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谁都合不来
文｜西坡
前几年发现新闻已经没法做的时候，我决定回到文章这个大本营。新闻文体只是文章在现代社会的一个分支，它在我们这里走到穷途末路，前因后果是需要后世史学家好好分析的，但作为历史中人，我们没有新闻也得过日子。那就退一大步，只要文明不消失，总会有人读文章的。可惜我只会用汉语写文章，那么我赌的就是，只要汉语不消失。
所以这两年开始有意系统地读古文和现代散文。读来读去发现一个现象，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不管操的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通常都跟时代不对付。就像曾国藩发现的：“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欧阳公较平和。此外皆刚介倔强，与世龃龉。”
这安慰了我，也好像堵死了我。要想写出好文章，就不要指望过多好的日子。我从来都跟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甚至跟少数人中的大多数也行得不一样。但假如过得不好，其实是怨不得文章的。我是在读梵高传记的时候明白的这个道理。不搞艺术，梵高就能幸福安康了吗？不可能的，生下来就这套配置，搞了艺术，至少还有艺术。
我们的时代，人时刻面临趋同的压力。经常有人说，朋友圈这也不敢发那也不敢发，怕什么呢，怕跟别人不一样。你要真跟别人不一样了，能有什么后果呢？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光是脑子里冒出旁观者的一丝冷笑，就把他们吓到洞里去了。怕跟别人不一样，已经变成我们DNA里的一串代码。哪怕是一些搞小众爱好的人，也是在小众里找众，而不是找自己。
刚介倔强，并非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之辈，往往新异不了几时。所以我读到郁达夫的一些经历，大感钦佩。以下郁达夫散文名作《钓台的春昼》的写作背景：
先是1927年8月，因人事纠纷，他退出了曾参与首创的创造社；
1930年1月，由于他发起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国民党以“堕落文人”的名义被通缉，以致被迫居家数月，未敢外出；
1930年11月，因他表示今后不能经常参加“左联”的会议和活动，被“左联”开除，名义是“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
1931年春天，他因曾积极奔走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左联五烈士，不得不离沪去杭州、富阳等地去避难。
这还真的是准确诠释了什么叫与世龃龉。跟谁都合不来，跟谁合不来都无所谓。当然人非铁石，感受总是有的。郁达夫“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所。”文章虽然留下了，但当时的心情想必是很坏的。画也好，文章也好，身后名都补偿不了创作者自己，尤其在我们这么一个即时结算的时代。
一个人要想在世界上做出点东西，就得敢于假设大多数人都是错的。现代社会据说是推崇个性解放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标语、广告都在鼓励人们“做自己”，但我怎么觉得人寻求外部认同的劲头越来越大了呢？
时至今日，文人为什么需要有“傲骨”那种劳什子，其实可以解释得很明白，不需要上任何价值与情怀。
真正有创造性的行为，只能在个体层面发生。现代商业、现代工业虽然经常需要人与人的配合，但关键的创意来源也总是个体。爱因斯坦说：“在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中，我认为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和情感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贵和崇高的东西，而民众本身在思想和感觉上总是迟钝的。”这并非对民众的贬低，因为民众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做属于自己的那棵树。
一个不能产生个体、支持个体的社会，即便具备了现代的外貌，也会很快萎缩、衰落。在环球交通不便的古代，一个文化衰落之后，还有重启的机会。现在的世界，对个人是友好的，国产片不想看，可以看美剧韩剧日剧，对文化体却是残酷的。汉语还有没有未来，取决于未来的人们可以拿汉语聊什么。我总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漏斗上，旧的事物每天都在消失，新生的事物却很少很少，如果不是没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