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质的中国，一去不返
文｜西坡
我一直想要介绍一些好文章给大家，大体有个思路，一百年一百篇。从过去百年里，找出一百篇经岁月剥蚀仍立得住的文章。
为什么是文章，而不是书不是人？因为文章是意义和美感的最小单位。一部史诗、一部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一首诗也是一篇文章，因它是自足的。这不是我对“文章”一词的新发明，而是“文章千古事”里的文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里的文章，“文章者，公器也”里的文章。从古文到白话，天地、器物、人心全变了，在无人掌舵的历史巨浪中，有多少应变而没有变的，或者应不变而变了的，从来说不清楚。我总觉得，文章是个好的容器，也是个好的标尺，可以帮我们测出从彼心到此心的距离，也能帮我们“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我的目标是，有这一百篇文章打底，若能读得进去，并顺着它们探索，就不必对所谓古今之变那么茫然而无所措手足。心同理同，话是没错，但光念咒没用，总要一些柔韧、绵长且不易朽坏的东西供攀缘。我相信文章是这样的东西。且试试吧。
上一回也是第一回，介绍了我最爱的一篇文章，冯至的《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我引了沈从文的“有情”论来解释这篇文章的好。今天介绍沈从文的一篇文章，《边城·题记》。
《边城》我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的，讲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以及这个女孩和两兄弟之间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不幸的，但故事中的人、事、景，都是图画一样美丽的，恍如世外桃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也会由此去推导沈从文是怎样一个人物。
但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边城》，甚至想不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直到读了《边城·题记》和《长河·题记》，并想到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极大极深的问题，我才明白沈从文是这样一个人，才知道之前的推导有很大偏差。和陶渊明一样，沈从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一面。而他的“猛志”就寄托在他对桃花源的书写中。
沈从文的雄心，我冒昧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他的作品里保存一个“朴质的中国”。
《边城·题记》开头便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沈从文的祖父、父亲和兄弟都是军人，他自己也当过兵，亲眼见过许多人头滚滚的惨酷场面。
我们今天去湘西旅游，很容易得到或者幻想出它的静美，但很难记起它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用现代概念来讲，那其实是一片殖民地。“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从文自传》）
但在沈从文生长的年代，“叛变”与“镇压”已成往事，“人民已大半同化了。”统治这个地方的，是“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婚姻上相互结合，形成的一个上层阶级。
放在全中国，湘西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代表性的地方。但沈从文在这里发现或者毋宁说是创造了文化中国的根。这里有最适合他的材料——传统社会的人情之美：“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从文自传》）
沈从文认为，农人和兵士身上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朴质、勤俭、和平、正直”。他感觉到，由于现代化的冲击和内战、鸦片等等，这些伟大的品质正在消失。
“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边城·题记》）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长河·题记》）
《边城》和《长河》应对照阅读，《边城》讲的是“朴质中国”的常态，《长河》讲的是“朴质中国”的变化与消失。
回到《边城·题记》，这篇文章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作者对读者特别不礼貌，一上来就说这本书不是给大多数读者和大多数专家看的。“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沈从文的态度是，“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
为什么要把“大多数读者和大多数专家”排除在外，因为他们都是叶公好龙，只是什么流行读什么，什么看起来唬人读什么。沈从文的这段俏皮话，今天仍然能扎中许多人：
“大凡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当前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
沈从文心目中的读者是“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这个作品的得失。具体来说，是预备给这样一群人看：“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
沈从文的目标读者是那些没有被理论弄坏了脑子，从事实际工作，有着朴素生活，同时又关心“全个民族”的人。简单来说，他写的是“朴质中国”，他要求的也是“朴质读者”。
对文章而言，没有比“朴质”更难达到的境界了，因为“朴质”不是粗傻，而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是一切创造的开端。对生活与人性而言，同样没有比保存“朴质”更困难更当紧的。
沈从文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沈从文所说的“民族复兴大业”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且看从事者是否寂寞就知道了。
那么《边城》和沈从文的其他作品，能给这样的读者什么帮助呢，可能是“一点怀古的幽情”，也可能是“一次苦笑”“一个噩梦”，但还有可能“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沈从文自然知道，传统社会的那种简单淳朴已经一去不返，但他希望“《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作为一个已经学了很多历史很多理论，在社会上吃过很多亏上过很多当的现代人，我们读《边城》的时候不免疑惑并且失望。疑惑的是，沈从文笔下的纯净世界真的存在吗？失望的是，即便存在，时代也已经变了，我们也回不去了。
但我们切不可把沈从文看成刻舟求剑的守旧分子，对于时代与思潮，沈从文看得比谁都明白。他后来的不幸，在于他看得比所有人都更远、更真。他相信的是，不管时代怎么变，人心中的正直与热情，才是一个地方成为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
《长河》是在抗战期间出版的，他在《长河·题记》中说：
“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当我在我自己的寂寞中读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代的文章的时候，我突然生出了一个疑问，我们和那些作者的出身、语言、生长环境、知识体系差别那么大，为什么我们还可以有如此强烈的心心相通的感觉？要是从社会、技术等外部条件来考察，我们早就应该相互隔绝了才对，可是没有。那澎湃过他们的，依然会让我澎湃。
最后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生物学基础没变，我们仍然是荷马笔下的有死的凡人。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可以相信，朴质的情感与世界，并不仅仅存在于过去，依存于某种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朴质世界仍会重现。过去的或作品中的朴质世界，只是为了提醒我们，人类生活绝不能只有那些可量度、可比较、可篡改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