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分胆量说几分话
文｜西坡
最近读张恨水的散文，越读越喜欢。印象中张恨水是旧式文人，没想到他比鲁迅还小14岁。仔细看了一下资料，张恨水1895年出生，1918年春入职安徽芜湖《皖江日报》，1948年秋辞去北平《新民报》所有职务，在报界做了整三十年，被称为“徽骆驼”“全能报人”。
拿辛亥革命做分界线的话，1881年出生的鲁迅，恰好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进入民国已经是三十而来的中年人，五四运动时正当壮年。而张恨水虽说生于晚清，但在心智上可以说是民国的同龄人。五四运动的时候，正是初生牛犊，他自己回忆：“‘五四’风潮后，我读书的兴趣又起，我就当了衣服到北平去投考北大。不料一到北平，就加入了新闻界，使我没时间读书……”。
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写于1924年至1929年，可以说是五四的潮水已经回落，很多“进步作家”正是心灰意冷的时候。而张恨水写的是世俗的或曰通俗的小说，张爱玲说“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们还知道，鲁迅把张恨水的小说买给母亲看。
五四那一批旗手，理想主义高扬，关心谈论的都是大问题。晚他们一茬出道的张恨水，却放弃了这些宏大关怀，回到了私人天地。这固然有个人兴趣的原因，比如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分道扬镳，但也有“时代的召唤”。张恨水自己曾说：“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老舍称张恨水是“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在后来那些讲求思想性、革命性的文学史上，张恨水的位置大幅下滑了，只能算作无法绕开的一个“当年很红”的的通俗作家。如果按“进步”程度来排序的话，张恨水倒也不冤。他自己便承认，二十来岁的时候“我的思想，完全陶醉在两小无猜、旧式儿女恋爱中，论起来，十分落伍的了。”
张恨水的很多写作，都是市场导向的。有人说那些通俗小说，写的就是民国时期中国市民的白日梦。其实他这个名字本身就落伍，“恨水”取自南唐李后主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据说萧红萧军的笔名，连起来便是“小小红军”，张恨水的不求进步便格外明显了。
张恨水并非不问世事，他的散文里有颇多对世态的描绘，与自己态度的袒露。比如他在1926年4月4日的一篇小文里写道：“大丈夫当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贼既无力杀，露布且不敢作，奈何？奈何？民不敢言而敢怒，秦人已极可怜。处今日之世界，则怒亦不得。”
但他只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到报人、文人的位置上，去观察，去感受，去发声。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胆怯的态度。但我却忍不住感慨，当时的报纸还能容得下文人这个物种，可谓报纸和文人的双重幸运。
张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的时候，曾与作者、读者约法三章：
（一）绝对不谈大问题。政治上也罢，社会上也罢，只拣些琐碎的事来说。好像人家吃面包，我们只在桌上去搜集些面包屑。
（二）绝对不批评大人物。我们以前就犯这个毛病，蚍蜉撼树，要想——而实在不平的事也太多，管得了吗？
（三）不研究高深的学问。这条似乎累赘，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哪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不过凑成三章罢了。
不知当时的人读了这三章是何感受。我今天读来，很佩服张恨水的诚实。有几分胆量说几分话，不讲大话不讲空话，也不给人制造“我很勇敢”的误会。所谓术业有专攻，同样作为文人，我得承认我们有一种本事只谈面包屑却让读者相信这就是面包的。
对于大问题、大人物，不敢言也不敢怒，不过他倒是敢把这些都明明白白说出来。
不过要是只有这份诚实，还不够格成为文人。我对张恨水的喜爱，主要在于他的文章有趣，那是从古代那些著名文人一路传下来的趣味。这种趣味而今已如海上仙山，无处寻觅。
比如他在北京居住时，听不到芭蕉夜雨，竟想到拿玉米杆子来平替：“京中若不能多得芭蕉，则于窗外辟地半弓，种玉蜀黍数十株。入夏披离直上，如荒园丛竹。夜雨能鸣，亦催诗之符矣。”
中国式的文人情趣，全在一“当”字。“无事以当贵， 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这是苏东坡从《战国策》里抄录的养生秘方。
沈复在《浮生六记》里回忆，自己小时候把夏天的蚊子当成仙鹤来欣赏：“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把蚊子养在蚊帐里，还要喷烟布景。真会找乐子啊。虽然蚊子可能不高兴，但没人想听蚊子的意见。
我前些年以新闻人自许，这几年开始练习做个文人。因为我意识到，新闻是一个团体的、系统的事业，文人却可以在个体层面完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做文人是一件很讨便宜的事，尤其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弄不到仙鹤我还弄不到蚊子吗，弄不到芭蕉我还弄不到玉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