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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 | 新版序：《茶馆》出版后的这些年
《茶馆》出版之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还为此书开办了读书会。那时我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做访问教授，两校都地处湾区，其实距离不远，他们邀请我出席，可惜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分身过去。这本书在美国经常被用于研究生的讨论课，后来陆续有美国教授告诉我在研究生课堂上讨论本书的情况，非常高兴美国的研究生从这本书了解了过去中国的茶馆和这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欧美及日本的有关英文学术杂志，包括《美国历史评论》《多学科交叉的历史》《历史新书评论》《太平洋事务》《城市史杂志》《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国际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国际评论》《选择》等皆发表了英文书评，法国《汉学研究》和俄国《东方研究》还分别有法文和俄文书评发表。
本书在中文世界有更广大的读者群。在中文版出版的11年中，重印了13次，外加还有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版。该书2010年被《南方都市报》选为“年鉴之书”。各学术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书评，为了写这篇序言，我查了一下关于这本书的书评和报道，就包括《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新周刊》《羊城晚报》《东方早报》《读品》《博览群书》《第一财经周刊》《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中华文化论丛》《国外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等等。我还在各种场合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进一步阐发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写作本书的一些构想和观点。
这些年来，有不少老师在课堂上用本书作为研究生讨论课的必读书，学生们的反应非常热烈，一些老师甚至把学生的课堂报告和PPT也发给我，我从中得到很多启发。而且看到年轻一代对这本书的热爱和认可，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成就感。现在我还保存着四川大学刘世龙教授发给我的、他2014年秋季学期开设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席明纳’”课上，学生写的读书报告和PPT，这都成为我了解学生读这本书的思考的珍贵资料。这些年来，我还会不时收到学生关于《茶馆》这本书的报告、读书笔记以及提问。他们对本书的热情关注让我感动。
一些学者对这本书的深度讨论，也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如2015年《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的近２万字的长文《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王笛的《茶馆》是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其方法论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李教授进一步指出，“王笛对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茶馆所反映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做了多面解剖，对茶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成果，不仅使茶馆史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大大推进了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与已有的西方城市史、新文化史、社会生活史著作相比，《茶馆》一书不仅毫无逊色，且别开生面、富有特色。职是之故，《茶馆》更大的价值在于其学问方式和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虽然李金铮教授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这本书“并没有提炼出原创性的概念，其理论贡献自然也就减弱了。当然，能够充分地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并付诸实践，充当中西学术交流的媒介，已经很不易了。何况，成熟的理论方法一经出现，就有一定的普适意义。我只是针对像王笛这样的一流学者，才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我同意李教授的这个批评，但被称为“一流学者”，这是我的荣幸，又十分惶恐。现在回想起来，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就是缺乏一流学者的高度和气魄，并没有就原创性概念进行努力，只是力图对茶馆这个微观世界进行历史学的深入剖析。现在想来，也可能我错过了把这个研究提升到更高层次的机会。如果在研究之初便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的话，虽然无法保证能够提炼出有说服力的原创性概念，但这也并非是不能企及的高峰，这应该是这部作品留下的一个遗憾。
冉先生接着评论道：“如果你认真读过王笛的书，如《茶馆》《走进》诸书中的任何一本，你都可以看到王笛在序言里面，老是在为自己做研究的方法与目的，做阐释说明工作，甚至堪称辩护。为何如此呢?因为他的这种新文化史、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理解与阅读上的同行及读者共识。”冉先生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中国要做微观史所面临的困境，不但面临“史学同行之间对方法、材料、目的之理解有异”，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史学有着很强大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动力，经世致用的《资治通鉴》传统，其市场号召力与阅读心理都甚为深广”。以至《近代史研究》曾经组织专题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而王笛以《不必担忧“碎片化”》来回应”。
冉先生特别关注到我在中文版序言中对所谓的“一等题目”和“二等题目”的说法的不同意见，他十分理解我为什么要指出这一点：“自然不是为专唱反调而立异以鸣高，而是有史学范式转移的因素在。西方由实证史学到语言及叙述之转向至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等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而在中国依旧是宏大叙事、经世致用藩篱左右历史主流，所以王笛才说小的研究乃至所谓的‘碎片化’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
在朱英教授等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中，也提到了所谓“二等题目”的问题，认为这本书“堪称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典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著作选题为成都街头里的茶馆，较之前著街头的范围更小，然而这个看似‘二等题目’在‘显微镜’的解剖下，却更加明晰地向世人阐释了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在成都日常生活的展现中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国家支持的现代化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关系，现代化、文化、国家、社会这些宏观而复杂的概念，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日常生活场景描叙中清晰地呈现出来。作者的史学功力也正是在此处得到了充分体现。”能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说明微观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
在各种肯定的书评中，也有评论者感觉《茶馆》一书对传统有所美化，例如维舟先生在为《中国图书评论》评述2010年社会学人类学新书的时候，虽然认为“王笛所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令人耳目一新”，这本书试图回答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城市中，有没有一个社会公共空间，“王笛认为成都的茶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结论且不论对错，它能激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而后却话锋一转，认为“作者时常流露出对那个年代成都社会不由自主的美化”。不过，维舟并不认为这种“美化”是本书的一个缺点，甚至还理解为“这或许也是把历史写好的必备要素之一”。
然而，我还是希望在此做一个说明，我主观上并没有要美化传统社会和传统公共空间的愿望，我关于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细节描述，完全根据历史资料本身，而没有刻意地煽情和美化(可能就是维舟先生所说的“不由自主的美化”)。但是一些读者会有“美化”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也出现在一些《街头文化》的读者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感觉，我猜想是否因为我把茶馆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描绘得过于生动和真实，以致掩盖了我在第三部分花了大量篇幅揭示的茶馆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第９章“混乱——日常生活的冲突”，使用非常多的资料描述和讨论在茶馆中发生的那些纠纷、暴力，乃至杀人事件、军人的横行霸道，甚至往人群扔手榴弹造成血肉横飞的惨状，所以我才在最后提出了“公共生活的末日”这样的问题。而在前现代时期，茶馆这类的公共空间的确是比较和平和稳定的，这也印证了我在许多研究中所反复强调的观点：现代国家的介入和冲击，实际上给茶馆和公共生活带来的是更多的不稳定和混乱。
另外，这本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如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打造川话版老舍的话剧《茶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十分成功。我也曾经非常荣幸地受到四川人艺的参演人员的邀请，在北京观看了这个演出。参演人员告诉我，为了帮助演员把握角色和理解茶馆，导演李六乙要求大家阅读我的这本《茶馆》。对此媒体也有报道：“《茶馆》这本书不仅谈成都的茶馆，还通过茶馆谈历史、经济、人类学等问题，有助于演员开阔眼界。”
最后想谈一下图像的使用问题。法国历史学家包利威在他的书评中指出，在书中使用现代茶馆的一些图像来说明过去是不太恰当的。其实，我在出版英文本之前收集图像资料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几乎找不到关于民国及以前成都茶馆的照片，只找到了若干当时的漫画。在《茶馆》的中译本出版之后，我陆续收集到了一些关于成都老茶馆的图像，包括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Ｃ.麦丹斯抗战时期在四川拍摄的照片，这次收入了本书的新版中。不过，我也不同意包教授认为完全不能使用今天图像的看法，其实，这些图像作为参考还是有相当的价值的，同时也展示了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也是通过今天还存在的生活方式去寻找过去的文化和习俗。不过，考虑到本书的篇幅已经比较大，新版减少了现代照片的数量。
最后，希望我们的读者喜欢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版《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