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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歌|周家班,当迎亲吹打和送葬唢呐狭路相逢

2016-11-22 张欣 土地与歌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d0346bsnslr板鼓由于在黑暗中不容易找敲击部位,在演出时临时换成了声音近似的梆子,画面里的“钢琴艺术节”是同期举办的另一个活动。


这是土地与歌的好朋友张欣撰写的第三篇周家班专文。前面两篇《音乐江湖上的周家班》《雁落沙滩:周家班参赛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来看。张欣认真专注,出身民乐世家,自己又是音乐科班出身,视角独特文笔也很好,她新近开了自己的音乐公号“在梅边”,此文就是转载自“在梅边”。作为好朋友,强烈推荐朋友们长按下面的二维码扫码关注“在梅边”,一定会不会失望。(宁二)




《红与白》,一场打破樊篱的音乐对话

文/张欣


10月17号晚,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与研究生新作品音乐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歌剧厅举行,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王珏老师的作品《红与白》——为一个人和一群人而作,共同创作和演出这部作品的是民间吹打乐班——周家班。   


既是新作品,又是红白喜事上的民间音乐

把民间乐班请来,原汁原味地用他们的传统音乐创作新作品,这可以说是王珏老师的创举。在整场音乐会中,《红与白》这部作品无疑是最独特、最大胆的。它的创意、思想和结构来自于王珏,音乐主要是周家班在红事上演奏的《凡字调》和在白事上演奏的《雁落沙滩》,但并不是简单地把两首曲子串起来演奏,不仅中间有一段大唢呐即兴独奏的段落来串连,还配合有打击乐和音乐厅内灯光的变换。和民间音乐本身善长渲染热烈、悲喜等情绪不同,《红与白》更多地表达对人生的思索。整部作品喜中生悲,悲中带喜,像人生——生与死,互为因果,互相成就。

在《红与白》中,王珏特别设计的打击乐部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板鼓、堂鼓、大鼓、大锣始终像个智者一样,牵引着音乐的走向,或者说生命的走向。在演奏开始前,音乐厅的灯光是关掉的,只有鼓声由慢渐快的奏响,然后静下来,当一声大锣敲响,亮起的灯光似乎是点燃的生命之光,乐队吹奏着上场⋯⋯


板鼓由于在黑暗中不容易找敲击部位,在演出时临时换成了声音近似的梆子,画面里的“钢琴艺术节”是同期举办的另一个活动。


除了打击乐外,大唢呐独奏的那段也是作品的亮点之一,王珏交给周家班的张会即兴演奏,这种做法既是传统的,又是新颖的,我很欣赏。




“我发现我怎么写也写不过你们。”

创作这部作品的想法,王珏是早已有的,但具体的呈现,还需要在和周家班在一起沟通、排练和演出的过程中实现。而这样的沟通,是在演出当天进行的。王珏说:“你们的音乐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棒的,有故事,有历史,我发现我怎么写也写不过你们,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这句话说得勇敢而又真诚。

通常,民间红白喜事上的音乐都很长,演奏者可以根据仪式需要和现场情况自由发挥,可以想象,周家班在辽阔的华东平原上吹响他们的唢呐时,是如何的自由奔放。但当这些音乐被搬上舞台,在艺术欣赏的场合出现,自然会有所不同。以往周家班的演奏,从音乐到姿态,是投入的、激荡的,这一次,王珏为他们增加了静的成分。王珏提到了“控制”这个词,他希望周家班既能保持他们音乐中充满野性的美,保持他们原有的对音乐的表达和感受力,同时可以增加一些更内在的表达,更好的把握分寸,收放自如,他说,艺术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和平衡,而不是感性的一味放大。

能让周家班的人理解和喜欢这个作品,是王珏最大的期待和满足。他对周家班说:“我之前最大的担心就是能不能让你们懂,我希望能有新的东西带给你们,让你们开心。”

周家班的乐手们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感情丰富细腻、有灵性、自由随性。他们不仅懂了,而且很努力地去做,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并不熟练。在一整天的交流、排练中,周家班都很开心,我相信他们收获到了新的体验和感受。但演出结束后却不开心了,他们纠结于演出中表现得不够完美、不够默契。而且相比较平时他们在民间“上活儿”时一吹吹一天,或者连续吹几天,短短10分钟的演出实在不过瘾,状态刚刚调动起来就结束了。但我对周家班后来的这一点不高兴并不在意,因为毕竟对周家班来说这是一次新鲜的尝试,而且这部作品最可贵在于过程,这只是个开始,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周家班参加演出人员:周本鸣、张会、周本金、周中华、周计勇、周辉、周庆、周泉、王彩录、周伟。


《红与白》,一台戏,一段人生


采访王珏,我感觉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是打破,他想打破一些旧的观念,打破束缚。尽管在现代音乐的领域,王珏的探索也许并不是最标新立异、脑洞大开的,但以往那些音乐创作中的惊人之举常常发生在一些国际化的场合,而作为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音乐会,这已经是很大的创举了。音乐会后,当王珏被问“这是你的作品吗?”“没有你写的音符,你还算是个作曲家吗?”这类问题时,王珏发明了一个新词:逆向作曲。他说,作曲可以是一个思想,可以把这个作品理解为我逆向作曲的一个作品,将来也许会有谱子,我也可能把它写成民族交响乐作品。但同时,他还说:“我是不是个作曲家不重要,这是不是我的作品也不重要。”我更欣赏后面这句话,很高兴有这样把艺术放在个人之前的作曲家。

《红与白》有着戏剧式的结构,可长可短,长得话可以做成一台戏,短的话,像现在,10分钟,就是一段人生。对这部作品,王珏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大智慧,特别体现在对生死的态度上,这也最能看出一个人和一个文化的本质,佛教就是让人向死而生,生是为了死,而死也是为了生。生死如同阴阳,生中有死,死中有生,互相依存,生死轮回。这种大智慧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和传承着,这让我着迷,而唢呐作为用来表现生死的特有乐器就显得犹为特别。我要用音乐来表达这种智慧,用音乐来让听众感受到这种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的乐趣,这也是区别于民间音乐传统的表达方式,而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去看待生死。而这一切还不是我最终要表达的思想和境界,因为我发现,哲学只能提出和探讨问题,而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生死,死生,周而复始,燃燃不息,生死平常,这才是作品最终要表达的。所以,在传统唢呐演奏的基础上,在作品的开始、中间和结尾又加入一个板鼓,这是一场戏中戏,人生如戏,生死又何尝不是一场戏呢?”

之所以把王珏的这段介绍放在最后,是不希望用太多语言和思辨的东西替代听众对音乐的感受和独立的思考。


遇见王珏,我感到有些惊喜。我认为好的艺术家一定会关注人生的终极问题,不论是否有解,能否通达,这都是艺术创作中逃不开的命题。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艺术是宗教的变体,和宗教一样,可以带领我们体验生命的升华。我在王珏的很多作品中也听到和感受到了,他正走在这样一条路上。

排练休息时的合影

  王珏主要作品:


2012年为中国国家博物馆100周年大型纪录片《国脉》作曲,2013年创作小提琴作品《寂-漠》获第一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第二名。2014年创作民族管弦乐队作品《三字经随想曲》获第四届民族管弦乐作品比赛铜奖。


2014年为乔美仁波切执导的电影《照见》作曲,该影片于2015年获得第29届瑞士弗里堡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14年为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宫9剧场现代舞台创作的舞剧《希夷》作曲;2015年受9剧场委约,创作舞剧《进化论》,并于7月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2015年为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塔洛》作曲,该影片入围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获第52届台湾金马奖四项提名并获奖。唢呐协奏曲《红与白》获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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