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源流 |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能够当下改的,明确时限和要求,按期整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通过不断深化认识、增强自觉,明确阶段目标,持续整改。
——习近平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句话出自唐韩愈的《五箴》,其意是人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而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却不改,说明他是个没有勇气的人。
古人很注重改过。《周易》就讲道“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宋李觏《易论第九》“过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强调了知过改过的重要性;明袁了凡在《了凡四训》里,则结合自身经历和毕生学养,讲述了“知行合一”的改过之法。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犯了过错,关键在于是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过错、能否改过从善。古往今来,先贤之所以受人尊重,正因为他们有“闻过则喜”的高风亮节,“知过不讳”的坦荡胸襟,“改过不惮”的知耻后勇。知是改之始,改乃知之成,二者正向交互、相辅相成。对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何以知过、如何思过、怎样改过,不仅是衡量个人素质的标准,也是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表现。
“知过”为先。有“过”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觉。《礼记·中庸》中有云:“闻过而终礼”,即一个人明白了自己的过错,就会开始掌握行为规则,最终到达礼的境界。何以知过?一曰“重自省”。《亢仓子·训道篇》说“君子检身,常若有过”,《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圣贤们的“三省吾身”要义在于经常反躬自省、时时警诫自己。二曰“听民声”。民声乃群众之真意,若能虚怀而纳之必能得其真、受其益。战国时齐王采纳邹忌之谏,“燕、赵、韩、魏皆朝于齐”;汉高祖刘邦一生纳谏不止,乃至逐鹿中原,建立起大汉王朝;唐太宗秉持“君有违失,臣须直言”的态度,屡屡支持并听取魏征的直谏,为“贞观之治”打下坚实基础。反观之,西周厉王对召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规劝无动于衷,凡议论其过失者立杀不赦,最终失国;吴王夫差不听子胥之言,允许越国求和并下令撤兵,直到被“三千越甲”所破之时,方才自悔不已。
“过而不思,其过愈显;过而思之,思而改之,善莫大焉。”思过是对自身的一种审视,是不断纠正自我、完善自我的必经过程。如何思过?悔悟为第一阶段。“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有了悔意,方能转化为改过迁善的行动。清人郭琇任吴江县令时,上司余国柱是个巨贪,他也没能抵挡住一些诱惑。后来新任上司汤斌到职后,着手整治官场贪腐之风,对郭琇的行为严加斥责,使其无地自容,悔恨不已。郭琇痛定思痛,和衙役一起挑来清水,把县衙大堂冲刷得干干净净,并贴出告示:从前的郭琇已经死了,现在的知县是另一个郭琇。从此,郭琇不仅自己清廉自守,而且还成了“打虎英雄”,被称为“铁面御史”。知耻羞愧,是郭琇“洗屋雪耻”的先决条件。思过还须明理。深刻剖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形成内心深处的清醒和下一步改正的方向,是思过的另一阶段。
知过、思过,更要有改过之行,如此方为天下之大勇。王阳明心学有言:“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春秋时,晋灵公无道,滥杀无辜,臣下士季对他进谏。灵公当即表示:“我知过了,一定要改。”遗憾的是,晋灵公未能真正改过,残暴依旧,最终被臣下刺杀。若是真心改过,务须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绝不能藏着掖着、捂着盖着、虚着飘着、慢着耗着,最后“讳疾忌医”“病入膏肓”。明朝宰相徐阶就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一年,他担任浙江省主考官,阅卷中间发现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颜苦孔之卓”这个典,他百思不得其出处,遂批上“杜撰”,“置四等”。当时,凡卷子上有主考的不佳评语,考生照例要到堂上“领责”。这位士子捧着卷子上去,为自己申辩:“大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阶连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应声云:“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然后“改置一等”。
把目光投射于我党98年的峥嵘岁月,我们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不是因为它不犯错误,而是它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勘误纠错。在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初期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及之后纠正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思急躁冒进的失误……一次次勇于自我纠正,一次次转危为安,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传承和发展。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再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党中央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向全党发出的自我检视的时代要求,是不断立根铸魂、纠正偏差的行动号角。我们相信,共产党人的初心必能永不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叶锦灿 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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