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火锅界扛把子“海底捞看股权结构纷争
“火锅界扛把子”海底捞赴港上市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香港上市，开盘价报18.8港元，较发行价大涨5.6%，一度上涨至10.11%，市值破千亿港元（约合128亿美元），超越121亿美元的达美乐比萨，成为全球第五大餐饮企业。
海底捞是快速增长的中式餐饮品牌，主打火锅品类，2017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2%。由于门店的迅速扩张，海底捞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4.4%。截至2018年9月3日，海底捞运营及拥有的餐厅数量达363家，除中国内地的332家餐厅外，还有31家位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的餐厅。
“海底捞”的缘起
张勇与火锅结缘，是在1994年。在此前，20出头的他也是位连续创业者，分别卖过金表和汽油。然而，之前的两次生意出师不利。于是，张勇便经常在成都街头转悠寻找机会。他发现，小火锅深得当地人的喜爱。嗅到商机的张勇回到简阳市，在十余平米的街边店里，他开始了第三次的生意尝试，并叫来当时的好朋友施永宏，其女友李海燕一同帮忙。火锅店名叫“小辣椒”。开业后，生意如名字一样热热闹闹。幸运的是，小辣椒还为张勇带来了初恋。舒萍，小辣椒对面店的员工。爱吃火锅的她，自然是常客，没过多久，两人相恋。那年，张勇23岁。沐浴爱情中的张勇很快把钱花光了。经济窘迫的他，下定决心重振火锅店。“把钱都拿出来吧，我们这次开一间正规的火锅店。”张勇说。舒萍和施永宏、李海燕三人共同筹资8000元，每人25%的股份。口袋空空的张勇没出钱，也获得等值股份。
“海底捞”取自四川麻将术语。一天，张勇的老婆正在打麻将，而张勇正在为火锅店取什么名字犯愁。这时，舒萍胡牌了，恰好是“海底捞”（打牌的最后一张胡了）。张勇灵感突来，就叫“海底捞”。
海底捞史上的“遵义会议”
创建之初，海底捞沿用着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股东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管理结构简单。“顾客来了，大家凭着自觉性干，客人走了，就喝水聊天打麻将。”同时，海底捞赚钱了，四个老板分四份一起赚；赔钱亦按比例赔。家族企业忠诚度高，但易散漫，海底捞也未逃脱这个怪圈。张勇觉得“这样的队伍不能走得长远”。
一天下午客人走后，舒萍和李海燕同两个姑娘又支开了麻将桌。此时，张勇提出要开个会。女人们战意正酣，没搭理张勇。本来就不喜欢打麻将的张勇，突然把桌子掀了。外人走后，张勇把掀翻的桌子翻过来，脚踩着散了一地的麻将开始开会。张勇说：“一间正式运作的公司，必须要有经理，我决定我当经理。”张勇的意思是，一家店必须有一个人当主心骨，负责统筹管理火锅店的运营，其他人协调分工，这样才能提高经营效率。施永宏等人都同意了。
这次事件于海底捞而言，是一场“遵义会议”。至此之后，张勇对海底捞有了绝对话语权。
“卸磨杀驴”还是管理上的正确抉择？
张勇除了很早就让自己的太太回家了，2004年让施永宏的太太李海燕也回家了。2007年，在海底捞的生意正快速起飞的时候，张勇竟让跟自己平起平坐的股东、最忠诚的死党、20多年的朋友施永宏也下岗了。要知道施永宏夫妇也是海底捞50%的股东！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张勇不仅让施永宏下了岗，而且还以原始出资额的价钱从施永宏夫妇手中买回18%的股份，2007年，张勇夫妇成了海底捞68%绝对控股的股东。
为什么？表面的原因是海底捞准备上市时，财务顾问给他们的建议是，公司有绝对控股股东有利于上市。其实，公司内外，包括张勇和施永宏自己都明白，张勇认为施永宏的管理能力已不适应海底捞的发展。
张勇对待施永宏的做法，让人很容易想到卸磨杀驴。然而，作为公司创始人，张勇的决策从后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海底捞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就必须解决家族企业天花板的问题。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管理结构早已不是最初的一人领导三个合伙人那么简单，企业管理和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企业决策过程也不断被加速。
股权转让背后的故事
当年那次被动的股权转让，也让施永宏“如鲠在喉”，有媒体曾问及施永宏怎么会同意张勇这种“强盗似的豪夺”？施永宏回答是：“不同意能怎么办，一直是他说了算。”
施永宏怎么就同意了?他为什么同意张勇这种“强盗似的豪夺”?其实，不论从股权投入上，还是从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上，海底捞都是张勇夫妇和施永宏夫妇共同的孩子。
媒体问张勇：“你付钱给施永宏了吗?”
“只是象征性地付了。”张勇说。
“那他为什么就同意了?”媒体又问。
“没有为什么。我说了，他就同意了。”
媒体方始终不信。媒体方见到施永宏第一句话就问：“海底捞现在这么赚钱，18%的股份可不是一个小数，你就这么卖给了张勇?”
施永宏说：“对。”
“股份要去了还不说，他还让你这么年轻就下了岗，你舒服吗?”媒体又问。
施永宏说：“不舒服。”
“那为什么同意呢?”媒体接着问。
“不同意能怎么办，一直是他说了算。”施永宏沉思了一会儿，有些无奈，但很平和地笑着说。这更惹得媒体方仔细端详他，他真像一尊佛。
“后来我想通了，股份虽然少了，赚钱却多了，同时也清闲了。还有他是大股东，对公司就会更操心，公司会发展得更好。”他又补充了一句。
媒体问他：“32%的股份每年会分很多钱。你这么年轻，不会不做事吧，以后做生意还找不找张勇合伙?”
施永宏坚定地说：“不找。”
显然，施永宏还没有完全成佛。
张勇“股权独裁”对企业家的启示
1、没有最好的股权结构，但却有最坏的，那就是平均股权
用“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是最坏的”这个答案，来回答“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是最好的？”这个问题！
随着股权结构失败经验的积累以及股权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股权结构的谋划与设计。股权参与者的第一个提问往往是：“什么是最好的股权结构？”，其背后隐含的一个诉求就是：我的股权结构要被设计成最好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抽象和具象的两个角度来回答。
从抽象的角度来说，经验证明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的股权结构；从具象的角度来看，则相反，确实每一个企业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相适应的最好的股权结构，或者说，这个企业的最好的股权结构对于另一个企业可能是灾难；或者说，这个阶段的企业的股权结果对企业的下一个阶段来说也可能是灾难。
基于以上，一个股权结构的哲学原则就呈现出来了：一切最好的都是具象，具象最好的依赖条件是股权因素、企业因素和时间因素，这是动态的和交互的股权哲学！
2、平均股权结构是一种静态的、充满情感因素的设想，其难以经得住时间考验这恐怕是平均股权之所谓不被看好的根本原因。
(1)平均股权的静态性
股权，参与者在设计平均股权的时候都有一种思维，那就是未来和现在是一样的，就像 今天我喜欢吃陕西扯面，明天我一样会喜欢陕西扯面，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发 展”。发展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如果企业发展好了，比如现在的海底捞如日中天，为人敬仰 ，这时的海底捞与彼时的海底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不能用创业时的思维来解决现在海底捞的问题。假如海底捞的股权结构还是4个25%，后者说是两个50%，那么，海底捞能不能发展到现在都是个问号；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企业发展，不同股东之间的心理会发生失衡，最先失衡的肯定是企业家张勇，因为它付出最多，他还和别人拥有一样的分红和话语权，像这种性格强势的具有企业家特质的股东，肯定不会长期这么做的。
(2)感情抵不过利益
几乎所有非家族或家庭创业者结合在一个的一个因缘就是“情”，可能是友情、乡情、同 学之情等等。在开始有创业热情的时候，一切问题都掩藏在一个“情”字底下。一旦企业运转开来，尤其是企业发展好的事情，最容易因为利益撕破原来的感情面纱，赤裸裸的利益带来的理性算计是最容易伤害或不顾感情的。当下还没有结束的真功夫和西少爷等企业就是最现实的例子。
3、股权平均并不是股权公平
如同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公平与效率范畴一样，在股权结构也存在着股权公平与公司效率之间的矛盾与平衡。
所谓公平，是从股东的角度，尤其是从股东心理需求的角度来对股权结构的解释，是指股 东获得股权比例或份额应与其付出大概一致，这是分配正义原则在股权结构中的一种体现。集体行为中的公平感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比较，即参与者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能使得所有参与者在结果和过程中觉得被尊重，至少没有被歧视，在股权结构中，这一点体现的就是付出多少（出资、劳动、知识等）就应该得到多少股权比例或份额，因而，股权结构中的这种心理需求与人们对物质化的财产的需求是一种的，或者说，是后者的一种股权体现而已！
所谓效率，是从公司作为一个社团，从其运行及其结果的角度来对股权结构的解释。股 东是出发点，公司是落脚点，股东将其财产交给公司，自己失去了对原财产（各种出资形式， 如货币，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的控制权，活得了一种看似虚拟的股权，股东进行如此财产权益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构筑一个社团，通过社团将其财产收益能放大，这才是公司对股东来说存在的目的。因而，在公司成立后，效率比公平更重要。
4、中小企业或者说企业的中小阶段需要“股权专制”，而不需要股权民主，更不需要股权平均
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在当下又是一个被讨论的话题，我们就用国家与公司同构的思维来解释一下，中小企业崇尚“股权专制”的理由。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普遍理性并不成熟的国家来说，到底是民主有效，还是专制有效，或者说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倾向于什么样的刻度是适合于中国的治理策略？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民主与专制的对象。
从历史角度来看，专制理论和民主理论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专制实践的成熟却远早于民主 ，真正的民主也就是一两百年的历史，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民主显得过于年轻。是不是 可以这样理解：先专制后民主是一种适应于人类成长的逻辑，即专制发达于人类的不成熟时期 ，而民主则发达于人类的自觉认识时期。如果这个逻辑大概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我们用这 个逻辑就可以解释股权专制为很么适合于中小企业或企业的中小阶段！
在企业的封闭期（主要是企业的生存期和发展期），解决企业“活”着是第一要务，为此， 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标准是“快”、“狠”，而不是“慢”和“稳”，这种目标性明确的生存要求，在决策上需要“独裁”（苏晓康在〈〈河殇》中在阐述中国的发源于黄河岸边的黄色陆地文明与西方的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的蓝色海洋文明也有大概的逻辑），而不是民主；用反向思维来推演，如果在企业的封闭期，如果倡导民主决策的话，那么就需要承担民主决策的成本，如高度沟通、高度透明、充分论证等，而这些成本的核心是时间；而恰恰在企业的这个阶段，时间的机会价值远远大于在企业的开放时期。
因而，与其说是“海底捞的张勇”，笔者更愿意说是“张勇的海底捞”，因为张勇用自己的强势（这里是指“企业家能力”）解决的，不光是自我价值，更多的是企业价值！
注1：本文整理自搜狐新闻《股权结构不合理的化解之道，且看海底捞》、股权资本研究僧《同样出现股权纠纷，为什么一个上市350亿市值，一个散伙？》、吴晓宇 《海底捞上市背后的股权恩怨：张勇掀桌夺权，两位女创始人被迫退位》等网络新闻报道，霍慧整理。
注2：本文是本号连载的《创业家与投资方冲突》系列第:34篇，《创业家与投资方冲突》系列目录及内容查看方式请点左下角“阅读原文”
本号其他好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