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爱的一篇文章
文｜西坡
读不进书的日子，脑子里很难找到长的丝线，到处都是廉价无用的闪光碎片。脑子可以做的工作，也就只剩下拼接，没有办法编织。这个时候最好是不进行严肃思考，因为你失去了理解的能力和创造的勇气，不仅会怀疑曾经认定的那些重大问题，而且会怀疑自己。
每当我想要摆脱这样的状态，我都会伸手去拿冯至的散文集《山水》，有时候仅仅把这本小书握在手上，摩挲片刻，整个人都会沉静许多。早不记得是怎么遇到又怎么认定的冯至，但我的身体知道，这是我需要一次次握手的作家。
冯至写的每一篇东西，诗，散文，和他翻译的每一篇诗和散文，都是我抽屉里的魔法石，经由它们可以抵达更崭新更广阔的世界里边的更崭新更广阔的我自己。而大千世界所有文章里，我最爱的一篇，便是冯至的《一个消逝了的山村》，1942年写于昆明。
我不知道如何用一篇文章去介绍另外一篇文章，尤其面对这样一篇早已织进了我生命的文章。把它的丝线拆开了织自己的衣物，会不会太不敬？但我也知道，不管我怎么使用它，只要还有人阅读中文文章，《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是永不会褪色的。
作为主角的山村，在文章里一直是默不作声的。在开头，作者说他们来到一座山林，心中的感想跟走入任何一座森林、一片草原是一样的：“总觉得它们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对着永恒。”但是一条石路的残迹泄露了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村庄。
后来作者了解到，这个山村的消失与历史上的云南回民起义有关，回民起义是我们现在通行的说法，作者是这样写的：“在七十年前，云南省的大部分，经过一场浩劫，回、汉互相仇杀，有多少村庄城镇在这里衰落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放一个《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词条“云南回民起义”：
清咸丰四年(1854)，云南临安（今建水）回、汉两族为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发生冲突，云贵总督恒春、云南巡抚舒兴阿密令各州县屠杀回民，事态扩大。六年春，云南各地回民相继起义，马金保起于姚州（今姚安），马复初起于新兴（今玉溪），马如龙起于临安，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马凌汉起于昆明，马联升起于曲靖，并逐渐汇合成两支起义军：马复初、马如龙活动于云南东部和南部，后为清军收买，于同治元年(1862)降清。杜文秀活动于滇西，以大理为中心，建立“平南国”，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发布起义檄文，先后攻克云南五十三州县，在其统治区内发展生产，实施回汉平等的民族政策。十一年，清军进迫大理，杜文秀死难。其部属在滇黔边境继续坚持斗争，至同治十三年失败。
但是作者的兴趣不在于研究历史，他说：“我不能研究这个山村的历史，也不愿用想象来装饰它。”他要做的，只是“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的余韵”。这个山村是回民的还是汉民的，不知道，曾经孕育过怎样的故事传说，不知道。已经发生的历史和被记录的历史是两回事，后者只是映射前者的随机、生硬、粗暴的碎片。你读上边这个词条，和读冯至这篇文章，就能感受到两者的差异。冯至没有写一个人名、地名、精确时间，他只是用情于草木之间，但他让我们明白，无名的山川草木才是托举这个宇宙的真实力量，而不是大人物、大事件。
“最可爱的是那条小溪的水源”，因为溪水“养育我们，同时也养育过往日那村里的人们。”作者由此感受到，生命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生息相通的，“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
冯至有一首诗，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十四行集》）。
然后是鼠曲草。作者见到这样一幕场景：“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曲从杂草中露出头来。”看到这幅图像，作者感到身上的纷扰都像黄叶一样自然凋落了，并进而发生了思想：“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
接下来作者又写了在山上唱山歌、采菌子的人，高高耸立的有加利树，黄昏的野狗，夜里的狂风，这些事物都让作者想起过去那个山村的人们，那些无名无姓但必定真真切切存在过、生活过的人们。“这些风物，好像至今还在述说它的运命。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
我们要弄明白，作者的生命和已经消逝的山村的人们的生命，究竟是怎样通过无知无识的山川草木“关连”起来的。说起来，一切只是一个寂寞文人的想象。但这并不是白云苍狗般漫然随意的想象，而是深植于高天后土，有来路有去处的想象。
1952年初，农历年底，沈从文在川南的一个小山村，一边参加土改一边参悟历史。当时沈从文刚刚经历了人生最惨痛的转折，一个风华正茂、志存高远的作家，突然变成了被历史列车抛弃的无用之人。在这个小山村，他终于悟到中国文化的一个大秘密——“有情”。
沈从文的参悟与冯至的文章，虽然隔着一个历史分割线，却正好参照阅读。沈从文的思考起点也是，个体的渺小微弱的生命，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相互关联起来的，如果只用知识做连接线，那么是非常狭隘的，“人和人彼此不同，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得如何有限！”他回想自己的人生之路与写作之路，感觉到“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比起一般人说的复杂得多。”
沈从文的思考是阔大而彻底的：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时间可以毁灭所有功名财富、英雄豪杰、王侯将相，偏偏是最无用最脆弱的文字传承了下来，而文字里保存最完好的又是过去个别的人在艰困寂寞、痛苦挫败中，对“一切身边存在”产生的印象，这些生命热情往往是被书写者自身的失败境遇激发出来的。
经过时间这个伟大的转换器，强大与弱小、易逝与永恒、有用和无用发生了彻底的反转。我们的伟大文化传统，说白了只是角落里很少一些艰困寂寞的人创造出来的，屡屡毁灭又屡屡重生，只要还有下一个愿意对过往生命和山川草木投注热情的“有情者”出现，它就不会断绝。
“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
“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
沈从文发现，“有情”和“事功”大多数时候是相互排斥的，因为“有情”常是“无能”。一个人的感受能力若是十分发达，他便很难轻易遵从现成便捷的“上进之路”去攀爬。沈从文没有说“有情”可以取代“事功”，他只是要求承认“有情”和“事功”同样有存在的资格，要“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
从“有情”出发，沈从文反思《史记》为什么对自己影响那么深，他终于明白最大的影响因子不在于文笔和写法，而在于司马迁对那些人那些事所抱有的态度。“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
这种态度，既是传统的，也是时代的，归根结底来自于作者的生命积累，而积累的对象不仅是学问知识，而主要是“情”。“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
冯至只是写了一个无名无姓的已经消逝的小山村，沈从文则是把个人困境放置在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进行考察，但它们的落点是同一个——“有情”。只不过沈从文明确把“有情”提了出来，冯至只是自然地把自己的情投向那些风物，然后等待读者自己的领解。
横跨冰冷的时间和广漠的空间，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不是对“事功”的崇拜，而是对“有情”的辨认、接续和呼唤。沈从文感叹道：“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尤其当历史大变动之际，“事功”很容易驱逐“有情”，贬斥“有情”，因为“事功”是可计量的，“有情”是不可计量的。
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若“事功”失去“有情”的约束与支撑，很容易演变成灾祸。今日一大功，明日一大功，加起来却成了几代人都难以填补的深沟巨壑。不可计量的事物，同样有要求存在的权利。一个时代若没有“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便是贫瘠的时代，可悲的时代。孑然一身的小生命，就是这样撑起大宇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