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睡狮论”说起：腾飞的中国，和平可爱文明
●“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
●“醒狮”成为唤醒国民，拼力摆脱西方奴役，争取民族自强的象征
●中国的真正醒来，不是看其武力如何，而是看其内政是否修明，人民是否幸福，上下是否和谐融洽
●我们完全用和平的方式，凭借自身的勤劳苦干、聪明才智和创新创造精神，实现了国家全方位的腾飞
拿破仑被流放至圣海伦娜岛
1815年，曾使全欧洲的教皇、皇帝和将军们都在其武力下低头的一代征服者——拿破仑，在萧瑟秋风中被送上圣海伦娜岛，他只能以回忆既往来消磨时光，没几年便中断了生命的发条。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据说就是在这座岛上，这位大人物发出了他著名的“中国觉醒论”或“中国睡狮论”。可后人翻遍文献，无论在其口授记录还是在其亲笔所写日记中，甚至连“中国”两字也不曾寻见。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拿破仑对于中国无感。早在1809年他就曾委托一位常驻广州的法国人编写了中—法—拉丁文词典。客观情况是，当时的法国正全力争取成为陆上强权，对于新航道开辟以来的东方贸易，即使垂涎，也还没有腾出手来。
幽禁拿破仑的这座小岛，在苏伊士运河开辟前，正是欧洲通往东方重要的中转站，往来船只都要在此停靠补给。满怀抑郁的被黜皇帝，从高处遥看点点白帆离港东去，这或许是他重新寻回其东方好奇心的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正是在这里，拿破仑与大量中国人不期而遇。我们知道，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在18世纪经历了由赞美到怀疑再到否定的根本转变，但无论莱布尼茨、沃尔夫和伏尔泰等“中国粉”，还是孟德斯鸠、卢梭和黑格尔等“中国黑”，他们立论的依据全都是二手资料。与他们相比，能够直接与中国人接触，拿破仑可称幸运。
拿破仑与岛上华工的亲密接触
拿破仑来到岛上还没有几个月，就在广州引起反响。1816年5月7日，圣海伦娜岛总督哈德逊·罗伊爵士写信给东印度公司选任委员会（即驻广州商馆）：“我于1815年要求供应的中国工人未能全数送到。这为本岛造成一些不便，特别是由于为了接待波拿巴将军而必须在此地作出的种种安排，使圣海伦娜岛的劳动力供应完全不敷需要。后来这种不便，由于你们准许每一艘开来此地的船，每一次都附带装来若干中国人而稍见减轻。我们非常希望这种办法，在我们能够得到成批补充（比如说一次装来150人或200人）之前，一直继续下去。”刚过一个月，他又去信催促，还把所需中国工人的人数由150增加到350，同时提出具体要求：“在上述350人中，最好能够包括20名工匠，10名泥水匠，10名善于开凿岩石的石匠，6名铁匠。其他应雇的人也应当是惯于种田、栽种花果和放牧牲畜的人。”东印度公司回信说：“他们均已如数招到。”
19世纪前两个十年，在启蒙主义和福音主义的推动下，欧美兴起了废奴运动，然而各殖民地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于是，各国政府及其商业代理人纷纷将目光转向东方人口大国。它们发明出所谓“契约工”的形式，以此来掠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替代黑奴。当时为生计所迫的中国沿海居民，有不少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押，换取船票和沿途伙食，远赴南洋、西洋及美洲充当“苦力”。西方雇主遂以其垫付的各种费用，与契约工形成了一种可转让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可以任意驱使债务人去服苦役，最大限度榨取其剩余劳动。契约工名义不是奴隶，但实际与奴隶无异。更令人震惊的是，经营“苦力”或“猪仔”贸易，在有些地方甚至能够获得比奴隶贸易极盛时期还高的利润！
史料显示：最早在1804年，圣海伦娜岛就开始委托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私招华工。这也是英国人最早私招华工出洋的两处殖民地之一（还有一处是距离中国较近的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当时清政府严禁人口出洋，违法者可处死刑。但在暴利的诱惑下，英国殖民者和东印度公司铤而走险，利用那些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在返航时将华工偷运出洋。
圣海伦娜岛土地逼仄，气候湿热，来自高纬度的欧洲人很少能够在那里长期居留。即使黑人奴隶在那种条件下也干不了多少重体力活，可是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却创造出了奇迹。1815年拿破仑刚上岛时，岛上人口包括“3395个欧洲人，218个黑奴，489个中国人，116个印度人或马来人”；至1821年5月拿破仑死时，已有超过1000名华工被运抵该岛；在拿破仑死后，对华工的需求随之中止，华工以后就很少来岛了。据英国官方资料，1935年岛上居民4377名，其中中国人和有中国血统的还有约600人，多于白人的402人。
圣海伦娜岛总督提出华工需求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为了接待波拿巴将军而作出的种种安排”。这些安排首先包括为拿破仑营造一个看来比较人道的拘禁环境，其次包括为几千英国士兵——他们专门为看守拿破仑而部署在岛上——建造炮台、兵营、防御工事以及住所等生活设施。正是不断增加的华工承担了几乎全部土木工程。总督对拿破仑的态度，可以用他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他（指拿破仑）应得的是鄙视，而不是同情”。他命令一名上校常驻拿破仑的住处“长林楼”（Longwood House），要求其必须一天两次“定时查看俘虏是否在场”。总督专门安排华工到长林楼服务，最多时甚至超过50人。他之所以能够放心地让华工近距离与拿破仑接触，不仅因为华工便于管理，同时还因为可以利用双方语言不通来为被监禁者筑成一道无形的狱栏。
岛上的华工统一接受一名担任“牲畜及华人总管”的英国人管理，而为拿破仑服务的则还要听从其总管的具体安排。华工在长林楼从事园艺、种植、建筑、手工以及洗刷厕所等各种日常杂务。拿破仑有时心血来潮，就会带领这些华工一起整修花园；或者让他们做些尝试，看看能否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土豆。
岛上华工的生活条件极为糟糕。他们被安排住在低处的木板房中，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居所则由华工采石在高处筑成，在那种气候条件下，居所位置高低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他们收入微薄，每天只有1先令和定量的食物，不到同时代英国成年男性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他们劳动繁重，承担了岛上大部分农业劳动（开垦土地、种植和收获马铃薯）和其他体力劳动（为英国军队提供劳役服务，拖曳炮车和运送弹药及其他补给）。他们吃得极差，有记载他们“很乐意用老鼠来改善自己的伙食”。另一方面，华工们任劳任怨且聪明能干。往往拿破仑在早上4点起床来到花园时，他们早已从山下住地赶来开始劳作了。长林楼的园艺完全依赖华工的维护，楼内的各种家具和生活设施也靠他们日常的修修补补。他们甚至为拿破仑修建了一座东方风格的亭子，并在顶部安装了一个龙形装饰。其中一位巧匠为拿破仑制作的一个中国风格的鸟笼，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法国沙托鲁市贝特朗博物馆。
虽然拿破仑与这些华工不能通过语言进行深入的交流，但是在这种长期相处之中，必然能够产生不同一般的情感。首先，华工肯定能够通过岛上英国人与拿破仑的紧张关系以及拿破仑本人的情况等，猜测到这必是一位落难的大人物，而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一种对失败的悲剧英雄的同情。再者，拿破仑对为他工作的华工没有英国人的那种颐指气使，甚至怀有某种程度的尊重。有一次，华工很快为其建造了一座园林，为了表示感谢，拿破仑特地让侍从送去一瓶酒。但是侍从招呼华工来取的时候，却将酒扔在了地上，这引起了拿破仑很大的不满。还有一次，在宴请英国舰长巴塞尔·贺尔时，拿破仑指着窗外花园中的中国花匠说：“你看，这些人很善良。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在即将离世时，拿破仑专门在遗嘱中说明将其部分财物分给身边的人——其中也包括为他服务的华工，甚至发出“往后谁来关心我这些可怜的中国人”的叹息。
无论在英国人还是法国人的圣海伦娜岛记述中，提到华工的地方均少之又少；而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华工留下的关于圣海伦娜岛上经历的文字记录。虽然他们经常活动在拿破仑的眼前，但是在相关叙事中所留下的只是朦胧模糊的身影。比如，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在其《墓外回忆录》中有一章《拿破仑的葬礼》，仅有寥寥几笔提到：“拿破仑的几个中国仆人，像卡蒙斯的爪哇仆人一样忠实，他们总是习惯在山谷里用双耳尖底瓮盛水”。
拿破仑的中国论述及其后世影响
前引拿破仑与巴塞尔·贺尔的对话出自后者所撰《关于航行爪哇、中国和琉球大岛的纪述》（1840年出版于伦敦）。贺尔在远东海上服役期满后返回英国，中途停留于圣海伦娜岛时受到拿破仑的款待。两人在谈话中泛论东方人一般比西方人和平，于是就引出了上述话语。除此之外，未见有其他外文文献提到拿破仑的中国论述。那句流传极广的名言，即“让中国酣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惊”，其原型大概就在这里。之后由此衍生出各种版本。台湾学者杨瑞松曾略做梳理：1936年伦敦《泰晤士报》载：“拿破仑这么说中国，‘巨人在酣睡，不要叫醒他。’”1958年纽约《时代周刊》载：“让中国睡吧。她一旦醒来，世界将会后悔。”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在其所著《中国：一个人的肖像》（1977）中说道：“中国一旦崛起，世界将会震颤”。美国学者费约翰在其《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97）一书中写道：“看看中华帝国。让它睡吧，因为这条龙一旦醒来，世界将会发抖。”
而民国成立前后各约十余年里，在国人中间广为流行的则是“中国睡狮论”。史鸿轩的文章《“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2004）认为，英国使者阿美士德继马戛尔尼后再次出使中国，依然失败而归，在圣海伦娜岛与拿破仑见面时后者发表了这一看法。这其实于史无据。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2006）与石川祯浩《晚清“睡狮”形象探源》（2009）则认为，中国的“睡狮”形象滥觞于梁启超1898年4月在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讲，而在此之前已有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的传播。但是梁启超所谓“睡狮”是指弗兰肯斯坦一类的怪兽，与后世“雄狮”“醒狮”形象不符。施爱东撰有《拿破仑睡狮论：一则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2010）及《“睡狮论”来龙去脉》（2014），他猜测“中国觉醒论”或源于基督教的“唤醒”使命，但对于“睡狮”形象的确切起源也没有定论。
我们认为，在19和20世纪之交，国人逐渐接受以“雄狮”或者“醒狮”作为中国的象征，与那幅堪称时代标志的《时局图》有关。1898年7月，谢缵泰感于时事绘制了一幅政治漫画《远东的形势》。1903年12月15日出刊的《俄事警闻》创刊号又予转载，复名为《瓜分中国图》。图解原文分别用熊、狗、虾蟆、蛇、太阳、恶鹰来譬喻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并且指出如果“拿回去给小孩子看，恐怕讲到明白时，连七八岁的小孩子，也都要发起愤来”。稍后又有人结合新形势对原创做了进一步丰富，不仅添加了纸醉金迷、腐朽无能的三个满大人的形象，还将代表英国的动物形象由狗改为虎。在这种情况下，要为中国选择一个动物形象，只有狮子最为合适。于是，“醒狮”成为国人唤醒国民，拼力摆脱西方奴役，争取民族自强的象征，远播海内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所收录《国之仇八章》曾写道：“国之仇！国之仇！已受欧风澳雨之蹂躏，哪堪合众强族相苛求？……国之仇！国之仇！皮不可寝兮肉不可食，沉沉冤雾压阎浮。睡狮鼻息如雷何日醒大梦，怒声一吼震此廿一世纪黑暗之神州。”
苏醒的中国用什么震惊世界
近代国人在中国需要猛醒这一点上没有异议，但对于中国如何醒来以及醒来后用什么震惊世界却有不同理解。围绕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所引起的争论可见一斑。
1886年秋，曾纪泽在完成出使俄、英等国使命回国之前，为发动欧洲舆论，争取同情，以改变西方对华一贯蔑视和强横的态度，他用英文撰成《中国先睡后醒论》于翌年1月发表于伦敦《亚洲季刊》。文章认为：中国近年之衰弱表现，不是因为其如“年老者之奄奄待尽”，或者错走其数百年“习惯”且“深喜”之路，而只是其“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因而沉酣如梦耳”。但是在经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庚申一炬”（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洗礼”后，“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己独沉迷酣睡”。于是“忽然醒悟”，“含忍优容，以为后图”，希望把其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当作必付的学费，换来“如何整饬军制，如何坚固炮台，如何精利器械”等西方之“教”——于是乎，中国醒来。
曾纪泽真心认为中国已经醒来，但他并不认为醒来之后的中国会震惊世界，故此后三分之二篇幅都用来劝说欧洲各国对此不要担心：“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并“有史书可证”；中国所求只是安心于内政，虽有“亿万人为势所逼，而谋衣食于古巴、秘鲁、美国及英国属地”，但总体来看中国地多于人，“一经设立制造，开矿建铁路”，“闲散之人”皆能在国内得到妥善安置，“无须别觅寄居游民之地”；中国也不会“以前此屡败为耻”而寻求报复，反而其“与西国人相交”“出以实心，为从前所未见”，“其与英国尤为莫逆”，“与诸国交接”，亦“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也。
曾纪泽在文末向西方提出三项请求：“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和“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但他深知得到西方回复的难度很高，故又为自己转圜曰：“此一世界，固非将近终穷……中国尽为国之职分，正可以暇日行之，而无事亟迫也”。
此文甫一发表，即在欧洲引起反响，随即被译为法文、德文刊出。国内西文报纸也竞相转载，更有北京同文馆颜咏经口译、袁竹一笔述之中文稿，在国内流传。在众多反应之中，要数胡礼垣与何启最为激烈且尖锐。他们联名发表《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直斥曾纪泽将中国的假醒当作了真醒。在何胡二人看来，曾纪泽以中国已经着手“整顿海防”、购置“铁舰”和“推广军务”为例，来说明中国之觉醒，实在是混淆了先后、颠倒了本末。“壮士之所以称强者，非但能擐甲执兵也；以擐甲执兵者，人尽可为故也。一国之所以称盛者，非徒多战舰炮台，国皆能置故也。”所以中国的真正醒来，不是看其武力如何，而是要看其内政是否修明，人民是否幸福，上下是否和谐融洽。
何胡二人倡言：“夫国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所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国之所以能兴者，非君之自能兴也，民兴之也。然则为君者，其职在保民，使民为之立国也，其事在于利民，使民为之兴国也。其职其事，在朝廷无不自以为既尽其心，既殚其力者，然其所尽之心，所殚之力，有益无益，有功无功，惟小民知之最真而最当，以其身受之而躬见之之故也……民虽寡学，而断不可欺；民纵愚蒙，而善能知感……为国者将欲深明此故，则有至要之学问焉，则有至功之本领焉，其故不在于战服群邦也。”
没有证据显示，曾纪泽看到了何胡二人对他的批评。但如果他还在世，便可目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从而认识到其先前论断错误之深。
幽居在圣海伦娜岛上的拿破仑曾多次在其日记中历数他做过的大事，诸如：港口、码头、船坞、公路、大桥、运河、教堂、银行、工厂，巴黎的市政设施，罗马的公益事业，卢浮宫和拿破仑博物院以及各处宫殿，等等。他骄傲地说，“这些大事业，都是当接连打仗的时候办的，并未举过一文钱的债，且当那时候，国债实现其逐日减轻。”（参见1816年9月29日日记）在1817年3月3日的日记中，他更是骄傲地写道，“凡大战五十次，几乎全数都是我大胜的。”在1818年2月18日的日记中，他为自己辩护，说什么“我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启迪我国的大多数人，为了不使他们在愚昧和迷信中变成野兽”。他在最后还骄傲于他曾带给欧洲的恐怖，并幻想着这种恐怖的延续。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拿破仑确实说过“中国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惊”的话，他的意思能不是指中国可以凭借武力而撼动世界吗？
现在两百年过去了，中国苏醒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此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令我们感到加倍骄傲和自豪的是，醒来之后的中国或许真的让世界感到了震惊，而她用来震惊世界的不是“擐甲执兵”和“战舰炮台”，而是她为这个世界做出的贡献。这个贡献不只是我们“用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更是我们完全用和平的方式，凭借自身的勤劳苦干、聪明才智和创新创造精神，实现了国家的全方位的腾飞。这时我们可以说，一个文明的真正崛起，是她以“文明”的方式所实现的崛起。（曹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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