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损害，受了侮辱，却说不出话
文｜西坡
我一直想要介绍一些好文章给大家，大体有个思路，一百年一百篇。从过去百年里，找出一百篇经岁月剥蚀仍立得住的文章。
为什么是文章，而不是书不是人？因为文章是意义和美感的最小单位。一部史诗、一部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一首诗也是一篇文章，因它是自足的。这不是我对“文章”一词的新发明，而是“文章千古事”里的文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里的文章，“文章者，公器也”里的文章。从古文到白话，天地、器物、人心全变了，在无人掌舵的历史巨浪中，有多少应变而没有变的，或者应不变而变了的，从来说不清楚。我总觉得，文章是个好的容器，也是个好的标尺，可以帮我们测出从彼心到此心的距离，也能帮我们“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我的目标是，有这一百篇文章打底，若能读得进去，并顺着它们探索，就不必对所谓古今之变那么茫然而无所措手足。心同理同，话是没错，但光念咒没用，总要一些柔韧、绵长且不易朽坏的东西来攀缘。我相信文章是这样的东西。
世界乌泱泱，我们读文章。今天是一百篇里的第五篇，我要介绍的是鲁迅先生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所作的演讲，题目为《无声的中国》。
我读的文章版本来自一本《鲁迅杂文集》，这本书的扉页上印着鲁迅的一句话：“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我觉得这句话跟“无声的中国”这个题目是很匹配的。在这个青年会礼堂，鲁迅还做了另一场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两篇演讲是同一个主张，那就是抛弃“旧文章、旧思想”，由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只不过百年之后，我们再去读它们，觉得鲁迅有点过度乐观，把工作简单化了。
比如鲁迅说：“我们今后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仿佛只要舍掉古文，声音就会从我们的嗓子里自动发出来一样。他可能没有充分估料到，只要官魂和匪魂不死，白话也能得和古文一样的病，那就是使人“不能说话的毛病”。
我们不必苛责鲁迅，无论如何，鲁迅对于重大问题的感知能力是很强的，而他的身份归根到底是一个文学家，有些重大问题单从文学一途是解决不了的。事实上，过去一百年里，我们试图用文学解决太多超出文学能力的问题，结果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文学自己弄得不成样子。
言归正传。我们看鲁迅是怎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人的悲欢不能相通，自然是表达悲欢的工具出了问题。
然后鲁迅说：“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鲁迅认为，这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能拿起笔来写文章的缘故。这不是他一人的意见，而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意见。如何改进我们的处境，首先要让大多数人能读书认字写文章，文言文太复杂了，所以要讲白话。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理由去反对每个人都有读书认字的权利，但也要承认，能读书认字与能独立思考是两码事。鲁迅不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家，他的长处在于感受与表现，但在剖析问题根源的时候，会失之于粗线条。比如他讲白话的好与古文的坏，就喜欢把两者涂抹得像戏台上的红脸和白脸似的。
在这方面，弟弟周作人就比他要冷静客观不少。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把民国以后的新文学运动放置到中国文学史的长河里去考察，他说：“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这两种力量，一种是“诗言志——言志派”，一种是“文以载道——载道派”，中国文学史就像一条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他把民国的新文学运动上溯到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像一条地下河，现在又涌出来了。这个分析方法，就科学多了。
鲁迅的长处在于，他能把众人皆知的问题说得痛快淋漓，并且能够用高超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让我们无法忽略无法忘怀。
比如他在这篇演讲里说“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把责任全推给古文，我觉得是不客观的。但这个现象是毋庸置疑存在的。对此现象表现得最深刻动人的文学作品，也出自鲁迅自己的手，如《野草》《狂人日记》《阿Q正传》。
比如《野草》里的《秋夜》，大家现在把开头的两株枣树变成了一个梗，但这篇文章写的是人在被社会排挤到无力介入现实的角落里之后，会陷入怎样一种失语的境地：“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每次读到这里，都感觉头皮发麻。
再比如《阿Q正传》，要是把阿Q当成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丑角，甚至当成互相攻击的标签，那真是太遗憾了。1925年，鲁迅为《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撰写了一篇序言，说出了他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写这篇小说的：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我们现在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他不是要简单地讽刺谁、挖苦谁，而是要写一颗“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出来。鲁迅期待“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觉醒，走出，全都开口说自己的话。我们先看阿Q是怎样被侮辱被损害却无话可说的。
小说结尾，阿Q被捉住拉进衙门受审的时候，膝关节不受控制地宽松，跪了下去。坐在大堂上面的光头的老头子“沉静的清楚的说”：“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长衫人物也大声说：“招罢！”
注意，老头子说话是“沉静的清楚”的，长衫人物说话是“大声”的。阿Q是怎么说话的呢，“我本来要……来投……”是糊里糊涂、断断续续、唯唯诺诺的。
阿Q就这样不明不白被定罪了。宣判的时候，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
这些细节都是有寓意的。长衫人物让阿Q画押，阿Q说他不认字，长衫人物说便宜他，让他画个圆圈。阿Q很想把圈画得圆，因为生怕别人笑话，但最后还是画成了瓜子模样。要被问斩的时候，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么？”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游街的时候，阿Q说出了半句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围观的人群里传出一声“好！”。阿Q看向这些喝彩的人们，心里想到的却是四年前遇见的饿狼的眼睛。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见的仍是狼眼睛，这些眼睛连成一气，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阿Q想要喊一声“救命”，然而没有喊出来。
鲁迅笔下写过很多不能说话、不会说话的小人物。你会发现，弱者总是不擅表达的，他们的话语和尊严一起被榨干了。而强者哪怕在说谎话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平静坦然，词汇丰富，语法完整。
沉默是有代价的。说话吧，可能说话就够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继续呼唤：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今天要做的，大体也是如此。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哪怕不能说完全真的话，总可以说些比较真的话，发些比较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