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历史？

“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那个整体又是什么？”换句话问，人究竟是什么？人类在地球上目前的生存处境如何？人类的未来又何在？现代人的生存窘境和重重困惑使这些鲜有当代史学家触碰的大问题再次摆到了史学家的面前。当代“大历史”的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在其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另一位“大历史”的早期倡导者和理论家弗雷德·斯皮尔则将其最近的著作直接命名为《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刘新成教授也指出：“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显然，随着史学家对整个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大历史问世了。

大历史的问世

“大历史”一词由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造。据说，“大历史”问世的背景非常简单：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历史系的一次教师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历史该从何时讲起”的问题，擅长俄罗斯历史的克里斯蒂安主张“从最初讲起”。可哪里是所谓的“最初”呢？是猿转变成人的一刻，还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的形成，抑或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克里斯蒂安选择将宇宙“大爆炸”作为大历史叙述的起点，并于1991年在国际知名的《世界史杂志》上发表了《为“大历史”辩护》一文，首次使用“大历史”一词并阐发其大历史思想。

受此启发，荷兰史学家弗雷德·斯皮尔（Fred Spier）1996年率先出版了《大历史的结构》一书，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开设“大历史”课程。2004年，克里斯蒂安的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问世。2007年，美国历史教育家辛西娅·布朗（Cynthia Brown）的教科书《从“大爆炸”至今的大历史》出版。2010年，斯皮尔又推出专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2013年克里斯蒂安又出版了《大历史：在有无之间》。

大约在此前后，“大历史”得到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的青睐，在其支持下，国际大历史学会遂于2010年8月20日成立，并于2012年8月在密歇根州的伟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举行了第一次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多个学科的学者、教师和热情参与者共二百多人，大会的主题为“大历史教学与科研：探索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而同样得到盖茨私人基金大力支持的旨在普及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大历史项目”也已启动。在更高的层面，据克里斯蒂安称，截至2011年，全世界至少有50所大学开设有大历史课。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组织和机构问世，如俄罗斯大历史和系统研究中心，新英格兰大历史中心等。

大历史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的发展，有着深层的原因。首先，“大历史”的诞生源自史学家对“世界史”名不副实的状况的不满。美国学者认识到，“20世纪末新世界史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讲述全球时代整个世界的历史”。有学者视此为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呼吁，但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从“世界”到“全球”的转变还远远不够，他们要超越传统“史学”的界限，书写包括人类起源与进化、生命体和地球甚至整个宇宙演化的“大历史”。而这种“大历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代史学具备了先前不曾有过的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近一个世纪的史学研究积累；其二，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精确计时革命”（Chronometric Revolution）。

事实上，有很多侧重时间维度的学科，如古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到“大历史”的建构中来，出现了所谓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科学化”。在很大程度上，威廉·麦克尼尔也有类似的普世史追求，主张史学家开阔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纳入到更为宽广的宇宙、生物和社会背景之中，以实现历史的科学化。

其次，“大历史”的问世是史学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关乎人类生存的种种不确定性的激烈回应。一方面，在“大历史”学家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着某种深刻的危机：“在一个充斥着核武器、生态危机俨然跨越了众多国界的世界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此背景下，那种主要关注民族、宗教和文化分立的历史叙述显得狭隘、不合时宜甚至非常危险”；另一方面，即在人的精神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声称任何形式的元叙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科学的，都不过是对既定权力的维护，从而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混乱、断裂和无意义，而这种虚无主义的论断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并无助益。中国学者对此亦有所认识，甚至言辞激烈，锋芒直指西方人与自然对立的世界观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回应，“大历史”的目标就是要追根溯源，谱写出一部能够赋予当今人类社会以“定位感”和“归属感”的“现代创世神话”。

最后，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大历史”的问世在本质上是“普世史”的回归。“普世史”在19世纪史学专业化兴起以前，一直是历史叙述的常态。但此后，“普世史”却逐渐从史学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在克里斯蒂安看来，其原因有三：史学家对所谓“科学”史学的追求、民族主义的盛行、兰克史学在大学或学院内部的确立或机构化。在这种情势下，史学细化成多个分支专业，史学家把精力集中在民族史的书写和国家文明发展轨迹的梳理上，根本无暇顾及对宏大历史的考察，直至后来汤因比、斯宾格勒、威廉·麦克尼尔等人著作的问世，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全球史被普遍承认为一种历史叙述范式。

何谓大历史？

“大历史”或克里斯蒂安所谓的“普世史”与以往的“普世史”有所不同。大历史试图从所有可能的尺度（甚至涵盖整个宇宙）去理解过去，并同时关注历史的偶然因素及细节和能够廓清细节的大格局，或可称之为一种全面、统一的关于已知世界或宇宙的历史。斯皮尔的定义是“大历史乃不同尺度上复杂性生发与消亡的历史”，这句话显得有些令人费解，本节第二部分将解释其中的“复杂性”概念。借用国际大历史学会官方网站上（http://www.ibhanet.org/）为“大历史”所下的定义，我们对“大历史”的内涵可以有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大历史试图用现今人类已有的可靠证据和学术方法廓清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整合的历史。”恰如克里斯蒂安指出，大历史有别于“世界史”的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其跨学科的本质，二是其努力寻求多个关注历时变化的学科，如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深层次的统一性”，而威廉·麦克尼尔则将克里斯蒂安在“混沌和复杂性中［发现］的无尽的华尔兹”称作大历史“最重要的成果”。

毫无疑问，大历史目前仍处于建构之中，所以近年来大历史在内涵方面又有一些新的拓展。比如斯皮尔在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蔡森（Eric Chaisson）相关著述的基础上正尝试将“复杂性的提升”（increasing complexity）和“能量流”（energy flow）作为大历史叙述的核心观念，并提出和探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金凤花条件”（goldilocks conditions）问题。克里斯蒂安对“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精确计时革命”和“普世史回归”的意义进行了探讨。近年来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也迅速成为大历史学家竞相讨论的话题。总之，大历史是一个开放的学术领域，其视野之宏阔、统合力之强大、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意愿之强烈，都是以往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种形式的历史撰述所无法比拟的。难怪威廉·麦克尼尔将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成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与牛顿和达尔文的成就相提并论，称其为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宏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

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大历史的代表人物无疑首推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弗雷德·斯皮尔，二人分别担任国际大历史学会首届的主席和副主席。

大卫·克里斯蒂安1946年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后随父母迁居尼日利亚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7岁到英国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毕业后考入牛津大学攻读现代史并于1968年获学士学位。两年后，克里斯蒂安在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获硕士学位。197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曾成功的一场改革。1975年至2000年，他在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俄罗斯史、俄罗斯文学及欧洲历史等课程。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他的兴趣转向了俄罗斯人日常生活史，并著有两部有关俄罗斯人饮食的著作《面包和盐：关于俄罗斯食品与饮料的社会史和经济史》（1985）和《活命之水：解放前夕的伏特加酒与俄罗斯社会》（1990）。2001年，克里斯蒂安转至美国加州的圣迭戈州立大学任教，传授大历史的理念和方法并讲授世界史、环境史及内陆欧亚史，2009年又回到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在此前后，克里斯蒂安还开始在美国的佛蒙特大学和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兼任教职，梨花女子大学也因此成为亚洲首个开设大历史课的大学。

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2004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便获得美国世界史协会（WHA）的年度最佳图书奖。2007年，该书的中译本面世。2008年，为推广大历史教学，克里斯蒂安推出了大历史简明读本《飞逝的世界：人类简史》。2013年，他又与大历史教育家辛西娅·布朗（Cynthia Brown）和克雷格·本雅明（Craig Benjamin）合著，出版了一部大历史教材《大历史：在有无之间》。

弗雷德·斯皮尔生于1952年，现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跨学科研究所大历史专职教授，也是全球首个且目前唯一的大历史专业教职。从1994年起，斯皮尔便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开始讲授大历史课程；2003年起，在埃因霍芬科技大学开设一年一度的“大历史系列讲座”；2009年起，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学院发起“历史课程中的大问题”系列讲座；2013年起，在著名的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组织开设所有入学新生必修的名为“起源”的课程模块。

除大历史之外，斯皮尔还熟悉世界史与人类史、拉美史及拉美人类学、社会史和环境史、文化人类学、自然科学通论（尤其是生物化学）等，懂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能够阅读法语和德语文献，并粗通拉丁语、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奇楚亚语（南美洲原住民的一种语言）。斯皮尔如此广博的知识储备可能是其最终转向大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与其教育背景密切相关：1978年，斯皮尔在莱顿大学获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此间的主要研究课题为植物基因工程和寡核苷酸的合成；1987年，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硕士；1992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史专业博士学位，并于1994年发表其多年研究秘鲁宗教与政治、基于其博士论文的专著《秘鲁的宗教政体》，该书一出版旋即获得好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23－1999）将其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则称此书乃“一部思想成熟、智力超群的学者之作”。

图片：《地出》

斯皮尔步入大历史研究有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也与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紧密相关。他最初是受到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Apollo 8）登月舱驾驶员威廉·安德斯拍摄的一幅照片的启示，这就是著名的“地出”（Earthrise）照片（见图一）。“看着这张照片，我震惊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霎时间，它改变了我对地球的整个认知。……以前我所接受的都是些零散的知识，彼此从不搭界，更不要提从一个统一的角度呈现。”此后是来自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的震撼，书中特别谈到了事关人类可持续生存的五个重要变量，即人口增长、食物生产、工业生产、自然资源的有限和无可避免的环境污染。“但在此时，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学教师和后来的大学教授，谈到过从太空拍摄到的地球图片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的巨大转变，而继续坚守既定的教育格局和各自的学科领域。……我感到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互不关联（most distressing disconnect）。而我却愈发担心我们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想弄清人类究竟是如何步入这一境地的。”于是便有了后来几十年如一日的求索，试图找到一种新的令人满意的彼此关联的知识框架，直至1992年访问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巧遇已经从事大历史教学研究的大卫·克里斯蒂安，他最终走上了研究大历史之路。目前，斯皮尔正致力于深入并拓展其专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中的大历史思路，以期为人类迎接未来的挑战提供启示。

大历史理论与核心概念

大历史理论首先来源于史学家高屋建瓴的境界。“胸怀《地出》的史学家书写人类史自然不同于任何以往的历史叙述。”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陈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时曾说过：“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于沛教授评论说：“然而，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办到的”，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将“一位”居高临下的观察者的意见强加到“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思维和认知的方式不同，以及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等等”的民族或国家记忆之上。但大历史学者在求同的过程中看到的却是历史研究对象的另一面，即鲜有史学家问津的普遍性或整体性：月球自然比地球要小得多，但从月球看地球，地球不过也是“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村”。不同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村落”居住着数十亿的人类，且划分成数百个国家或更多的群体，彼此言语不通，情感各异，为生存你争我夺、各不相让，在近现代，工业化与高科技竟成为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群体争权夺利的工具，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人类整体的生存环境已经岌岌可危。

正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大历史学家力图建构起自己同时也是世人渴望的框架性理论。包括史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看过《地出》的照片，但却很少有人像克里斯蒂安或斯皮尔那样能够积极反思并努力建构基于现代科学的“创世神话”，所以大历史甫一问世，便受到了众多学者的热切关注和认同。一位大历史学家曾说，大历史实际上是“现代创世神话框架下逻辑知识、信仰和价值观的多位合一”，而斯皮尔则试图在大历史的框架下推演人类的道德。

很显然，大历史是从大处着眼看世界的，而不是传统专业史学中的“小为美”。这一点从克里斯蒂安和斯皮尔的专著中均可一目了然，且人类史这个传统世界史关注的范畴只占很小的部分。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全书六部十五章，从“无生命的宇宙”到“地球上的生命”，首先是传统宇宙史、地球史、地质演化史、生物（命）进化史的内容；及至“早期人类的历史”，也是先谈复杂性和能量，再问“人为什么会产生”，追溯灵长目动物、人科动物等的进化历程，仍然是一个没有“人的世界”；待最终触及“农业的起源”、城市、国家和文明，我们又很快步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看到“20世纪的大加速”并很快进入了“未来”。斯皮尔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全书八章，一章绪论、一章理论说明、两章宇宙史和星球演化史，然后是生命的进化，整个人类史占两章偏多的篇幅，但也不过几十页，然后同样是以瞻望未来结束。教材《大历史：在有无之间》同样是围绕“整个历史”的八个“临界点”或“阈限”（threshold）展开的，即：一、大爆炸和宇宙的起源；二、星系和恒星的起源；三、新的化学元素的最初生成；四、太阳和太阳系的涌现；五、地球上生命的涌现；六、智人的出现；七、农业；八、现代世界与人类世，并进而瞻望未来，以“宇宙中的人类”告终。这样的安排显然无法让传统的世界史家甚至全球史家满意。

但是，大有大的好处。正如克里斯蒂安所说：只有从大处着眼，才能够提炼出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的视角，才能够容许史学家大胆借鉴其他各个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并打破阻碍学科之间合作的藩篱，才能够发见为人类赋予意义的强有力的“元叙事”框架或“现代创世神话”，也才能够了然人自身的局限并认识到任何“完美的描述”均不可企及从而抱持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学术心态，而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斯皮尔同样非常明确：大历史就是关于“必然性”（necessity）的，所以它必然要采纳“自上而下”的理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见到“自下而上”研究取向根本无缘得见的“总体格局”。斯皮尔还非常坦白：为弥补知识和见解上的短视和缺憾，他的做法是“把自己的观点交给从天文学家到社会科学家的多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去评判”，这种跨学科的努力在史学家当中是不多见的。

更重要的是，大历史学家为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框架或叙事线索，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比如“体系”（regime）、“集体知识”、“物质与能量”、“复杂性”、“复杂性的提升”、“能量流”和“金凤花原理”等。

本文节选自《全球史概论》（刘文明主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