把这个研究提升到更高层次的机会。如果在研究之初便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的话，虽然无法保证能够提炼出有说服力的原创性概念，但这也并非是不能企及的高峰，这应该是这部作品留下的一个遗憾。2019年，作家冉云飞在腾讯大家上发表的３万多字的文章，对我的《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等书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评述。一个历史圈子之外的学者对我的研究进行那么全面深入的评论，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冉先生首先从我学术著作的写作风格切入：“像王笛这样的专业研究而能逸出小圈子影响的，关于成都历史研究的书籍并不多见。其原因在于王笛的写作不是那种硬绑绑(硬邦邦)的学术用语与概念横飞，要么是讲故事，要么是勾勒历史细节，在并不影响学术份(分)量的情形下，以使读者有亲和力，发生阅读黏连感，一如史景迁、孔飞力等人的史学写作一样。”冉先生把我与我所敬仰的两位历史学家相提并论，当然是太高看我了。两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在我学习、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都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和启发，而且我与他们两位都曾经有过直接的交往。冉先生接着评论道：“如果你认真读过王笛的书，如《茶馆》《走进》诸书中的任何一本，你都可以看到王笛在序言里面，老是在为自己做研究的方法与目的，做阐释说明工作，甚至堪称辩护。为何如此呢?因为他的这种新文化史、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理解与阅读上的同行及读者共识。”冉先生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中国要做微观史所面临的困境，不但面临“史学同行之间对方法、材料、目的之理解有异”，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史学有着很强大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动力，经世致用的《资治通鉴》传统，其市场号召力与阅读心理都甚为深广”。以至《近代史研究》曾经组织专题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而王笛以《不必担忧“碎片化”》来回应”。冉先生特别关注到我在中文版序言中对所谓的“一等题目”和“二等题目”的说法的不同意见，他十分理解我为什么要指出这一点：“自然不是为专唱反调而立异以鸣高，而是有史学范式转移的因素在。西方由实证史学到语言及叙述之转向至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等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而在中国依旧是宏大叙事、经世致用藩篱左右历史主流，所以王笛才说小的研究乃至所谓的‘碎片化’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在朱英教授等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中，也提到了所谓“二等题目”的问题，认为这本书“堪称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典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著作选题为成都街头里的茶馆，较之前著街头的范围更小，然而这个看似‘二等题目’在‘显微镜’的解剖下，却更加明晰地向世人阐释了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在成都日常生活的展现中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国家支持的现代化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关系，现代化、文化、国家、社会这些宏观而复杂的概念，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日常生活场景描叙中清晰地呈现出来。作者的史学功力也正是在此处得到了充分体现。”能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说明微观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在各种肯定的书评中，也有评论者感觉《茶馆》一书对传统有所美化，例如维舟先生在为《中国图书评论》评述2010年社会学人类学新书的时候，虽然认为“王笛所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令人耳目一新”，这本书试图回答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城市中，有没有一个社会公共空间，“王笛认为成都的茶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结论且不论对错，它能激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而后却话锋一转，认为“作者时常流露出对那个年代成都社会不由自主的美化”。不过，维舟并不认为这种“美化”是本书的一个缺点，甚至还理解为“这或许也是把历史写好的必备要素之一”。然而，我还是希望在此做一个说明，我主观上并没有要美化传统社会和传统公共空间的愿望，我关于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细节描述，完全根据历史资料本身，而没有刻意地煽情和美化(可能就是维舟先生所说的“不由自主的美化”)。但是一些读者会有“美化”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也出现在一些《街头文化》的读者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感觉，我猜想是否因为我把茶馆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描绘得过于生动和真实，以致掩盖了我在第三部分花了大量篇幅揭示的茶馆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第９章“混乱——日常生活的冲突”，使用非常多的资料描述和讨论在茶馆中发生的那些纠纷、暴力，乃至杀人事件、军人的横行霸道，甚至往人群扔手榴弹造成血肉横飞的惨状，所以我才在最后提出了“公共生活的末日”这样的问题。而在前现代时期，茶馆这类的公共空间的确是比较和平和稳定的，这也印证了我在许多研究中所反复强调的观点：现代国家的介入和冲击，实际上给茶馆和公共生活带来的是更多的不稳定和混乱。还有一件这里值得一提的事情是，2018年9月13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宣布该刊将开辟一个关于中国的专栏，叫“Chaguan”。该刊的编辑部文章称，“这个专栏的命名是来自于传统的中国茶馆”。《经济学人》杂志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这个杂志的文章在英语世界被公认写得非常之好。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经常有教授推荐把这个杂志的文章作为范文来阅读、钻研和模仿。而且虽然名为《经济学人》，实际上该杂志除了讨论经济问题之外，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几乎每期都有关于中国的分析和报道。虽然我是历史学者，但我在美国长期订阅这份杂志。不过，到了澳门以后，平时不再翻阅这份杂志。但是有好几位学者读到了这期杂志以后给我来信，他们都相信这个专栏的产生，其实是因为我这本书给杂志编者带来的启发，虽然杂志没有明确指出这点，但是在编辑部开设这个专栏的通告中，多次提到我关于茶馆的研究。另外，这本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如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打造川话版老舍的话剧《茶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十分成功。我也曾经非常荣幸地受到四川人艺的参演人员的邀请，在北京观看了这个演出。参演人员告诉我，为了帮助演员把握角色和理解茶馆，导演李六乙要求大家阅读我的这本《茶馆》。对此媒体也有报道：“《茶馆》这本书不仅谈成都的茶馆，还通过茶馆谈历史、经济、人类学等问题，有助于演员开阔眼界。”最后想谈一下图像的使用问题。法国历史学家包利威在他的书评中指出，在书中使用现代茶馆的一些图像来说明过去是不太恰当的。其实，我在出版英文本之前收集图像资料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几乎找不到关于民国及以前成都茶馆的照片，只找到了若干当时的漫画。在《茶馆》的中译本出版之后，我陆续收集到了一些关于成都老茶馆的图像，包括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Ｃ.麦丹斯抗战时期在四川拍摄的照片，这次收入了本书的新版中。不过，我也不同意包教授认为完全不能使用今天图像的看法，其实，这些图像作为参考还是有相当的价值的，同时也展示了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也是通过今天还存在的生活方式去寻找过去的文化和习俗。不过，考虑到本书的篇幅已经比较大，新版减少了现代照片的数量。最后，希望我们的读者喜欢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版《茶馆》。

著名史家石川祯浩，带领读者拨开迷雾，触摸历史的真实，探索《红星照耀中国》之前的毛泽东形象，解读红色经典的历史命运。

萧先生没有明言，被选作官府在乡村代理人的各种各样的头人，以及南方各省的宗族，都与乡村的“自治”组织与“自治”传统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曾经以来，委内瑞拉因为有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硬怼美国的总统查韦斯而世界闻名，最近几年来，委内瑞拉政局激荡变幻，诡异莫测，一会儿出现了“双总统”，一会儿政变之声甚嚣尘上，一会儿美国声言要军事干预，一会儿全国突然发生大停电……委内瑞拉的经济也令人目瞪口呆，难以理解，它的石油储量世界第一，贫困人口却也数量极大，市场上食品药物严重短缺，通货膨胀竟然高达1000000%……究竟是什么样的国情使委内瑞拉呈现出如此诡异的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把委内瑞拉引至如此的境地？一本关于好国家坏国家的警世通言。世界银行咨询专家，亲历十几个国家，实地考察，对于国家治理的本质进行了至为深刻的反思。

重构其主要的哲学论点以及相关论证；3.一个简短的点评，有助于读者重新评估其合理性。作者在各章结尾还列出了相关研究主题的参考文献，可为古代哲学初学者与研究者提供绝佳的入门导引。9.《奥德修斯的世界》

启示哲学导论《启示哲学导论》（1842/43）为谢林晚期哲学的代表性作品。谢林晚期哲学十分重要的贡献在于区分

新年快乐，牛年大吉文化史领域的杰出学者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语言的文化史》《图像证史》《法国史学革命》皆是广受读者欢迎的经典作品。十年后，几种书的全新修订版相继问世！这些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适合历史学专业读者，也是关心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文学研究、艺术史研究等多个领域读者的常备书。1.《什么是文化史》（第三版）文化史的实践已经不限于英语世界，它在欧洲大陆、亚洲、南美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蓬勃发展。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什么是文化史》一书提供了关键性的指引。在全新修订的第三版中，杰出的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用通俗易懂的表述，再次引导我们进入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伯克首先讨论了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文化史的“经典”阶段，考察了从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到爱德华·汤普森等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反拨；随后，勾勒文化史近期兴起的概貌，重点介绍了上一代人写作的、常常被称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他将新文化史放在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重视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新方法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日常生活话语的兴起之间的关联。在此新版中，伯克还介绍了该领域的新发展，并思考文化史在21

新年快乐，牛年大吉博雅君首选「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重要」丛书，期待在2021年为你打开历史学、地理学、古典学、人类学、文学……的大门。1.《历史学为什么重要》，【美】林·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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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99岁高龄的何兆武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治学兼及中西思想史、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等领域，学贯中西，对国内思想史和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开辟和推进功不可没，是当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人物。

内容简介：本书为“何兆武文集”之一种，收入何兆武先生关于西方历史哲学的论文，从讨论康德、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罗素、沃尔什等思想巨匠的思想及学术入手，对“普遍的历史观念”“历史理性的重建”“历史和历史解释”等历史哲学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18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的发展历程。

在美国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几位科学家在讨论如何给外星人传递讯息，其中谢尔登说:任何智能生物最少都需要有知晓物体在空间中所在位置的能力，所以最理想的星际沟通方式应该是触觉。此说是否确实，非本书所能判断，但剧中人所讨论的问题却和本书主题可相参照。正如科学家们需要设想可能和人类(甚至地球生物)差别悬殊的外星智能生物，近代中国人所遭遇的也是在许多方面和自身千差万别的“夷人”，在差异的程度无法估量时，如何与“异类”沟通?

何兆武先生“中学“与“西学”的争论，羁绊了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它们本是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面临存亡危机的情况下所产生，也只有在清末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具体的内涵，具体的意义。但是在过去很长时间甚至直到现在，它们却一直萦绕着中国人的心灵。什么是“中学”？什么是“西学”？怎样来看待这两个也许原本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首先，什么叫中学，什么叫西学？

古代希腊人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脍炙人口的史诗。在古代，两部史诗都被视为荷马的作品，也经常被作为历史证据对待。希罗多德的《历史》就以荷马史诗的传说开篇，提到了帕里斯拐带海伦，因而引发特洛伊大战的说法，进而引申到公元前5世纪前期发生的希波战争。修昔底德在回顾希腊人海权的发展时，固然以米诺斯开头，但也把特洛伊战争作为他讨论的对象。只是两位历史学家都相当理性：希罗多德明确否认了拐带妇女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提法。他援引波斯人的看法，认为除非妇女们自愿，否则不可能被劫走。修昔底德则宣称，诗人明显夸大了自己主题的重要性，并且恰当地对战争迁延10年的说法进行了分析：那时希腊人财富不足，不得不分出相当部分人手到特洛伊对面的凯尔索奈斯耕种土地。如果希腊人开始就全力以赴的话，则特洛伊断难支撑10年。然而，两位史学家都不曾怀疑荷马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本身的真实性，更不会否认荷马是两部史诗的作者。然而，这样的情况到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的史学家们一般都不认同荷马的记载，尤其是其中夹杂了太多神奇的内容，如神灵亲自参加特洛伊人或希腊人一方战斗，直接干预人间的事务等。沃尔夫更证明，荷马史诗是在民间口传诗歌的基础上拼合而成，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虽然他的结论赢得了众多支持者，但相信荷马史诗是真实历史记载的也代不乏人，而且他们的信仰，因为19世纪后期德国商人施利曼在土耳其的希萨尔立克山丘以及希腊大陆上迈锡尼等地的发掘，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证实。一时之间，荷马似乎成为了迈锡尼世界的史学家和向导。不过美国学者帕里的口传诗歌理论，再度向荷马史诗作为统一整体的观点发起了挑战，英国工程师文特里斯对线形文字B的解读，以及因此揭露出来的迈锡尼世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基本把荷马与迈锡尼世界区分开来。在把荷马史诗的记载与迈锡尼世界的状况区分开来的研究中，芬利的《奥德修斯的世界》无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该书初版于1953年，本来是维京出版社向他约稿的副产品：出版商希望他写一部面向大众的希腊史，可是他连第一章的初稿都未完成，而是转向了荷马史诗研究，其结果，就是1953年出版的《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下引该书均夹注页码）。芬利的意图，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统一的荷马所描绘的社会图景，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他要为荷马史诗提出一种在人类学上和社会学上站得住脚的解读”（《导言》第III页）。所以，他从制度史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去观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描述英雄们在其中活动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实际。在回顾了荷马史诗与希腊人的关系，以及简要论及近代学术后，芬利明确宣称，“如果说欧洲历史以希腊人为开端，希腊的历史则确以奥德修斯的世界为其源头”（第14页），直接切断了荷马与迈锡尼世界的联系，因而该书一经出版，立刻在古典学界和历史学界引起了反响。简要检索一下相关书评，从1955年以来，该书的书评不下10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芬利正因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失去了在罗杰斯大学的教职。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得到了莫米利亚诺的帮助，得以顺利前往英国任教，先去了牛津大学，但很快转到剑桥大学，并在那里找到了他理想的同行。此后直到1986年去世，他一直在剑桥大学工作，并在那里提出了他著名的古代社会经济史理论。该书共分5章，分别讨论了荷马史诗在希腊人中的地位、史诗的创作、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芬利承认荷马史诗带有前希腊色彩，但本质上仍属于希腊人的作品，如果真有一个统一作者的话，则《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可能是两个而非如希腊人认为的一个。他注意到米尔曼·帕里的口传诗歌理论，而且用它来分析荷马史诗写作的时代，但他认为英雄诗歌的典型特征，是拟古风格，即故意与自己创作的时代保持某种距离。这样，虽然荷马史诗可能写作于公元前8世纪，其反映的社会，却既非迈锡尼时代，也非公元前8世纪，“如果一定要将奥德修斯的世界置于某个时间点的话（因为我们从英雄诗的比较研究中了解到的一切都要求如此），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公元前10世纪和前9世纪。”（第43页）不过他也意识到这样的定年或许并不完全合适，因而认为那是历史学家的特权。如众多书评人都认识到的，该书最有价值的是第三到五章。第三章的核心是经济，重视荷马社会的社会分层与大家族。他指出荷马社会的基本区分是贵族和平民，世袭贵族垄断着绝大部分财富和全部权力，一般平民几乎没有可能上升为贵族，更不用提经常出现于史诗中的奴隶。在这个社会中，土地主要用来放牧，贵族的主要财富，也表现为牲口的数量。他们获取财富的方式，或通过战争和掠夺，或通过礼物交换。贸易和手工业受到鄙视，一般的农业劳动被视为下层阶级的活动。第四章关注社会和政治。他认为家族是核心，权力的基础来自家族势力和家臣数量。大家族中除了贵族及其直系成员外，还包括旁系、被他们庇护的外来逃亡者和奴隶。即使城邦的组织已经萌芽，也非常原始，长老会和人民大会固然已经出现，但都没有定期集会的制度。在长老会上，虽然所有贵族都有资格发言，但他们的意见只是建议，并无约束力。同样，人民大会也只能通过噪音表达意见，而且不会得到首领首领们的重视。不过国王们自身的权威也不巩固，通行的原则是“国王死了，争夺王位的斗争开始了”，而不是君主制已经胜利后的“国王死了，国王万岁”，他们能否保住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个人和家族的力量。因此，荷马时代政治体制的典型特征，是“较大程度的随意性、流动性和灵活性”（第82页），也就是非制度化特征。相应地，在道德体系上，荷马笔下的英雄们根本不会顾忌任何制约。他们没有社会义务感，没有对共同体的责任感，他们所要的，就是不断炫耀勇力，以及因此获得的荣誉和财富。除《奥德赛》的最后似乎显示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意识外，荷马社会的英雄们基本不不知道正义为何物。芬利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前城邦时代的、原始且野蛮的希腊人社会。它与城邦时代的根本区别，在于城邦时代克制了英雄们一味追求个人荣誉的冲动，并且借助神灵，创建了一整套的城邦式道德体系。他对史诗所做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解读，为理解荷马史诗开辟了新的道路。概括起来说，这条新路是把荷马史诗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其反映的时代，并且据此判断这个社会的性质。虽然他的努力遭到某些传统古典学家的批评，认为他把史诗作为历史文献，糟蹋了西方历史上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他的做法，明显赢得了众多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的首肯，哪怕他们并不完全认同芬利对荷马社会的具体判断，但都承认他对荷马史诗的解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许多过去的问题。从那时起，任何触及早期希腊历史的人都无法忽视芬利的看法。尽管学者们对荷马史诗反映的具体时代仍有分歧，对其中的诸多具体问题，例如荷马史诗到底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史诗与迈锡尼世界以及古风时代的关系，荷马社会中的城邦与王权，民众和贵族在新兴城邦中的地位等，都仍存在争议，甚至斯诺德格拉斯那样的人，会完全否认所谓荷马社会的历史真实性，但荷马社会从此成为了一个“令历史学家头疼的问题”。在《权力与责任》中，阿德金斯从芬利的基本假设出发深入探讨荷马社会的道德；莫里斯在《对荷马的使用和滥用》《墓葬与古代社会》中，试图给芬利的文献分析补上考古的证据；默里在《早期希腊》中则构建了一幅更加活跃的贵族社会图景。另有诸多学者从迈锡尼的遗迹、城邦的形成和政治思想的变迁等不同方面，对芬利做出回应或修正。总之，《奥德修斯的世界》之后，学者们勾勒出的奥德修斯的世界，真的与20世纪前期非常不同。线形文字B的解读与近年来的考古研究，不过是证实了芬利的看法：荷马的确不是迈锡尼世界的向导，他预示的，是城邦时代的发端。中文译本依据的是1978年的第二版，其中补充了芬利1974年就任古典学会主席时的学术报告《重温奥德修斯的世界》以及他同年所做的惠勒讲座的《施利曼的特洛伊——一百年之后》，很有意义，外加一篇书目介绍。它们反映了20多年后芬利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以及从1953年到1978年之间围绕《奥德修斯的世界》所发生的争论，至今仍不乏学术价值。奈登的评价表明，即使在该书出版65年后，它仍值得所有读者细细阅读和研究。同样重要的，是两位中译者的译文相当传神地表达了芬利的风格：简明扼要，直奔主题，但有时不免好辩。全书的校对显然相当认真，笔者只是找到了两处小的印刷错误，一是奈登需要第III页的“自恰”似应为“自洽”之误；第128页正文倒数第3行的“利物”或为“礼物”。而将community译为“社群”，虽然不错，但总感觉过于现代，也许“共同体”更加适合荷马社会的实际。(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

年代以来，绘画一直危机四伏，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此起彼伏，前卫、新前卫、后前卫一浪高过一浪，霍克尼却一直以坚定不变的姿态应对当代艺术领域种种激进的挑战。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1930年，我出生在湖北汉阳，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一年后，1952年，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我随之转入了北京大学。

损之又损，撇开一切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不论，柏克的保守主义理论中似乎包括有如下两点言之成理的论据是值得加以考虑的。

Rule，译者按，又常译作“保罗·玉尔”）的研究，第一幅“孔夫子”的雕版肖像画于1687年问世，并且“为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的无数作品所抄袭”，其中就包括法国耶稣会士、御用数学家李明（Louis

王笛：我从开始写《街头文化》，写《茶馆》，其实一直在尝试。历史的写作除了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和研究生能看得进去，我也希望能把我的写作让非历史的大众的读者都感兴趣，我一直在做这个尝试。

我看，我被看，我看着我被看2018年底，微信界面大幅改版，除了一些功能上的改进，最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打开界面小人和地球变成了一朵蓝底小花，并附有介绍：“因你看见,所以存在。”在对此语意犹未尽的寻味中，博雅君想为大家介绍几位把“我看故我在”写在作品中的当代艺术家。他们通过作品与观众交流，揭穿有关“看”的真相……下文选自邵亦杨：《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有改编、增删。隋建国：被禁锢的黑暗在《运动的张力》（2009）中，隋建国沿四周墙壁布置了有循环管道的巨型钢架，循环管道中的钢球借助重力滚动，撞击钢管时发出的巨大声响充满了整个展厅。同时，在地面上滚动着的两个直径分别为230厘米和360厘米的钢球，也是一种对观众构成威胁的动力。整个展览过程中，所有观众都陷入四周传来的巨大声响，和两个巨大钢球的滚动夹攻和挤压之中，这种带有强迫和暴力性的现场参与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感受：在社会机制中疲于奔命和被胁迫、被控制造成的压抑和焦虑。《被限制的运动》（2011）同样表现了钢球的运动，只是它被放在了黑箱之中，观众看不见内部的构造，但是能够不时地听到震耳欲聋的轰响。观众并不能看见，只能通过声音来想象、推测黑箱子的内部有个“不可见”的庞然大物正在来回撞击。黑箱子给人的感觉如同是强大而又冷酷的铁幕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应该记录的事件并没有被记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主办，博识雅行，学知天下

年还没过完，但是身体和精神差不多被正月里的阳光烘烤得松紧适宜。这时候新的学期正好开始，如能听得前辈学人几句掏心窝的话最是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