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甜姐儿”：我所知道的黄宗英 l 张昌华

1995年时的黄宗英

文/ 张昌华

黄宗英，是我们那代人的青春偶像，我们都是看她的电影（《乌鸦与麻雀》《家》《聂耳》和《幸福狂想曲》等）长大的。她丽质天生，端庄大方，尤其是那浅浅一笑，酒窝深深，世称“甜姐儿”。岁月这柄雕刻刀无人可匹，随着日升月落，风剥雨蚀，当年的甜姐儿渐渐地变成了甜嫂、甜奶奶，以至到时下九四高龄“人书俱老”的老太太了。然，其味不变：甜。

我认识黄宗英已三十年矣。1988年岁末，我作为纪实文学杂志《东方纪事》的编辑，有幸出席“1988中国潮之夜”晚会。我甫一坐下，邻座突然来了一位气质高雅、风韵犹存的老年女性，身着白底蓝花纹罩衫，唇抹淡淡的口红，银丝如雪，犹如一尊青花瓷，冲我淡淡一笑，坐下了。我一眼认出她是黄宗英。那时，她正以报告文学《小木屋》名噪文坛。我本编辑，很想找个话题套近乎拉稿。转而一想有点自卑，我们杂志刚创办一年，名不见经传，我也是刚跻身出版界不久的新手，而她是大名人，有云泥之隔。贸然之举有攀附之嫌不说，倘吃个冷脸，岂不自取其辱？正犹豫不决时，黄宗英稍坐片刻，点个“卯”便悄然离席了，大概是那晚节目不精彩或是她有事吧。  

命中注定我与黄宗英有文缘。1994年，我策划编辑一套夫妇散文合集“双叶丛书”。是时，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恋已修成正果，我拉他俩入盟。某日，我叩开冯亦代先生“七重天”寓所大门。冯先生独自接待我，我好奇地问，宗英先生呢？冯亦代说“上西藏去了，说走就走。”说完又加了一句“宗英是拼命三姐，七十岁的老太，十七岁的脾气”。话中充满欣赏，又带有一点淡淡的怜惜。 

  《；——命运的分号》书影

“双叶丛书”呈现了萧乾、吴祖光、黄苗子与妻子伉俪情深，冯、黄的现状与他们有所不同。我真不知他俩是谁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别致又贴切的书名——《命运的分号》，表明这是一对新组合。他们的文章“各自为政”，写各自以前的故事。因为稿件取舍事宜，黄宗英与我有多番通信磋商。书稿拍板不久，她提出书名前要加一个“；”，希我同意。我想也有道理，那分号大概是寓意他们人生旅途中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是横在他们生命表盘上历史与现实的指针吧。我接受了。按这套丛书凡例，要请作者自署书名。她一口承允，而亦代先生以字丑羞于见人婉拒。不知是我软磨硬攻，还是黄宗英的作用，冯先生终于俯允了。黄宗英把题签寄来，看得出书名主体是她写的，冯先生只不过是签个名罢了。两次交往后，我对黄宗英印象蛮好：热情大方，办事干脆利落，而且懂得尊重人，寄来好几幅题签供选，说由我裁夺。   

重睹黄宗英的丰采，是在《；——命运的分号》出版后，我送样书上门。记得那天黄宗英特别高兴，夸赞我们这套书的整体构思新颖，亦欣赏美编的装帧设计。我说蒙您抬举，就请您拿着书照张相吧。她乐呵呵地说：“好呀。”可他们的新居太逼仄，客厅书房卧室三合一。一桌一椅是有足疾的冯先生独享，来人都得买“站票”，黄宗英也只好拿着书坐在床沿上，手持书贴胸口一放，动作十分优雅。

当年黄、冯黄昏恋，是向世俗的一种挑战，曾遭不少非议甚至谩骂。黄宗英是个开“顶风船”的角色，扛住了。然，天不假年，冯亦代于2005年挥手告别人间，黄宗英因病回归到了上海滩，滞淹病榻已十数年之久。我也早已退休，那时她用手机，只逢年节，我偶有音问。   

黄宗英、冯亦代的手迹和给作者的赠品

2010年，我原供职的出版社拟出黄宗英散文专辑，社里说我是老马识途，邀我组稿，我到华东医院拜访黄宗英，蒙她赏脸爽快签约。那时，她精神不错，气色红润，有点发福。她的病榻临窗，窗台上书山乱叠，还有一帧“甜姐儿”年轻岁月的小照。她是个爱美的人，把病室也作书房。那时她常为《新民晚报》写稿，还送我一本短文集《百衲衣》。

2010年作者探望黄宗英时的病房阳台

我夸她抱病笔耕不辍，她说“一息尚存，征帆不落”。我请她把这几个字写给了我。我将为她拍的几张照片寄她，她回信致谢说：“拍得很好，拍得难得的好。”   

2011年，我主持南京民间刊物《百家湖》。我给黄宗英定期寄杂志，并向她约稿。我们又有了书信往返。是年年底某日，忽接她一沓两万多字长稿，题《命运断想》和一通长函。信云“那是应我老家浙江瑞安黄氏宗祠之请，写的一份自传，当初没想发表，是一边想，一边写的”，比较乱，又说不想公开发表，考虑《百家湖》是内部民刊，希望我帮她看看。又说我是她的第一位读者。我一口气读完，对她命运多舛的一生始有了解，简直富有传奇色彩。因她在医院所写，手边无资料可查，我对文中一些明显错漏作了更正。我对文稿做了“全本”“节本”两种版本的处理，打印寄她。宗英复函：“你审阅得很仔细，真多谢你。”节本在《百家湖》连载，同时我将稿子介绍给董桥。董桥很高兴，由我转给宗英一信，希望此稿给他主持的报纸副刊连载。黄宗英同意了。之后，我又将“全本”交青岛报业集团旗下的《闲话丛刊》主编臧杰先生，全文发表了。黄宗英十分高兴，以后每信都昵称我是“贤弟”，在赠我的多部著作中写上“谢我知音”四个大字。   

黄宗英手书

2013年我去医院看她时，发现窗台上“甜姐儿”照片没了，书也没了。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医院不准许。我问她还写回忆文章吗，她说写得少了，脑子空了，手机也不用了。但精神仍矍铄。我带了一张花笺，请她题字，她问写什么。我说想请她写赵丹的“大起大落”那首诗，宗英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大起大落有奇福，两度囹圄发尚乌；酸甜苦辣极变化，地狱天堂索艺珠。”字写得龙凤飞舞，相当潇洒。   

告别时，我对宗英许诺，以后每年到上海来看她一次。她问我：“真的？”我点点头。许诺易，践诺难矣。浮云一别三年，因种种原因我有两年未能践诺，其间托《百家湖》同事陈爱华代我专程去看一次。丁酉岁梢某日，我出现在黄宗英病榻前，她正在用吸管吸中药剂，见我突然到来十分惊异，眼神愣了一下，微笑了。神色虽然不错，但远不如前，听阿姨说去年刚做了大手术，曾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个字纪念。我问，宗英还认得我吗？她点点头。我问，寄你的《我为他们照过相》那书收到吗？“收到了。”我又问，你看了吗？“看了一些熟人的。”交流不似以前持续互动，精气似不足。

每次看她，我都要请她写几个字，这次不敢张嘴了，不忍心张嘴了。文章肯定她也写不动了，但书是在看的。大概是医院照顾他，窗台上书又摞成了小山，床头有本摊开的《收获》，我翻到折页处，那是黄永玉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她只对老朋友感兴趣了。

戊戌初冬，当我第六次出现在黄宗英的病榻前，她以迷茫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位不速之客，我问黄老，您还记得我吗？她点头。我真想追问一句，您还能说出我的名字吗？可是不敢也不忍心。我献上鲜花，她说谢谢；我把去年给她拍的小照放大后嵌镶在小镜框内，放在她手中，她微笑了一下，说谢谢；我把她要读的《董鼎山回忆录》（董是她美国的老友）放在她床边，她瞥了一眼，说谢谢。反应迅速，口齿清晰。

作者近日去探望黄宗英时所摄照片

我问您还写文章吗？她摇摇头。昔日伶牙利齿的甜姐儿，当下唯有点头和摇头了，但不失优雅与风度。当提出想为她拍张小照时，她点点头，马上把身子坐正，腰板挺直。我凑趣说“笑一点”，她果真嫣然一笑，刹那间我把她的音容笑貌定格在方寸间。她的笑容仍是那样浅浅的，淡淡的，甜甜的。   

如果说黄永玉是当代北京画坛一个传奇，谁能说黄宗英不是上海滩的一道风景！

（刊于2018年1月3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品艺版，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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