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格局再洗牌：两大湾区比拼决定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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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国家头部地区的繁荣。珠江口和杭州湾，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头部地区，她们的未来，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珠江口地区和杭州湾地区，谁能更胜一筹，还是未定之数。现代经济，关键在于资源的流动，流动带来活力，更能带来动力。
自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之后，“粤港澳湾区”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一大热词，更有论者指，“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是“一南一北、一北院一南院”。
然而，站在中国区域经济既有的格局来看，京津冀地区和雄安新区还远未成气候，真正和粤港澳湾区可比的，应该要数环杭州湾地区。
粤港澳以香港、广州、澳门形成三个顶点，杭州湾地区也以上海、杭州、宁波形成三个顶点，颇有些可对应的地方。
01
珠江口与杭州湾的经济地理概貌
图1 杭州湾和珠江口示意图
图左是杭州湾地区各城市空间位置示意图，图右是珠江口地区各城市空间位置示意图。
这里将“深圳”和“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在1840年以前，深圳和香港同属广东新安县，事实上深港两地总计面积也仅有3000多平方公里，还不如上海的一半，所以上海的空间，由深港两地对应；中山、珠海、澳门也同理，过去三地大致同属广东省香山县。
从各个城市的相对位置来看，珠江口和杭州湾非常相似，杭州和广州分别是区域内老牌的中心城市，和杭州、广州相对位置类似的上海、香港则是在1842年开埠之后逐渐发展成型。区域内大体上都存在三个核心区和两个介于三大核心区之间的走廊地带，把杭州湾这幅图顺时针旋转90度，大体就是珠江口。
下面再来看这两个湾区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和面积的比较。
表1 2016年杭州湾和珠江口经济总量对比（单位：人民币亿元）
从经济总量来看，珠江口周边城市的GDP，除“中山+珠海+澳门”低于与其对应的宁波市外，其他城市，都高于杭州湾周边对应城市，比值大约为1.2到1.8，香港和深圳GDP之和4.08万亿，相当于上海的1.48倍，这也基本上是珠江口周边和杭州湾周边的总量之比，珠江口周边地区GDP合计，相当于杭州湾沿岸的1.51倍。
表2 2015年杭州湾和珠江口人口对比（单位：万人）
从人口来看，珠江口对应区域的人口总数也普遍多于杭州湾周边，仅有两个例外。香港和深圳人口之和少于上海，而中山、珠海、澳门三地人口之和也远少于宁波。但杭州湾地区和珠江口的人口数量差距就小得多，两地人口都在5000万到6000万的数量级，杭州湾只少300万。
表3 杭州湾和珠江口地区面积对比（单位：平方公里）
从面积来看，杭州湾各城市和珠江口地区相较，管辖范围都要大得多。香港和深圳面积之和，还不及上海市的一半，广州也不及杭州市的一半，广深莞佛珠中六市加上港澳地区，面积不过杭州和嘉兴两市之和。
表4 杭州湾和珠江口地区各城市人均GDP（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表比较直观地反映了杭州湾周边地区和珠江口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珠江口的深港人均GDP超过20万，广州和中珠澳在15万左右，相较而言，东莞和佛山人均GDP则明显要低一些，在10万左右。
而杭州湾周边各市，人均GDP大多都在10万左右，上海、杭州、宁波三个高地，人均GDP也在12万左右，均低于广州市。香港和深圳的人均GDP分别29万元和16.74万元，仍各自明显高于上海。
上面的图表，反映出杭州湾和珠江口经济地理的宏观概貌，也展现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经济中极为独特的地位。珠江口地区是中国经济和人口集聚效应最强的地区，即使和另一个聚集区长三角相比，珠江口地区的人口密度更高，经济密度更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更高），经济效益（人均GDP更高）也更好，它契合现代经济的特征，高度集中下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是效率的关键来源。
02
经济重心从长江到沿海
自南宋中国经济重心完成南移之后，长江流域和邻近长江流域的地区（主要特指钱塘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轴。
而自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长江流域沿线逐渐开始转向沿海一线，直至今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居于中国经济的绝对龙头地位。
沿海重要的港区，都位于河口三角洲，杭州湾地区的北缘上海，正好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珠江口则是中国水量第一大河、华南地区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珠江的入海口。
自中国经济重心移向沿海地区之后，长江口和珠江口，在自然地理上就成为中国南方最具优势的两个核心节点，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枢纽。
03
珠江口的率先“抢跑”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邓公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相继成立。
时至今日，珠江口周边人均GDP仍高出杭州湾周围大约50%，这种差距的产生，真正的开始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拨乱反正”之后的中国，大多数地区经济运行的主轴，从毛时代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充满混乱的“运动经济”转向相对规范、可控、井井有条的苏东式“计划经济”，带有市场成分的经济主要还出现在涉农领域，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总体上还是计划经济的补充。
相较城市，县域和乡村的经济机制更显灵活，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迎来了第一轮发展，反而大多数中心城市的经济架构仍在相对坚硬的计划体制下。
彼时的整个长三角，大体都是如此，经济运行的活力主要在县域，苏南、浙北的个体经济和乡镇经济，这时候已逐渐兴起了，但上海的变化并不大。
彼时的珠江口，却是和长三角完全不同的境况。紧邻香港的深圳，承接着以港商为首的资本外溢，随着香港成为发达经济体，香港的制造业营商成本越来越高，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成为承接香港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上海周边尤其是苏州承接台商那是晚十年之后的事）；
广东省省会广州，则是商务人士和服务业进军中国内地的桥头堡，白天鹅宾馆和花园饭店，至今仍在讲述八十年代广州的传奇；紧邻广州的佛山等地，和苏南浙北几乎同时，以制造业为基石，开启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浪潮。
相较于“北方”（广东人将广东之外通称“北方”）总体上还处在“增量改革”阶段，此时的珠江口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都走得远了许多。
04
上海和香港的同与异
珠江口和长三角，相似而又不大相同。她们的相似之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香港和上海的相似，而她们最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香港和上海的不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增量问题，而是存量问题。上海市至今仍是中国国有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市。当时国有经济更是上海经济的绝对主力，国有企业在面临融资困难之时，也开始探索新的门路。
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直接上调中央，出任执政党最高领导人。1990年，国务院决定浦东开放开发。上海的开放，较岭南迟到了10年，但它终究还是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其发展呈现出多个不同的面向。一方面，外资重回昔日的东方巴黎，过去相当部分一开始在珠三角布局的外商，经营重心北移到上海；第二方面，金融市场开始形成，上海从计划体制下的工业中心重新转型成为金融中心；第三方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央政府对上海的资源挹注和项目投入并为减少，甚至相较八十年代还更加眷顾，上海的工业中心地位稳固，而国有力量也颇为强大。
这种态势，使得上海和香港与周边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
从制度上看，上海和江浙两省属于同一体制，不存在一个明显隔离的物理边界，理论上较香港和广东的联系还要密切得多。但从发展状态来看，香港经济高地资源的溢出效应却为珠江口地区注入了快速起飞的源头活水，而上海由于本地资本有限，很难说上海本身为江浙两省提供了多少资金。
05
2000年以后的新变化
1992年南巡谈话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更大，逐渐成为最受国际投资客青睐的投资目的地。
上海在多重动力的助推下加速起飞，中央政府的眷顾仍在，而欧美资本也纷纷回到这个曾经最熟悉的“十里洋场”，上海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和“买办经济”的尖端。前者支撑了上海工业中心和内地金融中心的地位，后者则使上海成为商业和贸易的节点。
除了土地是国有的，香港并没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但香港经济中也有类似内地国有经济的特殊部门，即房地产部门。
上海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和香港面临某种类似的境地，香港强大的房地产部门和依托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买办经济”占据香港城市生态的头部，使这个城市营商与生活成本高企，其他产业生存空间明显受限。而在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极度强势之下，上海的一般民营经济也一直难称发达，而相较于深圳、广州和杭州，上海也并不被视为一片适合创业的热土。
回归之后的香港，和内地形成了更紧密的关系。无论是资本还是人员流动，都远比回归之前更为频繁。当内地港口全面开放，香港有形的港口地位不复当年显赫，而她作为内地连接世界的资本纽带作用，却并没有太大削弱。
香港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不是她本身难以维持繁荣，而是这种背靠整个内地服务内地顶尖政商资源的体系，已脱离了香港市民乃至珠三角固有的土壤，香港上流社会更加“空中楼阁”，而贫富悬殊拉大、社会流动停滞导致的社会戾气和民粹主义几乎无从疏解。
时至21世纪，香港早已不再像昔日那样，作为广东发展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外资、台资纷纷抢滩，本地的国资和民资也壮大起来，广东省的珠三角部分形成了一个生态圈，深圳和广州则是这个生态圈的两大极点。
深圳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最成功的移民城市，虽然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都是移民城市，但她们都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接纳过如此巨量的移民。深圳没有北京、上海的户籍壁垒，也没有广州的方言壁垒，“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真实可感，这和北京端着一副“北京欢迎你”的姿态实则对外来者百般刁难大相径庭。
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中，深圳成为中国新经济最重要的代表，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都是中国经济的翘楚。而这座城市还拥有一家证券交易所和大量的金融机构，是仅次于京沪港三地的金融中心。她甚至还拥有万科、华侨城这样的最顶尖的房地产企业。香港和上海有的金融和地产，深圳也有；但香港和上海没有的腾讯、华为，深圳有，这成为深圳最重要的底气。
广州从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香港的产业转移。中国内地全面开放以来，欧美金融机构通常仍将东亚地区的区域总部设在香港或新加坡，但直接向用户和企业销售实体产品的实业企业，都逐渐将其大中华区机构迁到内地。香港相当的商业功能（而非金融功能）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转移到广州和上海。
相较深圳，广州和上海的经济结构更为相似，两市都有强大的基础工业部门，譬如汽车制造；两市都是重要的商业、物流和交通枢纽，而深圳并不算是。广州相较上海最大的劣势是没有证券交易所，从而缺少全国性的金融资源，时至今日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和京沪深三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也是由此导致的。
以阿里的崛起为标志，杭州突然走入镁光灯的中央。然而，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杭州虽然低调，但一直稳扎稳打，相较长江流域的南京、武汉、重庆、成都，杭州最大的优势，是他身后的浙江。
虽然坐拥西湖湖山，杭州却更接近一个“商务城市”，而非“商业城市”，杭州居民（未见得是“老杭州”）相较广州和成都“吃茶”的市民而言，更有一种类似深圳人的致富热情。
06
珠江口和杭州湾的未来
总的来看，珠江口地区和杭州湾地区相较，各有优劣。从现状来看，珠江口地区发展水平整体略高，且区域分工更为精细，譬如广州作为商业中心，深圳作为科创中心，而佛山、中山、珠海则是制造业要地；杭州湾地区相对而言不仅人均指标略低，内部的差异化发展程度也没有珠江口高。
相较杭州湾地区，珠江口地区大企业更强势，但中型企业数量不占优势。广深莞佛中珠六市合计A股上市公司435家，明显少于沪嘉杭甬绍合计的524家。佛山、珠海拥有格力、美的这样的大型企业，但全市的上市公司总数都在30家以下，而甬绍嘉三市上市公司总数都超过30家，宁波和绍兴更超过50家。
前瞻未来，珠江口地区和杭州湾地区，谁可更胜一筹，还是未定之天。现代经济，关键在于资源的流动，流动带来活力，更带来动力。影响一个区域中长期发展的因素，无外乎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和货物流。哪个地方能够最有效地汇聚这几种流，哪个地方就能占得发展的先机。
应当承认的是，相较于过去泛珠三角“9+2”机制之类的宏观设计，中央政府提“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更切合港澳的实际需要。香港的长远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内地对其的“充分利用”，也要考虑到在珠三角这个高度紧密的物理空间中，寻找自身定位。
但珠三角湾区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内地和港澳之间的制度藩篱，以及内地和香港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的信任芥蒂。在这个意义上，珠江口沿岸的“四流”的自由流动，整体上可能比杭州湾面临更大的挑战。
再来看人才流。珠江口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使得她几乎没有保留地接收其他外地名校的优秀毕业生，武汉一市，高教资源几乎超过广东全省，但广深地区所接纳的武汉名校毕业生，远远超过湖北当地。然而，珠三角自身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院所资源，总体上仍然偏弱，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相较于全球领先的知名湾区的一个短板。
杭州湾地区情况则相反，江浙沪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远远超过广东，但江浙沪地区整体的开放性较弱，尤其是上海，本地高校毕业生和非本地高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等各个方面，待遇都有明显差别，对外来高端就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在资金流方面，珠江口并不输给杭州湾。珠江口地区拥有香港和深圳两个金融中心，且各有特色。中央政府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从金融层面也必然有从顶层上统筹港深两地资本市场功能的意图，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早已不可逆，回归二十年后，以珠江口地带为锲口，进一步增强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被视为更有效驾驭香港的手段。
在信息流方面，深圳和杭州，分别以腾讯和阿里占据互联网产业的两大高地。在互联网经济的层面，广州和上海分别拱卫深圳和杭州，深圳和杭州占据技术和平台的原点，而广州和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如携程、唯品会），则聚焦商业和社交的应用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口和杭州湾，一时难分伯仲。
货物流是珠江口相对的短板。珠江东岸是深水良港，西岸岸线较差，而杭州湾南北两岸都有世界级港口。然而，从长远来看，货物流相较于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早已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航运和贸易中心最关键的竞争要素，已不完全基于港口的物理属性，而在于其规则制定权和市场公信力。
07
我国进入湾区经济时代
3月“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国务院的工作报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为大湾区建设确立了行动纲领、明确了重点任务。
环珠江口湾区也是中国第一个被明确定位为“湾区经济”的地区。
看到这则新闻后，有人就说“粤港澳正式从三角洲时代迈入湾区时代”。
“三角洲经济”与“湾区经济”在内涵上有一些区别。
一是二者的起点不同：三角洲是一种河口冲积平原，往往地势平整宽阔、水网柔缓密布、土层深厚肥沃，特别适合农业的发展。
世界上很多三角洲地区都是农业高产区，并因此形成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区与发达的文明，比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南亚的恒河三角洲与湄公河三角洲，北美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等等。
所以，“三角洲经济”的起点是农业，是一个在农耕时代便已存在的经济形态，但“湾区经济”的起点是工业，而且是全球化时代开启之后才有的经济现象。
湾区不一定是河口冲击平原，也不一定适合农业发展，但一定要有港阔水深的优良海港，并据此形成发达的海港经济区。
世界上最著名的“湾区经济带”，是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是依托湾区内的港口群形成了一个临港工业带，纽约湾区最早也是依托纽约港形成了临港工业区，后来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成为金融业与总部经济的聚集区，旧金山湾区的起点是美国的淘金运动，但旧金山港在成就硅谷辉煌的方面同样功不可没。
“三角洲经济”与“湾区经济”的第二个不同是腹地：三角洲因为是江河入海口，会通过江河与内陆地区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催生一个沿江经济带，给三角洲带来广阔的经济腹地。
湾区不一定是江河入海口，其腹地一般不如三角洲，但凭借天然良港，对外贸易的能力强，所谓“腹地不够、海外来凑”。
所以，湾区的腹地主要不在国内而在国外，表现出强烈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比如东京湾区的工业品大部分都是出口全球市场，其腹地也是全球市场，而旧金山湾区的腹地更像是北京、深圳、新竹、班加罗尔等地区。
总的来说，三角洲在内涵上更强调对内辐射、带动腹地发展，湾区则更强调对外连接、抢占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
作为一个高度推崇自由贸易的国家，中国当然得有自己的一流湾区经济带。就目前来看，中国几个主要的湾区经济带中，珠三角确是最有条件建设“湾区经济”的地区，原因有三：
首先，珠三角是中国外向型程度最高的经济区，没有之一。这里有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有澳门这个享誉全球的娱乐中心，二者深入国际经济体系的程度，远高于渤海湾区的天津与长江口湾区的上海；这里有高度国际化的企业与畅销全球的科技产品，东莞的“世界工厂”美誉早已名扬海外，华为、大疆、格力等珠三角企业早已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相比而言，长三角与渤海湾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都要略逊一筹。
其次，在经济发展上遇到瓶颈的港澳，也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机遇与政策导向，国家将二者与广东省打包在一起建设大湾区，除了能够体现国家对港澳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希望据此深化港澳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消除行政边界与心里隔阂，在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者，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相似点实在太多。前面说了，世界上成功的湾区经济带分别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这其中纽约湾区肯定是长江口湾区的参照系，东京湾区的特色是临港工业，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显得有点落伍，只有旧金山湾区才是粤港澳湾区最理想的对标者，率先倡导这一概念的深圳，也是这个初衷。
正好，粤港澳地区与旧金山湾区所在的加州也有着很多可比性：
1、 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占全国GDP的比重大约是10.7%，加上港澳则相当于全国的13.6%左右。旧金山湾区所在的加州是美国第一经济大州，占美国GDP大约13.2%。粤港澳地区与加州在本国经济中的权重大约相等。
2、 环珠江口湾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广东与中原之间在古代的联系曾被岭南山脉阻断。加州同样背靠落基山脉，西面太平洋，与美国东部地区的联系也曾被山脉与沙漠隔断。二者都是阳光明媚之地，生态环境较好，都远离两国传统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但都凭借高度的外向型经济成为本国第一经济大省／州。
3、因为地理原因，珠三角的腹地不如长三角，加州的腹地也不如纽约—波士顿地区，但二者均适合发展外向型经济。腹地不足，海外市场来凑。粤港澳地区凭借香港这个超级联系人，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
加州的港口群凭借太平洋贸易，其吞吐量上也超过了纽约湾的港口群，成为今天美国最大的外贸中心。
4、加州是美国最重要的高科技与娱乐产业中心，而粤港澳地区的穗莞深经济走廊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之一，广深公路与硅谷101公路有着丰富的可比性。
香港的娱乐产业曾经也有“东方好莱坞”的美誉，这与加州的洛杉矶又具备很好的可比性（当然，这一块产业正在被北京超越）。
5、广东与加州在历史上有着许多的联系，从加州淘金热开始，旧金山就是很多广东籍华侨在美国定居的首选地。
6、加州曾在19世纪成了全美淘金热的中心，后来陆续成为美国西进运动、嬉皮士运动、言论自由运动的中心，20世纪又成了美国新经济的中心。
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多次引领风骚，从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今天的新经济浪潮，粤港澳地区都是国家的桥头堡。加州与粤港澳地区都具备变革、创新、敢饮头啖汤的传统。美国曾经有过“加州淘金梦”，中国也有过“发财到广东”的广东梦。
08
结 语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国家头部地区的繁荣。珠江口和杭州湾，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头部地区，她们的未来，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历史性的机遇仍在，但决策层对人口流动的强力限制和营商生活成本的不断高企，或是影响两大湾区继续开放加速集聚的负面因素，如何基于开放原则形成真正不同区异梦的高水平一体化，也等待着系统的制度安排和成熟的政治智慧。
文章来源：深圳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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