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揭秘：低学历成功逆袭概率多少？结果令人震惊！寒门再难出贵子？
很多人想要快乐地生活下去，靠的是创造与重复假象不断地麻痹自己，这也正是绝大多数人传播读书无用论的根本动机。
希望每一个读完这篇文章的人，下一次能够理直气壮地对高唱“读书无用论”的人们说：
“读书无用什么的，我们自谦的时候说说而已，你们别当真了。”
Table 1: Mean Earnings by Highest Degree Earned, $: 2009 (SAUS, table 232)
图一是美国社会收入和最高学历的关系，图二是美国社会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数据来自SAUS和BLS。
最高学历群体比高中学历群体的平均收入高整整六倍，且每个教育阶层都显示出明显的级差，这个差距称不称得上天壤云泥？
这么清楚的问题，一张图就说明一切的问题，扯什么时代变迁，扯什么人生追求，扯什么统计口径？
在社会统计领域，有无数权威统计资料证明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健康水平、预期寿命、心理健康水平、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水平等等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指标都呈无可争议的正相关。
可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还能引起争议？换句话说，为什么这年头网上越来越多这样带节奏的人，大肆地鼓吹读书无用论？
图来自新华网，受过本科以上教育的网民不到30%，研究生以上学历的网民仅占3%。网络没有学历门槛，所以大部分网络话语权是掌握在低教育程度群体手中的，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与社会认同感，当然会极力贬低教育的价值。比如此前70%的网友要求高考取消数学，是因为数学没用，还是因为数学考试的存在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一目了然。
更重要的是，此前三十多年的急速发展中，很多人掌握了和他们能力极不相称的财富，这群人中有一部分出于保护既得利益与社会认同的目的，当然也会极力贬损教育的价值。
最为重要的是，在如今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和财富的大蛋糕不是通过知识能力进行分配而是更多通过血脉继承，所以authority们不希望那些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没有享受到和自己对社会的贡献相符合的财富和权力。
这是2011年中国的平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关系。
从图中明显可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平均收入比起高中文化劳动者有一个质的飞跃（超过2.5倍的差距）。
仅看此统计数据，也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不同受教育阶层之间的收入鸿沟。阿Q们再愿意自欺欺人，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使在中国这样一片轻视、歧视和敌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地方，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真理也仍然成立。
读书无用论在中国多有市场？
这个问题不太好定量回答，不太可能设置一个survey去统计人们对读书价值的判断。但是定性地答一答还是挺随意的。用坊间流传甚广的两个小故事来展开：
a.同一件事, 博士后花了90万, 农民工190块搞定。
联合利华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会有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啊，他们只得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设计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后拉起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采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X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90万，成功解决了问题。
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且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皂盒推走。中国南方有个乡镇企业也买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个问题后大为发火，找了个小工来说“你他妈给老子把这个搞定，不然你给老子爬走。”小工很快想出了办法他花了190块钱在生产线旁边放了一台大功率电风扇猛吹，于是空皂盒都被吹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1、知识并不一定都是生产力；2、学历不够的人很有创造力；3、能吹是多么的重要。
b.美国宇航员在太空很郁闷，失重条件下钢笔和圆珠笔总是写不了字。美国科学家花费了10年时间100 亿美元终于研制出能在失重条件下使用的钢笔。而与此同时，苏联宇航员在太空一直用铅笔。（辟谣「美国花好几亿造出太空圆珠笔后，发现苏联航天员用铅笔」的故事真实吗？ ）
这两故事吧，答主是听过不下三十次了，在火车上，在小学/初中同学聚会上，从爸妈的朋友那里，从同事那里...不一枚举。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跟你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定是用一种洋洋得意且双眼斜睨着你的秘之表情，只差指着鼻子对你说：“你们读书有什么用，越读越傻，文盲才是人类精英”了。
不用想也知道答主对这两个故事有多么的深恶痛绝。第二个故事辟谣很多，说说第一个故事，且不论联合利华可不可能摆个电风扇在生产线边上吹盒子，即使它也这么做了，那么多生产线，每一条雇佣一个工人捡箱子，一年的工资奖金加起来也不止90万。
读过书的人稍微动脑子想想就知道这故事有多漏洞百出，可是人们就爱说呀，不仅爱说，还要煞有介事地加上个123条结论，你们看了怕不怕？
为什么要揭示道德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实在是因为“读书越多道德越败坏”是一种流传甚广的反智主义论调，它的危害比起“读书越多赚钱越少”还尤有甚之！不少读书无用论的拥趸，尽管嘴上叫嚣学历和收入无关，实际上自己内心深处是绝不相信的，比如评论里很多知友说的：“如果土豪们觉得读书无用，为何还要花大价钱送孩子上贵族学校、出国深造呢？“
为什么说受教育程度和道德水平呈正比？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得出来，那些谦和有礼、体恤他人、尊重差异的人，绝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好吧定量分析才有说服力，这里引用Richard Xavier Headley-Soto的一篇文章，他是任职于华盛顿的社会学家，他在2013年6月的这项研究数据详实（美国人的样本数据都大得不得了），逻辑清晰，结论可信。
Richard设置了很大的样本数据，对受访者询问了一系列用以衡量道德的数据。包括对道德理念的认知、道德逻辑、个人行为、责任观点、对政府态度与对不平等现象认知等，涉及问题如下：
这幅图中并未显示出教育对道德的影响，但Richard此后对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对以上问题的回答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论简单总结一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以上道德问题越倾向于显示出道德水平较高的回答，且回答的差异性根据受教育年限的变动显示出非常明显的级差，例如，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回答‘相信人性本善’的比例提高1.2%，这是极清晰的趋势。
Richard他认为教育通过这几种途径影响道德水平：直接接受到道德信息；减少暴露在非道德环境中的机会（这个很好理解，看看辍学的小混混就知道了）；逻辑思考能力的提升；更多更好的社会互动（这个很多鸡汤经常提及，越受他人尊重的人，越懂得尊重他人）。相应的，较低的教育水平会显著降低人的道德水平。
再上一张更直观的图片说明吧：
这份统计数据来自答主本校，显示的是英国的犯罪率与受教育程度关系，最后一行显示相关率，数值越大表明相关性越高，可见在21-25岁的成年男子群体中，未受教育群体比受教育群体受徒刑率高出8.57倍，犯罪乃至受徒刑可以说是道德水平低下的极致体现了，8.57倍的差距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用先贤的话说，教育剥离掉人野兽的一面。
关于很多人提到的国内高考制度。
有一些人，他们不直接说读书没用，但是爱扯国内外差距，然后顺势说起中国高考制度的不合理性，顺便提一提国内参差不齐的高等教育质量，看得人眼花缭乱。其实这也是读书无用论的一个分支——“在中国读书无用论”，典型的论调有”并不是我考不起大学，只是考试制度有问题“，”中国的大学教育质量太差，我不愿意浪费时间“云云。看得人又好气又好笑，真是阿Q精神的活样板。
这种论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它混淆是非，把高考与某种技能等同了起来——“我仅仅是不擅长这种技能而已，并不说明我不如别人，就好比我篮球打得不好，但是我会踢足球啊。”
问题在于，高考并不是一种技能测试，高考是一种素质测试，它的出发点是把更优秀的人筛选出来。读过大学的人能清晰地认识到高考涉及的基础知识有多简单，以数学为例，最难只到函数的变形与应用，连微积分都鲜有涉及，要知道微积分学17世纪下半叶就被创立了，也就是说，高考所考察的数学知识仅仅是17世纪以前的研究成果而已，大学数学系一个学期学的内容，大概在知识广度与深度上就已经数倍于全部初高中内容了。
整个高中阶段，有关部门不断地推陈出新，用更复杂、更诡秘的题目形式去强化考核的技巧性，而老师则配合地带着高中生们，翻来覆去地熟悉那一丁点知识点，掌握它的全部变换，这一切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学生把那点儿可怜的基础知识领悟透彻，因为大多数的解题技巧在现实生产中毫无价值。
高考的出发点，直白点儿的说，就是看看哪些学生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执行力（“我已经告诉你该干什么了，你能干好吗？”），通过这种筛选，完成社会分化，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其实一直在被应用，只是大家都很有默契地不说出来罢了。此前知乎有一篇文章说得很好：高考就算是考电子竞技，仍然还会是目前上名校的这些人上名校。我很赞同这种观点，高考只要还是素质测试（电子竞技还真的是素质测试），那么它考什么都一样，因为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执行力的人，干任何事情都同样优秀。连高考这么简单的测试都通不过的人也敢说自己比他人优秀？！
至于说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不用LOL而是用数学物理等等来筛选考生，大概是想着把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作为高考、SAT的附加价值吧，毕竟三年时间呢。
许多电子竞技游戏都对国内各学校的总成绩有排名，比如LOL、DOTA2什么的都有，放眼望去名列前茅的几乎都是名校。答主高中班上有许多各县市中考状元，上了高中之后通宵玩游戏的大有人在，其中最狂热的一位在高三时还通过比赛加入了WE.IGE战队，最后凭数学全国奥赛一等奖保送中科大。人家抽一丁点时间出来打打游戏就比某些沉迷者整天打要强很多，真是悲伤的现实。
说回来，那些说“学历不等于受教育程度”的人，请等你们拿到高学历之后再说这话吧。我承认中国的大学教育一塌糊涂，但拿到学历的资格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比尔盖茨确实从哈佛大学退学了，但他申请哈佛时的SAT分数是1590分（满分1600），如果有人能在高考中拿到类似的分数，然后选择不上大学创业，我相信他也能一样取得成功。
关于收入和绝对财富的关系。
说真的很不愿意写这一块，因为社会学领域收入和绝对财富呈正相关这难道不是常识吗？可是评论里居然真的有人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收入可能更高但是绝对财富更少...理由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读书读傻了所以只会拿死工资，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加敢闯敢拼，懂得投资、创业，自己当老板所以积累的绝对财富更多...
收入和绝对财富的关系绝对是正相关，还不是线性正相关而是J型曲线，绝对财富随着收入增长呈指数增长，因为消费增长的速度并没有收入增长的快。
从二战以后，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回报率都比GDP增长率高2-4个百分点，经济学上马太效应可以很好解释这一现象。
再来一张图说明吧：
美联储St.Louis 分部的统计数据，说明了家庭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需大于40岁）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净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比例的关系。可见绝对财富的级差比收入级差触目惊心多了。硕士学历以上家庭比高中学历家庭的百万富翁比例高30倍。
30倍！够吓人吧！——感谢父母送我读书！
来源： LinkedIn；中外学术情报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梁晨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告诉记者，由于接触数据困难，每次进馆前，他们都要开很长时间的会，论证各种可能性。
以职业为例，他们一开始认为可以把村主任算作农民，但运算后发现，北大学生父母是干部的比例有点低，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于是最终将村主任划入干部一档。
与北大相比，苏州大学的态度要开放一些。自2007年开始，李中清团队开始将苏州大学1933~2003年间的86393份学籍信息录入数据库，与北大的分析同时进行。
北大和苏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和江苏省高校的代表，其生源构成，分别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和省级高校的生源状态。
2008年，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当年1月，李中清团队对北大公布了研究成果。
会议由现任北大校长、时任常务副校长林建华主持，教务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及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均列席在侧。
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林建华后来告诉李中清，北大确实有些担忧，不知道会揭示出什么样的结果。
令李中清意外的是，结果与他预想的非常不同。他的团队此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较突出。
而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依然相当稳定，能够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因此，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新中国通过高考所取得的成绩，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科举）是成功的，也优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一现象，被李中清的团队称为“无声的革命”。
4
向中下层“开门”
李中清的研究表明，建国后工农子弟比例提升，是因为中国在建国后，一直执行“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大学招生时明确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工人、农民以及华侨、革命烈士子女。
1972 年，苏州大学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中，农民子弟高达56％。但此后，农民子弟比例迅速下跌，跌至30％以内。
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几乎都在1973 年前后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其中北大甚至超过了30％，此后有所收缩。
这一期间，干部子女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工农子弟。李中清团队引用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提及的数据，1972 到 1976 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
1977年恢复高考后，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苏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78年降到13％，是1949年后的最低点，此后有所回升，维持在25％左右。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之间，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与农民子弟的情况类似，工人子弟比例也出现了较大下降。在整个 1980 年代，北大和苏大的工人比例持续下滑。一直到1989 年以后有所上升。到20世纪末，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已经超过了20％。
研究指出，这种现象与1990 年代以来工人群体的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1/3左右，到199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其中很多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从工农总体来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自1981年以来，只有３年低于39％，1994年以后则超过45％，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
这说明，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纪初以前，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起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开门”的效果。
另一方面，干部子女在高考恢复后的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在北大，干部子女从80年代的20％多，到90年代初期的30％多，1997年则达到39.76％。苏大干部子女也在90年代增至30％多。
李中清观察到，干部的性质在这一过程发生了有趣的转变。高考恢复后，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子女占比持续降低，但企业干部子女增长迅速，到2002 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报告指出，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有关。
从 1952~1999 年总体看，26.2％的北大学生是干部子女，37.46％的学生是专业技术人员子女，19.97％ 的学生有家长是农民，18.05％的学生有家长是工人。苏大的数据与之相似。
梁晨强调，他们的研究并非在说明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公平，而是试图证明，随着改革开放后财富不均的加剧，工农子弟的入学机会当然受到挤压，但中国的高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抵御了这种经济的入侵。
5
“西化”趋势
截至1999年，共有约6500所中学给北京大学提供过生源。其中，7.39％的北大本科生来自排名前５的中学，占所有向北大输送学生学校总数的0.08％。占来源中学前3.08％的中学（约200所）输送了41.1％的北大学生。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学生。
苏州大学的情况与之类似。
恢复高考后，北大学生的来源更加广泛，从1950年代的400~500所中学，增至1000所左右，并一直保持稳定。但是，这一数字在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总数中的占比，尚不到８％。
教育部1981年统计，全国共有重点中学4016所（占全部中学的3.8％），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696所。
统计结果显示，除去“文革”时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北大学生中有54％来自这696所重点中学。
另外，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李中清团队认为，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
这些重点中学通过实行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
李中清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内，强调“勤劳”和“投入”的学习方法，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
他得出结论，乡镇学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首先必须进入本县的重点中学。所在区县的经济、教育越落后，这一标准越适用。
然而，一直致力于推动教育均衡化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对这一结论抱有疑虑。她在与应星共同撰写的《“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中指出，在资源上，无论是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实验设备，还是校舍条件，县中学都很难与大中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相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她指出，所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农村生源在减少，外显的表征是高考中能考出高分的农村考生减少了，看起来是高等教育的录取问题，实际上往前推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再往前推，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
李中清也承认，他撰写报告时是2008年，那时候超级中学的现象还没有那么严重。
而当超级中学与自主招生等多元化的选拔方式结合起来，农村考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再次被挤压。
据媒体报道，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都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即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西安铁一中、西安交通大学附中、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垄断，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学校的保送、自招名额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
2012年，清华大学课题组抽样调查显示，生活在直辖市的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的可能性是农村学生的5.5倍。非农户口学生中，有0.8％的比例能够获得保送资格，而农业户口学生的比例只有0.3％。
2017年6月，李中清和梁晨等人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把中国近150年分成四个阶段：
1865——1905年，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
1906——1952 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在教育精英的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
1953——1993年，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优势群体。
1994——2014年，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
李中清很担忧，中国会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逐渐丧失现有的发掘人才的优势。
调查显示，在美国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多数学生，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
李中清团队指出，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梁晨还记得一个细节：在北大宣布结果时，在场的老师突然意识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农民家庭出身。而现在，他们是科学家、学者、学校高层，手里掌握着众多学生的命运，甚至中国的未来。
文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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