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埏 | 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
闻一多先生以一位名学者名教授而俯就一个中学之聘，去兼任一席国文教员，使许多人闻之愕然。许多人猜想，学校既不至按照对一般教员的常规去要求，一多先生也不会按照一般教员的职责去工作。但实际完全大谬不然。他比一般中学教员更认真更负责。他的朴实、认真、平易近人的风范使师生们深受熏陶，对他肃然起敬。
闻一多摄于昆明西山 (1939年8月)
1944年初春，云南省立昆华中学校长徐继祖先生卸职，云南省教育厅任命该校高中部主任徐天祥先生继任。天祥和我是中学同班同学，窗谊很好。那时我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他要我到昆中去兼任教务主任。他说：“要借重你的主要是罗致联大、云大的青年教师来兼课，以改善教学，提高学校声誉。别的事情你不愿办，决不勉强。” 天祥是学长，而昆华中学是母校，情既不可却，义亦不容辞，我于是接受任务，积极开展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替学校聘请了一批年富力强而学养优良的教师。其中有何炳棣先生及其夫人邵景洛女士。此外，还请了两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到校讲演，每两星期举行一次。记得第一次请的是吴晗先生，接着要请的便是闻一多先生。
一多先生因避日寇飞机轰炸，疏散到龙泉镇。每周进城到联大授课并处理中文系的系务，一般是两次，有时多至三四次，这是十分不便的。那时从龙泉镇进城主要是徒步。虽有马车可以搭客，但是用货车改装的，没有护板，道路又不平，颠簸得很。而且还得绕道岗头村，所费不赀，清贫的联大教授是不轻易乘坐的。徒步取直径，穿行田间，较为捷近，但来回也有四十华里路程。如遇天雨，泞泥没履，步履维艰，也不好受。因此，四二、四三年后，日机肆虐渐少，人们便陆续迁入城内。联大教员宿舍很少，只供单身教师居住，有家眷者得自己赁屋。一多先生一家，人口多，收入只有他一个人的薪水，房屋租金又高，如何负担得起，因此他迟迟没有迁回城中。当我要敦请他到昆中做一两次学术讲演，先请何炳棣代达此意时，他对何君说：“你看，假若方便的话，你告诉李埏，我想到昆中做一个兼职的专任国文教师，要求是住三间房子。若不好办，那就算了。请他不要为难。”
过了两天，何炳棣来找我，转达一多先生的话。我听后，喜出望外，立即去和校长商量。徐天祥校长虽未曾见过一多先生，但一多先生的名望他是早已耳熟的。他不假思索，头一句话便是 “竭诚欢迎！” 接着说：“闻先生人口既然那么多，三间房恐怕还是挤，住两个专任教师的份额——四间好了。” 我说：“住房多一间，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课程。一个专任得教三个班的国文，我想，请闻先生教高中两个班的国文就行了。” 天祥也同意。当时我们还约定，星期天一早到龙泉镇去拜谒一多先生，面致聘书，并问还有什么困难待办之事。
我没有等到星期天，次日上午一多先生有课，我便按时到新校舍中文系办公室去等候他。不多时，他来了，我迎上去把昨天和天祥商定的话陈述一遍。他听后，高兴地笑着说道：“这很好，可别为难徐校长，也别为难你。至于你们星期天要去看我，不必了。我回去立即搬家，没有闲暇从容接待你们。等搬进来后你们再来谈吧。” 这样，我们只好不到乡下去，而他也不到星期天便迁入昆华中学了。学校把在足球场西南角上的卫生室楼上全部拨归他住用。(四间之外，还有一小间作厨房。) 那里很安静，周围都是稻田，是昆华中学教员宿舍中最好的房子。
一多先生以一位名学者名教授而俯就一个中学之聘，去兼任一席国文教员，使许多人闻之愕然。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纸币贬值，物价高涨，米珠薪桂，不得已而出此。但大家仍揣想，名教授教中学，学校既不至按照对一般教员的常规去要求，一多先生也不会按照一般教员的职责去工作。但实际怎样呢？完全大谬不然。一多先生比一般中学教员更认真更负责。他从不迟到早退；偶尔因事请假，也很快补授。学校规定国文课每两星期作文一次，他一次也没有漏。学生的作文都是他亲自批改，而且很快发还，从不假手于人。发还时，总要把许多共同的缺点错误在课堂上讲，还找一些学生个别指点。他没有架子，他的衣着、言谈、态度，一点也看不出名人的特征。假若不经介绍，一眼看去，可能还会认为是一位久在中学执教的老师宿儒罢了。一多先生的这种朴实、认真、平易近人的风范使师生们深受熏陶，对他肃然起敬。
但师生们对一多先生的敬仰，还有更甚于上面所说的，那就是他那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不惧权势的思想和情操。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志士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权贵和贪官污吏，以及发国难财的奸商们。每谈及时事，他都是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使听者无不动容。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古典文学作品时也如此。如讲杜诗，当讲到 “三吏” “三别” 以及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之类的名作名句时，他是那样的慷慨激昂！课堂里除了他充满热情的声音外，没有任何轻微的响动。学生们完全被他带进作品的境界里了。深有领悟的学生课后感动地说：“闻先生就是杜甫!”
学校每星期一早晨有一小时的 “周会”。校长主任们常利用这个时间给学生讲学习、生活、纪律上的事情，有时也请一些素为学生敬服的老师讲立志为学、做人之类的问题。一多先生迁进校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早晨，徐校长就邀请他讲了一次，并借此向全校介绍。以后还讲了好几次。有一次讲时事，讲到学生的政治活动时，他大声疾呼，鼓励学生们要关心时局，过问国家大事。他说：“同学们不要以小孩子而轻视自己，要以天下为己任，负起国家兴亡之责!” 那时，每个学校里都派有军事教官，管军训和学生生活。据说有些教官实是特务。一多先生对此深恶痛绝，因此他在那次讲演中，面对站在台下的教官们，痛斥他们甘当反动鹰犬的罪恶。散会以后，全体教官一齐去找校长，以集体辞职相要挟。徐校长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慑于学生们对一多先生的热爱，也只好不了了之。当然他们不会自此罢休。他们不断向校外有关方面反映，把学校说得混乱不堪。国民党当局对昆华中学也早就注意了。到学年末一放寒假，学生们离校回家后，教育厅便要徐校长解聘一多先生。徐校长不照办，说：“闻先生教得很好，很受学生爱戴，若解聘，开学后如何向学生解释!” 过了几天，教育厅突然下了一道调令，把徐校长调任只有两间空屋和一个工友的科学馆馆长，而另派一个极为反动的家伙来继任校长。此人一来，一多先生和各处主任以及好些教师都被逐出学校。幸好，联大西仓坡宿舍已落成，分了一套给一多先生。于是一多先生从昆中迁居西仓坡，一直住到他被特务狙击殉难。
一多先生在昆中兼任时，虽多有一份薪水，但仍很拮据。他不屑去叩朱门求救济，也不屑进市廛逐什一之利，他宁愿镌刻印章，获取一点微薄的报酬以糊口。一代学人，如此度日，亦云惨矣！但他安之若素，毫不以为意。那时，正义路北段 (马市口下去不远) 西廊的一爿王姓笔店，自制毛笔出售。一些书法家都喜用王老板的笔，因此颇有往还。一多先生就托王老板代为收件，在门上加挂一块 “闻一多治印收件处” 的牌子。这块牌子直挂到他殉难后才取下来。
我很羡慕一多先生的治印艺术，但我一直没有请他给我刻一枚。原因是，我看到他桌上老摆着那么多的待刻印章，知道他已够忙累了，怎么好意思再去干扰他呢？因此，直到1946年6月间我去看望他时，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帮助，我才说：“最好能得到您的一枚印章。” 7月上旬的一天，我又去看望他。他从抽斗里取出一枚章递给我，说：“我们快分手了，无以留别，即以此相赠，作为一个纪念吧。本想刻颗石章，但手边没有好石头，还不如这颗血牙呢。” 我接过一看，上刻 “李埏” 二字，阴文，篆书；边款小字两行，文曰：“卅五年七月应幼舟兄嘱一多。” 后数日，他便遇难。这枚章，大概就是他的绝作了，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打算捐献某所博物馆，以垂永久，并供陈列。
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的这一段经历是值得写进他的传记的。徐天祥校长知道得很清楚，可惜他已于数年前溘逝。我若不即加追记，恐将湮没而无考，这怎么对得起我景仰不忘的一多先生呢！愿当时的昆中师生，各就所知加以补充，使一多先生的音容能更完整地显现给崇敬他的人们。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著名史家李埏、李伯重父子回忆自己的老师张荫麟、钱穆、闻一多、吴晗、方国瑜、韩国磐、傅衣淩、吴承明、何炳棣等人的文章多篇，对他们的品格、学识做出了生动而充满温情的描述，展示了“良师”与弟子们教学相长的动人经历；同时对他们史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做出了深入清晰的介绍，充分展示了“良史”的史识、史才与史德。全书细节丰富，感人，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尚品格、深厚学养。本书初版被评为2012年"影响教师的100本书"，此次再版，由李伯重先生全面修订，并增补了将近1/3的内容。
作者简介：
李埏（1914-2008），著名历史学家，老一辈经济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3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2年至浙江大学任教，次年转到云南大学任教，直至辞世。历任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云南省经济史学会理事长、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著有《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不自小斋文存》等。
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中国经济史学家，曾任职于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等校；著有《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思勉原创奖、东亚（中日韩）“亚洲图书奖”之著作奖、香港研究资助局“杰出学术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