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学大佬的学术锦囊
“是郭维森先生把我‘拖’进了赋学的研究领域，不是‘引’进去。他当年领的是教育部项目，拖了很久很久，那个项目完成不了，后来找我，郭先生说你研究赋也写了不少文章，就来参加吧。那段时间我正在研究《老子》，我说不行，我最近正在忙着写《老子诗学宇宙》。忙完以后，就开始忙辞赋了。郭先生放手让我写唐以后的部分，一做就把它做起来了。
“因为我这个人是欢喜做事的，做得好不好不知道，做得成不成肯定成，写什么都能成，不就是编文字嘛，那不很简单嘛，文字游戏，好玩得很。这一‘拖’进去就是二十多年，就变成了辞赋研究领域的人，然后就变成‘骨干’了，然后就变成‘大师’了，然后变成‘泰斗’了，最终会变成‘阿斗’，老了，被捧着玩玩。这都是故事了，回想起来还很有意思。”
想走学术道路，怎么打基础？
现在的研究者走向学术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博士出身，从写博士论文开始，对吧？你们有了某种规范化的东西，这种规范化也决定了你们的研究模式。比如确立题目后，先综述一通，梳理一遍研究现状，然后再分几个问题讨论。这是学术路数，也是今天写论文的技法。
综述
做学问要从基础做起，不要好高骛远，比如写一篇书评，你得把这个书读懂，可是你又得站得高，才能写好书评，包括写一些学术综述，首先是梳理资材，然后是立论批评。做了这些工作，你就知道了这项研究中的行情，有哪些地方比较薄弱，还有必要去探究。
了解通史是基础
通史只是比较浅近的了解，学问还没有真正进入，要深透，要发微。但发微是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首先是要了解通史。过去做学问也不容易，就是从头到尾地读嘛，十三经、二十四史先读，这些都读一遍过后，你就有些通了，也不能讲通才，可以说基本上通了。所以研究某一文体的通史是有好处的。我写辞赋理论的通史，好处就是对赋学有一整体的、全盘的了解，了解过后就能够在某些问题上把握一个大概，因为相关载体都掌握了，相关文献都整理过了，比如辞赋的文献，尤其是赋论的文献，我至少掌握百分之八十吧，这掌握得多了，也就能够讲得大致不差了。
什么样的论文值得写？
我们现在研究，无非是要找出一些问题，写论文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引领性，一个具有集成性，这才比较有成就。引领性就是人家没讨论过的问题，你在读书的时候发现了，把它拎出来讨论；人家都讨论过的问题，那你就要掌握更多的资料，加以综汇来讨论。所以两种学问都很重要。我们写硕士论文也好，写博士论文也好，首先都是研究综述嘛，这就是综汇，然后再提出自己的问题。提出问题很不容易，刘知几《史通》讲才、学、识，才华大家都差不多，学是要积累的，这识见就需要在积累中间慢慢产生，就是读书读出问题来，悟出道理来。
做学问有两种比较明显的成功，一个是引领时代的作用，你要开天辟地，写出人家没写过的东西，人家没研究过，你第一个研究，你研究得虽然还粗糙，只要说得过去，毕竟是被你发现的；第二种是成就比较大的一些集成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站在巨人肩上重新来规划而取得的。
写论文，如何选题目？
小中见大
我们写文章有时要小中见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有经纬交错的脉络，需要把握，小麻雀也有热血沸腾，也有珍贵的羽毛，不一定非要得逮个孔雀来研究，微小平凡中见义理就好。比如代表魏晋时期辞赋比较精彩的东西，所谓能体物言志，什么叫体物言志？就像张华《鹪鹩赋》，写的是极平凡的小鸟雀，却反映了极有时代特征的思想。他在该赋的序言中说的“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其描写是极为有趣的，其学理是极为深刻的 。赋家写序，非常有意思，常给我们一个思路，让我们知道作者的写作心态。我总说文章有几种写法，大题大写，能够写得好也很好；“小题大做”，这是我们最喜欢的，透视小问题；还有大题小做，最没意思，一个老大的题目，结果里头什么内容也没有，空讲一通做什么？
像这种太熟的题目，人们耳熟能详，一查，却偏偏没有人认真写过相关的论文，发现没人写，你就抓紧研究一下，写篇文章，保证好刊发。古人讲的一句话很精到，却没人研究，你把握住，深入研究了，就是好文章。比如周勋初先生写《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最初刊发在《文学评论》上，这题目拎得特好，“唐人七律第一”是前人讲的，可是没有研究原因。你们读书时，比如读古人的笔记，发现一些有批评内涵的警句，赶快把它拎出来，看看有没有人写过，没写过，你就有了写篇好文章的机会了。读书有时会视而不见，匆忙走过，所以大家一定要做有心人，写论文就靠有心，读书的时候你要有心，就自然能写出很好的论文。
辨别精华与垃圾
古人创造了非常多的财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垃圾，害得我们慢慢排除垃圾，寻找精华。当然，这也是给你饭吃，要不是古人，你研究古典的吃什么饭？一个杜甫养活多少人？他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却养活了这么多学者，不得了呀。对待古典，大家要在字眼里面抠字眼，咬文嚼字固然有时候很讨厌，但是也蛮有意思的，包括理论问题，也值得咬文嚼字。
挣脱锦套头
我们不要忘记前辈学者的研究，他们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树立了丰碑，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锦套头，对吧？老觉得挣脱不了他们，这不完蛋了。锦套头也是一种束缚，美丽的束缚。你们一定要掀翻这种崇拜，脱开这种美丽的束缚。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来做美丽的锦套头束缚害人了，年轻些的学者现在看到我的书，说像神一样。我说什么神啊，也变成锦套头了。从锦套头里面，你们要挣脱出来，再看外面世界的万花筒，还有很多东西。还有一种束缚是自己造成的，也是制度造成的，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虽不是剽窃，却是学术垃圾。长期这样会把自己的学问搞坏、思维搞坏，要是简单的东西老重复写，写油了，就完了。年轻人开始写论文的时候，也不要刻意求深，但是要找到问题切入点来写。赋学研究也是这样，你就一点展开讨论，能够使你的思维往深处走。人就是这样，走浅了就浅了，走深了就深了。你们以后毕业应聘做教师，都要试讲，试讲是叩开你学术之门的声音，要宁深勿浅，你要准备多一点内容，有点自己的想法，往深处讲，也许人家没完全听懂，但是比讲得平浅要好得多。写文章也是如此。
应该专注于专业，还是应该广泛涉猎？
今天的学科是科学化了，也会窒息文学的性灵，因为文学本来是宏整的，结果被分得支离破碎。我也在做这类事情，我也在分，我们的论文很多都在支离破碎地分啊。这一块切了归我，其他的不问、不讲，也讲不清，做学问像割肉做菜，把好好的活猪分解成一块块的肉，好做菜，整体没了，生机没了。没有了活猪，都是死猪。今天城市的孩子画鸭子，画的经常是烤鸭，画鸡，就画个肯德基，真好笑。我儿子小时候画鸡，就画肯德基，他没看过活鸡，然后我带他到乡下去玩，带他回到我插队的地方去玩，你猜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就扒在猪圈边上看，又臭又脏又丑，还喜欢得很，一看几个小时都不动，就欣赏两个黑猪拱啊拱，兴奋之极，为什么？因为长期住在大城市，见不到活猪。
我们的学科体系有点像城市功能的划分，科学、僵化，人们想返回自然了，返归自然才有活泼泼的生机。学科划分，在学术专业化方面有了建树，但却各成壁垒，失去了会通的精神。我们生在新学术的时代，也是“坑”学术的时代，各自挖坑，自种其苗、不顾其余。
旁衍有时就是开拓
做学问要从基础做起，不要好高骛远，比如写一篇书评，你得把这个书读懂，可是你又得站得高，才能写好书评，包括写一些学术综述，首先是梳理资材，然后是立论批评。做了这些工作，你就知道了这项研究中的行情，有哪些地方比较薄弱，还有必要去探究。
当时我觉得赋体的文化与制度，就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领域。当然也要有一点机遇，比如我是教古代文学的，可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缺人教文化史，卞孝萱先生曾教过文化史，还有一位老师教了很短的时间，然后我接手，从本科到研究生，一教教了一二十年，硕士生的课程叫“中国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边教学，边写教材，先是出了本《中国文化史论纲》，连续有三个版本，后来写《古典文学知识》连载多年的“文化常识”栏目，又出了本《中国文化制度述略》，还是卞先生写的序。后来应广州花城出版社的邀请，又在这基础上改编了本《插图本中国文化史》，读图观文嘛，很时髦的。这书花城出版社卖得很好，又重版，多年后又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拿去重出了 。好几个系列出来了，结果昏头昏脑地变成文化大家了。整天讲文化，有点不务正业了，后来思想一反转，用文化的观点来开发赋学研究，《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就由此产生了，旁衍有时就是开拓。
了解通史是基础
通史只是比较浅近的了解，学问还没有真正进入，要深透，要发微。但发微是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首先是要了解通史。过去做学问也不容易，就是从头到尾地读嘛，十三经、二十四史先读，这些都读一遍过后，你就有些通了，也不能讲通才，可以说基本上通了。所以研究某一文体的通史是有好处的。我写辞赋理论的通史，好处就是对赋学有一整体的、全盘的了解，了解过后就能够在某些问题上把握一个大概，因为相关载体都掌握了，相关文献都整理过了，比如辞赋的文献，尤其是赋论的文献，我至少掌握百分之八十吧，这掌握得多了，也就能够讲得大致不差了。
研究文学的人，也应该搞创作吗？
文艺理论只研究理论问题，不就跟创作隔膜了嘛。研究诗的人会作诗吗？研究赋的人会写赋吗？大多都不会，当然也有会写的，大部分都是不会写了，失去了创作的土壤。当然不是要求研究必须要通创作，但反过来，创作都不通，研究是不是有点驾空行危？这叫隔靴搔痒。我们看过去时候，包括民国时期的人，先是文人，而后成为学者，哪个不是小时候都会创作，然后在学校读书、教书、教研，是先文人而后学者。现在倒过来，是先学者而后文人，治学到一定年龄了，也不求精深了，就开始反转搞搞创作了，写点小散文，写些回忆录，俨然文人了。可是这种创作不是与研究融织在一起的，是兴之所至，敷衍成文。研究与创作确实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你做研究，做批评，一定要读作品，理解作品中的技法。
博士论文都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文献里，甚至要找孤本，找到了论文马上就是优秀，一百种文献就比九十九种了不起，就炫耀，思想已退居其次。处于这种状况，中文系的博士生拿起笔写不成像样的文章，写一篇文言文看看，写封短笺、小八行试试，现在很多教授写不出来，学生当然也写不出来了。这就是长期形成的模式造成的。如何才能改变呢？孔子说“游于艺”，等到国家富裕了，家庭富裕了，你来读书根本不考虑找什么工作，我就是玩，游心山水，游心文字，就像苏东坡一样，那文章就像“万斛泉源”了 。你读书整天想的是要得奖金，整天想的是怎么混毕业，整天想的是要找份好些的工作，你怎么可能与文学结缘，成就文学的人生呢？
做古代的学问，要选哪一段？
顾颉刚讲古史是累积起来的，这个话很有启发。历史是累积起来的，不一定接近的人才能够得到本真，也许我们处于越后的人反而见得越多。比如地下发现，一般讲田野发现，古代也有，我们发现的东西更多，尤其是近百年来田野发现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是亘古未有的。于是我们反观历史，从伏羲推到了盘古，开始是唐尧虞舜，后来推到了五帝，又推到三皇，还有前三皇、后三皇，现在推到了仰韶文化，推到了河姆渡文化了，历史推得越久远，累积起来的知识也越多。
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也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人都热衷于清人的研究？有两种原因，一个是明清人的东西多，一个是清代文人多、文献多，也具有总结性的特征。我们就第一点来看，你钻进清代文学之海，随便捞一下，一篇论文就出来了，如果要开个清代文学的会议，写篇论文去参会比较容易，如果参加个先秦文学的会议，你去试试看，马上写一篇先秦文学的论文，给你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的时间，恐怕很难写出来吧？如写个清代的，你扎到图书馆，找个题目，搜罗一番材料，写一篇应付的文章，如写不出来，我都不信了。你匆忙地写篇先秦两汉的文章试试，你没得平日的功底，没有相关的基础，你写不出来的。清代的文献确实是浩如烟海，但从研究的角度看，实际上先秦才浩如“烟海”的，因为这“烟海”是一个漂流的烟海，那“烟海”是个凝固不动的大池子。先秦研究如漂流的烟海，从唐宋元明清一直漂流到今天，多少研究文献你要了解，在其中有一点小发现、一点小创见，都很难的；清代文献如大池子中的鱼，虽然极多，却有不少人家没摸过，只要愿意下手，其中的鱼可以说任你逮。这文献多，会使人眼花缭乱，可是选择也多，研究、写作都很方便。
就赋学而言
早期赋论的载体是史传；到魏晋以后就多了专论，有了专集；再到了唐宋时代，主要是散论和赋格；到了明清时代，赋集和赋话占了赋论文献的多数。通过全面了解赋论的载体和文献，就能形成你的思理传统，明了从宏大的气象往技术化的转型。相较而言，历史上唐宋时期的赋论最不发达，多是散论，可是我们要关注赋学文献，赋论文献兴盛的时期要辨认，要重视一些，赋论松散的区域或时段也要关注。我的经验是，赋论密集的区域，东西太多了，关注时反而会茫然一片，眼花缭乱，而一些时期零散的赋论看似荒芜，东西很少，你却能把握一点，揣摩出是什么原因和内涵，也很有意思。比如唐宋时期文学理论不发达，因为唐宋是文人化的时代，从唐代的浪漫文人到宋代比较谨严的书斋文人，那时文房四宝开始兴起，成就了书斋文学。在从自然文学向书斋文学转变的这个阶段中间，例如文人画就是个符号，有人说唐宋时代是绘画的文人化时代，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个时代确实理论不深。
所以我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讲了一个有趣味的比喻，后来就写在我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的序言里面。我开玩笑说，治唐宋的人把唐宋搞搞好也差不多，前后当然要了解，也不要做多深，这文人化时代是肥沃的中段文学土地。做早期文学的人要了解尾巴，明清尤其清人的那些东西，你如果搞不清，只做一个郑玄注，不晓得惠栋他们怎么讲的，戴震又怎么讲的，就麻烦了。做明清的人，不了解源头也很麻烦，因为明清的学者往往越唐宋而过之，做学问有时候不谈唐宋，唐宋不就李白、杜甫、苏东坡的文才嘛，而往往追到了先秦。我的这个比喻就是：治唐宋之学是抓黄鳝，治先秦两汉之学和明清之学是抓蛇：“我曾戏言习中国古典文学者，治唐宋者如抓‘鳝’，以中指执其中身，旁两指助力扣住即可；而治先秦两汉或明清者则如捉‘蛇’，或击头部‘七寸’，或执尾部速拎起而抖动之，以松其骨。执尾抖动，骨节尽松，力必达于首，此新‘捕蛇者说’。”（载潘务正《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卷首，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不信人间有古今
从一个大背景来看，就像朱熹讲的，“不信人间有古今”呀，哪来的古今？现在把文学分为古代、现代、当代，真是好笑，把好好的文学之流斩截得一段一段的，殊不知一切文学只要有用于世，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存在的，何辨什么古与今。举一个小例子，你看现在名山大川刻碑，都还要刻我们的赋，谁刻个现代文学的白话文？没有啊。白话文太浪费纸张、浪费碑石了，语言太啰唆了，还是精练一点好。中国过去是语、文相分，讲话是白话，写文要典雅；现代文学是语、文合一，讲话不典雅，写文也不典雅，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的现实不仅仅是研究，也包含着创作，创作与研究都是一条动态的时光长河，一百天、一百年、五百年，太短了，要用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五四时期与司马相如“献赋”，离我们的时间都不算远，就隔了一两千年算什么？一两千年也是弹指一挥间，对不？所谓“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你就觉得时间很长，“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这是苏东坡《赤壁赋》的话，对我们的人生、创作与批评都是有用的。
古人的研究方式跟今人有何不同？
古人说话简洁
古人讲话很简约，其实够用了，他的话在当时人家都能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常识呀。而隔得时间久了，我们与那个时代隔膜，已经不太了解了，现在连古人吃饭也要考证，困难重重了，这个困难不在于问题本身困难，而在于我们与历史的远隔，历史的迷障把我们挡住。所以我才感受到古人比如刘勰说的几句话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那些话不说清楚，才是古人的风格。
古人看重的是常识
现在有些人的研究，新见经常掩盖常识，害得别人还要剥去这些迷茫的新见，然后才看到常识，把常识当成重大发现，如获至宝，其实古人根本不要新发现的东西，就要常识。不久前有家杂志约我审一篇稿子，作者在文中谈到“登高能赋”的时候，作为解读的文献依据，引的是赵逵夫先生的文章。赵逵夫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这没话说，但是这位作者居然说，有一种说法是登坛赋诗，然后文字叙述与文献引录就只有赵逵夫先生的文章，还说赵先生这么认为的，《汉书·艺文志》也不引，章太炎的话也不引，一下就跳到赵逵夫先生了。我们也赞成赵逵夫先生文章的说法，但那是演绎前人的东西，这不能混淆。当然，这篇稿子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只能给“毙”了。我很尊敬赵先生的，但是你这么引用，就是数典忘祖，有点开玩笑了，是以常识为发现。
写文章，有技巧吗？
如何掉书袋
学者作文写诗有一大毛病，就是掉书袋，他要显示有学问，必然要用典故，用典故弄不好就是掉书袋，因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自然而然的，把典故融会在非常“清省”、美丽的语言中，才是高手。等而下之才掉书袋，用一堆典故，疙疙瘩瘩，就像钱谦益的诗，不算最高境界。最高境界也不是大白话，什么典故都不会用，就像现在的“老干体”诗，有点像同音节的顺口溜，这样一来，文也不成文，诗也不成诗了。文学的高境界是用平常的语，藏丰富的典，用典故不是寻章摘句，而是你揣摩的时候融会贯通。
赋家修辞，如何夸张，如何错综，方法是很细微的，某一句话用了什么典故，为什么用这个典故？他为什么用《诗经》这个话，为什么用《鲁诗》说？他为什么用《齐诗》说？细致得很。我们做学问，谈创作论，就要关心赋法了，要分析得很仔细。但就作家而言，只有能不经意地把经典挥洒自如地表现出来，才是好作家。要不经意，太经意了就叫作掉书袋，看得累，令人烦，你想好不容易作点诗快活一下，结果还掉书袋，累得很。有人掉书袋掉得好，掉得自然融化，所以我说经学语言的赋语化要自然而然。经学的赋语化，就是把“他者”融入“自我”，这里面有很多细微的东西，理当通于赋法 。论“法”就不能数典忘祖，我们总要找一个经典做依据，于是找孔子的话做依据，找孟子的话做依据，在五经中找话头做依据。
隐写古人的文字，也是一种用典方法。如果你能隐写名人的话语，行家一看，就知道有内涵，跟一般的大众化写法是不同的，这就叫作学者之赋。学者之赋是很重要的，你们以后假如要写诗赋，最好要写成学者之诗、学者之赋，学者之赋不是掉书袋，高境界就像文人赋一样，但要在文人赋里面看到学者的内涵，这很重要的。
虚实调和
赋家在书写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全是干货、实货。全是干实之货，只有物件的堆积，是做不起来学问的。就像那些礼仪，是礼事的编排，一段一段的，一节一节的，如何将其有机而美妙地钩连起来，就要些虚的东西，比如需要虚辞，需要夸张，才能使赋写得“蔚似雕画”嘛。画家绘制，要调色，干粉要拿水来调和，慢慢调，调干了也不好，调稀了也不好。也像做面条，粉和水揉得正好，才能拉面。于是看赋家调笔作文，描写各种仪式的时候，就有很多虚夸的东西流露出来了。有人批评过分啊，过度啊，虚辞滥说啊，因为大家关注了礼事的另一面，就是礼义，礼仪的描绘与礼义的实质发生了冲突，就构成了赋的二元与矛盾，其实“仪”与“义”二者都归于“事”。
抽绎与联系
我们对每个问题的讨论，都要在诸多问题的关联性中把它抽绎出来，独立出来，才能进行很好的探讨。但是抽绎出来，你又不能不关注到那种关联体，这就是做学问的一种困惑和方法。中间必须要把它抽出来，但是又必须要联系进去，不联系进去看不到全面，不抽绎出来无法设论。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叫我怎么说？说不清楚，所以我只得把这一系列的问题分成一讲一讲地讲。
清省
玄学很注重“清省”，为什么“体物浏亮”要“涤除邪饰”？“清省”才“浏亮”，如果有杂质，怎么“浏亮”呢？所以“体物浏亮”跟“清省”有关。要有“清省”的创作思想，赋固然要辞章繁杂一些，但不能过度，魏晋时人反省汉赋的繁缛，才提出反对“冗长”的“清省”。
文章包括赋的“清省”，是要经“涤除”才能达到的。我曾在课堂说，你们书不是读少了，而是读多了，往往学习学不好，工作做不好，就是韩愈《进学解》讲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这是做学问最大的毛病。不要以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满足了占有欲，即使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也没有用，“涤除”杂书、杂事、杂念，才好。魏晋玄学确实给了我们智慧，“体物浏亮”隐含着一种“涤除”的力量，才达到了“清省”的境地。我们今天讲学生读书要减负担，这是从陆九渊来的，陆九渊谈治学，就明确提出“减担”。学问就要“减担”，负担太重了，什么圣人贤人，把我们压得要死，还怎么做学问，还怎么做人？我本身就是圣人，我本身就是贤人，我要那么多孔夫子压在头上做什么？满眼看去，街上都是圣人，“涤除”了，心结解了，你就愉快前行了。只要你尽量做好事、不做坏事就行了，很简单，何必下多大决心、花多大精力去修炼。外在的累赘“涤除”了，内在的自我得以重现，很好，很快乐，就这么回事，很简单的道理。陆九渊的伟大就在这个“减担”。他自己学问做了不少，但他叫大家“减担”，也是良言哟。
多发论文？别着急发论文？听谁的？
有些文章也不宜写多，写少一点，人家认为你高深，写多了就会看出你肤浅，都是两面刃。写得多，可以说你很勤苦，了不起，也可以说太多太滥，乱七八糟，写得太多了不好；写得少，甚至没什么文章发表，有人说你懒，不写东西，反过来又可以说不屑于写，学问都在肚子里，少则精嘛。
投稿就投最好的杂志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如果你取法乎下就没出息了。所以一篇文章写了过后，首先要投最好的杂志，你一开始就想着投小杂志好发表，混点稿费，格局就小了，只能每况愈下。古人说要立大志，有时还要说大话、咏大物，为表达大胸襟，也不无道理。
自己得意的稿子投去，怎么会不用？我们桐城过去一个人叫史尚宽，当过民国考试院秘书长。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学法律的，兄弟两个，后来胡汉民把他招回国做了大官，做到了考试院秘书长。有一次选举大法官，参选者是要竞选的，大法官那个地位很高，他手下管理四个部，可指挥四个部长，其中一个部长跟他讲，啊呀秘书长，你要出去活动活动啊。我们桐城人好玩，傲得不得了，他听后说，我活动什么，选我是他们的本分，不选我是他们无知。哈哈哈！这多么精彩。当时我父亲坐在边上，后来老跟我们讲这个话。虽然史尚宽最后落选了，但这话给人鼓励很大。
我也借此鼓励学生，投稿怕什么，用我的稿子是他们的本分，不用是他们无知。但你们不要用无知对无知，你写得不好也不行。你写得很自负，投过去，他不用也不行，即使盲审的时候个别人不同意，你也可以跟他“狡辩”嘛，说他不懂。我年轻时乱读书，读到赫胥黎演讲稿，说他那天要去皇家科学院讲演《天演论》，就是进化论，上台前就吓得要死，你想台下坐的皇家院士一大堆。他怕自己站不住，就在演讲的头一天去请教演讲家法拉利，问明天怎么演讲，说自己有点害怕。他当时很年轻。结果法拉利就给他一句话：他们一无所知。你们以后应聘要试讲，不妨记住这个故事，当然不能自以为是，要狂而不妄，自己要做准备，同时要想，听课的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很重要，这叫底气。
被文献淹没了怎么办？
做学问之前要静坐一下，材料多了，要消化一下。宋人读书与教学，有一个最好的窍门就是静坐，要涵养一下，头脑中的东西就纷至沓来，不期然而然地来了，有了灵感，才能触类旁通。读书要静，不要太匆忙，但积累是前提，积累多了不生发，又会把自己淹埋了。
学累了怎么办？学郁闷了怎么办？
哪个没有忧愁？你们也会有忧愁，你们怎么解决忧愁我不知道，我是两个办法，一个读书，一个散步。忧愁来得猛一点，我就走路走快一点，让汗淌得更多一点，累得要死，就什么忧愁都没有了。一觉睡过来，太阳照样升起，对吧？好得很。然后读书。读书就大声读，读得自己都烦了，歇下来后也就快活了。你烦恼的时候，把个唐诗《春江花月夜》唱一通，吟一下，就高兴起来了，或者把自己的诗拿起来吟一吟，那就更快活了，什么忧愁都忘掉了。人人都要学会一些“销忧”之法，登高也是一种“销忧”，一登上高处，比窝在低湿地方肯定舒服多了。我们读《登楼赋》，王粲写道“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这个地方风景漂亮，景象美丽，因为他心情变好了，这景象马上就随之而变。
以上内容摘自：
赋学讲演录 （三编）
许结 讲述
蒋晓光 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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