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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加强国际能源、粮食和水资源协同治理

2017-05-11 张清俐 地下水环境网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视域下的能源-粮食-水纽带安全及中国应对”研讨会


能源、粮食和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联合国2030年议程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到2030年拟消除饥饿,获得安全而价廉的饮用水,以及保证获得价廉、可靠和持续的现代化能源服务。5月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和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视域下的能源-粮食-水纽带安全及中国应对”研讨会在济南举行。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作会议开幕致辞。


从纽带关系思考能源、粮食和水资源危机


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提出了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目标7)、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8)、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目标13)等新发展观。

  

这一发展观反映了世界各国应对愈加紧迫的全球人类资源危机的共识。其中能源、粮食和水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其重要性尤为凸显。“这三者的任何扰动,将不仅影响一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安全稳定。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趋严重,水、能源和粮食安全之间产生传导性和延展性的影响,任何因素的恶化都会对其他领域产生传导效应,任何一种安全问题都可能通过关联的传导机制,构成国家、区域甚至全球的安全问题。”于宏源提出。

  “从经济的角度看,能源、粮食和水等三大要素之间有着高度的共同性和内在关联性。”于宏源强调,其中最大的共同性在于,三者都从属于公共部门,为社会提供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从国际发展治理角度,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关注高政治领域,比如说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或者是军事等方面。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国家能力建设方面。资源短缺或者是资源安全核心更多地是发展阶段的问题。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不一样,国情不一样,能源、粮食或者是水的问题本质也不一样。从国际制度建设角度,应对能源粮食水的危机多边机制应该放在全球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治理框架中,建立多边机制,应对国际社会突发的风险。

  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昕蕾表示,一方面能源、粮食和水安全彼此影响,呈现传导效应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上述三个领域政策治理的相对分离,传统政策设计已经无法适应关联治理的现实需求,当前尤其需要建设一种动态、系统和多元博弈的资源治理体系。亟须学界从全球治理创新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三位一体纽带安全、地缘政治变革与区域非传统安全战略以及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外交四个维度将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能源-粮食-水纽带安全构建全面融合在一起,推动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1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水-粮食-能源安全纽带关系会议首次将水安全、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一种“纽带关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环境与经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曾雪婷介绍说,这种纽带有三个目标:提高能源、水和粮食安全水平;妥善应对影响“纽带关系”各领域的外部因素,制定合理的政策;合理的规划计划,从而支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而相应需要开展的行动措施包括: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和数据信息收集,分析链接的互动关系;二是通过合理规划设计与政策分析,保障水、粮食和能源安全;三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认为,能源-粮食-水纽带关系的本质是同步考虑3种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效率、公平和安全等3个维度上的影响,3种资源与上述3个影响维度共形成一个包括9个组合问题的3*3矩阵,分别对应于不同维度上的不同资源配置问题,构成了能源-粮食-水的总体分析视角。李志青基于能源经济学文献的分析发现,经济学对于能源-粮食-水纽带关系的分析正是从这9个组合问题中最简单的方面,也就是单个资源的经济性配置效率维度,作为起点的,然后逐步向资源的非经济性配置维度过渡,最终过渡到系统地考虑能源-粮食-水之间的纽带关系,通过“一般均衡”的方法来找出最优的政策工具,这个演变的过程可以在能源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文献中找出大致的脉络。


在复杂的世界政治形势下寻求合作治理


尽管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2030年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原则和理念,不使一个人被落下,有着崇高的理想追求。但正如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李慧明所强调,这种普遍主义的理想追求与现实世界政治(国际政治)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人类近年来的治理赤字进一步上升。

  在复杂世界局势下,环境与资源问题构成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气候战略中心国际部主任柴麒敏认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和生效作为全球治理变革的“一面镜子”,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其实施好坏与否可能会对现有国际格局和治理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金光认为,中美三个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和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年排放量总和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以上。两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言行对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影响巨大。中美之间的气候与清洁能源合作卓有成效,既丰富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实践,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亮点。

  “近年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多变,传统安全因素很大程度上又有所回归,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有所增强。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进一步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李慧明等学者也指出,中国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继续与国际社会的积极力量一道巩固《巴黎协定》生效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成果,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及时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避免全球气候治理再出现严重的倒退与反复。中国要继续加强国际气候合作,尤其是继续加强与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任何战略都必须得到相应的国际协调和配合,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协议也最终要靠国家来落实和执行。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更加需要在多边层面和双边层面上加强与美国和欧盟的合作与协调,同时也需要继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朝着《巴黎协定》已经确定的方向稳步前进。

  李昕蕾在针对跨国流域治理的研究中发现,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能源-水-粮食的纽带联系和互动影响日益成为跨国流域治理和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然而目前跨国流域治理中普遍存在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以及流域管理机制碎片化现象,集中体现为同能源-水-粮食的纽带安全相关的权力正快速向以下三个维度的利益攸关方流散:权力向社会流散、权力向国际组织流散以及权力向域外国家流散。由国家、国内群体、域外投资者以及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给跨国流域的能源-水-粮食纽带安全实现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为人类环境资源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柴麒敏介绍说,为指导和推动有关落实工作,中国特制定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伙伴的五大理念相融相通。这是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经验,对经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将有力指导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整体进程。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实践,开展了有关低碳发展的宏观战略和试点示范的有益探索,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通过努力将有可能实现比发达国家发展阶段更早、排放水平更低的排放峰值,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为发展中国家低碳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彰显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大国责任和领导力。” 柴麒敏认为,中国绿色新发展理念主要思想是“三个转型”,即通过技术和机制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低碳转型,通过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通过观念转变和政策激励实现消费模式的低碳转型,最终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教授沙景华提出构建自然资源风险治理体制的建议。“我国自然资源综合治理体系建立前提是,自然资源种类和集中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达一定程度,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水平高,技术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沙景华认为,我国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建立与发展正在迈入综合性、统一管理、自然资源与产业管理的理性耦合、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安全保护协调发展等趋势。未来构建我国自然资源风险治理的体系应在全球层次体现为 政治环境治理为主(平等平衡利益构建、新国际秩序建立);在区域层次上体现为欧盟、亚投行等区域组织;在国内层次上体现为政府、行政法人、企业(新的)参与;在运行体系体现为综合性统一管理机构的构建与协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刘强认为实现中国能源转型与水资源空间分配,节能、节水仍然是首选,同时发展天然气能源,推动能源转型,煤炭的进口替代,优化水电与水资源的空间分配。

  曾雪婷在针对我国水库调度研究中建议,把水-粮食-能源链接运用到实际的多水库优化调度中来。“对比传统水库调度理论,水-粮食-能源链接的引入,能够更好地平衡区域水-粮食-能源间关系,并产出有效的数据,为人类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供有利的决策支持。”

  此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对国际能源安全的新维度做了分析,他认为,近年来,特别是在涉及中国的话题方面,有关能源安全的关注在发生变化。针对中国的消费增长对全球化石能源资源价格和可获得性的压力下降了,而对中国在非化石能源投资领域的竞争的关注上升。学界在思考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时应该注意出现的新维度。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王润发表其关于长江经济带能源-粮食-水纽带指数与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他带领研究团队对长江经济带内126个城市、11省市并分流域进行了综合指标的比较,对区域各个层次和组成部分有了关于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关系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级别的“水-能源-粮食”安全能力中徐州排名第一,长江经济带重点城市负荷过大,安全能力低于经济带平均水平;长江中游省份整体安全能力较高,同水安全能力趋势一致,能源安全上东部较西部高,粮食安全能力西南和东北地区能力较高;鄱阳湖流域安全能力最高,下游安全形势较上游更不乐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运成认为,为应对全球粮食供需新形势,中国应努力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鼓励规模经营主体“多元并存”发展,推进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调整和优化粮食品种结构,重视数字农业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清俐  

照片均由通讯员李波提供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气候战略中心国际部主任柴麒敏

△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昕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教授沙景华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王润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刘强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金光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运成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李慧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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