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2017年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和城镇化比较指数
朱宝树 |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专栏专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口城镇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本文主要利用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分析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的区域差异，并讨论有关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采取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即以内地为投资建设的重点，以缩小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为基本目标，追求地方经济的同步发展和自成体系”。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不合理的生产布局。从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看，1952-1978年间由48.61%波动状地缓升至50.22%，1960-1970年间曾经由51.58%下降为48.85%。城镇化的发展经历了较大的起伏变化，1952-1960年间，全国城镇化率由12.46%迅速提高到19.75%，此后出现了倒退和停滞，1970年下降为17.38%，1978年为17.92%。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在1952-1960年间分别年均上升0.62%、1.01、1.19个百分点，在1960-1970年间分别年均下降0.33、0.03、0.34个百分点。1970-1978年间，东部和中部的城镇化率分别年均上升0.14、0.18个百分点，而西部则年均下降0.12个百分点。1978年，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分别为19.35%、19.89%、13.98%。
区域发展的均衡或非均衡评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的简单分析只是主要基于以下指标：一是区域城镇化率比较指数（以全国城镇化率为1.00，a）；二是区域人均GDP比较指数（以全国人均GDP为1.00，同各区域GDP占比与人口占比之比值,b）；三是区域城镇化与经济水平关系的比较指数，即城镇化率比较指数与人均GDP比较指数二者之间的比值(c=a/b)。如表2所示：1952-1978年间，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比较指数分别由1.33、0.86、0.71波动状地变为1.08、1.11、0.78，人均GDP比较指数分别由1.25、0.93、0.74变为1.38、0.88、0.68，城镇化与经济关系的比较指数分别由1.06、0.92、0.96变为0.78、1.26、1.15。可见，三地带的城镇化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变化，而三地带的人均GDP及其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偏离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变化。也就是说，东、中、西部之间的城镇化率差距有所缩小，总体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均衡化转变；然而，从人均GDP水平及其与城镇化的关系看，却发生了非均衡化而且带有逆转性（东部的c值从高于中西部逆转为低于中西部）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非均衡发展和均衡化转变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理论界、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建国后30年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80年代初期以对外开放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在整个80年代国民经济以超过12%的速率增长，90年代也未低于8%，而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更高的增长水平（中国财经报网，2004）。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高增长推动了城镇化迅速发展，1978-1990、1990-2000、2000-2010、2010-2017年间，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百分点数，从全国看分别为0.71、0.98、1.37、1.22个百分点；在东部分别为1.14、1.23、1.42、0.96，在中部分别为0.41、0.74、1.27、1.35，在西部分别为0.46、0.87、1.27、1.42。可见，2010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速度比过去减缓，而中、西部的城镇化速度则继续加快并反超东部。2017年，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分别为66.13%、54.42%、50.91%。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使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和相对差距迅速扩大。1978-2000年，东部的人均GDP指数由1.38提高到1.47，而中、西部的这个指数分别由0.88、0.68下降为0.78、0.61；城镇化率比较指数，在东部由1.08提高到1.25，在中部由1.11下降为0.89，在西部基本稳定于0.78；城镇化与经济关系的比较指数，在东部和西部分别由0.78和1.15提高到0.85和1.28，中部由1.26下降为1.14。可见，分别从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看，在改革开放后的头20年里，东、中、西部基本上都出现了越来越偏离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非均衡变化；从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看，东部和中部出现了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均衡化转变，而西部则呈现出偏离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非均衡化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人均GDP指数在东部和西部都出现了向1.00接近的均衡化转变，而在中部则变化不大；城镇化率比较指数在东、中、西部都出现了向1.00接近的均衡化转变；城镇化与经济关系的比较指数，在东部基本上稳定于0.85，在中部表现为由1.14提高到接近1.20的非均衡化转变，在西部则呈现由1.28下降到接近于1.20的均衡化转变（表2）。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差距，在不同程度上都呈现出首先拉大然后缩小的均衡化转变趋势。
人口城镇化均衡发展问题思考
一是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关系问题。本文以表征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相协调为假设前提，采用区域城镇化率比较指数与人均GDP比较指数二者之间的比值这个指标来评判城镇化与经济之间的均衡或协调关系，显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也不无意义。在以往的城镇化研究中，关于我国城市化是否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讨论屡见不鲜，通常是以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率对应关系的国际经验进行参照比较，其主流意见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人口城镇化虽然发展很快，但仍滞后于经济发展。其实，比城镇化率是否滞后于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城镇化滞后，而解决这种滞后虽然需要制度层面的深层次改革，然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如表2所示，东、中、西部的城镇化与经济水平关系的比较指数分别为0.84、1.19、1.19（2017），既可解释为东部的城镇化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中西部的城镇化相对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解释为东部经济发展超前于人口城镇化，从而更加有利于支持高质量的城镇化。显然，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东西差距，不仅体现为城镇化率的高低，同时也表现为城镇化质量的高低。东部发达地区要率先加快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并以此带动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城镇化，以实现区域均衡的高质量城镇化。
二是人口由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变中的城镇化均衡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的大力推行，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这个转变可谓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人口事件，与城镇化发展密切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里城镇化的起伏波动，虽然主要反映了经济社会大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但是，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从解放初到1963年，按市、县分别计算的自然增长率，前者一直超过后者（胡焕庸、张善余，1984）。这个因素与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失误相互叠加，导致城镇人口增长过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严格控制乡-城迁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很大程度上即发端于此。然而，城市化既是一剂最好的社会“避孕药”，也是降低城乡人口压力的“降压灵”。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生育率下降提供了强大支持，也为最大限度地变人口负担为人口红利提供了重要机遇。要以高质量的城镇化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挖掘高质量的人口红利。
三是未来全国总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城镇化均衡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展望未来70年，将要迎来的是一个被称为中国“21世纪最重大人口事件”的人口负增长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问题必须进一步放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加以深入考量。尽管本世纪末中国将会减少到怎样的规模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大数量减少是没有疑义的。有关人士认为，中国城镇化还有10-20%的上升空间。假如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将基本稳定于75~80%，并且总人口将会减少到7~8亿人，其时城镇人口总量将为6亿人左右，相当于2017年全国城镇人口的3/4左右。也就是说，与过去中国城镇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要增加大量城镇人口不同，未来可以在城镇人口容量不扩增的情况下提高城镇化率。要实施区域均衡的高质量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分布。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胡焕庸线东西两大半壁的人口密度将会同时下降，但东密西疏相差悬殊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并且可能出现西半壁人口过量东移以致密度过稀的变化。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倾向，西半壁必须更加注重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以增强人口和人才的集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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