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人口发展面临六大趋势性重大转折
绿皮书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已经出现了几个重大转折，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还将出现新的转折性变化。这些趋势性的转变不仅直接改变了人口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时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劳动力变化趋势的转折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经历了劳动力的快速增长，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曾经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曾经是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进入21世纪后，劳动力供给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蔡昉，2008），都阳和王美艳（2010）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并在考虑农村劳动力结构和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了估计，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制度环境下,农业中可供转移的劳动力只剩下4300多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2017年间农民工数量增加了3900万，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仅增加了1850万。“民工荒”在东部沿海地区蔓延之后，其他地区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农民工供不应求的现象，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逐年上涨，这些证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都阳，2011）。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比前一年减少了160万，这标志着中国潜在劳动力资源缩减时代的到来。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总共减少了578万，随着1950年代出生高峰队列陆续超出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加速减少。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7）中方案预测结果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将持续地加速减少，到2050年将减少2亿人。劳动力转为负增长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变数，不仅给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带来结构性转变，同时也对各种相关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生育政策的转向和生育率的回升
如同许多处于后生育率转变阶段的国家，中国在完成了转变之后也很快走向了很低水平的生育率。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的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多重挑战，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处于很低和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都采取了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生育率转变非常迅速的中国而言，如果低生育率不能很快得到扭转，将会面临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的局面。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政策实施后，虽然生育率提高的幅度不尽如人意，但也已经显现出生育率对新生育政策的积极反应。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推算分析表明，2016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在全部出生婴儿中，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并且超过了50%。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开始一直低于1.6，直到2013年回升到1.6，2016年为1.62。如果这个趋势能够得到延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就可以回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
（四）老龄化动力机制的转换
老龄化进程并非只由一种力量推动，因为老龄化是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的，老龄化是老年人口与其他年龄人口相对变化的结果。因此，有三种力量会推动老龄化，第一个力量是生育率下降导致出生人口减少，此时即使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没有增长，老年人口比重也会提高；第二个力量是老年人口的增长；第三个力量是长寿，即老年人存活的年龄更高。由人口变化的内在机理和历史逻辑所决定，一个人口群体的老龄化过程是分别由不同的力量递次推进的，或者说，在老龄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老龄化的主导力量并不相同。据此，可以把老龄化过程划分为前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在老龄化的前期阶段，推动老龄化的主导力量是生育率的下降，中期阶段的主导力量是老年人口的增长，后期阶段的主导力量是长寿。
（五）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
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自1978年启动，从2000年开始加速，到2017年总共提高了40个百分点。按照2000~2017年的发展速度，2018年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可以达到60%。这标志着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目前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的后半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UnitedNations,2018），中期发展阶段将在2030年结束，届时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为70%；从2031年开始进入后期发展阶段，在2050年达到8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还需要30年左右才能结束。
（六）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最大的人口事件莫过于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根据联合国中方案总和生育率设定为2015~2020年1.63，2020~2025年1.66，2025~2030年1.69，2030~2035年1.71，2035~2040年1.72，2040~2045年1.74，2045~2050年1.75，2050~2055年1.76，2055~2060年1.77，2060~2065年1.77。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50年减少到13.64亿，2065年减少到12.48亿，即缩减到1996年的规模。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2065年人口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社会经济后果？从理论逻辑上看，长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势必会带来非常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当，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绿皮书通过研究发现：第一，个体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使个体年劳动收入增加46.52%；第二，互联网使用对中低收入人群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人群没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使用互联网让处在25%和50%分位数上的就业者的年工资水平分别提高了11950.23元和8371.39元；第三，使用互联网的中高技能劳动者收入提高了83.39%，远高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使用互联网对低技能劳动者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绿皮书建议：第一，降低数字化门槛以提升劳动者收入。由于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能力差异巨大，我国应当在国家层面降低数字化门槛，提升低技能劳动者对于互联网的基本使用能力，开展大量的互联网技能培训课程，降低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同时，随着新经济和新就业的迅猛发展，新的劳动保护法律亟待出台，新型劳动关系有待确立。但在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干预过程中要警惕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在新经济发展中，政府应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减少直接干预，侧重于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
第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和创新能力以提升劳动力技能。从本文研究可以看出，互联网使用为高技能劳动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和灵活的就业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空间。互联网加剧了不同技能劳动者间的结构性失衡，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大、个体互联网使用和数字人力资本的提高，中高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劳动收益，而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提高并不显著。考虑到低技能劳动者更可能被技术偏向型的互联网所替代，无论是对于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学历潜在就业者还是低技能劳动者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劳动力格局都不利于他们的就业前景。因此，随着人口出生率增速减缓，人口老龄化增速加快，只有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才能改善劳动力市场人才技能结构，为“中国制造2025”和高端服务业的转型提供足够的人才需求。同时，随着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和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应当更加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在提升技能教育的同时，培育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等本科教育人才和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把“创新能力”作为改善劳动力市场技能人才结构的重中之重。
绿皮书分析指出，数字经济将会为就业市场带来新变化。
（一） 数字技能成为基本就业技能
2017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数字化和美国劳动人口》报告显示，2002~2016年间，美国需要大量数字知识的工作占比迅速上升，需要高数字技能水平的工作占比从2002年的4.8%升到2016年的23%；而在同一时间段，需要中等数字技能水平的工作占比从39.5%升到47.5%；不太需要数字技能的工作占比则从55.7%下降到29.5%。2017年，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进行的“欧洲技能与就业（European Skills and Jobs）”调查显示，有71%的欧盟员工需要掌握某个基础水平（如初级或中级）的数字技能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其中52%的员工表示需要达到中级ICT技能水平才能完成工作任务，19%的员工表示只需要达到初级ICT水平即可，此外有14%的员工表示需要达到高级ICT水平，有14%的员工表示在工作中不需要掌握任何ICT技能。
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普遍不足，个人、产业、区域之间的数字技能差异也扩大了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带来了巨大的数字鸿沟。2017年欧盟的“数字计分板”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欧洲人已经生活在数字化环境中，但大部分人却缺乏必要的数字技术能力。其中的11个成员单位，有超过50%的国民缺少足够的数字技能，某些国家的比例高达80%以上。近年来我国技术人才数量增长缓慢，长三角16个城市的120万家企业中，对技师与高级技师的需求缺口高达68%；江苏的高级技术人才比例只有8%，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的40%相差甚远。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显示，2016年我国普通技能劳动者约占全国就业人数总量的19%，具有数字技能等高技能的人才仅占5%。2017年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与就业》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人才短缺的挑战，我国46.6%的数字技能人才来自ICT基础产业，20.9%的数字技能人才来自制造业，金融、消费品、医药、企业服务、娱乐、教育等行业的数字技能人才占比则均在10%以下，说明我国数字技能人才分布十分不均衡。
（二）就业方式越来越弹性化
数字化技术使得个体和企业只需要宽带连接就可以在在线平台上交易商品和服务，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化，企业组织的平台化成为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2013年哈佛大学托马斯·艾斯曼的研究表明，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60家的主要收入来自平台模式。2015年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发布的《2015年全球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前15大互联网公司都是平台模式。2016年全球企业中心（CGE）发布的《平台公司的崛起：一项全球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球以平台模式运作的市值为10亿美元及以上的公司已达176家，总市值超过4.3万亿美元，直接和间接雇佣的员工达数百万人，其中中国平台型企业共有64家，位居全球第一。2018年科技部发布的《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榜中，估值位于前10名的企业（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小米、阿里云、美团点评、宁德时代、今日头条、菜鸟网络、陆金所、借贷宝）中有9家是采用平台模式运营。
企业组织的平台化打破了传统的稳定捆绑式的雇佣关系，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雇佣期限等更加弹性化，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加富有弹性，择业和创业更加自主灵活。数字化使劳动者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远距离获得工作机会，就业创业边界逐渐被消弭，形成了基于平台的就业和创业的新途径。大量个体和创业团队能够借助平台模式以较低的成本跨越门槛，借“平台”出海，完成“‘按需聚散’的契约履行与价值实现行为”。比如，个体或组织在众包平台上可以异地接单甚至全球接单；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全球招揽人才，但这些人才依托网络平台，依旧在本地办公，可以兼职也可以全职。平台化也会催生产业链上下游的内部就业和创业机会，比如网络运维、在线营销、地面推广、快递物流、第三方支付等。从劳动者人口特征来看，平台模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为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等就业困难群体也提供了公平、灵活、获得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拓宽了劳动力市场半径，降低了失业概率，稳定了社会基础。
2016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独立工作：选择、必要性和零工经济》中指出，欧美地区有高达1.62亿人（占总工龄人口的20%~30%）或多或少从事某种形式的独立工作。2017年滴滴发布的《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滴滴平台上82%的劳动者是25~44岁的青壮年，已婚劳动者接近90%，有子女群体占80%以上。阿里研究院在2017年发布的《数字经济2.0报告》预测，在未来的20年之内，8小时工作制将会被打破，4亿劳动力（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世界经济论坛在2018年发布的《未来就业2018》中预测，未来工作的内容、地点和形式将会产生巨大改变，稳定的全职工作机会将越来越少，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临时工、自由职业者或专业承包商，而其他的大部分工作则可以自动完成。
为便于研究人员查找相关行业研究报告，特将2018年各期文章汇总。欢迎点击下面红色字体查阅！
文琳编辑
今日导读：点击下面链接可查阅
公众号 ：文琳行业研究
文琳行研报告，为各机构提供专业的信息、数据、研究和咨询服务。欢迎关注【文琳行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