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最近大家一直在互相说，出门对人客气点。原因都懂的，每一张蓝底白字都让我更怂了一点。可是后来我想想，这不对啊。我本来就很怂了。我们这些怂人本来就不会闹事伤人，你看通报措辞：“当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男，35岁)驾驶电动二轮车行驶至惠王陵东路路段时，因行车纠纷与小型轿车驾驶员贾某某(女，34岁)及同乘人员伍某(贾某某丈夫，35岁)、贾某(贾某某哥哥，38岁)发生口角，双方相互推搡，后朱某某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将伍某刺伤。伍某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正常人谁随身带刀啊？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都进行不到“互相推搡”的步骤，只要不是对方太过分，甚至都不会“发生口角”，顶多是挨两句骂，我默默走人。戾气弥漫，很多人都说要加大震慑力度。可是震慑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我们这些温和的“怂人”本就不需要震慑，而那些戾气弥漫的“狠人”，似乎只会越震慑越亢奋。为什么我这么怂，现在网上开始传播一个“幸福者退让法则”，我觉得可以拿过来用，显得比较优雅。但其实就是性格里带的，不愿意为鸡毛蒜皮的事跟人发生冲突。在有的时代有的社会，这挺丢人的，但在现代社会，不妨视为一种优点，我们可以把勇气用在其他地方，何必非把街头当作舞台呢。我还有一些更加雄壮的理由，苏东坡在《留侯论》里写过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当然，把一个东西加个“大”字，就很容易变成语言污染。“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就一定“不足为勇”吗，如果是见义勇为，当然是勇。“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就一定是有“大勇”吗，也不一定，有可能是真窝囊。人生是复杂的，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勇气，需要做一个综合的分析，而且要看关键节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勇气应该是一个有纵深的概念，不应该只有“好勇斗狠”这一种勇。读过《史记·刺客列传》的人都知道，那些留名青史的勇士，都不是随随便便跟人搏命的，通常要等一个知己出来，再把命托付给对方，还要等自己的老母亲去世了，再去执行任务。像这种街头斗殴弄出人命或把自己命丢掉的，司马迁一个字的版面都不会给。可是现在网上却颇有一种舆论，为那些六亲不认、无知残忍的莽夫叫好。怎么说呢，只能说是文化的堕落。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为什么在信息发达，生活方式更加丰富的今天，很多人对勇气的理解反而变得狭隘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两拨小孩在打架，两拨成年人在围观，一开始成年人很淡定，但是打着打着，成年人陆续加入战斗。场面十分丑陋。关键是，这些成年人一开始在干嘛呢？据合理推测，他们应该是听信了某些流行观点，“小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谁打你你就要打回去”，所以决定实践一回，择日不如撞日，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演练起来吧。可是打着打着，发现自己家孩子吃亏了，所以按捺不住进入战场……这算哪门子的武德教育啊，这就是典型的巨婴对武德的错误理解。如果你决定让孩子“打回去”，就得接受孩子“打不过”的结果，即便打不过，事后跟孩子好好讲一讲，也不失为一次生动的课堂。乱斗一气，只能说明这两堆里一个成年人都没有。非对称攻击不是武德，欺凌弱小不是武德。即便不谈法律的红线，这也是人类普遍认同的最起码的底线。现在的那些报复社会事件，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绝对是懦夫的表现。在社会管理上，如何减少戾气是一回事。在文化上，我们也有义务将这类行为与“勇气”这个美好的词进行彻底切割。蒙田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士兵作战特别勇猛，国王赏赐给他很多礼物，女人，田地，金银珠宝。后来又发生战争，这个士兵却变得畏畏缩缩。国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从前一无所有，所以不知道害怕。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是有启发的。首先，一个社会要趋于文明发达，就要不断减少赤贫人口，要让大家真有“一头牛”害怕失去。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赤贫，还有精神意义、情感意义的赤贫。繁荣的经济与繁荣的文化是相互支撑的。如果一群人除了宏大叙事，再也找不到自己和世界的联系方式，那么是很容易走上极端的。把文化搞得活泼起来，让人的内心可以安放，可以抒发，绝不是一件小事。然后，一个蓬勃多元的社会，才可以培养出对于勇气和英雄的多样化理解。假如一个社会的小孩只知道把网红当偶像，而网红也只会引导他们把世界区分为“家人”和“外人”，那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说网红不好，而是说除了网红，还应该有更丰富的文化形态。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需要更多的出口。继续阅读站在岸上，谁都能当高人精神按摩，免费

文｜西坡聊聊《再见爱人》。我没完整看这个节目，没会员。但是话题热度实在太高，刷到很多片段，不过主要是读了很多长长的分析帖子，围观了很多评论区激烈的论战。有些话想说。没什么高明的见解。说一说我的困惑和偏见吧。先说困惑。我看到很多人说“被麦琳气到了”，那语气不像是在看一个综艺节目，而像是自己身边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其言其行让自己无法忍受到了身体难受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她真的让人这么难受，不看节目不就完了吗？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气到”大概是节目组预期到的节目效果。哪里有病，哪里就有药。如果没有意外，节目后期应该会为观众受到的这种“精神伤害”提供解药。观众这头呢，肯定也有一些话没说出来。当一个人长期抱怨一份工作、一个环境或者一个人，却一直都不离开的时候，他很可能没有讲他得到了什么。贼会挨打，贼也吃了肉，说别人是贼的人自己可能也是贼。层层叠叠的魅影，无穷复制的目光。嘉宾也好，观众也好，甚至节目组也好，没有一方是客观的，但每个人又都希望自己给人“我很客观”的印象。我在犹豫要不要充个会员，把节目从头完整看了。应该还是有意思的，把它当成一面感知时代水流与温度的镜子。那么观众从这里边得到的，而又不便言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猜测，可能有点诛心，平等地诛每个人的心。我感觉这个节目引起这么大的热议，可能因为我们太多人需要一个“不可救药”的人物的象征，来平衡我们与世界之间不共戴天的关系。我们过得很辛苦，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是精神上的辛苦。我们不管怎么努力，似乎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的生存方式，从城市到乡村，这种焦虑快速地扩散。尤其感到痛苦的，其实是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而他们的核心焦虑又是婚恋、亲密关系。目前的状况是，越是体面的人群，内心积攒的焦虑越多。麦琳的出现正当其时，她扮演了这么一个从每个角度都无法理解、无法原谅的角色。人们可以安全地把所有内心的焦虑投射到她身上，这些焦虑可能是自己平时都没有意识到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是的，就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世界才好不了。”“她什么都得到了，但她还是不知足，这只能说明责任都在她自己身上。”“被麦琳气到”是一个表象，“麦琳”作为破坏世界秩序的幕后力量的象征符号，终于浮出了水面，进入了大众视野中。人们其实感到了一种宽慰。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面对疾病、自然灾害或其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人们倾向于寻找一个明确的原因或罪魁祸首。社会集体将焦虑投射到一个具体的对象上，实际上是为了减少面对不可控的无力感。最后再说说我的偏见。我的偏见源于我的自身经历。我是一个长期以输出观点为志业的人，但我在生活的很多具体方面又是很弱的，我后来发现，我经常陷入“我很有理但我就是解不开眼前这个结”的痛苦。我经常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被卡住，久病成医，慢慢地我就发现，生活不是靠讲道理来推进的。相反，生活经常是被讲道理困住的。所以我慢慢形成了一种反向的偏见，它完全偏离我的直觉，但我发现它好像很好用。这个偏见就是，在生活的冲突中，表现得很有道理的人，可能并不是真的有道理。说实话，这让我感觉很分裂。按照我的性格也好，经历也好，我一开始就是很共情李行亮的，但到了后面，看到网络对麦琳的声讨越来越激烈，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这种共情。我在想，会不会麦琳也有自己合情合理的苦衷，只是她不会说？我是一个直男，我无法想象她的内心世界，只是思考把我推到了这个想要怀疑一下的位置。说实话有些帖子看多了，我是感到一点对于理性主义的恐惧的。大家用那么理性的坚固的观点去分析一个活生生的人，你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这些素材结合各种各样的心理学黑话、社科流行语，编织成人们最想要相信的故事。从节目里到节目外，分工明确，有人负责高屋建瓴，有人负责复制粘贴。当然也有人把麦琳当成受害者，把李行亮指控为元凶。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操作。有没有可能，他们只是两个普通人，像你我一样普通，名利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普通。他们都有私心，也都有苦衷，也确实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必须分出一个极坏，一个极好吗？或者必须做实他们“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吗？大家可能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他们都没有那么奇葩，只是普通人卡在了常见的问题上。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和世界之间的不共戴天，可能是无解的。继续阅读精神按摩，免费很多人的精神链条正在断裂

文｜西坡昨天突发奇想，好想开个精神按摩房，通过聊天给客人把脉，开几篇文章作药，回去自行服用。有客人说，最近没精神。我龙飞凤舞写下几个题目，这是丘吉尔的几篇演讲，拿回去大声朗读三遍。客人问，饭前还是饭后。我说，饭中。又有客人问，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龙飞凤舞又写下几个题目，《加缪笔记》选段，“自从不自杀的那一刻起，就应该对生命闭嘴”。客人说，这个药劲太大，吃不消。我说那就先服用《瓦尔登湖》选段，“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又有客人问，我弄不懂女人，我说你先通读张爱玲的《谈女人》再来。又有客人问，如何拿捏男人，我说这个简单，不用文章，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重复一遍，加一句“原来是这样啊”，他很快就会变成你的奴隶。越想越兴奋，一边走路一边乐。检查我现在的生活，我发现我就是一台超大当量文章吞吐机，我每天的阅读量应该比很多人一年的阅读量都大。有时候想停都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就会胡思乱想。看到好的还总忍不住分享给朋友，这是个很讨厌的习惯，但一时也戒不掉，不如想想怎么用这点热能烧点开水。读过这么多文章，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没道理的。可能自从我们的祖先决定直立行走开始，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矛盾里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村子后面呢，其实又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有时候当我们感到一种极致的快乐时，会有一种念头从心底冒出来，不如死在这一刻好了。就好像故事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尾，前边所有曲折都有了交代，再玩下去，有可能会烂尾的。我们还是会活下去，带着烂尾的风险。前几天在书店里翻一本《叔本华每日箴言》，印刷不错，但太贵了，而且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叔本华语录和世界名画印在一起。我想蹭一下得了，就站着翻完了。翻完感觉被叔本华抄了后路。不管你想说什么，叔本华都替你说过了，最后他还告诉你，不要阅读别人的思想。太坏了。容易焦虑的朋友一定要读一读叔本华，读完你会发现更焦虑了，比如他说：“我们全部的生命都在不停歇地与艰难险阻作斗争，后者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更焦虑之后，你可能就不焦虑了。你会意识到，人类面临的境况，在本质上是无解的。古往今来，那么多聪明绝顶的人，富可敌国的人，有如神助的人，都没能解开这个“戈尔迪之结”。人总会想着，我要是更聪明一点，更有钱一点，更漂亮一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会的，新的问题会接踵而至，造物主给每一种天赋搭配了一种诅咒。你以为那些聪明又勤奋的人，真的想勤奋吗，不，勤奋已经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受苦最少的生存方式了。所谓发现自己，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苦，心甘情愿去吃。我头脑中的客人忍不住要问了，老板，你这是什么按摩手法，人家都是喂糖，你喂苦瓜啊。我说，你不懂，这叫釜底抽薪疗法。现代人的痛苦，绝大多数不是生存焦虑，而是身份焦虑。用阿兰·德波顿的话说：“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学会自己给自己充气，是现代人的必备技能。当你想想我们置身的这个游戏是多么变态，就会更容易原谅自己了。话虽这么说，最后还是来块糖吧。我最近刚读到的一首诗，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先交代一下背景。伊萨卡岛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故乡，奥德修斯在希腊联军攻克特洛伊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返程中遭到海神波塞冬的阻挠，历经二十年的漂泊才回到故乡。卡瓦菲斯在这首诗里，对奥德修斯的受难进行了反转。在《奥德赛》里，奥德修斯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回到故乡而不得，卡瓦菲斯却说“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文｜西坡我一直想要介绍一些好文章给大家，大体有个思路，一百年一百篇。从过去百年里，找出一百篇经岁月剥蚀仍立得住的文章。为什么是文章，而不是书不是人？因为文章是意义和美感的最小单位。一部史诗、一部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一首诗也是一篇文章，因它是自足的。这不是我对“文章”一词的新发明，而是“文章千古事”里的文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里的文章，“文章者，公器也”里的文章。从古文到白话，天地、器物、人心全变了，在无人掌舵的历史巨浪中，有多少应变而没有变的，或者应不变而变了的，从来说不清楚。我总觉得，文章是个好的容器，也是个好的标尺，可以帮我们测出从彼心到此心的距离，也能帮我们“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我的目标是，有这一百篇文章打底，若能读得进去，并顺着它们探索，就不必对所谓古今之变那么茫然而无所措手足。心同理同，话是没错，但光念咒没用，总要一些柔韧、绵长且不易朽坏的东西来攀缘。我相信文章是这样的东西。世界乌泱泱，我们读文章。今天是一百篇里的第五篇，我要介绍的是鲁迅先生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所作的演讲，题目为《无声的中国》。我读的文章版本来自一本《鲁迅杂文集》，这本书的扉页上印着鲁迅的一句话：“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我觉得这句话跟“无声的中国”这个题目是很匹配的。在这个青年会礼堂，鲁迅还做了另一场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两篇演讲是同一个主张，那就是抛弃“旧文章、旧思想”，由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只不过百年之后，我们再去读它们，觉得鲁迅有点过度乐观，把工作简单化了。比如鲁迅说：“我们今后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仿佛只要舍掉古文，声音就会从我们的嗓子里自动发出来一样。他可能没有充分估料到，只要官魂和匪魂不死，白话也能得和古文一样的病，那就是使人“不能说话的毛病”。我们不必苛责鲁迅，无论如何，鲁迅对于重大问题的感知能力是很强的，而他的身份归根到底是一个文学家，有些重大问题单从文学一途是解决不了的。事实上，过去一百年里，我们试图用文学解决太多超出文学能力的问题，结果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文学自己弄得不成样子。言归正传。我们看鲁迅是怎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人的悲欢不能相通，自然是表达悲欢的工具出了问题。然后鲁迅说：“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鲁迅认为，这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能拿起笔来写文章的缘故。这不是他一人的意见，而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意见。如何改进我们的处境，首先要让大多数人能读书认字写文章，文言文太复杂了，所以要讲白话。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今天当然没有理由去反对每个人都有读书认字的权利，但也要承认，能读书认字与能独立思考是两码事。鲁迅不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家，他的长处在于感受与表现，但在剖析问题根源的时候，会失之于粗线条。比如他讲白话的好与古文的坏，就喜欢把两者涂抹得像戏台上的红脸和白脸似的。在这方面，弟弟周作人就比他要冷静客观不少。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把民国以后的新文学运动放置到中国文学史的长河里去考察，他说：“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这两种力量，一种是“诗言志——言志派”，一种是“文以载道——载道派”，中国文学史就像一条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他把民国的新文学运动上溯到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像一条地下河，现在又涌出来了。这个分析方法，就科学多了。鲁迅的长处在于，他能把众人皆知的问题说得痛快淋漓，并且能够用高超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让我们无法忽略无法忘怀。比如他在这篇演讲里说“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把责任全推给古文，我觉得是不客观的。但这个现象是毋庸置疑存在的。对此现象表现得最深刻动人的文学作品，也出自鲁迅自己的手，如《野草》《狂人日记》《阿Q正传》。比如《野草》里的《秋夜》，大家现在把开头的两株枣树变成了一个梗，但这篇文章写的是人在被社会排挤到无力介入现实的角落里之后，会陷入怎样一种失语的境地：“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每次读到这里，都感觉头皮发麻。再比如《阿Q正传》，要是把阿Q当成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丑角，甚至当成互相攻击的标签，那真是太遗憾了。1925年，鲁迅为《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撰写了一篇序言，说出了他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写这篇小说的：“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我们现在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他不是要简单地讽刺谁、挖苦谁，而是要写一颗“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出来。鲁迅期待“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觉醒，走出，全都开口说自己的话。我们先看阿Q是怎样被侮辱被损害却无话可说的。小说结尾，阿Q被捉住拉进衙门受审的时候，膝关节不受控制地宽松，跪了下去。坐在大堂上面的光头的老头子“沉静的清楚的说”：“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长衫人物也大声说：“招罢！”注意，老头子说话是“沉静的清楚”的，长衫人物说话是“大声”的。阿Q是怎么说话的呢，“我本来要……来投……”是糊里糊涂、断断续续、唯唯诺诺的。阿Q就这样不明不白被定罪了。宣判的时候，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这些细节都是有寓意的。长衫人物让阿Q画押，阿Q说他不认字，长衫人物说便宜他，让他画个圆圈。阿Q很想把圈画得圆，因为生怕别人笑话，但最后还是画成了瓜子模样。要被问斩的时候，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么？”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游街的时候，阿Q说出了半句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围观的人群里传出一声“好！”。阿Q看向这些喝彩的人们，心里想到的却是四年前遇见的饿狼的眼睛。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见的仍是狼眼睛，这些眼睛连成一气，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阿Q想要喊一声“救命”，然而没有喊出来。鲁迅笔下写过很多不能说话、不会说话的小人物。你会发现，弱者总是不擅表达的，他们的话语和尊严一起被榨干了。而强者哪怕在说谎话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平静坦然，词汇丰富，语法完整。沉默是有代价的。说话吧，可能说话就够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继续呼唤：“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们今天要做的，大体也是如此。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哪怕不能说完全真的话，总可以说些比较真的话，发些比较真的声音。继续阅读当代人精神状态北国之秋

文｜西坡那天看到一个视频。两个男人不知何故在机场里骂了起来，两个人嘴巴都很脏，关键是词汇量都很小，就那么几句垃圾话，翻来覆去在嘴里打磨。变化的只有声调、动作和位置，虽然是动口不动手，却还是有一点声势的。其中一个年长点，一个年轻点。年长的那个似乎更老练沉稳，年轻的那个更加激动，不断提高声调，并作势向前。不幸发生了，又一轮输出过后，年轻的那个突然倒地，退出了比赛。对了，他比较胖。这时路人出手了，只听到镜头外有人喊了一声赶紧打电话。年长的那位选手挺不讲武德，冲着地上的人又飙了几句脏话。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人，看完之后我把视频转到群里，自拟标题《王朗现身了》。我知道肯定有博爱的朋友告诫我：如果躺地下的是你朋友，你还笑得出来？你还会抖机灵？我诚恳接受批评，但我也会尽量充分地告诫我身边的朋友：不要跟陌生人吵架，尤其是在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网上有那种视频不知道你们刷到过没有，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拍的，配着解说，一般是前车一顿骚操作，后车最终决定“不惯着”，最后撞了上去。大多数时候，围观群众都会为后车叫好，道理很简单嘛，自觉有理的才会发上来，但也有个别时候，后车自我感觉良好，评论却翻车了，“虽然前车不是那么规范，你踩脚刹车他就过去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问题往往就在这里，在别人不太礼貌、不太规矩的情况下，你是否要猛踩油门冲过去，把对方怼到墙角？对我来说，我往往会选择认怂。有句话说得好：“前世500次的回眸，换来今世的一次擦肩而过”。高速上，一分钟大约是两公里左右的距离，只要忍耐十几秒，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眼前这个奇葩了。十几秒能不能忍？还有一首歌唱得好：人潮人海中

文｜西坡我一直想要介绍一些好文章给大家，大体有个思路，一百年一百篇。从过去百年里，找出一百篇经岁月剥蚀仍立得住的文章。为什么是文章，而不是书不是人？因为文章是意义和美感的最小单位。一部史诗、一部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一首诗也是一篇文章，因它是自足的。这不是我对“文章”一词的新发明，而是“文章千古事”里的文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里的文章，“文章者，公器也”里的文章。从古文到白话，天地、器物、人心全变了，在无人掌舵的历史巨浪中，有多少应变而没有变的，或者应不变而变了的，从来说不清楚。我总觉得，文章是个好的容器，也是个好的标尺，可以帮我们测出从彼心到此心的距离，也能帮我们“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我的目标是，有这一百篇文章打底，若能读得进去，并顺着它们探索，就不必对所谓古今之变那么茫然而无所措手足。心同理同，话是没错，但光念咒没用，总要一些柔韧、绵长且不易朽坏的东西来攀缘。我相信文章是这样的东西。世界乌泱泱，我们读文章。今天是一百篇里的第四篇，郁达夫《故都的秋》，作于1934年。首先得承认，这是一篇私货。但《故都的秋》真是一篇好文章，郁达夫真是一个被低估的好作家。只是这次读发现，文章结尾似乎有点不祥：“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北国的秋天自然是留不住的，11年后，在南方的南方——苏门答腊岛的丛林，郁达夫却把自己的寿命折去了。之所以说是私货，是因为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朋友圈里看到一个老同学发的香山红叶，我便生起了强烈的思秋之情。江南也是有四季的，但就像郁达夫在文章里说的，南国之秋“色彩不浓，回味不永”，和北国的秋比起来，正如“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第二天我又去求其他仍在北京的同学分享秋景，饮之不足，又在网上刷了半天照片视频。有同学说，你这是画饼充饥，何不来一趟北京。现在的交通自然是比当初方便了，郁达夫去北平是这样走的：“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从杭州到青岛应该是坐船。但我要品尝的秋意，真到了北京也不一定是能得到的。民国的著名作家，几乎个个都写过故都的秋，冰心、老舍、林语堂、沈从文等等。略微比较，老舍笔下最富感情，他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住的梦》）“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四世同堂》）不过民国文人赏玩的北国之秋，我们今天已经得不到了。如《故都的秋》这个题目所示，民国的北平是故都，是一个被弃置的边缘化的现代事物入侵缓慢的安静的古都。当时人称“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那是北京几百年帝都史上仅有的一段留白，去如春梦了无痕，只有文章了。民国文人在写北平的总是很动情，因为他们落笔时心里大都有一个不出场的上海。上海是动的，北平是静的。上海是物质的，北平是精神的。上海是矛盾的，北平是和谐的。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第一行：“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文人笔下这两个作为精神坐标极点的城市，自然都有被夸大被抽象的一面。几十年后，居住在北京的莫言说：“据说北京的秋天最像秋天，但秋天的北京对于我却只是一大堆凌乱的印象。”他又说：“据说秋季的北京的天是最蓝的，蓝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几朵白云，白云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鸽在天上盘旋，鸽哨声声，欢快中蕴涵着几丝悲凉，天也就更像传说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明明住在北京，却要用两个“据说”来说北京的秋，北京秋天已经成了一个传说。莫言直言，自己在北京生活这些年里，几乎没有感受到“上个世纪里那些文人笔下的北京的秋天里美好的天”。因为北京已经长高了，变快了，更要紧的是它重新赢回曾经失去的中心了。“故都的秋”是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技术与生活条件下的：“那样的秋天是依附着低矮的房舍和开阔的眼界而存在的，那样的秋天是与蚂蚁般的车辆和高入云霄的摩天大厦为敌的；那样的天亲近寂寞和悠闲，那样的天被畸形的繁华和病态的喧嚣扼杀了。”我特意要读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还有一个私信。他是一个江南人，在北京居住过。我是一个在北京住过10年的人，现在江南。他在写江南或写北京的时候，总会带着另外一个地方，作为对照组。这给了我很多的抚慰。比如他写《江南的冬景》，说“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固然让我心有戚戚，而且他文章的开篇是这样的：“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进入一个地方，可以更好地理解另一个地方。进入一个时代，可以更好地理解另一个时代。郁达夫说，人在南方很容易忽略秋天的况味，“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不独秋天。总的来说，我对江南是满足且感激的，但生活下来，确实有一个遗憾，天太低，浓稠湿润的空气总是把人包裹得严严实实，很难给人独面苍穹与荒野的锻炼。也不独南方。我们今天与自然的风物是越隔越远了。郁达夫怀念的北国之秋是这些：“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如果不到郊区，在北平城里是这样赏秋的：“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叶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如果非要给很高很高的天和天上的鸽子上点价值，可以读抗战之后沈从文自昆明回到北平之后写的一段文字：“北平入秋的阳光，事实上也就可以教育人。从明朗阳光和澄蓝天空中，使我温习起住过近十年的昆明景象。这时节的云南，雨季大致已经过去，阳光同样如此温暖美好，然而继续下去，却是一切有生机的草木枯死。我奇怪北平八年的沦陷，加上种种新的忌讳，居然还有成群白鸽，敢在用蓝天作背景寒冷空气中自由飞翔。”人间的大地和四季，有情便会不死。所以故都的秋，真的被扼杀了吗？朋友给我发来一张地坛的照片，地上堆积着黄叶，黄叶上堆积着比叶子还多的人。只要这些人里有一个是为了秋而不是为了热闹而来，北国之秋就还活着。如果喜欢这个栏目，可以分享给你爱阅读的朋友。点击阅读原文，可以阅读更多。继续阅读让短剧飞一会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文｜西坡昨天晚上看一个喜剧综艺，大张伟点评某个节目时说“我们搞艺术的……”，这时候一条弹幕轻蔑地飘过：“你们搞喜剧的，也配谈艺术”。我当时就很困惑，这位尊贵的观众，自己就在看喜剧，同时却鄙视喜剧。大卫·霍克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艺术家，相信再尊贵的人查一下他的作品价格，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艺术家。霍克尼很早就出名了，但一直都很可爱，这在艺术家里边并不常见。他有一个观点说：“二十世纪艺术的自觉性太强了，以至于它将自身隔离了起来，似乎是一门完全独立自主、与其他无关的实践活动。”有一次，霍克尼和一位艺术批评家吵了起来。批评家说：“艺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霍克尼说：“我要是相信这样的鬼话，还不如一枪毙了自己算了。”就是这句话让我爱上了霍克尼。我们会发现，越是顶级的艺术家，越不会把艺术看成建立区隔的防护栏。反而是那些三流艺术家和那些身在外围被艺术光环所炫的人，特别愿意把艺术搞成“艺术”。霍克尼继续跟批评家说：“说真的，艺术被你拉低到了珠宝的层次。珠宝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但这无所谓，珠宝并不重要。”霍克尼认为，艺术是更高层面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社会包括原始社会都能创造艺术。所有人都需要艺术。“或许，普罗大众欣赏的只是低水平的艺术创作，但水平再低也仍然是艺术。”当我们谈论艺术或者谈论文化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它们弄到引号里边去。似乎只有西装领带晚礼服正襟危坐红酒杯，才有资格插嘴。其实真正的好东西与人是没有区隔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可以有。若是因为喜欢下里巴人而否认阳春白雪，那也是一种极端。重要的是，允许自己开心，也允许别人开心。如果一个人的开心建立在贬低别人的基础上，那他绝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高级。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种论调“不能让这样的短剧疯下去了”，点开一看，原来是现在中老年短剧爆火，霸道总裁从前是爱上实习生，现在开始爱上保洁阿姨了。我从前不看霸总剧，现在也不看短剧，但我发现好些人在议论中老年短剧的时候，那种语气让人很不舒服。不就是做梦吗，年轻人可以做梦，中老年人就不可以做梦了吗？怎么到了中老年人那里，就一定是“被围猎”“被收割”呢？谁来规定怎样的情感需求是合理的，怎么样的情感需求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那种预设中老年人全都行为不能自主，不能区分幻想与现实的心态，往轻了说是傲慢，往重了讲是歧视，其实有些人的道貌岸然底下，隐藏的是猥琐。如果说短剧市场要规范，那也应该是基于所有成年人的需求，进行一视同仁的讨论，没必要把中老年人单独拎出来。把自己当人，把别人也当人，人都有七情六欲。规则之上，自由飞翔，谁也没资格审判谁。说来羞耻，去年刷到一个游戏，《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我不是游戏玩家，我是在视频平台上看的别人通关。剧情真的逆天，每个美女都会无来由地爱上你。但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我们的身心灵并不是那么和谐地融汇在一起。脑子一边觉得不合理，嘴角一边忍不住自动上扬，我当时在地铁上，最后都忍不住要乐出声了，只好下地铁，找个没人的地方看个痛快。过后我心想，年轻人在这样的游戏里爽一把，能有什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文化产品之于人，也不是程序之于机器，安装上就立马开始运转。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需求在虚拟世界得到慰藉和满足之后，我们在现实中才会更加从容，更有活力。我们沉重的肉身，需要很多个世界来盛放。还是拿短剧来说，作为一种新的内容形式，短剧市场的迅速扩大，归根结底是由于它的“短平快”更容易捕捉观众注意力、填充现代人的碎片时间。对于新的内容形式，人们很容易用原来的审美框架去下特别大的判断，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声音通过放大、扭曲个别现象，恰好击中了某种刻板印象，各种大帽子就会随之而来。最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有一个观点启发了我，她说：“当下的年轻人可能有好多个小号，他们不需要用一个整体性的‘我’来应对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他们把‘我’切成小块，把不同的‘我’放进不同的小块世界进行交互和交流，最终小块的’我’回到’我’。”不光是年轻人，中老年人也在适应媒介形态的快速变化。很多短剧展现的温馨家庭关系、真挚友谊、情感陪伴等，就给中老年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当下，短剧题材已经从青春、情感、都市，扩展到科幻悬疑、动作、文旅、民俗等多元题材。《三星堆：未来启示录》《金猪玉叶》《超越吧！阿娟》等精品短剧，也涌现了出来。《我的归途有风》展示四川乐山的非遗美食文化，还产生了赋能地方文旅的良好效果。观众与作品，在相互选择、相互支持、相互滋养，进入内容消费的细致过程中去观察，就会发现很多人内心那些微小而难以言说的孔隙，是被短剧浸润的。让短剧飞一会儿，大帽子先缓一缓。继续阅读闹剧收场，悲哀未央没人愿意安静下来

文｜西坡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这也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据调查了解，在

文｜西坡昨天读《人物》关于脱口秀演员刘仁铖的报道，有一个细节让我浮想联翩：……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那是2017年5月21日，他站在这所985学府，突然感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自卑。「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都比你在应试教育上强非常多。」他对自己说。他没读过大学，他籍贯是铝合金门窗之乡江西安义，父母是做门窗生意的，亲戚们是做门窗的，此时的他也是做门窗的。我为什么感慨呢，我不是做脱口秀的，我也不是做门窗。事实上，我站在他的羡慕目光的另一头，准确的说，我曾经站在那里。我不是浙大的，略往北一点，P大。我心里有个声音自动冒了出来，这有什么好自卑的呢，你的搞笑天赋比他们的应试天赋实用多了。当然，那时候他的搞笑天赋还没转化成谋生技能。是“人中龙凤”这个词戳到了我。传说中，鲤鱼跃过龙门就变成龙了，传说里没说龙还会再变回鲤鱼。现实是，“人中龙凤”只是很短暂的状态，而享受过这个状态对人的一生成长来说，真不一定是好事。拿我自己来说，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腾云驾雾了。户口都要迁回原籍。你就会发现，过去四年天南海北出身各异的同学，只是偶然凑到一起，参加了一场party而已。我这么说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知道没有多少人会跟我共情。我自己也说过，上过名校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名校祛魅了。就是这个祛魅的感觉，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但这个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后面的很多事情你只能怪你自己了。没考上大学的人可以想，我当初要是上了大学，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上了普通大学的会想，我要是上了名牌大学，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些从鱼变龙又变回鱼的人，就没办法这么想了。你要是再去找父母的茬，那就太占便宜没够了。当你发现，别人求而不得的东西，你得到之后发现也不过如此，这种感觉是很奇怪的。但我在读刘仁铖的经历时，我意识到，名校光环对我们这些应试成功者的帮助可能没那么大，但是它对刘仁铖们的伤害是真实而严重的。不光是名校，就连我们这些“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打压他们的道具。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在村里打架，当时我刚上初中，那个孩子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只听他一边动手一边喊，上初中了不起啊，上初中了不起啊。他还不知道他的是谁。我想着想着，突然发现了一个横亘在眼前的巨大事实：我们社会的日常状态就是，所有人打压所有人。我一路走来，可能在无形中打压过许许多多人，我只是没意识到而已。我记住的只是自己被人打压的时刻。你想，我都上P大了，还能被人打压，那其他人得被打压成什么样。在职场中，我被人问过最多的与P大有关的一句话是，你们P大的也干这个啊。瞧瞧，这什么话。把德不配位这个成语改造一下，这就是位不配校。其实到最后我也没闹清楚，到底得到什么位，才能配这个校。反正我离开最后一份工作，变身星巴克悟道者之后，就没人再这么问我了。我不工作总可以了吧。好像真可以，从心理上讲，不工作跟P大更加搭配一点。这杯美式，如你所愿。我想说的是，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不用悲伤，不用心急，你可以等我们毕业之后再来嘲笑我们。总之，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回旋镖满天飞的世界，总有几支会扎到你。以我的经历，我不太相信有谁没经历过打压。在所有人打压所有人的环境里，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赞美，赞美你就输了；制胜技巧就是进入房间之后，迅速找到人多的那边。人多就是胜利。一群人都结婚了，就一个没结婚，那么在这个场子里，所有结婚的都是赢家，你别管我回家打不打架，就说你为什么不结婚，父母替你发多大愁啊，是不是光顾着一个人享受了？只是举个例子，依此类推。还有一个高阶技巧，就是虚空索牌。说是高阶技巧，其实已经人人必备，入脑入心了。每个人都有一副隐形牌，不管你出什么，他都可以从嘴里掏出一张更大的压上你。网上有个“学历挨骂对照表”，当你对自身学历不满意的时候，可以找来看看，你会发现没有一种学历是可以免于被打压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循例制作房子挨骂对照表，车子挨骂对照表，兴趣挨骂对照表等等。仔细想想，一点都不好笑，因为很多人就活在一条条鄙视链里边。后果就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都是不安全的，大多数人都羞于谈论自己的生活，而乐于去打压别人的生活。我们社会的许多戾气，其实源于这样一种扭曲的文化结构。你不知道自己得混成什么样，才可以坦荡地谈论自己。即便那些真的“混出来”的人，又有几个是从自己的生活本身得到的乐趣呢？终身活在别人的羡慕妒忌里头，也是一种悲哀。继续阅读永远不要跟系统共情没人愿意安静下来

文｜西坡昨天的文章有点激动。但我一点都不后悔，而且有点开心。在完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写文章，是一种愉悦。但略带一些情绪去写，往往让我觉得更真实有力，就像韩愈说的，物不得其平则鸣。虽然某些脆弱的人会受不了，但也由不得他们。逝者已去，如果我们真觉得这里边有重要的事情值得一谈，那么可以跳出来，分别说说各自的价值主张是什么。我最瞧不上某些人没完没了地扔砖头、泼脏水，却从来不正面去谈自己的主张是什么，仿佛拿刷子在别人脸上涂涂抹抹，自己就自动变得更高明更正义了。有一种结构性的不对称。一个人站出来，在聚光灯底下说我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我犯过什么错误，我有什么缺陷，我欲求什么；一个人躲在人群里，说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这人哪里不好，那个人哪里不好。做后面这个人，总是比做前边这个人更容易。我们传统的生存智慧，也总是告诫我们要进入一群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人，所谓枪打出头鸟，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是这种传统智慧，已经成为我们的负资产。因为这是一个讲求创造性的时代，而创造总是以个体为单位。爱因斯坦说：“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甚至还能为集体生活建立起新的道德标准。如果没有能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性的个人，社会的前进就不可想象，就像如果没有社会土壤提供养料，个人人格的发展就不可想象一样。”“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是它在那个结束了中世纪欧洲停滞状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繁荣兴旺，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解放与独立。”协作当然是重要的，但首先要有棱角鲜明的个体，然后再去谈协作。没有坚实的个体作为基础，最后只能是集体的不作为，乃至集体的价值毁灭。现代社会的组织程度越来越复杂，我们看到的很多创新都来自大公司。但是我们同样会发现，只有那些支持个体的组织，才可以持续赢得未来。我读乔布斯和马斯克的传记，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会习惯性地忽视规章制度、行业惯例、团队共识这些集体性的东西，而是去挑选愿意直接为结果负责的有思考力和行动力的个体。这是一个价值大转型的时代，旧的价值已经死亡，新的价值还未成型。新的价值会在哪里出现，只能是新的个体身上。“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产生千百万人，才能涌现一个天才。”（茨维格）这是一个开放式游戏，如果你是操盘手，你会发现容忍异类、容忍偏差、容忍错误、容忍混乱，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回报。如果你不想要作为基数的千百万人，而只想要那一个天才，那你得到的只会是永恒的停滞。我不是操盘手，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也想要成为一个足够结实的个体。基于自利的考虑，也基于人类历史和我们自身的历史给我的喃喃细语，当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总是愿意给予同情之理解。我受到过误导，受到过欺骗，但我仍然愿意不断给予同情之理解。因为泥沙俱下是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要负责制裁骗子的，应该是法律，而不是每个人随时对每个不愿意成为众人之一的人发起审判。我发现，总有人过于害怕别人受到别人的恶劣影响，仿佛人群是庞大的多米诺骨牌，一个人的任性就会造成雪崩的后果。即便真的有这种风险，也是因为有个性的人太少，而不是有个性的人太多。一个不能容忍多样性的社会，必然会有骗子去吃那个红利，因为羊群不知道真正的个性是什么，就会被虚假的个性欺骗。睁开眼睛看一看吧，我们的坐标系统并非过于狂野，而是过于狭隘了。在价值转型的时代，要练习欣赏人类个体之美，别人身上的美也可以在你身上绽放。永远不要跟系统共情。所有成型的系统，不论是道德的、社会的、技术的，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系统也是在演进的，系统通过不断抛舍依附于自己的儿女来进步。在这样一个时代，尴尬、痛苦、不自洽、被遗弃感才是健康人生的常态，谁能在激流之中保持优雅的姿势呢，除非他在岸上假装游泳。而一个人过得太舒服，太心安理得，太波澜不惊，才是值得警惕的，你可能是让渡了太多人性的东西给系统。继续阅读沙白之死没人愿意安静下来

文｜西坡他们宁愿所有人都稀里糊涂活着，也不愿意有极个别人明明白白去死。这几天，网络上关于沙白的讨论让我有点愤怒。说是讨论，有点抬举某些人了，他们只是在嚼舌而已。总结起来，他们给沙白主要安了三宗罪：不遵医嘱，第一宗罪；不孝顺，第二宗罪；精致利己，第三宗罪。看似证据确凿，密不透风，其实是价值混乱，胡搅蛮缠。假如我们进入这些人的逻辑，去论证沙白到底孝不孝顺，到底有没有遵医嘱，到底是不是精致利己，我们就上当了。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妨假设这些指控全部为真。当然，实际并非如此，但你摆事实讲道理的话，他们只会反复找出新的“证据”继续胡搅蛮缠。那么我们就假设这些指控全部为真，切断他们的后路。假设沙白是一个不遵医嘱、不孝顺、精致利己的43岁女人，这对她的行为以及她的行为对我们的触动，会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沙白的行为的意义，仅仅在于她作为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在心智正常的情况下，在生命质量和生命长度之间，主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她看来，生命中有不可退让的东西。她成为公众人物在于此，我们受到触动也在于此。记住，我们不是在为沙白辩护，我们是在为我们有权利受到这样的触动而辩护。这关乎我们自己的生命质量。沙白生前是作为模范患者成为公众人物的吗？不是吧。是作为孝女标兵成为公众人物的吗？不是吧。是作为有“大我”没“小我”的道德榜样成为公众人物的吗？不是吧。她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受到我们的关注，成为对她自身不可能有什么利益的公众人物的。她所认为的生命中不可退让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认可，因为这归根结底是她自己的事。但要不要承认生命中应该有不可退让的东西，是与我们有关的事。只要我们不自命为天上的神明或阴间的阎罗，就得承认生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像昆德拉说的：“生活是一个陷阱，这一点，人们早就知道了：人生下来，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他被关进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身体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又如帕斯卡所说：“我们在汪洋里漂荡，载沉载浮，缥缈无定，听凭风吹浪打。每当我们觉得要有一些可以依靠的点，来固稳我们自身，它便放肆摇荡，将我们抛诸身后；而如果我们追逐它，它便避开我们的抓取，溜走，永远逃离。从不为我们停留。“与我们想要的背道而驰，然而，这就是我们的常态；我们一心想要寻到一个安稳的根基、一个最后的永恒根基，建造一座通往无限的高塔；然而，我们整个的根基崩塌，大地开裂，化为深渊。”这不是什么文人的抒情，这是每个人，不管多么智慧多么富有，在对生命进行严肃彻底的思考之后，都会发现的状况。我们就是在这么一个奇怪的矛盾的永无完美解释的前提底下，跌跌撞撞地活着。我们尽力想要活得明白一点，活得值得一点，所以我们说话，我们讨论。沙白生前为什么要录那么多视频，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而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然而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留下的话语，却被那么多人用作对她本人进行道德审判的素材。这些骄傲的审判者，难道你们已经从哪里获得了长生不死的特许状吗？即便你们的判决都是成立的，你们又有能力剥夺一个已经剥夺了自己的生命的人的生命权利吗？尤其是一批从前一直自诩开明理智的人，这次也争相加入审判席，当你们洋洋自得的时候，难道没有听到历史深处一个熟悉的声音“自绝于人民”吗？我想我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只要承认沙白是在心智健全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那么所有关于她的指控都是毫无意义的。说实话，看到那些指控，我只想离那些人远远的。我相信对于任何心智同样健全的人来说，沙白的选择都不可能激起非理性的效仿，“死生亦大矣”，而只会促使我们更认真地过好自己的一生。而那些大义凛然的无人格体，在指责沙白的时候，其实也并不知道自己在捍卫什么，他们就像一群昆虫，突然发现自己中间飞出一只鸟来，所以讶异，所以疯狂。大家本来共享同一个生命，怎么你自己就有一个生命了？这天还不塌了。每一个不愿意跟他人共享生命的人，都是他们天然的敌人。继续阅读没人愿意安静下来没必要非这样想啊，朋友

文｜西坡我一直想要介绍一些好文章给大家，大体有个思路，一百年一百篇。从过去百年里，找出一百篇经岁月剥蚀仍立得住的文章。为什么是文章，而不是书不是人？因为文章是意义和美感的最小单位。一部史诗、一部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一首诗也是一篇文章，因它是自足的。这不是我对“文章”一词的新发明，而是“文章千古事”里的文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里的文章，“文章者，公器也”里的文章。从古文到白话，天地、器物、人心全变了，在无人掌舵的历史巨浪中，有多少应变而没有变的，或者应不变而变了的，从来说不清楚。我总觉得，文章是个好的容器，也是个好的标尺，可以帮我们测出从彼心到此心的距离，也能帮我们“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我的目标是，有这一百篇文章打底，若能读得进去，并顺着它们探索，就不必对所谓古今之变那么茫然而无所措手足。心同理同，话是没错，但光念咒没用，总要一些柔韧、绵长且不易朽坏的东西来攀缘。我相信文章是这样的东西。世界乌泱泱，我们读文章。这是第三篇。今天要介绍的文章，是叶圣陶的《两法师》。文章的主角，看起来是两位，实则是一位，弘一法师。最奇的是，在作者笔下，弘一法师几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安静地存在着。这有什么可写的？过去百年，是大变动的百年。我们在学校里读历史，也往往只留意于长河里动的一面，似乎只要记住重要时间、重要人物、重要地点就足够了。然而人要是只有骨骼没有血肉，便是骇人的骷髅，历史也是如此。我们在读文学史、艺术史的时候，总会遗憾那无止息的社会变动把人的精神摇得太厉害，少有人能静得下来，所以许多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只长成了低矮的灌木。我们不愿这样的遗憾重复发生，就得明白静是怎样一种力量。一个时代的悲哀也在于，没人舍得安静下来，都在争抢散落的铜板。到最后只能像王小波说的那样，“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若从静的法门进去，写一部过去百年的精神史，弘一法师当是高踞山顶的一位。和大多数人物相反，他是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热闹走向安静的。不过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弘一法师周围都有热闹的一面，因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但人们又很容易因为他的传奇，而忽略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那人迹罕至的路。若要接近一个人，就得看见他的日常。来读《两法师》。作者与弘一法师并不熟悉，因为丰子恺的介绍，而有了半日之缘。就在这短短的接触和观察中，我们却得以触摸到弘一法师身上的静之力。在去见面的路上，作者就已经向往起来，“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弘一法师在当时已经有一种明星般的地位，但在光环之中，他是怎么说话怎么行事的，作者和我们一样并不知情：“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接下来就是在功德林饭店见面了，作者对弘一法师的第一印象是“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同时在场的还有近十人，或是弘一法师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作者坐在他的侧边。众人坐下之后便是默然相对。弘一法师“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作者见状，于是“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旧友和学生也不多开口。“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随后又来了几位客人，因为弘一法师过午不食，所以十一点钟开始吃饭。作者观察着弘一法师的一举一动，就像观察顶级的艺术品一样虔敬，“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作者特意写了一个细节，可作为这篇文章的文眼。弘一法师问：“这碟子是酱油吧？”某君把碟子移到他面前，弘一法师却说：“不，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着在坐的每一个人。席间有人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这里我们本可以期待他讲一些格言警句了，结果他的回答是：“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作者只能从法师的空白答案中琢磨自己的答案：“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这顿饭就这样结束了。作者没请教什么，法师也没说什么。饭后，七八个人跟弘一法师一起去见印光法师。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步履轻健，赤脚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作者更年轻，却常常落在他背后，只好惭愧。这里插一句，弘一法师曾讲过“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一是惜福，二是习劳，三是持戒，四是自尊。关于“习劳”他这样说：“劳动原是人类本分上的事，不唯我们寻常出家人要练习劳动，即使到了佛的地位，也要常常劳动才行。”弘一法师最引人敬佩的一点，他绝不摆弄高明话语，而是持律极严，于有人处和无人处都毫不懈怠。而在外人面前，又是平和亲切的，“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印光法师出场后，两人形成一个对比。首先从面相上，与清秀的弘一法师不同，“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两法师并肩而坐，“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从态度上，弘一是平和的，印光却是严厉的。“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要紧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一个是山一个是水，好像是有差异而无高下，但在作者写来，褒贬之义却很明显。作者觉得，印光法师是一个宣传家，“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却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印光法师讲了许多佛家的道理，作者却怀疑他近于“我执”、“法执”。弘一法师只讲了些平常的话，作者于分别之后却感到“位带着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在等电车的时候，作者还和另外两人讨论着对弘一法师的“读后感”，并有自知地表示：“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通篇文章读下来，我们可以发觉，作者虽然对于弘一法师抱有欣赏、钦佩、赞许的态度，他对宗教却有不小的成见。这也是我想要介绍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因为今天的大多数国人，仍然是无信仰者。我过去对佛学发生过一些兴趣，但终究还是觉得自己一个“槛外人”。问题就在这里，不论我们信与不信，我们都能从弘一法师的身上感受到静的力量。我们不必因他的信而信，却可以因他的静而静。如果要对弘一法师有更多的了解，还可以读这些文章：弘一法师自己写的《我的人生兴趣》《我出家的原因》《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南闽十年之梦影》；弘一法师密友夏丏尊写的《我的畏友弘一和尚》《弘一法师之出家》《〈子恺漫画〉序》；丰子恺写的《我与弘一法师》。最后要提醒的是，不论弘一法师这样的宗教家还是陶渊明、柳宗元这样的诗人，他们的冲淡都不是生而有之、一成不变的，安静的水面下，都蓄积着巨大的生命能量。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他们的静，却看不到他们的深，事实上，他们都有勇猛远大的一面。也唯有发了大志愿的人，能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持守得住自己的静。正如弘一法师所说：“如果说人类的情欲像一座煤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欲望转变为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转变会因人而异，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迟有早。我可能就属于后者，来得比较缓慢了。”换句话说，总是随波而动的人，其实是静止不变的，或者说他们只能不断衰变，身上越来越少生机，越来越多死朽。而静得下来的人，才是不仅可以受力而且可以施力的，活泼泼的生命体。也正是这些人身上沁出的泉水，滋养着无名众生。继续阅读朴质的中国，一去不返我最爱的一篇文章

文｜西坡我一直想要介绍一些好文章给大家，大体有个思路，一百年一百篇。从过去百年里，找出一百篇经岁月剥蚀仍立得住的文章。为什么是文章，而不是书不是人？因为文章是意义和美感的最小单位。一部史诗、一部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一首诗也是一篇文章，因它是自足的。这不是我对“文章”一词的新发明，而是“文章千古事”里的文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里的文章，“文章者，公器也”里的文章。从古文到白话，天地、器物、人心全变了，在无人掌舵的历史巨浪中，有多少应变而没有变的，或者应不变而变了的，从来说不清楚。我总觉得，文章是个好的容器，也是个好的标尺，可以帮我们测出从彼心到此心的距离，也能帮我们“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我的目标是，有这一百篇文章打底，若能读得进去，并顺着它们探索，就不必对所谓古今之变那么茫然而无所措手足。心同理同，话是没错，但光念咒没用，总要一些柔韧、绵长且不易朽坏的东西供攀缘。我相信文章是这样的东西。且试试吧。上一回也是第一回，介绍了我最爱的一篇文章，冯至的《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我引了沈从文的“有情”论来解释这篇文章的好。今天介绍沈从文的一篇文章，《边城·题记》。《边城》我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的，讲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以及这个女孩和两兄弟之间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不幸的，但故事中的人、事、景，都是图画一样美丽的，恍如世外桃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也会由此去推导沈从文是怎样一个人物。但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边城》，甚至想不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直到读了《边城·题记》和《长河·题记》，并想到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极大极深的问题，我才明白沈从文是这样一个人，才知道之前的推导有很大偏差。和陶渊明一样，沈从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一面。而他的“猛志”就寄托在他对桃花源的书写中。沈从文的雄心，我冒昧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他的作品里保存一个“朴质的中国”。《边城·题记》开头便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沈从文的祖父、父亲和兄弟都是军人，他自己也当过兵，亲眼见过许多人头滚滚的惨酷场面。我们今天去湘西旅游，很容易得到或者幻想出它的静美，但很难记起它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用现代概念来讲，那其实是一片殖民地。“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从文自传》）但在沈从文生长的年代，“叛变”与“镇压”已成往事，“人民已大半同化了。”统治这个地方的，是“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婚姻上相互结合，形成的一个上层阶级。放在全中国，湘西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代表性的地方。但沈从文在这里发现或者毋宁说是创造了文化中国的根。这里有最适合他的材料——传统社会的人情之美：“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从文自传》）沈从文认为，农人和兵士身上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朴质、勤俭、和平、正直”。他感觉到，由于现代化的冲击和内战、鸦片等等，这些伟大的品质正在消失。“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边城·题记》）“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长河·题记》）《边城》和《长河》应对照阅读，《边城》讲的是“朴质中国”的常态，《长河》讲的是“朴质中国”的变化与消失。回到《边城·题记》，这篇文章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作者对读者特别不礼貌，一上来就说这本书不是给大多数读者和大多数专家看的。“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沈从文的态度是，“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为什么要把“大多数读者和大多数专家”排除在外，因为他们都是叶公好龙，只是什么流行读什么，什么看起来唬人读什么。沈从文的这段俏皮话，今天仍然能扎中许多人：“大凡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当前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沈从文心目中的读者是“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这个作品的得失。具体来说，是预备给这样一群人看：“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沈从文的目标读者是那些没有被理论弄坏了脑子，从事实际工作，有着朴素生活，同时又关心“全个民族”的人。简单来说，他写的是“朴质中国”，他要求的也是“朴质读者”。对文章而言，没有比“朴质”更难达到的境界了，因为“朴质”不是粗傻，而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是一切创造的开端。对生活与人性而言，同样没有比保存“朴质”更困难更当紧的。沈从文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沈从文所说的“民族复兴大业”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且看从事者是否寂寞就知道了。那么《边城》和沈从文的其他作品，能给这样的读者什么帮助呢，可能是“一点怀古的幽情”，也可能是“一次苦笑”“一个噩梦”，但还有可能“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沈从文自然知道，传统社会的那种简单淳朴已经一去不返，但他希望“《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作为一个已经学了很多历史很多理论，在社会上吃过很多亏上过很多当的现代人，我们读《边城》的时候不免疑惑并且失望。疑惑的是，沈从文笔下的纯净世界真的存在吗？失望的是，即便存在，时代也已经变了，我们也回不去了。但我们切不可把沈从文看成刻舟求剑的守旧分子，对于时代与思潮，沈从文看得比谁都明白。他后来的不幸，在于他看得比所有人都更远、更真。他相信的是，不管时代怎么变，人心中的正直与热情，才是一个地方成为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长河》是在抗战期间出版的，他在《长河·题记》中说：“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当我在我自己的寂寞中读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代的文章的时候，我突然生出了一个疑问，我们和那些作者的出身、语言、生长环境、知识体系差别那么大，为什么我们还可以有如此强烈的心心相通的感觉？要是从社会、技术等外部条件来考察，我们早就应该相互隔绝了才对，可是没有。那澎湃过他们的，依然会让我澎湃。最后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生物学基础没变，我们仍然是荷马笔下的有死的凡人。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可以相信，朴质的情感与世界，并不仅仅存在于过去，依存于某种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朴质世界仍会重现。过去的或作品中的朴质世界，只是为了提醒我们，人类生活绝不能只有那些可量度、可比较、可篡改的部分。继续阅读一个碰巧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还是离不开国产区

图｜侯雨文｜西坡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极端意见，我都想钻进屏幕，顺着网线爬进对方家里，像贞子一样从屏幕里钻出来：“没必要非这样想啊，朋友。”世间道路千万条，他们必须走最奇怪的一条，明明一个右转可以解决的事，非要左转左转再左转，路上还得闯两个红绿灯，撞三个路人，最后骂骂咧咧是谁设计的路这么奇葩。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的脑回路？从前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拆解线团，拨开草丛告诉打成一片的双方，瞧，这里是路，马路的路，了雾路。但后来发现没用，没人听你的，他们根本就不想走路，他们就是享受互相辱骂的过程。单丝不成线，孤掌不能鸣，卧龙凤雏总是在操场角落里捉对厮杀，你拉开任何一方告诉说，操场大着呢，咱去那边玩，Ta都会告诉你，你没听见他刚才说了多难听的，我必须骂回来。每一个极端人士的心里，都有一个或多个更极端的对手。他们觉得跟对方相比，我已经够温和的了。他们还觉得，自己的人生议程必须跟这些对手严格绑定，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出戏。付航去年的一个采访里，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妙，看完你会忍不住模仿他的语气说一声“有点东西”：“我坐地铁，看到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一脚，被踩的人就急了，俩人就打起来了。但如果这个人踩了你，你哈哈一笑，就代表你出戏了，你不再受困于这个被设定的角色里。这种感觉很可爱，能让人感觉到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个东西呢，有注定也有偶然，有秩序但更多是混沌，有真实也有幻想，就是这么一个大杂烩。我们说活在当下，可是你要不挣钱就没有下一个当下，清风明月不当一钱用。我们说享受过程，可是一趟没有目标随时可以结束的旅行，会因为刻意而趋于无聊。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终极的不可抗拒、不可思议底下，跳舞。日本诗人小林一茶有一首短小、恐怖却美丽的俳句：我们漫游在地狱的屋顶上，挑拣着花朵。总是这样想一想，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可以让它飘走，没必要一直紧紧攥着。每个人偶尔都会极端一下，但不要被偶然抓获的一些观点，反过来把你俘虏。如果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昨天所持有的观点是可笑的，那么你真该好好反思一下了。从前我们觉得现实中太多规矩，所以逃去网上。现在我觉得现实世界比虚拟世界开阔自由多了。有时候被网上一些事气得胸闷，越想越觉得世界无可救药，去现实中走走，看到一只猫慢腾腾舔自己的毛，看到一只喜鹊像被捆住双手的犯人一样走路，看风吹着树枝左右摇摆……就会觉得世界也没那么坏，我也没那么重要。作为一个以输出观点为职业的人，我有义务告诉大家，人不能一直活在观点里头，那样太病态了。我们首先是一只动物。我现在认为，写作者最重要的义务不是告诉读者，怎么想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写作者最重要的义务是，扇动自己的翅膀，让气流从读者身边经过，以或大或小的力搅动他视野内的景物，也许某一个瞬间，那些寻常的花草树木桌椅板凳，就会拼出一张新的美丽图画。弗朗索瓦·.里卡尔说，阅读昆德拉有这样的效果：“它把我带到最初的意识状态，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任何的科学能够忍受和覆盖的状态，也就是说是所有的真实性与非真实性掺杂在一起的意识，秩序与最深刻的混乱掺杂在一起的意识，在这意识中，我也是别人，我还没有成为我，这一切能够换回的，不过是一声大笑，但是它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地笑一笑。”这是最好的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即便作为普通的写作者，我们也有自己的翅膀，自己的力。我现在跟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再来一回。继续阅读付航，不解释人太容易成为观念的奴隶

文｜西坡这个周末对我来说是一个放纵的周末。都怪喜剧之王单口季，总决赛上集4个多小时，下集2个多小时，加起来近7个小时。但是很值得，很过瘾，酣畅淋漓，带哭带笑。几乎没怎么快进，有时候只是看看演员之间的互动，都觉得很有趣。最想说的还是我一直最喜欢的付航。众望所归，不负众望。今年在这个节目上我才知道付航的存在，当时恨了好久信息茧房。跟朋友交流，有朋友说get不到付航的点，老会被他吓到。我说得从另一个维度去理解付航，非知性的维度。就像理解赵本山一样，也需要非知性的维度。他们随身携带一个强大的场，把所有人包裹进去。付航当然不是只有非知性的维度，但如果只从知性的维度去理解喜剧，很难get到付航。我们完全可以把脱口秀演员理解成原始部落的巫师，文本也好表演也好，都是“作法”的一部分。“作法”的目的，是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放掉平时紧紧揪住的那个自己，掌声笑声中，大家的灵魂悄然腾空，短暂地纠缠在一起。坦白说，什么实际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我们头脑中日用而不觉的知性的、运算的部分，得到了关机休息的机会。在日常生活里，这部分程序会积累很多负担，运行越来越累。演出结束，生活世界重启。中国人欣赏的语言喜剧主流形式，正在从相声切换到脱口秀，这是大势。因为我们的生活形态变化了，集体心理图式也会发生变化。郁达夫说，与古代文章相比，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番话拿来解释脱口秀的兴盛，也是成立的。现代文艺必须以创作者的个性为筋骨与面相，也就是说，创作者得把自己捧出来，把自己当成“媒”，去连接，去催化。在队伍里顶在最前边的那个人，承受的东西是很多的，TA的表现和成色对整个行业能够抵达的高度和能够获得的空间，都关系甚大。新生的脱口秀行业，经历了前两年遭遇的舆论反弹和致命打击，复活之后出现了付航这样一个选手，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看完决赛之后，我真心觉得脱口秀可以走得很远了。台前幕后的很多人都不容易，很多演员我也都很喜欢，但是拼图里最重要的一块，当之无愧是付航。总决赛如果没有付航兜住最后那个底，节目效果会差很多。第一轮比赛，每个演员都还是很好的。但是第二轮四个人争夺冠军，其他三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垮掉了。付航最有宗师风范的一点是，他知道自己的表演风格有争议，但他从来不解释，至少不在表演之外做解释。他只是一场一场稳定地高质量地完成表演，一道一道冲击波从自己往外发射，直到把浮云击穿，阳光普照。对创作者来说，这个不解释太重要了，把一切苦厄酿入浓酒，需要很大的能量和耐力才能接得住，化得开。你会发现，其他演员几乎都会忍不住去解释，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失利，网上的差评等等。这是人之常情，尤其对一个新生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很多事都要摸索。付航的不解释，你可以说是由于他的自信，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对这个角色、这个行业的认同深度可能超越了其他人。他选择的叙事路径，也是最能代表我们时代民意的最大公约数的，就是一个很少被看见的小人物，也想被看见，也想赢，也想被人爱。多么幸运啊，我们又有了一位喜剧之王。祝福付航，祝福中国脱口秀。

文｜西坡读不进书的日子，脑子里很难找到长的丝线，到处都是廉价无用的闪光碎片。脑子可以做的工作，也就只剩下拼接，没有办法编织。这个时候最好是不进行严肃思考，因为你失去了理解的能力和创造的勇气，不仅会怀疑曾经认定的那些重大问题，而且会怀疑自己。每当我想要摆脱这样的状态，我都会伸手去拿冯至的散文集《山水》，有时候仅仅把这本小书握在手上，摩挲片刻，整个人都会沉静许多。早不记得是怎么遇到又怎么认定的冯至，但我的身体知道，这是我需要一次次握手的作家。冯至写的每一篇东西，诗，散文，和他翻译的每一篇诗和散文，都是我抽屉里的魔法石，经由它们可以抵达更崭新更广阔的世界里边的更崭新更广阔的我自己。而大千世界所有文章里，我最爱的一篇，便是冯至的《一个消逝了的山村》，1942年写于昆明。我不知道如何用一篇文章去介绍另外一篇文章，尤其面对这样一篇早已织进了我生命的文章。把它的丝线拆开了织自己的衣物，会不会太不敬？但我也知道，不管我怎么使用它，只要还有人阅读中文文章，《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是永不会褪色的。作为主角的山村，在文章里一直是默不作声的。在开头，作者说他们来到一座山林，心中的感想跟走入任何一座森林、一片草原是一样的：“总觉得它们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对着永恒。”但是一条石路的残迹泄露了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村庄。后来作者了解到，这个山村的消失与历史上的云南回民起义有关，回民起义是我们现在通行的说法，作者是这样写的：“在七十年前，云南省的大部分，经过一场浩劫，回、汉互相仇杀，有多少村庄城镇在这里衰落了。”我们在这里可以放一个《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词条“云南回民起义”：清咸丰四年(1854)，云南临安（今建水）回、汉两族为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发生冲突，云贵总督恒春、云南巡抚舒兴阿密令各州县屠杀回民，事态扩大。六年春，云南各地回民相继起义，马金保起于姚州（今姚安），马复初起于新兴（今玉溪），马如龙起于临安，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马凌汉起于昆明，马联升起于曲靖，并逐渐汇合成两支起义军：马复初、马如龙活动于云南东部和南部，后为清军收买，于同治元年(1862)降清。杜文秀活动于滇西，以大理为中心，建立“平南国”，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发布起义檄文，先后攻克云南五十三州县，在其统治区内发展生产，实施回汉平等的民族政策。十一年，清军进迫大理，杜文秀死难。其部属在滇黔边境继续坚持斗争，至同治十三年失败。但是作者的兴趣不在于研究历史，他说：“我不能研究这个山村的历史，也不愿用想象来装饰它。”他要做的，只是“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的余韵”。这个山村是回民的还是汉民的，不知道，曾经孕育过怎样的故事传说，不知道。已经发生的历史和被记录的历史是两回事，后者只是映射前者的随机、生硬、粗暴的碎片。你读上边这个词条，和读冯至这篇文章，就能感受到两者的差异。冯至没有写一个人名、地名、精确时间，他只是用情于草木之间，但他让我们明白，无名的山川草木才是托举这个宇宙的真实力量，而不是大人物、大事件。“最可爱的是那条小溪的水源”，因为溪水“养育我们，同时也养育过往日那村里的人们。”作者由此感受到，生命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生息相通的，“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冯至有一首诗，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十四行集》）。然后是鼠曲草。作者见到这样一幕场景：“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曲从杂草中露出头来。”看到这幅图像，作者感到身上的纷扰都像黄叶一样自然凋落了，并进而发生了思想：“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接下来作者又写了在山上唱山歌、采菌子的人，高高耸立的有加利树，黄昏的野狗，夜里的狂风，这些事物都让作者想起过去那个山村的人们，那些无名无姓但必定真真切切存在过、生活过的人们。“这些风物，好像至今还在述说它的运命。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我们要弄明白，作者的生命和已经消逝的山村的人们的生命，究竟是怎样通过无知无识的山川草木“关连”起来的。说起来，一切只是一个寂寞文人的想象。但这并不是白云苍狗般漫然随意的想象，而是深植于高天后土，有来路有去处的想象。1952年初，农历年底，沈从文在川南的一个小山村，一边参加土改一边参悟历史。当时沈从文刚刚经历了人生最惨痛的转折，一个风华正茂、志存高远的作家，突然变成了被历史列车抛弃的无用之人。在这个小山村，他终于悟到中国文化的一个大秘密——“有情”。沈从文的参悟与冯至的文章，虽然隔着一个历史分割线，却正好参照阅读。沈从文的思考起点也是，个体的渺小微弱的生命，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相互关联起来的，如果只用知识做连接线，那么是非常狭隘的，“人和人彼此不同，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得如何有限！”他回想自己的人生之路与写作之路，感觉到“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比起一般人说的复杂得多。”沈从文的思考是阔大而彻底的：“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时间可以毁灭所有功名财富、英雄豪杰、王侯将相，偏偏是最无用最脆弱的文字传承了下来，而文字里保存最完好的又是过去个别的人在艰困寂寞、痛苦挫败中，对“一切身边存在”产生的印象，这些生命热情往往是被书写者自身的失败境遇激发出来的。经过时间这个伟大的转换器，强大与弱小、易逝与永恒、有用和无用发生了彻底的反转。我们的伟大文化传统，说白了只是角落里很少一些艰困寂寞的人创造出来的，屡屡毁灭又屡屡重生，只要还有下一个愿意对过往生命和山川草木投注热情的“有情者”出现，它就不会断绝。“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沈从文发现，“有情”和“事功”大多数时候是相互排斥的，因为“有情”常是“无能”。一个人的感受能力若是十分发达，他便很难轻易遵从现成便捷的“上进之路”去攀爬。沈从文没有说“有情”可以取代“事功”，他只是要求承认“有情”和“事功”同样有存在的资格，要“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从“有情”出发，沈从文反思《史记》为什么对自己影响那么深，他终于明白最大的影响因子不在于文笔和写法，而在于司马迁对那些人那些事所抱有的态度。“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既是传统的，也是时代的，归根结底来自于作者的生命积累，而积累的对象不仅是学问知识，而主要是“情”。“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冯至只是写了一个无名无姓的已经消逝的小山村，沈从文则是把个人困境放置在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进行考察，但它们的落点是同一个——“有情”。只不过沈从文明确把“有情”提了出来，冯至只是自然地把自己的情投向那些风物，然后等待读者自己的领解。横跨冰冷的时间和广漠的空间，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不是对“事功”的崇拜，而是对“有情”的辨认、接续和呼唤。沈从文感叹道：“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尤其当历史大变动之际，“事功”很容易驱逐“有情”，贬斥“有情”，因为“事功”是可计量的，“有情”是不可计量的。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若“事功”失去“有情”的约束与支撑，很容易演变成灾祸。今日一大功，明日一大功，加起来却成了几代人都难以填补的深沟巨壑。不可计量的事物，同样有要求存在的权利。一个时代若没有“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便是贫瘠的时代，可悲的时代。孑然一身的小生命，就是这样撑起大宇宙的。继续阅读这就是鲁迅所害怕的真正有效的反对是离开

文｜西坡人到中年，越来越体会到，拥有一种观点容易，拥有一种生活很难。或许从十几年前开始，我就有了很多漂亮的观点，但直到这两年，我才逐渐找到建立一种生活的手感。回想起来，我曾经拥有的许多观点，正是为了掩饰生活的贫瘠。我现在也谈不上生活的富有。真正幸福的鱼儿，早就相忘于江湖了。所以我从来不羡慕那些在自己的笔下生活得很幸福的作家，也不会以此为奋斗目标。但正因为我身处从不毛旱地到水波微兴的分界处，我可能更有发言权一点。人在对某种东西过度饥渴的时候，即便有了条件，也是无法得到它的，因为你想要的只是某种代偿。不排除有天纵奇才，在没有见过大江大海之前，就能平视万物，做到苏东坡所说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但凡夫俗子如我辈，大概只能先经历一个用力过猛的放纵阶段，再慢慢往回收，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韵律。人太容易成为观念的奴隶。之前听到一个八卦讲，某公司的收入很高，有人去了之后，从前不敢买奢侈品，后来只买奢侈品。这不过是从一种奴隶变成另一种奴隶罢了。奴隶是一种状态，我们随时可能被它俘获，却要通过持续的省察才能摆脱。越是高级的东西，越是会驯化人。奥斯卡·王尔德有一句名言：“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他们的思想是某个他人的意见，他们模仿他人的生活，他们最爱引用他人的话。”这一刻，我也成了王尔德。不过我们最好意识到，自己随时会成为他人，这可以提醒我们记得返回自身。索性再做一回叔本华，他老人家说：“归根到底，只有自己的基本思想才有真实和生命：因为只有它，我们才真正完全理解。读来的别人的思想乃是别人的餐事的残羹剩汁，一个陌生人脱下来的衣服。读来的别人的思想之与从我们心中产生的自己的思想相比，有如史前植物的化石痕迹之与春日欣欣向荣的植物相比。”我现在是比较害怕引用名言了。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当我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本能地去找别人说过什么，找着找着却忘了自己想说什么。练习写文章跟练习生活其实是一样的，一开始只能在别人的范本里建立许多精致的幻象，再把这些幻象敲碎，慢慢学会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自己的脑袋去思索，自己的嘴巴去诉说。如此而已，身后已是千山万水。我理解的美好生活，不是照方抓药，避雷这个种草那个，可能这些都是必经阶段，但不是目的地。我理解的美好生活，是被肌肉记忆、习惯和身边朋友托举的感觉，世界经过他们流向你，也经过你流向他们。“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就像牛吃草，马饮水一样，自然而然，牛马本不需要刻意补充某种特别的营养。狭隘的解药不是精辟，而是丰富。这些可以托举我们的力量，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获得的，“不劳作者不得食”在精神意义上是成立的。继续阅读还是离不开国产区奴隶是听不懂笑话的

文｜西坡每当聊起国内的脱口秀、电影、电视剧，都会有人说，国内的怎么怎么样，国外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毅然得出结论，我从来不看国内的。很多时候，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有时候我看一个国产节目被膈应到了，要花好长时间来消化。但我跟这些朋友不同的是，我从来不会下决心说，再也不看国产区了。因为我知道，当创伤记忆被时间打磨得平滑之后，我又会蠢蠢欲动。然后又看，又吐槽，又被嫌弃……没办法，我离不开国产区。我琢磨过，这种畸恋情结到底是为什么。昨天跟朋友聊起来，我说我对这些玩意可能比较旺盛。朋友说，你去听相声呀，老年间的那些相声，远远比现在那些所谓“段子”隽永。没错，可是我想了想说，我跟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我需要当下的动态的东西，哪怕是不怎么好的东西。那么这个当下的动态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就好比，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到底在看什么，刷朋友圈的时候到底在刷什么。要说是为了学点什么，我们连自己都骗不了，可能刷的就是一个在场感。在这个场里，许多和我们有关的人，在讲述和我们有关的生活。重要的是这个有关。国外的那些或者过去的那些，当然很好，可是在“和我有关”这个维度上，是打了折扣的。现在我们当然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想象成世界公民，但有两个东西是没那么容易改变的，一是头脑中的记忆，二是肉身所处的空间。我就是被这样养育大的，我就过着这样一种吃喝拉撒睡的生活，我总希望我的生活是可以被讲述的，而且是被高水平地讲述。我想很多离不开国产区的人，应该都是我这个心理，哪怕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我们。这是人之常情，只有天才和疯子可以忍耐长时间的与世隔绝。但是我们对于国产区的这种依恋，很多时候却没有得到善待。有一种屡试不爽的伎俩叫做，师夷长技以自古以来遥遥领先。技术学的人家，手法学的人家，甚至名字也学的人家，但仅仅因为是“我们”做给“我们”看，就假装没有人家了。到最后，作品不重要，品质不重要，只剩下“我们”重要了。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杀熟。因为你属于“我们”，所以必须说“我们”好，否则你就不要做“我们”了，凭什么就你清高？就这样被杀了一次又一次之后，很多人对国产区的态度就变了。国产区的生态也变了，混的好的不再是做的好的，而是最善于代表“我们”的。然而文艺自有其内在标准。莎士比亚放在哪里都是莎士比亚，如果因为莎士比亚不是“我们”，而贬低莎士比亚，那么受伤害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我们”自身的文化。没人可以通过修改尺子来长高的。而所谓的“清高”者，很多时候不过是看过了好东西，不愿意降低标准罢了。纵使他们清高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必非得众口一词地“我不听我不听就是我们最好”。这其实是一种自卑的表现。骨子里不相信我们可以按照同样的标准与人家同台竞技，水平不够，骄傲来凑。我个人的态度，是摇摆的，纠结的。我常常被国产区的浑水摸鱼弄得恼火，但过一阵不看，又会担心错过了偶然出现的好东西。我虽然无法决绝地离开国产区，但我坚信，我们要有一种成年人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对彼此的尊重。说起来，我们写文章的也算广义的国产区创作者。在这样一个时候，文章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就不用我说了。但我觉得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文章它就应该有个文章的样子。只有所有创作者都对自己手中的活负责，“我们”才能活得笔挺。我们真的不需要讲那么多“我们”。继续阅读奴隶是听不懂笑话的弱者的游戏

文｜西坡最近一直在看脱口秀。我太依赖语言类节目了，评书、相声、情景喜剧、脱口秀，我觉得它们的内核是一样的，就是表现说话的魅力。最近在家吃午饭，边吃边刷《权力的游戏》，然后就总是回忆起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一边吃饭一边刷《武林外传》，哎，一晃岁数翻倍了。脱口秀有什么用？可以让人笑，当然。《权力的游戏》有一幕莫名心酸，小恶魔和弥桑黛、灰虫子留守弥林城，小恶魔是贵族出身，后边俩是奴隶出身。小恶魔不管在哪里，都是一边喝酒一边滔滔不绝，这回他很苦恼，因为弥桑黛、灰虫子很沉默，小恶魔讲笑话他们也笑不出来。弥桑黛稍微好一点，她给灰虫子解释，笑话是故事，你不要把每句话都当成真的。为什么会这样？这跟他们的性格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出身。小恶魔虽然是个被父亲厌恶的侏儒，但他毕竟是个贵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他的语言就这样磨练出来的。他又很聪明，可以洞察话语、现实和人的内心之间有许多的偏差。在政治斗争中，这为他赢得了生存机遇。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可以在语言所生成的不同世界之间自由跳跃，获取乐趣。仅仅通过说话就能获取乐趣，是人随身携带的虚拟现实技术。但是奴隶出身的弥桑黛、灰虫子，虽然也很聪明，却没有机会发展语言技能。他们的生活单调而枯燥，不论是战斗训练还是侍奉别人，都只需要遵从简单的指令，身边也只有和自己一样精神贫瘠的同类。可想而知，奴隶主也不希望他们变得能说会道。这导致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生活贴得十分紧密，紧到窒息的程度，他们只有一个世界，就是命运不能自主的现实世界。幽默需要人可以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跳入跳出，你短暂地属于一个世界，从中获取快乐和慰藉，但你知道自己的元神在另外一个地方，别人无法侵犯的地方。如果无法感到元神的安稳，你是无法轻松笑出来的。奴隶最大的悲哀在于，他们被剥夺了想象的能力，他们遗忘了人的内心是可以分裂的，人是可以同时身处多个地方的，所以他们把一切话语都看得很实。一句话，要么在命令我，要么在帮助我，要么在危害我，话语是主体，我是客体，两者紧密结合。他们内部没有无法破解的黑匣子，而自由民都是有黑匣子的。黑匣子就是自我，奴隶没有自我，所以他们听不懂笑话。哪怕被解放之后，他们的内心依然僵固，他们的语言依然贫瘠，他们想要听的可能就是，你得说我好，说我的敌人坏。他们把听到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与自己的现实境遇紧密挂钩。殊不知作为自由民的意思就是，说与听是分开的，你说你的，我听我的，这样笑话才能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如果内在的主体被破坏了，一个笑话进来，是找不到运行程序的。你讲南极的企鹅吃饭睡觉打豆豆，他说这是霸凌。对于听不懂笑话的人，我现在的态度是同情但不迁就，因为如果我们赢了，他们将来也能感受到迟来的快乐，笑笑自己当初怎么那么傻，然后原谅自己。但如果他们赢了，我们就逃无可逃了，因为内心作为最后的堡垒都将被攻破。我对我们现在的脱口秀水平并不是那么满意，但思来想去，还是要致敬每一个仍在认真讲笑话的人。继续阅读弱者的游戏这就是鲁迅所害怕的

文｜西坡我开始感受到打扫卫生的必要性了，这太可怕了。从前我对混乱的容忍度是极高的，只要家里还有一个沙发，或者沙发上还有一个角落，可以安放我的肉体，我就完全不在意家里的熵值有多高。这是一种天赋，因为我可以在头脑中创设自己想要的秩序。我可以无视现实中的物理环境，直接看到我想要的。纵是垃圾遍地，也伤害不了我分毫。现在不行了，我老了，精力不济了，现实开始侵扰我的梦境了。我看着这里一件衣服那里一个玩具，我还想像从前一样无视它们，忘掉它们，但我做不到了。它们会停留在我的头脑中，一分一秒地提醒我，伤害我，打断我的梦境，把我从美丽无比的天边拽回无法无天的眼前。我想要抗拒，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结束梦游最好的方法是躺下重睡。但重睡也不好使了，忘不掉啊忘不掉，现实中的混乱已经在我脑子里安营扎寨，直到我投降认输，回到现实中向它们发起进攻，把家里的熵值削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我从来都是抗拒上进的。上学的时候，看不惯那些刻苦努力的同学，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卷，但我觉得他们在作弊，在破坏游戏规则。大家要都这么拼，我们还玩不玩了？我这个想法当然是很无耻的，你不就是仗着自己聪明，不想努力就想赢吗？残酷的是，天资普通的同学，再怎么努力都赢不了。而我这种吊儿郎当的，不管浪费了多少时间，到最后总是能赢的。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一颗受精卵开始形成的时候，比赛已经完成了大半。所以我没有办法共情“小镇做题家”这个议题里边的悲情，如果你真的是超一流的做题家，你早就会对那些出身良好但是天资一般的同龄人寄予同情了，你不会羡慕甚至嫉妒他们。答案很可能是，并没有那么出色的做题家，看到跟自己一样平庸的人，却过上了自己求而不得的生活。不要以为考上什么大学就不平庸了，只要到了一定岁数你还在羡慕别人，就说明你是平庸的。天才被埋没的几率，远远小于庸人被错误识别为天才的几率。伤仲永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事实上，仲永没什么可伤的，他能有一个灿烂的童年就已经很值得庆幸了，大部分人连一个灿烂的瞬间都难以得到。其实我后来也明白了，我为什么那么抗拒上进，是因为我害怕暴露自己也是一个平庸的人。假如我只能通过刻苦努力才能考出好成绩，那我跟他们还有什么区别？我必须通过不努力而成功，来证明自己的天才。这其实是一种疾病。你这么执迷于证明自己，说明你已经不是天才了，你只是在延迟面对这一天的到来。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体力和记忆力的衰退，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生活还是需要规律的。按照我过去的标准，这也是一种弱者的游戏，你竟然不能随时精力充沛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而必须考虑每一件事都得是有后果的。在过去的我看来，深思熟虑就是一种作弊。而按照我过去的标准，现在我已经进入弱者的游戏了。我有点讨厌过去的自己了，真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继续阅读这就是鲁迅所害怕的说不出来的东西，伤人最深

文｜西坡“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的这句话经常遭到无视、扭曲，或者以无视、扭曲为目的的辩解。这些人说，虽然鲁迅是主张少看中国书的，但鲁迅其实是主张多看中国书的。瞧瞧，这可是人说的话么？想想鲁迅身后的境遇，也是可怜，自己生前百般奚落的正人君子之流，都扛起了自己这面大旗。比被敌人攻击更惨的，便是被敌人拉拢、玩弄。其实鲁迅为这个主张解释过很多次，他的态度再诚恳不过，他的意思也再明白不过。我们不必为鲁迅的初衷解释什么，愿意误解的人也不会听我们解释。假如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比鲁迅解释得更好，那无异于一个病人进了手术室，对主治医生说，放着我来。值得我们做的，便是借着鲁迅的话头，说一说我们自己的话，这也是鲁迅期待未来的我们去做的事。鲁迅起初是这样说的：“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读中国书让人沉静，却与真实的人生分离；读外国书激起人的进取心，哪怕是颓唐厌世的，也有活人的气息。这是鲁迅的阅读感受，真实直接的感受。鲁迅使用的概念是模糊的，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再用“中国书”“外国书”这种粗糙的二分法，但我们可以理解鲁迅的意思。鲁迅所说的外国书，其实基本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书，科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为什么外国书多了活人气呢，无他，这些国家比我们先进入的现代世界，他们首先遇到新问题，然后思索、解答、克服这些问题，解答、克服不了的，便成了颓唐和厌世。因为面对的是新问题，所以哪怕没有弄出答案，思索的过程对后来者也是有益的。鲁迅在那样一个时代，主张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激励大家直面现实，奋力去做事，而不要沉湎于故纸堆里，在已经朽坏的梦里不可自拔。可惜当时就有无聊的人来找茬，有不相识的青年写信要鲁迅搬出中国去，鲁迅说“但是我终于没有走。”大概是实在觉得这个主张重要，鲁迅后来又解释过好几次。比如他拿喝酒举例，说酒精害了肠胃，虽然自己戒不掉，但还是要劝青年不要喝酒。他接着说：“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鲁迅说的牛痘是指疫苗，既然有了现代的疫苗，就没必要再去主张人可以硬扛。然后时至百年后的今日，还有很多人在说，疫苗发明之前我们也没有死光，所以疫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如鲁迅那时峻急、严酷，我们有很多站得住的理由去读中国书，但我们更应该有心理空间去理解鲁迅是什么意思，至少得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我们离不开外国书。关于中国书对人的影响，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说得最细致、最透彻。《坟》是一本杂文集，里边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文章，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但是这篇《后面》读的人就比较少了。写这篇文章时，鲁迅的心境是带着悲哀的，“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他怀疑起写作这项事业，对于世界究竟会否发生效力，以及会发生怎样的效力。读者夸他“是说真话的”，他却知道自己“还没有这样勇敢”，因为“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有人以为他是“信笔写来，直抒胸臆”，他说不尽然，“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他还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不要以为这是谦虚，须知诚实是远比谦虚更重要的品质。我们知道，鲁迅的可爱与可敬就在于他的真实，而不是他可以做我们的嘴替。最令人惊讶的是，鲁迅说：“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为什么要害怕？接着便引出中国书对他自身的影响来。当时上海一个期刊上，有人提出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就是鲁迅。“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在鲁迅看来，读中国古书是不得已的事。“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但古书对他的思想却起到了辖制的效果，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所以他要特意指出来：“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所谓庄周、韩非的毒，责任当然也不在庄周、韩非，他们在自己的年代是很现代的。但是他们身后一代一代写文章、做事情的人，大都没有脱离他们划定的边界，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以致到了鲁迅成长的年代，哥伦布、牛顿都成了古人，爱因斯坦是他的同龄人，小鲁迅还要在三味书屋里天天之乎者也。鲁迅长大之后，留了学，读了外国书，开眼看了世界，对旧书产生怨气，不也是人之常情吗？鲁迅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他想要“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在他后边的老舍、沈从文证明了这一点。“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他怀疑这和读了古书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一个人在成长阶段受到的影响，如地下河一样，潜流于我们的生命深处。我们以为属于自己的思想，其实是被植入的程序，被篡改的记忆。鲁迅能够察觉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可贵了。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我们今天也挑不出这个主张有什么毛病。只不过鲁迅也发现，“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大众普遍不会说自己的话，一开口就是别人塞给他们的那些东西，这是一个远远超出文学范畴的问题了。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在鲁迅看来，活人的真生活、真语言是大于所有书的，而因为外国书更贴近现代生活，所以可以多读外国书。而如果一些书限制了人的思想，禁锢了人的勇气，那么哪怕是自己写的书，也可能成为毒药。这就是鲁迅所害怕的，也是后来所切切实实发生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生命大于一切文本。文本记录的只是古人在当时的诸多条件下，对生活展开的探索。有些探索很成功，于是成为经典，但这些探索远远没有穷尽人类可以如何生活的可能性。“读史使人明智”，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我越来越发现，读史也可能使人狭隘，使人恐惧，使人猥琐，看到那些人你会觉得，要是不读书，他还更可爱一点。我现在相信，历史只是无量虚空中的一树烟火。当历史给你力量的时候，要相信历史。当历史给你绝望的时候，要相信历史的空白处有许多美好已经发生却没有被记录，有更多的美好本可以发生却还没有发生。历史最终给我的不是规律性，而是生命在巨大的无规律性面前始终保有的韧性与潜力。“你要写下那些感动你的。”“可是我没有看见值得写的。”“改变你看见的。”如果求知不能给我们勇气，去寻回那些走失的、被掩埋的、因时运不济而夭折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不如无知而生动。至此，我们可以体会鲁迅在文章结尾处传递的对未来世界的温情与善意：“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继续阅读说不出来的东西，伤人最深真正有效的反对是离开

文｜西坡最近重刷《权力的游戏》，发现史坦尼斯可能是最悲剧的一个角色，从前没有注意到。史坦尼斯的命运很好地诠释了“国王是历史的奴隶”这句名言。像奈徳·史塔克这种是直肠子，求仁得仁，像珊莎这种是完全无能为力，一直被动辗转于各种坏人之间，更不用提琼恩·雪诺和龙妈这种开了挂，总能绝境逢生的，这个剧的每个主要角色几乎都有一种悲剧性，但他们的悲剧性都不如史坦尼斯的悲剧性来得深刻。你可能没看过《权力的游戏》，不重要。好的文艺作品，都是生活的寓言。你会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劳勃·拜拉席恩死掉之后，维斯特洛大陆爆发了“五王之战”。在这五个自封的王里边，作为劳勃弟弟的史坦尼斯是合法性最强的，奈徳认可的也是他。随着剧情的推进，你会发现他也是最有王者风范的，知人善任，没有儿女情长，有大局观。所有人都在忙着搞这搞那，只有史坦尼斯专心致志地南征北战，在君临吃了败仗，又去北境长城外边跟野人打，拯救了琼恩·雪诺的守夜人，并且大幅推进了剧情。但是从一开始，史坦尼斯在对阵自己的弟弟蓝礼的时候，就没有胜算。这个时候红袍女巫出现了，说服史坦尼斯皈依了光之王。在剧中所有这些神里边，光之王也是最敬业的，光之王很残忍，动不动要烧人，但他也真干活。刚出场，光之王就帮史坦尼斯除掉了蓝礼，手段当然很邪性，但说到做到。史坦尼斯的悲剧也就从这里注定了。从那之后，红袍女王让史坦尼斯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让他烧谁他就烧谁。很多事情其实违背了史坦尼斯的良心，史坦尼斯是个有良心的人，所以这个人物才动人。但是在良心和雄心之间，他选择的是雄心。他只是不知道雄心的代价到底是什么。红袍女巫也很难讲是一个坏人，她确确实实在火焰里看到了未来，只不过她看到的是不完全的图景。比如说她看到波顿家族的旗帜在临冬城下燃烧，这一幕后来确实发生了，但史坦尼斯已经没有机会看到了。最后，在进军临冬城途中，史坦尼斯又遇到困境，他犹豫之后决定献祭自己的亲生女儿。父女之间发生了一段对话。女儿正在读书，父亲问你在读什么，女儿说：“血龙之舞”。这是坦格利安家族的往事，兄弟间自相鱼肉，魔龙间自相残杀，战争结束后，尸横遍野。听完之后，史坦尼斯沉默片刻，问女儿如果让你选择，你会加入哪个阵营。女儿说，我不选，“因为选择才使得惨祸降临”。多么聪慧善良的孩子啊。但是史坦尼斯已经走得太远。他说：“有时，人必须做出选择。世界会捉住他的手。一个人如果能认清自己，并愿意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选择。他必须完成他的命运，成为命中注定的人，无论他有多痛恨这个选择。”这一回，命运欺骗了史坦尼斯。他献祭了女儿，却没有赢得胜利。当我打开弹幕的时候，我发现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比角色聪明。在很多角色那里，他们经常会说，“优柔寡断，成不了大事。”但是在史坦尼斯这里，大家又开始指责他自私、无底线。当然，史坦尼斯确实不是一个好人，更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们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都有拥有一番事业，我们也都想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和世界建立温情的联系。难题在于，当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是要为了听从命运的安排，而搁置良心的感受，还是听从良心的判断，承受失败的苦果？在史坦尼斯身上，我们发现命运的示意是真真假假的。有时候突破底线可以赢得奖赏，有时候则不能。但是随着史坦尼斯一次次为了奖赏而无视良心，他的良心到最后已经不会说话了。说不出来的东西，伤人最深，把人变成了非人。其实即便到最后，史坦尼斯也是有选择的，他可以放弃成为“命中注定之人”的执念，做一个坦荡而一无所有的父亲，但这需要付出不同类型的勇气。当然他还是会死，但在死前，他可以寻回做人的滋味。我想说的是，并非只有无视情感、道德、具体而微的生命才是勇气。但一个人如果陷入对外在的宏大叙事的痴迷，就会忘记自己也是有死的凡人，忘记人的身上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勇气。我读史坦尼斯，当然也有我的“私货”。当我回想我的成长历程，我总觉得环境里缺失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似乎总是怯羞于谈论情感，无论是家人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伴侣之间。好像谈论情感会让我们变弱。我们习惯于谈论那些硬邦邦的东西，比如成绩，岗位，级别，趋势，风口，乃至世界格局。但那些不被谈论的东西，并没有真的消失。我小时候就发现，有些大人喝了酒之后就会很多话，有的还会哭，还会闹，不复平日的沉稳与沉默。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喝醉之后，那些平日被压抑的失语的东西，开始在人的体内冲撞。他们的醉，才是他们的真。继续阅读真正有效的反对是离开左冲右突，悲喜交集

文｜西坡今天早上拿出我叫不出名的工具把胡萝卜擦成丝准备做饼的时候，我想，生活真是一个驯龙高手。想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一个连鸡蛋都不会打的人，唯一会做的饭就是煮速冻饺子，并骄傲于我懂得在饺子浮起来之后打两遍冷水。好大一个知识点哦。还记得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我对一切都感到新奇，鸡蛋磕开竟然蛋液不会立马淌出来，里边那层薄膜拦着呢，鸟可真会进化啊。现在女儿躺在被窝里，我都可以早起做饼了，而且闹钟响之前两分钟自动醒了。没错，我属龙。我从青年进入中年，就是生活和我相互祛魅的过程。生活说，小老弟，你还是来了。我说，你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做了许多从前以为我永远不会做的事，并且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甚至有些事情我觉得我是有天赋的。不过当我感到愉悦的时候，我会斟酌一下，是不是不知不觉被生活PUA了。前几天我无病呻吟的时候，有朋友提醒我干点家务就不会胡思乱想了，这就是不懂我。我是一个记性与肢体协调齐差的人，这注定我不会成为生活高手。但好在我善于总结，乐于思考，总能找到将就下去的法子。而生活真正的诀窍，朋友，就在于将就。我做饼的诀窍跟大家是一样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今天有点悬，面不多了，刚好够吃，也就是说只能采取单边加水策略了。我严阵以待，不敢大意，没想到加得刚刚好。立马伸出想象中的第三只手，拍一拍自己的肩膀，小伙子真棒。第一块饼下锅，好吧，忘加盐了。第二块饼下锅，好吧，又忘放油了。但我立马原谅了自己，因为想到我可以把这些糗事加工成脱口秀，讲给我女儿听。我总是用这一招遮掩我的生活无能，屡试不爽。这叫什么？这叫反脆弱性，也就是从意外、波动和错误中受益的能力。反脆弱性是我从塔勒布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知识点，这次不开玩笑，是真的知识点，而且是学校和家长从来不会讲的。所谓反脆弱性，就像古代传说里的九头蛇怪，砍掉一个头，会再长出来两个。另一个例子是，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塔勒布说：“我宁愿做愚钝但具有反脆弱性的人，也不做极其聪明但脆弱的人。”遗憾的是，很多父母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把孩子照料地十分精细，却不关心孩子体内的火是否还旺健。我们这个过度追求安全感、可预测性的文化，叠加上数字技术和各种现代管理制度，真是一个异常恐怖的存在。每一个人都要学一点系统思维，才能免于管制过度的悲剧。每个生命都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剥夺系统的波动性、随机性和压力源反而会伤害它们。它们将会变弱、死亡或崩溃。过度保护子女的父母，往往给孩子造成最大的伤害。因为过度保护其实有个根源，就是父母没有自己的生活主线，只能没完没了地摆弄孩子。这种悲剧，我称之为夺淮入海，作为黄河的家长没意识到自己早就成了地上河。所以虽然我喜欢跟孩子待在一起，但随着她一年年长大，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生活主线必须尽快确立起来了。对，这就是我每天到处游荡的无可辩驳的理由。顺便一提。今天走到公园湖心岛一角的时候，我看到近处的水是蓝色的，远一点的水是绿色的。脑子里顿时想起，我在《水的密码》里读到过这个现象的原理，大概跟不同波段的光在水中的反射折射有关。但转念一想，不解释也罢。这是一个折磨人的世界，但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待我们去看、去听。继续阅读缺乏连续性，这个社会真正有效的反对是离开

文｜西坡假期结束了，我又可以出去野了。做孩子的时候盼望放假，做家长之后盼望开学。今天又是个大晴天，索性多走了几公里。来到一块旧地。十年前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经常来这里玩耍，夜里还去摘过枇杷。一晃几年没见，这回却发现它惊人地保持着记忆中的模样。草地似乎稀疏了一点，但地形地势没有变化，那片小小的池塘还在，那几棵树还在，那条横贯草地南侧的垄沟还在。均匀的风吹动着树枝、草叶，在水面上制造出好看的篆纹。故人别来无恙，我心甚慰。我现在比从前更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个游荡者。齐泽克有一个“认同自己的面具”的说法，我实践之后发现很有成效，他说：“我不相信深入到你内在的自我这一套，如果你深入其中，你会发现那里就是个粪坑，我敢肯定。我相信战胜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去认同你的面具。”当我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头脑总会自动思考一些问题，而且比较容易理出头绪来。我今天想到的是，我们社会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总会被忽略，而如果把它拎出来，许多凌乱的现象都很容易解释了，这个点就是：我们社会缺乏连续性。这不是我的发现，我记得早就有人说过了，但这几年经历和观察了一些事，人也上了点岁数，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所谓缺乏连续性，就是很多事情会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摇摆。在昨天那个方向上，有许多支持的理由，它们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如果你循着字面意思去理解，完全无法预测接下来的转向。但转向就是会发生，随后又会涌出一批新的理由，仿佛昨天的理由都不存在。系统的规律或无规律塑造个体的习性。在缺乏连续性的系统之中生存繁衍，个体习得的生存法则就是——健忘者生存。保存记忆与理智，反而成了不利于生存的品性。每个个体都是脆弱无助的，随时可能会被抛下船来，但正是这种恐惧促使每个个体拼命向前游。系统通过对个体的淘汰、替换，维持自身的长期安稳，也可以做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当集体恐惧消失的时候，系统反而有停滞的危险，个体也会彷徨不安，因为个体从来没有自主选择方向的习惯，必须等待系统给出一个新的共同的方向。这样的系统和这样的个体，说起来是相互匹配的。但对于那些需要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接力协作的事业来讲，这样的游戏规则是严酷的考验。甚至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生命经验都难以传递。只有那些投机性的生存智慧代代相传无穷已。也就是说，所谓的社会资本经常是严重赤字，哪怕在经济条件相当优越的家庭都是如此。橡树不是三年五年可以长成的。“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但是在缺乏连续性的环境中，橡树种子很难遇到破土而出的机会。到处都是速生林，一样的茂盛，一样的绿，似乎没什么不妥。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写作者时，我就发现那些年长的写作者并没有在他们的作品和人格里累积出岁月本该馈赠给他们的气象。我为此感到恐惧无措。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感受到了系统在我身上施加的诱惑、裹挟与无声的威吓，我才知道这里的禁忌不是别的，而是连续性本身。总有一种声音告诉你：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就能合群，合群就能快乐。但天生杠精如我，却从中看出了一个窗口，假如我可以不择手段建立自己的连续性，那么哪怕我天资一般，起点一般，勤奋程度一般，我也终将有所成就。反着来，过一天有一天的欢喜，走一步看一步的风景。权当一个游荡者的呓语。继续阅读真正有效的反对是离开左冲右突，悲喜交集

文｜西坡从前，每天早上起来，我摸出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批阅一遍，看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地方需要插一嘴的我责无旁贷。若这一天缺失了这个环节，我便觉得地球会运转地不那么稳妥。所以每次出去玩几天回来发现地球还好好的，就有一丝失落。但我还是会迅速地把那几天的大事件补上，然后继续我的模拟球长游戏。现在，每天早上送完孩子，我都会在校门口停顿一分钟，思考一个重大问题：我要往哪儿去？向西，是一个公园，向东，也是一个公园。我写过这两座公园的不同：“其中一座，四周都是居民区和写字楼，有细致的区域功能划分，起伏的地势略得园林之趣，中间围合一片安静的湖水。另外一座已在城市居民区外面，规划管理较粗放，水面开阔，因缺少建筑物的遮挡，风势也大，多了一点野兴。”向南，是我的领地，城市发展预留的地块，现在是草地，有不规则的水面，还有两座从前村子里的桥。桥已成了孤桥，整个区域早就被压成一张白纸来开发，你甚至想象不出原来的河道是什么走向。按照《病梅馆记》的思考，这样的地块是畸形的。但偏偏在这里，我觉得最宜想象江南，有水、有柳树、有芦苇、有白鹭，也有无法回避的人工的、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随时都会消失，我的领地这些年已经大幅缩减，变成了别人的价值以亿计的产业。有时候看着那些楼我会想，我曾经在怎样的天气怎样的心情下在这里走过。记忆也已经变得模糊。这样正好，这样才能够体会江南是怎样一种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奇怪事物。当我思考要向西，向东，还是向南的时候，我大致知道在哪里会遇到什么，是放声高歌的退休老人，永远沉默如谜的钓鱼人，还是神色坚定的年轻健身者。我会想象每个方向的植物、水流、遇到白鹭的概率，然后感受身体内的天平更倾向哪个方向。我越来越觉得，人首先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动物。当你远远地看见一只白鹭，你觉得你也没想伤害它，但它连瞥都没有瞥你一眼，便飞了出去。也不飞多远，落在草地上，继续悠闲地踱步、觅食。它知道自己要享受多大的空间。我们聪明的人类或许会认为，动物没有派出所保护它们的安全，所以这么胆小怕事。但我读过一篇文章讲，动物需要的这种近身空间对人也很重要，有研究者把近身空间定义为“第二层皮肤”，“近身空间不仅仅是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外界伤害的区域，也是我们用以探索和行动的地方。”我不是科学家，但我想要把近身空间这个概念不严谨地挪用一下。我觉得信息环境的恶化，其实破坏了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权利，人们失去了可信赖的、温情的、有机的近身空间，到处都是末日战场。现在更恐怖的是，AI发帖跟帖机器人已经泛滥，未来已来，《银翼杀手》那种。面对高山，可以攀爬。面对大河，可以泛舟。面对没日夜冒着毒气的沼泽地，真正有效的反对是离开。可是，人和大地万物之间的有声有色有味的慢节奏联系，早已被人和屏幕之间的即时快速无休止的互动取代了。哪怕屏幕上一页一页全是垃圾，我们还是无法离开，点击的动作已经取代点击的对象，成为我们的精神依赖。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思想上很清楚刷不出任何有营养的东西，但身体上无法戒断。所以我喜欢散步，喜欢开长途车，喜欢跟朋友长时间地聊天，喜欢给孩子读书，我也喜欢写东西，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干枯的身体一点点变得湿润起来。我发过一条朋友圈：“好的阅读和谈话，都可以把我们的心灵变成，不，恢复成，多孔的状态，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天光云影、风声鸟鸣可以相互渗透、激活。”我现在认为，人的可渗透性是至关重要的。继续阅读左冲右突，悲欣交集用尽全部力气，过上一种普通生活

文｜西坡晚上煮了点花生。没想到啤酒也正好到了。兴奋地拿刀拆封，一刀下去，啤酒洒了一地。狼狈地收拾半天。喝一口。这就是我的生活，左冲右突，悲喜交集。女儿问，你笑什么。我说笑我自己。继续问，为什么要笑你自己。我说因为我很笨啊，不是很好笑吗。其实她早就习惯了，很自觉地帮我收拾，像是玩游戏。她只是为这把小刀打抱不平，因为我之前嫌它不快。原谅我，又在唠叨自己的琐事。最近的文章皆属此类。有读者喜欢，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用沉默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是从评论这条通道进入写作领域的。所谓评论，就是梳理事实，给出观点。在给观点这件事上，我从来都是得心应手的。但是这几年下来，我们已经进入无事可评的历史阶段。首先是有效议题的消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环节蒸发了，皮之不存，毛很尴尬。然后是读者群体的心态变化，其实这一点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曾说过：“批评的起点是爱，是认同，是相信，是责任，甚至可能是羞愧，羞愧于自我在文明进程中的缺位。”而批评这份工作的乐趣，也不在于戳中目标时的生理爽感，而在于辨析事理时的智性愉悦。但遗憾的是，现在大家只想要爽。你要投石问路，他捡起石头去搞破窗效应。所以有时候忍不住就某件事写一笔，但写完之后看到池塘上泛起的一连串“完了”“没救了”“我早说过”，便心生悔意。在漫无边际的哀鸣声中，不缺我这一只鸟。既然事情消失了，读者也变了，那不如马放南山，从头再来。我有时候想，这对我个人来讲，未必是一件坏事。我从前习惯了用观点跟世界打交道，现在却不得不尝试别的方式。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如果不是世界出这么狠的招，我可能在原来的路上走到老死。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它逼我进化出新的触角。其实我后来意识到，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写评论的。我大学开始写博客，写得最多的是不明所以的散文和不成体例的酸诗。给大家摘几段瞧瞧，这是我2006年大二时写的：天已然黑了，只是地上明亮的灯光让本应灿烂的群星失去了光辉。学五和澡堂间的伪三角地像往常一样流动的不息的人和车。不经意看到一只狗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不禁哑然。生活中总是有些事让我们愉悦，好比开学第一天在学五吃早饭时看到有人穿着军训时的迷彩，又好比在三角地听那些人大声喊招新的广告，再好比在未名湖边看小孩子拿着小小的网在捞鱼……这些事本与我们无关，有些也并不搞笑，可看到以后就是想笑。那种很自然很轻松的笑。是啊，快乐何必深刻，又何必有什么理由呢？经过校医院，再走过二体，便来到了静园。晚上的静园深得其名字的意思，静静的，秘秘的。虽有些人聚在那儿说说笑笑，也并没有打破它夜色下的幽谧和宁和。可这儿并不属于我，不属于孤单的我。本想穿过去然后离开，走在草坪上的时候却越来越有一种冲动躺下来。于是便躺下来了，草坪为褥，书包为枕。就那么静静地躺着，静如静园。慢慢的，心也开始静下来。开始听见秋虫唧唧的叫声和隐约其间的行人的脚步声。背上却渐渐感到草地的冰凉，心想可能会着凉了，而且衣服也肯定脏了。又想，感冒了可以好，衣服脏了可以洗，可这份心情不能破坏。所以我继续躺着，闭着眼睛，听着虫叫。心里似有清泉慢慢流淌，白日里满脑子的琐碎和焦躁便被这清泉慢慢洗去了，只留一份清静。周围的一切，虫声，人声，风吹草动声也慢慢融了，到最后什么也没了，只剩一丝缥缈罢。当我自己重新读的时候，我感觉内心的某个角落仿佛从来没有变，只是在我忙着评议世事的那些年里，它被封存了。现在我要回来，它还等着我。夫复何求。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我走过了一条果实累累的路。继续阅读用尽全部力气，过上一种普通生活夕阳只有15分钟

文｜西坡女儿：和尚写不写诗？我：不写。和尚是念经的。女儿：什么是经？我：经就是重要的道理。女儿：那大人都是和尚，都喜欢念经。和尚有没有小孩？我：和尚没有小孩。女儿：为什么？我：就这么规定的。女儿：那制定这个规定的人还挺好的，他知道和尚的小孩会被烦死。但是故事里怎么说山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我：小和尚不是老和尚的孩子啊，老和尚是小和尚的师父。……一个小时之前的对话，我只记得这些了，还不保证准确。但在聊天的时候，我一边笑一边还是受到了一点小小的震动。还是要少念经。也许有些道理是很重要的，但要是通过念经的方式去传递，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真正重要的道理，应该融汇到我们的生命里，体现于我们的日常举止。自己是一个市侩的、虚无的，怎么可能教导孩子相信美好的价值？傍晚带她去买衣服。天气凉了，真羡慕孩子每个季节都有强壮的理由买新衣服。从后视镜里看到，今天的晚霞很美。我说：我们停一下去看夕阳。她说：我们要去买衣服呀。我说：买衣服晚一点没关系，但是据说夕阳只有十五分钟。把车停下走到草地上，我说好美啊，她说哦。她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她看到有人把足球掉到水里了。我一开始还以为那群孩子在捞鱼，没想到他们在捞球。他们把球捞出来之后，把网兜递给一位女士，女士对一个小男孩讲，我们要回家了，你们把它洗干净好不好？我看到那个孩子很细心地把网兜浸入水里。我心想，这位女士应该是在教小男孩如何做一名绅士。继续阅读大半夜说话，谁也没有家出门去，仅仅是出门去

文｜西坡那天在浙江省博物馆排队看《富春山居图》的时候，跟朋友讨论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前边两位大姐回过头来，仔仔细细跟我们介绍了一通，“每个人只能看一小会儿”。停了一下，我反应过来：“你们看过一回了是吗？”大姐笑笑说是，“刚才只顾着拍照了，没用眼睛看，所以再排队进去一回，感受感受。”我说：“可以理解，让手机先看。”大姐笑了。终于排到我们，我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瞪着眼睛看了一会这著名的黄公望的真迹，实在看不出来跟我家里的印刷品有多大的区别，胡乱拍了两张，就自觉往后撤了。两位大姐可能是搞书画的，比我们兴奋多了，留恋不去，但我见她们还是不舍得让手机休息，一边看一边拍，也就是不舍得只让肉身肉眼独享这宝贵的一刻。现在我们出门在外，手机都得先吃先看先享受夸奖，肉身只能排第二位，甚至排不上位。让手机走完流程之后，假如我们还能记得放下手机再看看再听听再想想，那么已经是非常文化保守主义了。更多时候，手机满意了就行，身体什么看法无所谓。疲惫不堪、怒气冲冲的人儿，一看到对面的手机举了起来，立马喜笑颜开、幸福洋溢。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然，奇怪的可能是我。凡事都要想个究竟。我觉得别人拍照、修图累，别人也会觉得你天天想这么多累不累。我其实也天天发朋友圈，上次出去流浪，疯狂发。但我不怎么在意自己在朋友圈里的形象，甚至享受膈应到了别人的快感。我的处世哲学是，如果你有一点奇怪，每个人都会觉得你奇怪，可是如果你足够奇怪，你就又恢复正常了。就好像飞机穿过对流层来到平流层一样，不要害怕颠簸。这可能是身为直男的一种便利。约翰·伯格说：“男人的风度基于他身上的潜在力量。假如这种潜力大而可信，他的风度便能惹人注目；假如这种潜力微不足道，他就会变得很不起眼。”“相反，女人的风度在于表达她对自己的看法，以及界定别人对待她的分寸。”所以，“女人必须不断地注视自己，几乎无时不与自己的个人形象连在一起。”由此也能明白，为什么男人需要谈论国际形势，而女人需要美图秀秀。和解吧，兄弟姐妹们，大家都是身不由己。一个人走到天涯海角，都走不出自己内心的景观。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省了很多钱，书比机票酒店便宜多了。今年我也仅仅去过福州、海口、万宁、三亚、太原、大同、威海、大连、杭州、景德镇、九江、抚州、衢州。我对现在的旅游方式确实感到厌倦了。无数的攻略，无数的打卡地，无数的现成拍照姿势。一切都太平滑太可预料了。所以我开始尝试一种“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的旅行方式，先随便找个目的地，不看攻略不做研究，到了之后地图上随便看一看，哪里顺眼就去看一看，不行就在酒店附近瞎走。这个城市玩腻了，地图上选个点作下一站，有今朝没明日，讲究一个人肉随机算法。实践了一回，还挺过瘾。我晃到庐山上的时候，碰到一个书房，喝了杯咖啡，找到一本讲舞蹈的书，跟我八杆子打不着，但竟然读进去了，有一段很深地打动了我：“所谓的’自我’已经太泛滥了。我们必须观察四周的生命与事物如何运动，以及他们如何反射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这个以极具体的方式存在于地平线之上、天与地之间的自我之外的世界。每个人的真实本色都会借由对外在世界的施力与反应而向自己浮现……”我现在最讨厌的是铺天盖地的“我在XXX很想你”，甚至那些牌子的颜色、字体都是一样的。只有前几天网上看到天津的一块牌子很开心，牌子上写着“我在天津给你脸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喜欢膈应人的毛病又犯了，在这个无人的夜里，特别想说一句：我在宇宙边缘很想你。继续阅读出门去，仅仅是出门去别浪费时间让人们喜欢你

文｜西坡当我们蠢到一定程度，事情就开始变得好笑，我对此深有体会。昨天去4S店取车。一个月前撞的，我无责，对方全责。我有全险，对方只有交强险，所以处理起来比我全责的事故还要麻烦。但还是要感谢保险制度，我这回才知道有个代位追偿的设计。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先替垫付修车费用，再替你去讨债，你要签一个协议给保险公司，把债权转让给它，还要自己去事故发生地的交警大队，调出责任方的资料给保险公司。昨天终于可以把车拿回来了，很开心。开到路上之后，事故现场的不愉快记忆又涌了回来，所以我开得很小心。天上的飞机，地上的苏E，这个苏E今天不想起飞了。战战兢兢开出去十公里，仪表盘还是如愿亮起了一个黄灯。我无话可说，只好开出高架，路边停车，打电话给刚把车子移交给我的4S店工作人员，“我可不想再把车子放你们店里了，能不能安排师傅现在就搞？”工作人员态度很好，我开回去之后，很快就检查处理好了，说是牌照上边一个小灯坏了，之前没注意。他再一次送我出门的时候，我忍不住喊了一嗓子：再见！再也不见！他也有点慌，都不敢讲中文了，冲我喊byebye。又一次上路。更加小心翼翼。万幸什么都没发生。只是发现后视镜有点模糊，等红灯的时候，伸手擦一擦，发现有点烫。晒的？没管它。把车开到家。下车又摸一下，不对，这也太烫了。我继续问4S店那哥们，后视镜怎么莫名其妙发热啊，你们是不是又忘了检查这儿。过了几分钟，他说，这个应该不是撞出来的，可能是天气热。我说，要是晒的，不可能只有这块热啊，它是烫手的那种温度。我还不怀好意地说，我这车原来没有后视镜加热功能的，现在有了。他继续解释，镜片没有加热功能就不通电的。我说，它可以调节角度，里边肯定有电路的，会不会短路了？到最后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我让他确认这个地方的电路不会影响其他地方，他说不会，我也就先不想管它了。今天开车出门，路上我忍不住又摸了摸后视镜，还是烫。到底有没有必要再跑一趟？犹豫不决。下车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后视镜调节按钮怎么指向下边，怎么下边还有一个标志……我把它扭到上边，镜子慢慢不烫了。太愚蠢了。我忍不住笑了。我开了八年的车，今年才知道它有后视镜加热功能，我竟然没有看见过眼皮子底下的这个标志。不过我想了想过去自己身上发生的那些蠢事，便坦然了，这就是我，这才是我。我把这件事一遍一遍讲给好几个朋友。现在写出来感觉没那么好笑了。但我每次发现这种一直都在的“新大陆”时，都会觉得世界很奇妙，我也很奇妙。我在家里找东西，老婆说就在某个抽屉，我翻来找去，十分钟过去了，找不到。去找老婆理论，它不在那儿。老婆头也不抬，就在那儿。我又去找，还是没有，再回来理论，理更直气更壮，你要能找到我把它吃了。老婆不说话，径直走过去，一分钟过后，我在傻笑，它刚刚还不在这里的……我经常怀疑我周围有一些调皮捣蛋的怪物，当我要找一个东西时，它们就把它藏起来，等到时机恰当，再把它弄出来。所谓时机，就是讽刺效果最佳的时候。奇怪的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刻，世界在眼前裂开了缝，自己被自己之前扔的飞镖击中，聪明人在同一个沟里翻来覆去地摔倒。我们的理智是多么不可靠啊，前一秒还坚定认为不存在的事物，后一秒便成了毋庸置疑的真相。我们总是无法看见自己不相信的事物，却会在被影子撞到之后感到真实的疼痛。不管读过多少遍的书，再一次重读都会发现从前没有见过的东西。哪怕昨天刚读过，今天再读，书又变了。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昨天的水不是今天的水，昨天的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了。万物皆流，我们也在流淌。每次读一些宏大叙事，都会觉得世界尽在掌握。但是只要深入到每个小人物的细碎日常，又会感慨，每个人终其一生，只能在狭窄的航道里盲目地前行，认识世界的全貌很多时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重要的是保持向前的势能，和遇见未知事物的可能。所以每当我感到被自己的思想困住了脚步的时候，我都会默念一段咒语：“出门去。仅仅是出门去。遇到某件事，某个人，某种方式，某个表面，某个陌生的身体，不认识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要走出自我，被触及，被抚摸。”继续阅读太压抑的社会，弄不了脱口秀别浪费时间让人们喜欢你

文｜西坡昨天晚上看了一场脱口秀，把我气着了，今天一上午都没平复。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秀》9月27日这期，罗永浩是嘉宾。罗永浩讲得不好笑，马伊琍也不好玩，每个节目都不好笑。我本来准备放松一下，结果心情变得更糟糕了，我成随份子的人了。我跟朋友吐槽，朋友说我太把它当回事了。朋友说得没错，好了好听赖了赖听。我也承认，我是个容易乍悲乍喜的人。可我还是忍不住启动了我的思考程序，一个负责搞笑的节目，为什么这么不好笑？我不是针对具体哪个选手，我也不是针对这个节目，因为隔壁腾讯的那档脱口秀更不好笑，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现象。脱口秀这个外来事物，引进过来这么几年，已经深度融入到了我们的社会结构中，结果融入越深越不好笑。这可能不是哪个公司哪个人可以负责得了的局面。但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挺值得说一说的。现在的脱口秀为什么不好笑，归根结底就一个词，压抑。选手压抑，嘉宾压抑，现场和线上的观众也都压抑。今年脱口秀的复活，本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因为去年整个行业都消失了。行业消失跟某个脱口秀演员有关，但那只是导火索。我今年一场一场看下来，越来越发现，去年杀死脱口秀的力量，还在杀着脱口秀。不是简单的尺度的问题，或者说，尺度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脱口秀现在最不好笑的一个表现，就是题材的单一和僵化。两档节目，几十个人，翻来覆去就讲那么两三个事情：打工不容易，谈恋爱不容易，和家人相处不容易。只讲这些，而且所有人都在非常狭窄的区间里讲这些。因为从前吐槽男人惹过祸，所以现在火力重点转移了，疯狂吐槽老板，疯狂共情牛马打工人。但是你听多了就会发现，大多数选手其实从来没有进入过亲密关系的内部，和职场的深处。所以讲来讲去只能讲一些蜻蜓点水的、故作聪明的刻板印象。不知不觉，脱口秀的性质变了。脱口秀演员都成了互联网嘴替，他们提供的不是幽默，而是情绪价值。脱口秀观众的心态也变了，不是来寻开心的，而是来寻发泄的。我不敢骂的你替我骂，供需匹配，但这玩意跟幽默没关系了啊。甚至网上还有人骂现场观众：“太年轻，家境太好，没吃过苦，某某某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他们都不笑不投票。”笑本来应该是很自然很本能的东西，如果仅仅因为某人“立场好”而强迫别人笑，那脱口秀成啥了？很不幸，脱口秀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了。在这个战场上，人是不可以共情老板、体谅异性的，否则就成了阶级叛徒。但过去的教训是，骂异性骂得太狠会引起反弹，那么骂老板这个赛道是不是可以无限发展下去呢？我看也未必。哪个赞助商的广告费，不是老板签字批准的呢？没准哪天，老板就回过神来了。那么到最后骂谁呢？或许脱口秀演员只能在台上表演自骂和互骂了。脱口秀被称为所谓“冒犯的艺术”，它首先得是艺术，冒犯只是手段，现在有点本末倒置了，变成了以艺术为名的发泄。这种异化了的脱口秀，其实逾越了自身的边界。责任可能也不在脱口秀自己。大家太压抑了，应该在其他地方讲的话讲不出来，只能挪到脱口秀上来讲。无论职场还是婚恋，都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让大家很痛苦。但是大家又没有办法在原来的领域展开博弈，争取生存空间。所以这些压抑下来的东西，都在寻找出口。这也告诉我们，过分压抑的社会，没有办法搞幽默。因为台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拿来代偿人们在现实中的情感缺失。幽默就变成了扎小人的把戏。演员没有自己，观众没有自己，大家只能转着圈子找不敢还嘴的靶子，表演荆轲刺秦王，刺的当然是秦王的影子。对脱口秀演员和脱口秀行业来说，这是短时间的蜜糖，长时间的砒霜。因为一个人可以不用观察生活，提炼技巧，只需要说出“牛马的呼声”，就可以成腕成神。但艺术不是这样搞的。这其实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文以载道”“奉命文学”。一个作品，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只有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一切奉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我真的心疼脱口秀。对生命来讲，表达其实是大于一切政治的东西。继续阅读别浪费时间让人们喜欢你世界走得太远，变异了

文｜西坡最近在重刷《权力的游戏》。已经看到第三季的最后两集，狼家即将遭遇血色婚礼的重创。记得第一遍看的时候，总觉得人怎么死得这么随意啊，很受震撼。这一次发现，每一个重要人物死之前，还是铺垫了很多剧情的，并不如现实世界那般无常。或者说，《权力的游戏》依然是一个古典故事，它没有真正地反逻辑，反合理化，凸显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就像我们期待当代艺术所做的那样。从价值观上来讲，剥开表面的血腥与暴力，《权力的游戏》其实是一部很保守的作品。它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告诉观众，人可以诚实，可以善良，可以有荣誉感，可以相信友情，相信爱情，相信陌生人给予的善意。相信这些东西的代价往往很沉重，比如奈徳·史塔克的死。如果觉得这是在告诫观众“世界很残酷，什么都不要相信，谁都不要相信”，那绝对是没有看懂。虽然台词里出现过很多次类似于“世界是个酱缸，人只能像蛆虫一样活着”的表述，但这只是障眼法。事实上，不同人物的命运都在反复讲述一个道理：相信美好的价值，是有代价的，但只有相信，人才可以像人一样活着。最典型的当然是詹姆，出场的时候，他是一个出身高贵要什么有什么的无道德主义者，但是在他遭遇布蕾妮之后，他身上已经死去的道德感又复活了。他被砍掉了一只手，身体残疾了，但是人格健全了。如果说它和传统故事有何不同，就在于传统故事传达的总是，人应该怎样，应该忠诚，应该遵守诺言，应该扶助弱小，有一套高于所有人之上的神秘秩序笼罩着大家。《权力的游戏》是个现代故事，在于它把“应该”替换成了“可以”。现代人不相信“应该”，因为大家已经了共同信仰的真理，甚至不想再讨论这种事情。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神，没有一个神凌驾于所有神之上，只有象征死亡的异鬼是客观存在的终极威胁。异鬼象征的不仅是个人生命、国家族群的死亡，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终结。《权力的游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很耐心地展示了许多个人物内心弧线的变化，从不相信到相信，或者从不相信到相信。绝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也并非善有恶报、恶有善报。遗憾的是，我有时候打开弹幕，会发现大家特别喜欢嘲笑狼家那几位“天真幼稚”乃至“活该、自取灭亡”。现实中，大家既没有身居高位，也不是权斗高手，为什么那么喜欢在看故事的时候把自己代入冷酷的全能角色呢？是不是这样比较有安全感？看有些弹幕我就会觉得，他们似乎期待权力的游戏拍成一群小剥皮无底线杀来杀去的故事，你狠我也狠，你没有底线我也没底线，你有大局观我有更大的大局观，总之大家都没人性。似乎只有这样才够高级够过瘾。可是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世界，真的有意思吗？我今天看剧的时候，截了两句台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别浪费时间让人们喜欢你，因为那样你最后只会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死人。”你可以把它当成功利主义的宣言，权力的游戏嘛，活下去是第一位的。但也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别浪费时间让别人喜欢你，你只需要考虑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但不要为了讨人喜欢，而只是因为你想做一个好人。继续阅读世界走得太远，变异了我要起身走了

文｜西坡照例来到星巴克悟道，却猛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刷短视频了，真吓人。一抬头，眼前一位老人正捧着书专心致志地学习，桌上还有一个保温杯、一个茶杯、一盒药。他从保温杯里倒出水来，捧着茶杯吸两口，眼睛还在书上。这劲头当得起孔子那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乖乖放下手机，开始写稿。自由职业者还是要出来工作，一个人要全靠自己托举住自己、管控住自己，是很困难几乎不可能的事。所以需要环境、氛围、同伴、文化，你得跟别人交换眼神、交换信息、交换心情，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在人与人之间没完没了地流动着。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讲，疫情期间，许多公司都开始搞线上办公，但是后来这些公司发现，员工在公司茶水间的闲聊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又都恢复了线下办公。我们的身体要大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作、神态、呼吸、语调、新陈代谢中，包含许多未被编码的信息，这才是我们的元神所在地，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精心塑造的形象和字斟句酌编订的话语，只是一个虚幻的分身。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把重心放在了分身上面，就像张艺谋那部电影《影》中讲的，影子想要取代本体。这种构想当然不是张艺谋的原创。博尔赫斯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里虚构了一个叫做“特隆”的星球，那个星球上的人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那里没有空间只有时间。“在特隆人看来，世界并不是物体在空间的汇集，而是一系列杂七杂八的、互不相关的行为。它是连续的、暂时的、不占空间的。”“那个星球上的人认为宇宙是一系列思维过程，不在空间展开，而在时间中延续。”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就觉得这简直是在预言网络社会的演进。要知道，网络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不占空间，虽然我们习惯了讲“网络空间”，虽然我们貌似可以在网上抵达无穷浩淼的宇宙。我们能看见的，只是眼前发光的屏幕而已。我们在虚拟世界里产生的空间感都是借助视觉、听觉想象出来的，这与我们真的置身于微风吹拂、光影流动的原野上用移动着的身体感受到的，其实是两个东西。问题在于，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身体的动物，是需要大地和天空的。我们太依赖自己的思想了，这是许多痛苦的源头。而人在网络上其实是很难有思想的，我们只有各种飞来跳去的念头。我们渴望这些自身只有几秒钟寿命的念头给我们带来救赎，真是太奇怪了。“特隆的玄学家们寻求的不是真实性，甚至不是逼真性，他们寻求的是惊异。”网络许诺我们的也是惊异。当我在原野上或在街巷里游荡的时候，我很容易感到平静而满足，身体里的碎片慢慢拼接成可以理解和把捉的形状。而当我在网络上游荡的时候，我每一分钟都很快乐，但这些分钟加在一起之后，我却感到空虚、焦躁、手足无措。博尔赫斯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的后记里说：“同特隆的接触，对特隆习俗的了解，使得这个世界分崩离析。人类为它的精确性倾倒，一再忘记那是象棋大师而不是天使的精确性。特隆的（假设的）’原始语言’已经进入学校；它的（充满动人事迹的）和谐历史的教导一笔勾销了我小时学的历史；虚幻的过去在记忆中占据了我们从未确知的——甚至不知是假的过去。古钱币学、药物学和考古学已经重新修订。据我所知，生物学和数学也将改变……”我不确定我是否准确理解了博尔赫斯的写作意图，但我感到了一种恐怖。人造世界会入侵真实世界，并使真实世界湮灭。就好像我们在网红打卡地看到的景象，摆好姿势，拍照，修图，上传，给谁看呢？我有时候觉得，很多人已经把人设看得比自己本人更重要了，如果跟他交流，你只需要让他的人设满意就好了。最近有好几次，路上看到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但总觉得哪里不对，你看见她们，又觉得看不见她们。她们的目光和举止都在暗示你，这里是个黑洞。为了礼貌，你也只能假装那里是黑洞。后来我想到，她们的元神应该在朋友圈、小红书上，只是偶然与你共处同一个物理空间。这才觉得对上了。我不知道是我走得太远，变野了，还是世界走得太远，变异了。但我和世界显然都没有办法停下来。继续阅读我要起身走了让垃圾就待在垃圾堆里吧

文｜西坡把孩子送到学校，信步去我的“领地”巡视一圈。台风过后，还是第一次去到河与塘之间那片树林，平时总有一两个钓鱼人安静地坐在岸边。遇到两只似曾相识的小狗，主人骑电动车远远在前边，它俩迈着小短腿不紧不慢地跟着，不顾主人的催促，更调皮的那只还抽空去水洼里快活了一番。钓鱼人不在。平日静谧美丽的树林，一副凄惨的景象，几棵树栽倒在水里，水则漫了上来，都是台风的杰作。这几日，小区里已渐渐恢复常态，倒下的树该锯的锯该挪的挪。但是这里没人理会，那几棵不幸的树，大概会一直伏在那里，就像古战场上那些无人收殓的尸骸。我当然没有见过古战场，但如此想过之后，便觉得有些心里有点异样。紧走几步，惊起一群鸟。平时也总有鸟雀被我惊飞，这次更多，大概这几日来的人更少了。草比想象得还要茂盛，水里的鱼似乎都更多且更嚣张了。它们可能都会嫌我不礼貌。穿过这片小得几乎不能叫树林的树林，沿着河岸走到马路上，鞋子和裤脚已经湿了。这几天没雨，应该是露水。道狭草木长，朝露沾我衣。反正湿了，索性又扎进一片草地。这可能是我“领地”里最大的一片草坪了，还安了两个球门，天气好的时候经常有孩子踢球。一年四季，人们在这儿搭帐篷，遛狗，放风筝，挖野菜。草坪很开阔，地形略有起伏，高处与低处的植被有所不同。虽然只有一米左右的落差，走在其中也不觉得单调。走上一个小岗，四下望了望，下到低处的时候我担心踩到水里，所幸没有。一抬头，只见远处有两点耀眼的红色。快步赶上前去，原来是两丛花，一丛开得正好，一丛含苞待放。好艳丽的花，高出草地一大截，被风轻轻摇晃着。茫茫绿野里，只有这两个红点。我掏出手机，兴奋地拍了又拍，蹲下站起，远看近看，总拍不出想要的感觉。罢了。回家。照片发到朋友圈，忍不住检索一下这是什么花。不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我们，幸运或曰悲哀地有了App，App告诉我，这是石蒜，又叫曼珠沙华。因为一般在秋分前后开花，正是古人所说的彼岸日，所以又叫做彼岸花。原来这就是彼岸花，我正要感慨，却发现朋友圈里许多朋友早就认识。无知总能带给我许多惊喜。家里略待片刻，看了眼时间，该出发了。跟朋友约了去上海吃饭。在高铁上打开我自制的“书”《拾句001》，就是无印良品六块钱一个的记事本，抄满了我喜欢的诗词、句子、段落。翻了翻，最匹配此时心境的是叶芝的《茵尼斯弗利岛》。茵尼斯弗利岛（叶芝）我要起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岛，去那里建座小房，泥土和柳条的小房；我要有九排云豆架，一个蜜蜂巢，独居于幽处，在林间听群蜂高唱。于是我会有安宁，安宁慢慢来临，从晨曦的面纱到蟋蟀歌唱的地方；午夜一片闪光，中午燃烧得紫红，暮色里，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我要起身走了，因为我总是听到，听到湖水日夜拍打着湖滨；我站在公路，或在灰色的人行道上，在内心深处听到那水声。这是一首含着悖论的诗。诗人一开始就说“我要起身走了”，要去茵尼斯弗利岛，还幻想了要在那里过怎样的生活，房子、植物、蜜蜂都想到了。诗人期待着在那里内心会获得安宁，也就说，他现在并不安宁。可是直到诗歌的结尾，诗人还没有起身离去，他还站在公路上或灰色的人行道上，也就是仍然身在城市。虽然他总在内心深处听到那诱人脱离世俗烦扰的水声，可他没有付诸行动，可能永远不会真的起身离去。是什么阻止了诗人去美丽的湖畔享受安宁呢？常规的答案是，世俗的羁绊。但是依照我辞职之后这几年独来独往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还有一个答案。也许妨碍诗人来到茵尼斯弗利岛的，就是茵尼斯弗利岛本身。诗人害怕真实的茵尼斯弗利岛伤害了他梦中的茵尼斯弗利岛，真实的水声扰乱了他心中的水声。保护一个梦想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实现它。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四年，但从来没考虑过在上海居住，我一直觉得上海这座城市跟我格格不入，让我有距离感。我喜欢苏州，我喜欢我的“领地”，喜欢白鹭、野鸭、水鸡、野草、行云、夕阳、芦苇、水波陪伴我的这些日子。但谁又能否认，或许上海才是我的梦中之城呢。继续阅读让垃圾就待在垃圾堆里吧免于生活在仇恨中的自由

文｜西坡在昨天文章的最后，我说要有避免孩子的心灵被仇恨俘获，最重要的不是告诉他们不要恨，而是在他们和世界之间，建立丰富的孔道。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示范，让他们知道，人可以跟许多美好的事物有关。这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个点。我们很多人，有时候也包括我自己，总是忍不住为垃圾带货。虽然我们是为了批评垃圾，与垃圾划清界限，但在客观上我们为垃圾充当了传播渠道。就像我观察过的：“我发现很多人的精神状态是，对自己厌恶的事物时刻关注，鸡毛蒜皮的动向都了然于胸；对自己热爱的事物，却总是吞吞吐吐，欲语还休。”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把目光从垃圾身上转移开，正向地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让垃圾就待在垃圾堆里吧，我们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今天想说的就是，要学会跟美好的事物碰瓷。又是我发明的一个新概念，请原谅我的概念癖。但它不是一个空对空的东西，这是我正在实践的生活方式，希望对大家有启发。就说眼前。两场台风过后，江南的秋天终于姗姗来迟，今年这个夏天真是难熬。天气凉下来之后，我突然想，是时候读点跟秋天有关的文章了。立马开始在头脑中检索。第一个蹦出来的是欧阳修的《秋声赋》。可惜我书架上现在没有欧阳修的文集，我又不喜欢盯着电子屏幕读，我说的读是读出声的那种。想到一个办法，先从微信读书里把《秋声赋》找出来（友情提醒，尽量在电子书里找文章，不要百度），然后翻出纸笔，先抄一遍。这一次读《秋声赋》，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童子这个配角。“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欧阳子在不知道秋声是秋声的情况下，先描绘了一番，“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等等，然后遣童子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童子回答：“星河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简洁明了。然后欧阳子又开始大发感慨。先做了关于秋天的名词解释，秋色怎么样，秋容怎么样，秋气怎么样，秋意怎么样，也就是从秋的全貌去导出秋声。落在了“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这个中心点上。我注意到以前没有注意的一个点，“欧阳子”虽然是《秋声赋》的主角，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出门去真实地看一看、听一听。他讲的大都是书本的、想象的、理论的东西。当然文章还是很美的，节奏感很让人愉悦。但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苏轼的《后赤壁赋》境界还是稍高一筹，因为苏轼自己真的去夜游了，那个体验是人在书斋里想不出来的。不过欧阳修还是挺幽默的，或者说挺高明的。高明就高明在最后一段，欧阳子发表完大段议论之后，“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这是童子第二次出场。童子的沉默和酣睡，似乎是无知识的表现，但又好像是对欧阳子的嘲笑，你连屋门都没出，讲那么多话。当然这是欧阳子自己写出来的，所以是一种自嘲和自我消解。有了这个底，前边那些引经据典的议论便都跟秋风一样消散于无形了，只有虫声和叹息声是真实的。而欧阳子真的是为了秋风而叹息吗？这就留给读者去考虑了。下午读完《秋声赋》，晚上又想起这事。我觉得这场瓷还没碰过瘾，于是又把里尔克的《秋日》抄一遍，这首《秋日》我已经抄过读过无数遍了，但还是津津有味。秋日（里尔克，冯至译）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让秋风刮过田野。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阴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读完心里觉得还差点意思，又找到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清晨比往日更柔顺》。清晨比往日更柔顺（狄金森）清晨比往日更柔顺-坚果由淡转深-小浆果的脸颊越来越鼓-玫瑰已离开小镇。枫树围上了更艳丽的头巾-田野穿上了绯红的长裙-为了不显得太守旧我会戴上一个小饰品。这是一首俏皮可爱的小诗，诗人没讲一个秋字，但每一句都是秋。我就不做讲解了，抄在这里，愿大家有个美好的秋天。继续阅读免于生活在仇恨中的自由不如看会儿月亮

文｜西坡每当因仇恨引发的极端事件发生后，都有人问，难道不可以仇恨他们吗？然后指出受害者所属的一个大的集合体，并从这个集合体的历史中找出那些极端案例，似乎这就完成了严谨的三段论推导。大前提：“他们”做过很多丧心病狂的事。小前提：受害者是“他们”中的一员。结论：无论什么事落到受害者头上，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一种非常有毒的思维方式。要识别其中的逻辑陷阱其实并不难，只需要把它推到极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自相残杀的悲剧，那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我对你做什么都是合理的？极端思维的核心症结在于，划分“我们”和“他们”的方式极度狭隘与僵硬。阿马蒂亚·森曾经对此作出过杰出的分析，如果一个人愿意好好读一下他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就能充分掌握解毒之法。阿马蒂亚·森说：“确实，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在于，人的身份是多元的、流动的、可选择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人的身份认同是容易被操纵的。无论阶级斗争还是宗教冲突、文明冲突，都是某一种身份驱逐、压倒其他身份的把戏。把一个庞大的，有着悠久历史和各种美好品质的人群，压缩进某种单一、扁平的身份包装里，对这个人群是莫大的损失，某些人却可以从中渔利。人类历史上许多人头滚滚的悲剧，都是身份认同这个魔咒召唤出来的。阿马蒂亚·森是印度人，他幼年时经历了印巴分治期间的暴力冲突，他回忆，1月份还宽宏大量的人群，到了7月份就分裂成了心狠手辣、残暴无比的两群人，互相欲置对方于死地。“无知的民众被套上一个单一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们带领着酿造了这场暴力事件。”就好比说，我是一个生活在南方的北方人，我喜欢南方，我也始终明确认为自己是个北方人。这对我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困扰，我顶多偶尔抱怨一下南方的面食不合口味。但假如有一天，突然有一伙暴徒占领了城市，他们宣布所有北方人必须滚蛋。这对于我这样的客居者固然是一场灾难，那么对于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就一定是好事吗？这群暴徒很可能宣布，正统的南方不需要面食，而罔顾南方自古以来就有面食存在。是不是觉得我在开玩笑？现实比这荒诞而残酷多了。巴米扬大佛1500多年来都一直好好地屹立在山谷中，2001年塔利班却宣布，正统的阿富汗不需要你们。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极端思潮，基本上都是现代产品。塔利班一开始是一群对真实世界一无所知的学生兵，是难民营的产物。他们自身是悲剧，又制造了更多的悲剧。他们父辈曾经享受过的传统阿富汗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不在乎，他们拥有更纯粹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拥有更强烈更排他的单一认同。我觉得单一认同可能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认同，而只是一种伪装的认同，它的本质是与整个世界为敌的仇恨意识。那些为丧心病狂辩护的人，不管他们表面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内心想说的都是：“我不信任这个世界，不管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要害我的。别跟我讲什么尊重，友好，爱，和平，都是障眼法，你们最终还是要害我的。”仇恨就像异形体内的强酸，可以腐蚀一切。如果说人的精神上的资产是爱，那么他们的资产是负的，他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只有恨。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是如何避免下一代被仇恨俘获。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但我反复认真思考过，我觉得并非没有解决之道。最重要的不是告诉他们不要恨，而是在他们和世界之间，建立丰富的孔道。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示范，让他们知道，人可以跟许多美好的事物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很不建议普通人成为政治控的，生活始终是高于政治的。一种观点再正确也只是一种观点。要学会和世界平和相处，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努力。继续阅读找一个不敢还嘴的，往死里骂世事如梦，不如看会月亮

文｜西坡我们的文化里有一个很恶劣的东西，叫做犯众怒。一个人在犯众怒之前和犯众怒之后，接受的完全是两种评判标准。类似于破窗效应，一旦有人被破了窗，那么所有坏事都安他头上，所有脏水和怨气都涌向他。他要是敢还嘴，就把火力加倍，直到他屈服为止。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现象。《论语》里有这么一节，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说，商纣王虽然不是个好人，但应该也不像传说的那样坏得流脓。子贡是个走南闯北经商的人，见多识广，思想很通达。但从这里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精英也不咋地，看出了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君子恶居下流”只是一种自保的手段，互相告诫不要被人破了窗，沦为下水道。正确而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还原历史的真相对吧。我们对真相、真理这些需要一定抽象能力才能认识的东西，总不怎么当回事，结果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持续原地打转，一转几千年。就好比《论语》出现之后那么多朝代，每个朝代灭亡之后，亡国之君依然享受纣王的待遇，似乎只要把这一个人涂抹地足够黑，天下就可以永保太平了。应该从社会结构、文化精神、制度设计上汲取的教训，则被轻易放过。皇帝的故事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集体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惯性是十分强大的。我们说一个眼前的事情，带货主播。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塌房几率极高的领域。每当一个大主播倒下，都有很多聪明人总结说“德不配位”。这些聪明人却从来不思考，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买货卖货这么简单纯粹的市场活动，竟然要靠一个主播的“德”来做保证。别说这些主播的“德”靠不住，就把孔子拉出来，也是不中用的啊。孔子见南子之后，子路很不开心，怀疑孔子失去了清白，气得孔子只能赌咒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所谓市场经济，所谓法治社会，就是要脱离不稳定的人性品格而持续良好运转。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寻找“正面典型”“反面典型”的传统游戏。怎么就没有人问，平台的责任在哪里，监管的责任在哪里？就像一个没有泄气阀的高压锅。平时大家全都得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规则什么认证，全是糊弄鬼。然后游戏越玩越脏，底线越来越低。可是当有人犯众怒的时候，所有规则一夜之间又全都复活了，众人又当变成眼里不容沙子的外宾了。这个被自己作死跑出来，或者被抛出来的倒霉蛋，就扮演了一次性的泄气阀。随后游戏继续，歌舞继续，规则继续沉睡。闷声发大财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交替进行。可我还是想说，如果我们不在乎平日里于无声处运转的规则，而只关心能不能在一个新的倒霉蛋出来的时候，把他骂个狗血喷头，那么最终我们得到的是只会是，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多的假冒伪劣。我真的很不喜欢操心这些事情，只要一开始思考，就觉得很累很无力。我喜欢看云看雨看花开日落，当我和大地万物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平静而满足。但我终究不是隐士，我的苦乐哀痛是与所有人连在一起的。“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我总担心这些平常而重要的道理，再也没有人愿意去讲述。我发现我经常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位置。那些今天被骂倒的人物，在他们一开始风光的时候，我就讨厌他们，但是他们最终楼塌客散的时候，我竟然想替他们讲几句公道话。我在乎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挣多少钱，挨多少骂，跟我都毫无关系。我在乎的是，我所置身的社会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总是在很初级的游戏里宕机重启，历史进入鬼打墙是我无法忍受的噩梦。继续阅读我有点害怕你，momo世事如梦，不如看会儿月亮

文｜西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满世界都是momo。一开始是在我的评论区，前一天momo还在跟我有说有笑，第二天momo突然暴躁起来变成六亲不认的杠精，我很困惑，但也只能把他或她拉黑。没想到第三天momo又来了。那一瞬间，我对整个世界真实性的信仰都破灭了，我觉得我就生活在楚门世界里，到处都是演员和摄像机。我从前也有过这个怀疑，现在我觉得剧组没钱了，连NPC都懒得挨个取名字了，就叫NPC，看你能怎么着。我也不能怎么着。纵然知道一切都是梦，也得把梦做下去。马斯克说，如果我们是被模拟出来的生命，最好搞出点新意思，否则造物主就把我们抹掉了。Momo就这样成为我无法忘记的人。后来我发现momo好像占领了全世界，每个博主的评论区都有momo在发言，微信有小红书也有。我被momo包围了。也可能是孕妇效应吧，反正我感觉无论在哪里都要接受momo的凝视和议论。但你又无法反击他或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昵称和头像下面到底藏着多少人。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两个momo，实在有点崩溃，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搜索了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叫momo”，我以为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没想到已经有很多人问过了，而且两个月前南方周末做过一篇详细的报道《“不想别人知道我是我”，网络青年纷纷做momo》。我送了一口气，原来不是我魔怔了，而是世界魔怔了。我也是从这篇报道才知道，那个粉红色的头像是一头恐龙，我一直以为是一头猪。报道里说：这是2020年以来流行的一种线上社交选择，它最初源于微信的授权登录机制，用户使用微信登录豆瓣、小红书、知乎等其他平台时，可以选择生成随机昵称及头像，momo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后来momo越来越多，网友们无从追溯每一个momo对应着的人是谁。于是，momo成为在互联网上的“公共马甲”，更多人主动变成momo，避免暴露真实身份。如果想要避免引起注意，不说话不就好了吗？或者在角落里做个岁月静好的小透明。成为momo的动机，肯定不止于此。报道援引了《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4月的一篇文章：“现在的90后、00后在面临社会压力时，会出现明显的社交倦怠。匿名社交可以起到宣泄的作用。”

文｜西坡今晚的月亮真美。大大的，亮亮的，挂在壁纸一样纯净的天上，一寸一寸往上挪。饭后出来散步的时候，想起一句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突然又想到现在的月色好像差点什么，不对，是多了点什么，地上的灯光。不用回到宋朝，回到我小时候，就有月光入户照亮整个房子的体验，院子里就像苏东坡写的那样，“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现在村里装了太阳能路灯，小时候的那种光影体验已然消失。看到月亮这么好，就想拍照，可是心里也知道，唯有月亮不接受手机的统治。手机拍照或可得夕阳的十分之五，却连月色的十分之一都得不到。画家霍克尼在诺曼底居住的时候，有一天一个晚辈跟他同住，也是出现了极好的月色，晚辈本能地拿起手机，霍克尼拿起画笔，并告诉说，只有画笔可以捕捉月色。我们这些笨手，拿不起画笔，只能尽力用肉眼多看一会，让月亮在脑子里和心里激起一点涟漪，也算没有白活。走了一会，遇到一棵被台风刮倒的树，横在路边。打量一下，坐在这里赏月正好，前边有一汪水，可以看到水里天上两个月亮。月亮往上升了一点，从树枝的缝隙里可以跟它捉迷藏。就在这里坐着耍了一会，看了一会。树之不幸，我捡了便宜。回来在群里看到一张图，讲的是从2008年到今年的房价趋势。大概都可以想象是什么模样。让我感慨的是，这张图的起止时间。我是2009年毕业的，但2008年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感受到房价起飞的声势。等我毕业之后，看了看自己的工资，便觉得这城市的房价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在房价与工资的绝命落差之中，闭着眼睛快活了几年，到了该成家的年纪。怎么办，走吧，就这样来到了江南。算起来马上整十年。光阴如箭啊，箭还有落地的时候，“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现在想想，恍如梦幻。但是在房价的一起一落中，我们一代人从青年走到了中年。我没什么好遗憾的。尤其是潮退之时，我身在江南，焉知不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江南最多的就是水，我最爱的就是水，跟东坡一样，“我性喜临水”。只是觉得人生的虚与实，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是一个不太思考实际问题的人，没有富贵的身子，却有闲人的命。我干所有的“正经事”，都是为了可以无所事事。我过的是一种非典型的人生，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日子很奢侈，有时候也会有点慌，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在何处。只不过四下里望望，发现退路早被过去的自己断掉，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晃悠。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一名青年学者，突发心梗，在家中去世，年仅34岁。报道里说，他工作极为刻苦，至今未婚。但近年来，压力与日俱增，多次表达“焦虑”“好累”“卷不动了”的情绪，也因为工作强度大而疏于劳动、透支身体。最让人唏嘘的是，没人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时间去世的，在两三天的时间里，他处于失联状态，之后才有朋友去家里发现他躺在客厅里。把新闻发到同学群里，一个同学说，这位学者是他一个朋友，学术会议上经常见面，还经常相互评审对方的论文。世界好小。这样的消息刚出现的时候，人都会本能地互相安慰，要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然后渐渐地，大地开裂的冲击感开始消退，人又回到原本的节奏中，笼统地说，那是由系统而非生命控制的节奏。由系统提供的互动性与真实感，已经取代了我们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原始契约。但我还是觉得，要不是在处理那么紧急的任务，多看一会月亮，总不会吃亏的。中秋节快乐。

文｜西坡那天我刷到一个帖子，明目张胆地侮辱我的智商。帖子说：“墨菲定律，有多准，你真的会越来越有钱。从你看到这篇文章开始，你会越来越有钱，真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频率，调到了接收钱的频率……很多人表面也喜欢钱，但会划走，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潜意识不相信而你相信，所以你注定会发大财！留下一句’接收’，日后一起见证！信则有，不信则无，不信你试一试！”啰哩啰嗦，字句都不通顺，还想来骗人。我一看，评论还挺多，心想大家都是来骂他的吧，结果点开一看，清一色的“接收”。好吧，这世界终究是骗子和傻子的天地。这些互动账户估计会成为精准收割对象。不过我本能地还是想给骗子提点意见，墨菲定律说的是，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最终都会出错，对不对题不说，不吉利呀，下次文案可以用皮格马利翁效应。但我转念一想，会思考墨菲定律到底什么意思的，可能已经被人家排除出去了。不是说骗子都会在话术里故意埋一些低级错误吗，就是为了实现高效筛选，因为要是把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弄进来，很容易破坏学习氛围的。结合“大棋理论”“体制内有高人理论”，骗子是不会出错的，出错的只会是我们这些总高估人群判断力水平的人。每当你在那些风生水起的大师那里发现低级错误的时候，都可以这样思考一下，究竟是大师错了，还是我的层次不够？很有可能就是，所有会逐字逐句阅读的人，都不是大师的目标受众。你竟然做起阅读理解了，走走走，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大师是不会出错的，因为大师与信徒有其他的更畅通滑润的对接方式。我是一个生活很单调的人，只有跟自己信任熟悉的朋友待着才觉得自在，不喜欢四处走动，结交这个那个。其实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几乎我每次一出去，都会发现榫卯不合的地方。在我看来，知识应该是一套互相贯通的系统，有来龙有去脉，有框架有细节，要是局部的雕花出了错倒也无伤大雅，可要是支撑结构的核心部件摇摇晃晃，你跟我讲这是无师自通的如来神掌，那我点不下这个头。然而大部分人对待知识不像我这么死板。你如果指出来bug，他们会说，理论上是你说的那样，我们都学过，但实际上我们搞的是叉叉叉叉。但你听他们讲半天，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从理论跳跃到实际的，不知道那个叉叉叉叉到底是个啥。就好比榫头明明插不进卯眼，但他们愣是把它们怼在一起，然后外边严严实实绑上胶带，告诉你，接上了啊。不要问胶带是怎么回事，就问你有没有接上。这些年来，我们迎来又送走的无数独家特色的新生事物，大抵如此。比如水变油啊，屁to屁啊，恒大啊。骗子是不会出错的，错的是时间，假如时间能够停在原地，那一团团扎眼的鸡毛还是光辉灿烂的杰作。继续阅读这年头，做家长要有一点迟钝力卡在了高三

文｜西坡不做家长，不知道开学日是这么值得期待的日子。我女儿最近的口头禅是，我已经是小学生了，这个不用你管。我只能好好好。今天终于正式入校。我又可以回到我的全球五百强办公室悟道了。照例要一杯冰美式。坐下来整个灵魂都是安静的。话说前几天加了班级群，观察了一下老师和部分家长的沟通，确实有一些感悟。我发现，得益或受害于信息技术的发达，现在孩子、家长、老师这三个群体贴得太近了，完全搅在一起。看起来是贴近，其实又是一种拉远。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似乎是一切的中心，但是孩子很容易遭受无形的伤害。从前我们在没有手机的时代是怎么上学的，基本上从早上离开家门到傍晚回家，整个是黑箱状态。在学校怎么学习，有没有跟同学闹别扭，有没有被老师打骂，回家怎么写作业，所有这些，家长看不见也不关心。黑箱状态当然有隐患，比如体罚啊校园霸凌啊，但总体来讲，环境也没那么恶劣对不对，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说，从前家长只是阶段性介入一下孩子的学业和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逐渐发育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主体性。成绩好坏是一回事，有没有主体性是另外一回事。而现在从课堂到食堂，从课上到课下，从学校到家庭，一切都是可见的，一切都是留痕的。这杜绝了那些恶性事件、极端事件的发生。代价却是阳光太强了，孩子得不到必要的阴影空间。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原因正在于此，但人们往往只会觉得“管得还不够好”。过度曝光、过度干预是一个隐形的问题，就好像过度卫生会增加哮喘风险一样。有时候看到一些学校通知我会想，有必要这么细致吗，到时候让孩子自主解决不好吗？真实的世界哪有那么顺滑。可还是有些家长不放心，还要反复追问细节，明明是在上学，却搞得像是在无尘车间生产高精密零部件一样。这样下来，孩子很容易变成无时无刻不在响应外部要求的机器，没有轨道不会走路，操作规范不够精细也会不知所措。主体性没有发育出来，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就失败了啊。但是好像很少有人在意孩子的主体性，因为主体性是不可测量只能感知的。老师、孩子、家长三方共生，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局面。因为老师和家长是成年人，我们已经没有发育的需求了，但是我们也都是有缺陷的成年个体，所以很可能在孩子身上投射自己潜意识里边的一些诉求，比如权力欲、表演欲、完美主义情结。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是最脆弱的，他们缺乏抵御干扰的意识和能力。教育其实也脱离了其本质，变成了教育表演。我每次看到学校公号推送的精美内容，都会心里紧张，因为将心比心，老师们如果要花这么多的心思进行记录和展示，还能有多少精力真正用来关心孩子呢？到最后很可能所有人都在为摄像头进行工作，所有精美的内容都是为了被遗忘而制作。从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度干预的阶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教育系统和整个社会需要花时间来认识到过度干预的危害。但是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有一点迟钝力，该踩刹车踩刹车，至少不要帮着系统一起踩油门了。要相信真正的成长都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继续阅读梦回高三有几分胆量，说几分话

文｜西坡现在的舆论场也好，朋友圈也好，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用历史垃圾时间来概括，好像并不是很准确。这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呢，我这两天突然想到我的高三，顿时豁然开朗。就是那熟悉的味道。有必要回忆一下我的青春，我的家乡。我们是平原上的一个农业县，三省交界，是贫是富就不用多说了。用初中一位老师的话讲，全县大地上除了火葬场，就没有冒烟的厂。可我们县竟成了一个教育大县，这个“竟”字是我从前的认识，我后来理解了，落后对教育有一种助推作用。我从小的成绩都还可以，而且非常讨打地洋洋自得于“我从来不用功，也没人辅导”。上了高中之后，我发现好多同学都很刻苦，而且大家还自己去买参考书吭哧吭哧做题。我有样学样买了一本回来，实在没意思。继续我的无为而治。人在青春期，有很多情绪，我沉迷其中，为赋新词强说愁。不过我也不会出去打台球打游戏，只是不时被老师没收一本课外书。但今时不同往日。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再怎么玩也都是前三名。到了高中，我心气依然很高，可是排名一下子就下来了。经常十几名，偶尔才能进前十。虽然我总是觉得自己下次能发挥好，但也从来不努力，该玩玩该闹闹，下次败了再等下一次。就这样自欺欺人到了高三，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没人跟我玩了。每个人都在默默地自觉地加班加点地学习。我也不知道是被人点拨了还是自己悟了，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心想，生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要是考不好，将来可怎么办？其实以我的成绩，即使考不好，上个一般的好大学也是绰绰有余。但当时就突然陷入了要么考得极好，要么堕入万丈深渊的恐惧之中。这是当时的环境反复向我们灌输的恐惧，周围那些上进的同学早就把这份恐惧内化了，我一直拖延着抗拒着，直到这一刻才被它吞噬。然后我就加入了上进者的阵营，不再读那些没用的闲书，不再早睡晚起瞎聊天，别人早起我也早起，别人刷题我也刷题。我把自己变成了一架应试机器，我的眼前只有高考这一座独木桥。我想读的那些书先放一放，等到大学再说，我的那些情绪收一收，等到大学再说。从这之后，我觉得眼前变得澄明，享受到一个工具人的快感与荣光。我不再与环境格格不入，老师不用再敲打我，我也能够共情同学的苦与乐了。以前我觉得他们太呆板，现在我知道这叫时不我待。我们的社会行进到今天，就好像来到了我的高三。我早就应该看明白的，只怪我这要命的迟钝感。我这几年总是发现，怎么跟谁都聊不到一块去，现在才明白，别人早就进入冲刺状态了，我还在左顾右盼，得过且过，琢磨那些没用的事体，不知今夕何夕。历史垃圾时间，其实就是高考冲刺时间。在此之前，大家对自己对同学对老师对学校有很多美好的幻想，会批评，因为有期待，会讨论，因为有热心。可是进入冲刺状态之后，大家就心无旁骛了。可以说是成熟了，也可以说是死心了。在我们的语境里，成熟和死心是同义词。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个人一样，是没有精神意义上的青春期的，从懵懂的少年直接跃入圆熟的中年。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意识到，世界可以有很多美好的可能，但是那些可能都跟我们没关系，跟我们有关系的，只有前方的独木桥，和通向独木桥的窄窄的轨道。生在这样的地方，就好比双手双脚被绑在自行车上，自行车卡在轨道上。一开始还贪恋一下原野的风光，但很快发现，人生的使命就是拼命踩踏板。所有幻想，等过了前边这座桥再说。当然，过了这座桥之后，还有下一座桥在等着自己。我们社会的前些年，其实有点像我高三之前的状态，不那么信命，有点野，开始想象其他可能了。而这几年，我们说的内卷也好，考公考编热也好，其实是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应试模式。只不过上学的时候，卷的是分数和学校。现在卷的是铜板和位置。这种全民应试模式，恰恰抑制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繁荣。盘子缩小之后，精疲力尽、苦大仇深的人们，只能把彼此视为眼中钉。卷的本质就是，在确定性极强的赛道上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但绝不相信还有其他路径。没人敢抬头看大千世界，好像看一眼就会被抛弃。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才是压在我们每个人头顶的乌云。高考之后那几年，我每年都做噩梦，要么是考砸了落榜，要么是忘答了某张试卷直接惊醒。后来渐渐不做这种噩梦了。谁成想，梦想照进了现实。借用这个框架，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解释得通了。继续阅读有几分胆量说几分话半兽人的春天

文｜西坡最近读张恨水的散文，越读越喜欢。印象中张恨水是旧式文人，没想到他比鲁迅还小14岁。仔细看了一下资料，张恨水1895年出生，1918年春入职安徽芜湖《皖江日报》，1948年秋辞去北平《新民报》所有职务，在报界做了整三十年，被称为“徽骆驼”“全能报人”。拿辛亥革命做分界线的话，1881年出生的鲁迅，恰好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进入民国已经是三十而来的中年人，五四运动时正当壮年。而张恨水虽说生于晚清，但在心智上可以说是民国的同龄人。五四运动的时候，正是初生牛犊，他自己回忆：“‘五四’风潮后，我读书的兴趣又起，我就当了衣服到北平去投考北大。不料一到北平，就加入了新闻界，使我没时间读书……”。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写于1924年至1929年，可以说是五四的潮水已经回落，很多“进步作家”正是心灰意冷的时候。而张恨水写的是世俗的或曰通俗的小说，张爱玲说“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们还知道，鲁迅把张恨水的小说买给母亲看。五四那一批旗手，理想主义高扬，关心谈论的都是大问题。晚他们一茬出道的张恨水，却放弃了这些宏大关怀，回到了私人天地。这固然有个人兴趣的原因，比如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分道扬镳，但也有“时代的召唤”。张恨水自己曾说：“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老舍称张恨水是“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在后来那些讲求思想性、革命性的文学史上，张恨水的位置大幅下滑了，只能算作无法绕开的一个“当年很红”的的通俗作家。如果按“进步”程度来排序的话，张恨水倒也不冤。他自己便承认，二十来岁的时候“我的思想，完全陶醉在两小无猜、旧式儿女恋爱中，论起来，十分落伍的了。”张恨水的很多写作，都是市场导向的。有人说那些通俗小说，写的就是民国时期中国市民的白日梦。其实他这个名字本身就落伍，“恨水”取自南唐李后主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据说萧红萧军的笔名，连起来便是“小小红军”，张恨水的不求进步便格外明显了。张恨水并非不问世事，他的散文里有颇多对世态的描绘，与自己态度的袒露。比如他在1926年4月4日的一篇小文里写道：“大丈夫当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贼既无力杀，露布且不敢作，奈何？奈何？民不敢言而敢怒，秦人已极可怜。处今日之世界，则怒亦不得。”但他只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到报人、文人的位置上，去观察，去感受，去发声。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胆怯的态度。但我却忍不住感慨，当时的报纸还能容得下文人这个物种，可谓报纸和文人的双重幸运。张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的时候，曾与作者、读者约法三章：（一）绝对不谈大问题。政治上也罢，社会上也罢，只拣些琐碎的事来说。好像人家吃面包，我们只在桌上去搜集些面包屑。（二）绝对不批评大人物。我们以前就犯这个毛病，蚍蜉撼树，要想——而实在不平的事也太多，管得了吗？（三）不研究高深的学问。这条似乎累赘，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哪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不过凑成三章罢了。不知当时的人读了这三章是何感受。我今天读来，很佩服张恨水的诚实。有几分胆量说几分话，不讲大话不讲空话，也不给人制造“我很勇敢”的误会。所谓术业有专攻，同样作为文人，我得承认我们有一种本事只谈面包屑却让读者相信这就是面包的。对于大问题、大人物，不敢言也不敢怒，不过他倒是敢把这些都明明白白说出来。不过要是只有这份诚实，还不够格成为文人。我对张恨水的喜爱，主要在于他的文章有趣，那是从古代那些著名文人一路传下来的趣味。这种趣味而今已如海上仙山，无处寻觅。比如他在北京居住时，听不到芭蕉夜雨，竟想到拿玉米杆子来平替：“京中若不能多得芭蕉，则于窗外辟地半弓，种玉蜀黍数十株。入夏披离直上，如荒园丛竹。夜雨能鸣，亦催诗之符矣。”中国式的文人情趣，全在一“当”字。“无事以当贵，

文｜西坡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在谈到文学的功能时，联想到了那些反社会的边缘人。在他看来，这些边缘人之所以违法犯罪、致人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通过文学接触到某些价值观的光芒。埃科是这样说的：“我倒不至于过度理想主义，认为文学能够为那些缺乏基本维生食物以及医疗资源的芸芸众生减轻痛苦。不过我想强调一点：那些成群结党、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的可怜人，有的从高速公路天桥上向下丢掷石块致人死亡，有的点火活活烧死一个小孩，不管他们是谁，会落到这步田地，并不是因为受计算机的’新语言’影响而堕落（他们甚至没有机会接触计算机），而是因为被排除在文学的天地之外，无缘通过教育以及讨论接触到世界某些价值观的光芒，而这些价值观既来自书本，又同时将我们送回书本。”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文学等价置换为文化，原初意义的文化本身，而不是文化的符号、标签，文化的产品、产值，更不是指所谓的文化输出。人是鱼，文化是水，人若是被排除在文化之外，就会异化成其他的物种，也就是托尔金笔下的半兽人。半兽人比通常的野兽更恐怖，因为他们有类似于人的计算能力，却没有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听音乐、看电影，不是为了掌握那些冷冰冰知识点，而是为了恢复我们作为人的感受能力与道德能力。《诗经》里有几句：“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曾经赞叹这首诗的作者是“知道”之人，也就是通晓大道。意思是：上天生了人就有人性的法则，有物就有物理的规律，人性在秉赋上，所喜欢的是善良，有道德感。是什么让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初始设置呢？我们姑且忽略那些生而为恶的反社会人格，他们是“不移”的，只考虑那些“可移”的。正因为大量的人心是“可移”的，所以教育、文化、艺术、宗教这些事业才有存在的必要。在传统社会，人心崩坏通常是由于天灾人祸导致的社会秩序瓦解，因为土地的承载能力有限、技术条件有限。这个过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而在现代社会，虽说经济也有周期有起伏，但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底线已经比古代大大提高，朝不保夕、衣不蔽体这种情况已经极少出现了。然而我们依然时不时可以看到人性扭曲、人心僵死的局面发生。这个时候，有人会惯性地引用原来的解释框架，说什么“社会逼人为恶”，但是对于核心的衡量标准则大都悬而不论，也就是说，一个人收入低到什么程度，压力大到什么程度，负债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享有“作恶权”，这是没人能解释清楚的。其实人们常常忽略，人心的劣化，在很多时候是直接源于文化泉脉的枯竭。水面蒸发，鱼儿搁浅，虽然鱼儿从来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但上岸之后，它们便自动异化了。文化为人提供的是思考与行事的默认背景。正如曾国藩所说：“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现如今，已经无人从事于文化的事业，当然仍有人趋文化之名，赴文化之利。但文化本身，早已无人问津。所以一批一批的半兽人，竞相驰骋，又有什么奇怪？当文化消失，人的思想便无法呼吸，人便难以抵达万物。风花雪月，不是用来装饰我们的虚荣，而是用来安放、保养我们沉重的易朽的肉身。人与万物之间的联系，仅剩下那些冰冷的符号。那些符号不管表面上讲的是什么，最后都很容易转化为贪欲、执念与仇恨。大概就是在类似的心境下，米沃什呼唤大地万物做它们自己：“做你们自己吧，大地万物，请做你们自己。不要指望我们、指望我们的呼吸，不要指望狡诈的眼中那些幻想。我们思念你们，思念你们的本质，希望你们延续你们自己，那些纯净的、未被任何人窥视的东西。”现在的社会新闻总让人感到抑郁，不仅在于新闻事件中主人公的命运，更在于人们对于同类命运的议论方式。兔死狐悲这样发自生命本能的情感反应越来越稀缺，人们总是急于把远方的哭声、远方的悲剧，打包、压缩、拆解，各取所需，就像拾荒者面对无主的废品一样。作为一个人，看见别的人，也被别的人看见。这本是人活在世应有的滋味，而今却成了莫大的奢望。继续阅读心疼悟空全民饭圈化

文｜西坡正在嚼着冰块琢磨今天写点什么，看到李娟发了《一坨声明》。这题目一看就是在回应最近她和董宇辉之间的一些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李娟上了董宇辉直播间，董宇辉献上一长串排比句的赞美，李娟说，“谢谢，这真是一坨巨大的赞美。”过去几天，这件事作为一个“力证”广泛传播，被解释成一个“真文化人”对一个“假文化人”的不屑与羞辱。但是看到这些段子的时候我就有点疑惑，李娟要是不屑董宇辉，为什么还要跟他做直播？解释不通啊。《一坨声明》把话说清楚了。李娟先解释“一坨”非贬义，“‘坨’是我常用的一个量词”，“一坨人一坨猫一坨经验一坨悲伤之类。毫无隐意。”然后说明直播现场的一些状况，“发现自己状态不对。忘乎所以，不知所云。多次感到即将失控，精力崩塌。后来看回放，还发现自己对宇辉的多次误解和刻薄，还常常突兀打断他的话。”接着正式表明自己对董宇辉的态度：“但是一定要说的是，我也确实对董宇辉毫无抵触。虽然接触短暂，但能够认同他的相当一部分。他富于感染力亲和力，总是照顾别人，印象美好的一个年轻人。”在声明的最后，李娟“奉劝某类人”：“要是闲得没事就多喝热水，照顾好自己。”不难发现，文字中的李娟比镜头中的李娟从容自在多了。这场风波其实可以到此为止了。当然风波会不会结束，李娟说了不算，还得看闲得没事的某类人。李娟的奉劝大概率是徒劳的，因为某类人照顾自己的方式，就是掺和别人。作为名人，当然都要接受别人的掺和，动而得谤，名亦随之。不过话说从头，董宇辉作为近年来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从网络上对他的追捧和踩踏中，探讨一些正经的事情。这里边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人。最近这一轮，一群人绑着李娟去“力证”董宇辉是个“假文化人”，就可以帮我们开个题。讨厌董宇辉，明明可以直说，却非要公推一个“真文化人”去替自己说，只能说明这群人本身对文化也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关于文化，我有一个公式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个人越要证明自己有什么，就越没有什么。其背后的原理是：当一个人追逐A不是为了A而是为了A所象征、代表或者暗示的B时，那么永远得不到A。比如说，一个人搞文学不是出于对文学本身的喜爱，而是贪念文人可以享受的名利，那么他永远进入不了真正的文学世界。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条公理在价值世界是依然成立的。然而在我们社会，大家都喜欢舍近求远，南辕北辙。搞文学的，不相信文学，搞艺术的，不相信艺术，搞学术的，不相信学术，大家相信什么呢，相信圈子。圈子以为是的，便是，圈子以为非的，便非。殊不知，离圈子越近，离事物本身越远。董宇辉是不是个文化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问题在于，你可以通过喜欢董宇辉，抵达文化的海洋。也可以通过厌恶董宇辉，抵达文化的海洋。但是一个人如果只是沉迷于证明董宇辉有文化或者没文化，那么就不可能跟文化发生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庄子讲，得鱼忘筌。而世间常态是，得筌忘鱼。喜欢董宇辉的人，如何对文化产生真正的兴趣，董宇辉有一定的引导责任。而讨厌董宇辉的人，如何对文化产生真正的兴趣，则全是自己的责任。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人一路走来，鄙视过这个，鄙视过那个，“高级”了一回又一回，却从来没有与文化发生过任何有效的接触。继续阅读全民饭圈化恶意弥漫

文｜西坡看到一个记者在网上议论了几句某运动员的说话方式，然后被这个运动员的粉丝骂了几百条。我思考了一下，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一滴水照见一片大海。首先，这是一位我很尊重的记者，读到他不少文章。在当下的环境下，还能一篇一篇踏踏实实地做稿子，很难得。其次，他说的这个事，我没有直接观察，不好判断说的对不对，但他说话的方式，我觉得是温和的、善意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番话，都能成为被攻击的靶子。整个舆论生态演变到了什么地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先看这位记者朋友到底说了什么。网友又是怎么骂他的。有人说：“爹味蛮重的的一个思考”。这是一派，指责记者“爹味”，“心怀嫉妒”，“对自己不懂的领域指指点点”，还有人把张雪峰搬出来，言下之意这是“记者都是垃圾”的新证据。这派还算好的，毕竟只是在言语交锋。还有一派，直接艾特记者所属单位与某地网警，说“此人恶意曲解国家运动员”。虽然目前还没有相关部门介入要调查这位记者，但也够吓人的。像“爹味”“嫉妒”这些诛心的东西都没有聊，只能见仁见智，聊起来就是无限循环的车轱辘话。这位记者既然愿意公开发言，也应该对此有心理准备。不过还是有些事可以聊一聊。比如一名记者议论一名游泳运动员，算是“对自己不懂的领域指指点点”吗？我的回答是，不能一概而论。假如这位记者是在线教运动员游泳，“你这姿势不对，你得按我说的来”，那肯定是有点毛病。但我们看到，这位记者谈的是运动员与媒体之间如何进行交流，人家又做过许多名人访谈。那么在我看来，这非但不是“对自己不懂的领域指指点点”，反而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略谈一二。就这个细分领域而言，全网都没有几个人比这位记者更加专业。虽然这位记者不是体育记者，而是专门做人物特稿的记者，但他谈的也不是体育问题，而是公共表达问题。所以，这件事的属性是“人物特稿记者在线教运动员如何进行公共表达”。专业对口，合情合理。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能质疑他的资格。反观那些在线教记者说话的粉丝团，那还真是无知无畏。如果我是这位运动员或者他身边的经纪人什么的，看到这位记者的微博，肯定会感到开心的。因为虽然有批评的成分，但语气是友好的，措辞是克制的，关键还提供了专业、具体、可参考的意见。以此为契机，省察自己的表达方式，提升自己的表达技巧，将来的公共形象和商业价值都会更好。退一步讲，即便讲的有不妥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有什么实质性伤害呢？现在好了，这么一个好好说话的专业能力过硬的资深记者，生生被这一群粉丝打成敌对分子。粉丝还以为自己在爱护偶像。这件事在所有媒体、所有记者那里，又会留下何种印象，这群粉丝是不关心的。当然，运动员只要继续拿好成绩，仍然会有媒体靠近。但是那些真正有专业能力又爱惜羽毛的记者，恐怕只会敬而远之。这届奥运会，许多运动员在表现都挺令人欣喜的，很松弛。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我说运动员的动作、话语和表情，是社会的一个窗口。我理解的松弛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该是什么是什么。我从这些年轻运动员身上感受到的，也是这个。但是与运动员的风姿同时出现在网上的体育饭圈化现象，则让人五味杂陈。所谓饭圈化，就是只许说好不许说坏，但凡一点杂音都要虽远必诛。而粉丝眼里的杂音，其实正是再普通不过的世间百态。正常人就是这样说话的。但粉丝无法容忍正常说话，他们会把一切言论一切人划归到“是敌”“是我”两个区间。好话不绝对，就是绝对非好话。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粉丝使用“阴阳怪气”“暗戳戳”“理中客”“屁股歪了”“爹味”“见不得别人好”这些论心不论迹的词语，因为他们理解不了稍微复杂一点的表达，只能用嗅觉取代理智来判断。饭圈现象的本质，是人内心的贫瘠与不安。饭圈从娱乐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其实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在扩散。因为视野与修养匮乏，粉丝缺乏客观认知世界的能力，只能把万事万物偶像化，通过信仰的纯化来掩饰自己的无知。陷入这种心智模式之后，人就更加难以接受真实世界，就会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所以说，狭隘的现实与狭隘的心灵，互相成就。这就是一种极化。尼尔·波兹曼说：“在极化的社会中，信息不仅仅是事实，它成了一种身份标记。”

文｜西坡昨天有朋友突然跟我说：“山西古建筑又要火一把了，悟空里面取景大部分都是山西的建筑。”我说，悟空是啥？我当然知道悟空是谁，但我不知道悟空又被变成了什么，这些年来悟空变成小说变成电影变成动漫，火了太多回了。朋友对我的惊讶深表惊讶，“竟然一点儿没听说？我朋友圈都刷屏了。果然还是没破圈啊。”于是给我做了普及，游戏，中国首个3A游戏。“这个游戏太重要了，相当于刘翔得金牌。”“这游戏筹备了五六年呢，大家一直等”“像这种大型游戏都是全球发行，国外热度也很高，这两年都没什么3A游戏出来”。好吧，我搜了一下，知道了大概是怎么回事。果然，中国首个，刘翔金牌。是我太隔绝了。不过我很快就原谅了自己。我不玩游戏，上一次与游戏发生关系，还是在视频网站看别人玩《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完蛋，我连这个都讲出来了，有损我的文化人人设。但我刚才看到有人发表愿望说，悟空这次成功了，希望以后能玩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这些经典IP。好吧，如果《红楼梦之太虚幻境》被开发出来，我也希望早一点被通知到。其实昨天下午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就意识到，我误导了我的朋友。我朋友圈也刷屏了。只是我现在朋友圈刷得少。所以我还是刷到了很多相关信息，分享到了大家过节的心情，我还看到了游戏制作人接受新华社采访的视频，制作人的有些话还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慨，比如他说：“8年前我们就很坚信，中国的单机市场一定会存在，且一定很大。你会看到其他的文娱市场，最典型的就是电影，这几年呢，随便拉一下数据就能看到，前十的票房榜单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会看到中国制作精良的电影，在迅速蚕食这个榜单。很多现象级的产品，已经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我们在2016年看到，美国的单机市场100亿美元，日本50亿美元出头，中国1亿美元不到。我们当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认为在10-15年内，中国的单机市场会达到日本甚至超过日本的规模。”“我们要做出世界品质，这个心气要有。”从这两段话，黑悟空这个游戏的初衷、定位、宣发的逻辑，已经大致出来了。从现在的流传的各项数据来看，为制作公司高兴，为游戏产业从业者高兴，为玩家高兴。尤其是现在诸业艰难，文化产业的亮光还是值得珍视的。我们也都知道，过去几年，游戏产业经历过一些政策上、舆论上的阻碍我甚至猜测，悟空大做古建的文章，有对冲和预防的考虑。都不容易。不过在刷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也渐渐感到似乎有一点点不对头。比如有人说：“它是写给全人类的情书。它是爱是希望是人类的勇气。它是来自未来的史诗。它是浪漫本身”我不知道是玩梗还是真的，但有点鸡皮疙瘩掉下来。还看到有人说：“慢悠悠刷地图，不着急打怪，路过的每一处石刻佛像经幢彩塑都让我驻足除了大家都找到了的佛光寺唐代经幢，我还找到了东大殿门前的那口大钟，对，就是那口87年前梁思成先生照片里的那口大钟莫名有点感动”额，我可能也算半个古建筑爱好者，看了下网上的图片，游戏里还原得还挺好的。可咱这是游戏还是纪录片呀？我对于古建圈子的梁思成泛滥现象本来就有点怪话要讲。我很敬重梁思成先生，但我发现很多人好像不是从梁思成走向了古建，而是从古建走向了梁思成，在古建现场不去感受建筑，而只是没完没了地啃噬梁思成夫妇的光环。本末倒置了啊朋友们。很多领域的爱好者都有这个现象。可是大哥我们都已经在玩游戏了，就不要再把梁先生拽出来接受赛博泪水的祭奠了。我们认可游戏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我们也赞赏一款游戏把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但游戏毕竟是游戏是吧，它是用来玩的。评价一件艺术品得首先放在它自身的范畴。然而很遗憾的是，对于黑悟空这款游戏，我们在它最火的这两天，几乎看不到从游戏自身出发的评价。我们看到的都是外围评价，“中国首个”“全球走红”“致敬古建”“高度还原”，这都属于外围。我甚至看到外交部都回应了，哎，这都哪跟哪儿。所以到头来，这款游戏在游戏范畴达到了什么水准，我这种外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判断。这其实也是我们这里许多事情的办事套路。热闹半天，最后发现最核心的东西依然在云雾中。说到这里，我其实有点心疼悟空了。因为从商业逻辑来分析，用西游这个IP来做3A游戏这个赛道里的“中国首个”“刘翔金牌”是最稳妥的。这里边的集体心理我们就先不分析了。但是这个事已经被很多个领域检验过了，尤其是被国产电影反复检验过。我看到一个词“情绪定向爆破”，感觉挺精准的。也就是在国产电影里的那些个悟空里边，我渐渐感受到了悟空本人的不情愿。一开始在国产电影里看到大圣，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很激动的，但是后来看着看着，我仿佛觉得这只天不怕地不怕的猴子好像是被绑架了一样。至于这一回在游戏里，大圣情不情愿，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大圣的又一次成功，恐怕会让更多还没有出现“中国首个”“刘翔金牌”的赛道，惦记起他老人家。继续阅读恶意弥漫，坏人不够用了时代在打转

文｜西坡前两天晚上看了一部电影，《狩猎》，让我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也让我想起近年来在网络上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故事发生在一个宁静的丹麦小镇上。电影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遭到一个小女孩“诬告”，随之被周围世界孤立排挤，最后又重新和解融入的过程。我想导演想要传递的信息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时候不是坏人在散播恶意，而是恶意在制造“坏人”。正义与邪恶，可以跟看起来的样子是相反的。问题在于，当表面信息被污染之后，我们如何能够识别他人的本性，又该如何自处？中年男人叫卢卡斯，离婚后独自生活，是一所幼儿园的教师。他性格温和，深受孩子和同事的喜爱。

图｜侯雨文｜西坡“历史垃圾时间”这个概念流行开来之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我也用过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它可以逼我们回返到自身，惜取眼前人、眼前景。时代有过不去的坎，但生活总要向前。个体遇到时代的坎，要及时绝望，不要恋战，因为耗不起。但我发现很多人一边念着历史垃圾时间，一边继续在无谓的事情上虚耗时光，仿佛历史垃圾时间只是让生命可以浪费得更加理直气壮而已。李银河老师写道：“世间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只有两样，那就是美与爱。美包括自然之美与人为之美。前者是所有美好的景致；后者的典型则是艺术品。这艺术品中自然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电影作品，也包括福柯意义上的人生（他曾说，为什么所有的艺术品都成了专门的行当，人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艺术品）。爱专指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浪漫爱情，即激情之爱。”我们稍微扩展一下，爱不一定指男欢女爱，也可以指朋友之间的爱。说起美、爱、艺术这些词，我们容易把它们想象成书本上、殿堂上、荧幕上、传说中那些要么假模假式要么高不可攀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其实都只是通道，是为了把我们引向世间万物，或者说把世间万物引向我们。如果一个东西不能缩近你和万物的距离，抛开就是了，可能是它不好，也可能是它不适合你或者机缘未到。总有朋友问，读不懂现代诗怎么办，看不懂艺术怎么办？我一听就知道，这都是上学时候被阅读理解给害了，不管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脑袋里都在拼命检索正确答案，生怕阅卷老师打低分。你抬起头瞅瞅，哪有阅卷老师啊。人生已经到了洗澡时连头发都不敢使劲薅的阶段了，放过自己吧。应试教育最大的害处，就在于把我们导入了无时无刻不在搜寻正确答案的心智模式，老死不得解脱。人生没有标准答案，诗歌亦然，文章亦然，艺术亦然。从前穷的时候，出门旅游不舍得租讲解器，现在舍得了，发现讲解器好无聊，那些知识点当然比大部分导游要靠谱，但我何必在现场学这些个呢。这个佛像什么朝代，那个斗拱什么风格，这个乌龟什么寓意，那个彩绘经历过什么坎坷，重要吗？重要，也不重要，至少对此时此刻身在现场的我不重要。旅游也好，参观也好，阅读也好，聊天也好，身在现场什么最重要？感受。我有时候会跟朋友说，我需要你帮我校准一下我的感受系统。因为我是易燃体质，这可能是一种天赋，但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我现在最想要跟朋友讲的，也是要注意养护自己的感受系统。因为人到中年，很容易用一些套餐式的机械框架来替代自己原生的凹凸不平的感受系统。这就是李贽讲的，道理闻见日以益多，而童心失。不要把自己和当下的物理时空之间的关系想象得太实，我们和无穷的时空、无穷的景致、无穷的人物都是可以发生关系的。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我带我女儿下楼讨糖，整个小区一片欢快，蓦然发现有那么多充满善意的可爱面孔就在自己身边。孩子很开心，我也很感动。回家的时候，我女儿突然说：“每次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是偶尔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在别的地方。”弄得我有点伤感，幸福的伤感。每个孩子都是哲学家，每个真正的哲学家也都是孩子。是那些迷信观点而轻视生命本身的伪哲学家，把世界弄得僵死了。回顾历史，时代总会在一些节点上打转，一磨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其中的原理在于，前期积累的本钱还没有耗尽。这些本钱往往不会优先用来探索新的方向，而是在原有的已经被证明走不通的方向上反复徒劳地尝试。一个趋势、一个潮流，首要的任务是维持自身，所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要点是感动，是爱，是希望、战栗、生活。”我们耗不起啊。继续阅读游民好像又回来了一种土地一种人

文｜西坡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当下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发现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实则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找不到适用的参考系。就像苏东坡讲个那个寓言，一出生就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有人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这个盲人敲击铜盘听到声音，一天听到钟声跟铜盘的声音很像，于是觉得这是太阳。有人又告诉他太阳的光像蜡烛，盲人伸手摸到蜡烛的形状，一天摸到一个形状像蜡烛的乐器，又把乐器当成太阳。我们对于社会图景的想象，很多时候就像这个盲人想象太阳一样，只能从一种感官、一种经验、一种角度出发，试图去推导整体。但我们也不要嘲笑盲人，因为天生失明不是他的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可以从高处俯瞰全景的“天眼”。换个说法，假如他最终明白太阳的样子如铜盘、热度如蜡烛的无数倍，那么也已经算是接近太阳的真相了。这几天看到杭州外卖员下跪的事情，想起一个词，一个消失已久的词——游民。我想，现在穿行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跟过去的袍哥有什么区别呢？外卖员和保安这两个出身相同的群体之间的矛盾，跟从前江湖上的许多纷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有时候会留心外卖员进出小区时与保安的互动，偶尔就能观察到那种江湖气息。他们自身可能也意识不到，是背后的历史在他们身上施加的力量。说起孙中山加入过“洪门”，许多人都会把洪门想象成多么神秘莫测的组织。甚至说起江湖这个词，大家也都会想起水浒，想起金庸。但这些想象是脱离历史实际情境的。江湖也好帮派也好，首先都得基于生存的逻辑去理解，那些浪漫的元素都是衍生出来乃至附会出来的。建议大家都去读读王学泰老师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已经有年头了，学术上可能需要被迭代了，但对于普通大众建立历史通感，理解国情，还是很有帮助的。按照这本书的说法，游民指的就是“脱离了宗法与家族秩序的人们”，脱离了主流秩序的人们就是“脱序人”。这就是江湖儿女的本来面目。脱序人大部分是被迫的，他们在主流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到社会的边缘去讨生活。讨生活的人多了，这里就形成一个新的天地。这个天地起初是“无序的、混乱的、盲目的、充满了艰辛与苦难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单独面对世界，除了维持肉体的存续，还要想办法安放自己的精神。时日一久，摸索出一套有别于主流社会的语言和生存法则，也就是在脱序中形成一种新的序。这种新的序就成了江湖。游民的存在贯穿整个农业时代的始终。书本上讲的士农工商的整饬秩序，只是一种理想。西汉的鲍宣讲，农民流亡有七种常见的缘由：“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其实直到我们80后小时候，游民都是一种现实风景。村里时不时就有乞讨者路过，有的就是纯粹乞讨，破衣烂衫，挨家挨户敲门，还有那种唱戏的瞎子，卖艺的马戏团。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瞎子在巷口唱完戏，人们送上馒头、汤，他只会把汤一碗一碗喝掉，因为馒头可以携带。还有一部电影《变脸》大家可以去看，讲一个江湖艺人“变脸王”和一个小女孩以及一只猴子的故事，拍得很好，感人至深。我为什么想起游民，是因为我发现媒体在报道当下许多社会现象的时候，都喜欢搞那些抽象、玄奥、技术性的名词。比如一谈外卖员，就蹦出什么系统、算法、平台经济。一谈直播、网红，就谈什么流量、风口、虚拟社会。解释来解释去，只是无效的同义反复而已。其实很多现象放在游民社会的本土框架下，就迎刃而解了。比如保安与外卖员群体之间的互相对抗，很多时候是与消费者无关的，只是两个游民群体之间的生态位博弈。他们都需要确认自身的安全感、价值感和归属感。还有很多网络主播，他们通过“家人”和师徒制建立的拟血缘关系，与梁山泊上的交椅也没什么区别。以及那些性别对立、反婚恋的言论的盛行，也不过是一群新的脱序人，在建立自己的赛博山寨。我们对游民现象感到陌生，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经济蓬勃向上，每个人都可以在主流秩序里想象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更好的明天。在当时，每个人只要好好上学，好好上班，都可以按部就班地抬升自己的生活境遇。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这种预期了。大家发现“主流”的容纳能力有限，自己可能永远挤不进去。当一大批人的心态发生这种改变之后，我们社会的游民性就又浮出了水面。其实拉长时间来看，可能前一二十年那种游民性的消失，才是一种偶然。昨天看到一篇文章《那些“赖”在寺院里的年轻人》，发给一个曾在寺庙体验过一段时间的朋友，朋友说，年轻人也不容易，这种无根的状态会越来越普遍。是啊，目力所及，有根会是一种奢侈状态。继续阅读一种土地一种人好消息还是有的

文｜西坡这几天最值得关注的事情，除了奥运，就是库尔斯克这个地名又重新进入历史了。除了前线战事的进展，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这样一种新动态对人的心态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读到BBC的一篇报道，作者St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