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民-序《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林嘉文著）
李裕民（著名历史学者）
曾任山西大学历史所副所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山西省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兼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山西省高校古籍整理小组组长。《山西文史资料》主编、山西省地方志特邀编审，《北朝研究》主编。杭州大学（现浙大）历史系兼职教授。1996年后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
现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与国学院特聘研究员，浙江省重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及学术委员。先后培养宋史、古籍整理、道教史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二十余名。主攻宋史，兼及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地方史志等。先后出版专著《宋史新探》、《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宋史考论》、《宋人生卒行年考》、《北汉简史》等，编著9部，工具书3种，点校辑佚古籍17种。发表论文300篇。
可参见链接：18岁史学奇才【林嘉文】不幸离世 曾出2本专著
《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林嘉文著）序
李裕民
半年前，我老伴张平生上网，跟我说：网上传一个中学生研究历史，很火。我不以为然地说：哪有这事，历史是积累型的。过了不久，7月22日，北师大研究生张闶等来访，一位小年轻跟随其后，他自我介绍：林嘉文，高二学生，西安人。送我两本书。我接过来，看了一眼，着实吃了一惊，那不是儿童读物，而是有学术含量的著作。一本是已经出版的《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掘起》，写的是汉朝建国与道家的关系。和一本待出的书稿《救斯文之薄：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写的是范仲淹领导的北宋第一次改革运动。两本书均有30多万字。我很纳闷，现在中学生应付作业和考试，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看书写作？还写得那么厚重。我在五六十年前上中学时，看一些课外书，读《纲鉴易知录》，知道一些课外的历史，写点心得笔记，就算不错了，写书的事压根儿不曾想过，更不必说付诸实践了，真不可思议。临别，小林拿出予在2009年出版的《宋史考论》，请我题词，我写了一句：“考据是治学的基本功。”
10月17日，嘉文来电话，说山西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他的书，书名改为《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请我写个序。我说：写序可以，只是现在忙于准备下月去武汉讲学、赴杭州参加国际宋史学术讨论会，11月20日后才有时间。小林与编辑商量，可以。
11月11日自杭返西安，用了几天时间对即将发表的论文做些修改寄出，这才有时间坐下来，读一读林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注文长达6万多字，占全书五分之一以上。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取舍意见。其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水准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在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当我看到年轻中学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确信，不可小看年轻一代，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星。我一向不愿为年轻人的书作序，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修改论文后出书，请我写序，都拒绝了，而今自破其例，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我欣然答应作序。此书的优点，读者自会鉴别，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现在仅是良好的开端，千万不可以此为满足，从研究角度讲，还没有真正上路，要更上一层楼，必须知道自己的缺陷，只有不断克服缺陷，才能不断前进，前进的过程就是克服缺陷的过程。
治史大致可分写史和研史两类。写史是描述历史，如人物传、历史事件等。历史转瞬即逝，又不断翻新，它不可能重复出现，纷繁复杂的历史过后，只留下一些残片碎末，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去复原历史，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家的任务。研史是研究历史问题，材料有真有伪，需要辨别，许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表像背后隐藏的奥秘，需要去探索。胡适认为，这一切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鸿沟，现在搞历史的往往二者兼顾。
写史可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搜集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不看他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证。这类论著比较浅薄，缺乏学术含量。第二个层次，是尽量吸收他人成果，这类论著能反映当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准，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个层次，则是在作者自己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能表现最新最好的水准。本书属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局限性在于，对有分歧的见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尚无不同看法的见解往往会照单全收，如有人说宋代是“文不换武”，本书就说“文臣们铁了心‘文不换武’”（页42）。事实上，宋代武换文、文换武两种现象一直同时并存。王应麟（1223-1296）《玉海》卷127：“宋朝文武无轻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学授文资者，若兴国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咸平三年钱惟演（977-1034）。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职当边寄者，若雍熙四年柳开（947-1000），祥符九年高志宁，天圣元年刘平、四年刘牧，庆历七年杨畋（1007-1062），皇右四年苏缄（？-1076），治平二年种诊、谔（1027-1083），三年种古及张亢（999-1061）、刘几（1008-1088）、李丕谅之属，熙宁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换官法。”除上举各例外，文官主动要求换武者尚有景泰（《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吕渭（《长编》卷167皇右元年冬十月壬戌）、李时亮（《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己卯）、苏子元（《长编》卷378元右元年五月壬午）、赵叔盎（《长编》卷492绍圣四年冬十月壬辰）等，后者还是宋皇室成员。
摆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提高至第三个层次，这绝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达到的，必须从写史走进研史之路，向历史学家迈进。即不能满足于看他人的论著，而必须从阅读原始资料著手，切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带著问题去读，才能发现新问题，然后设法解决新问题，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来。
对于一些热门话题，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言，论著多得不胜枚举，似乎已无文章可作，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范仲淹凭藉什么取得仁宗和大臣信任，支持他实行变法？为什么后来仁宗又改变主意，不再支持？为什么范仲淹静观变法终止，没有採取任何挽救措施？为什么新政的积极支持者，才过二十来年，到王安石变法时统统成为反对派？他们为什么那么一致地变成保守派？为什么王安石从来没有正面赞扬范仲淹的新政？……
下面，就多数人视为定论并被林书所接受的一些问题，如认为祖宗之法是保守的，范仲淹新政的矛头指向祖宗之法等，谈一下我的不同看法，供作者参考。
我认为，祖宗之法是先进的，而不是保守的。它的宗旨是“防弊”，防止一切可能危害政权的弊端，为此，创造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完善了用以限制皇权和相权的台谏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好的体制和制度。它的实施，使唐末五代军阀专政的混乱局面得以终止，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皇室内乱（如八王之乱）、太后篡权（如武则天建大周）、宰相篡权（如曹操）、外戚（如王莽）、宦官篡权乱政，不再重演。它使宋文化达到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化的顶峰。
任何改革都需要寻找一个权威力量作支撑，在古代，权威力量有两种，一是祖宗之法，二是儒家经典。范仲淹依托的是前者，王安石依托的是后者。当社会出现种种问题，但尚未达到政权覆亡的程度，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会站出来变法，对一些直接背离祖宗之法的，可以变回去，对新产生的问题，则用祖宗之法的精神去解决。在研究庆历新政时，不可局限于范仲淹（989-1052）个人，这是一批精英共同的行动，特别不应忽视新政的第二号人物富弼（1004-1083）的作用。
2011年，我在第二届岭南宋史会上提交了《“祖宗之法”是实施庆历新政的武器——富弼〈三朝政要〉研究》的论文，并作主题发言，指出新政是范仲淹与富弼共同策划的，在范实施变法的同时，富弼组织欧阳修（1007-1072）等人编写《三朝政要》二十卷，此书虽佚，但仍散见于宋代各书中，我辑得佚文近80条。从佚文中可以看出，富弼等人把太祖、太宗、真宗三皇帝言行分门别类彙编成书，所选事例，全是为纠正时弊、实行庆历新政提供史实依据，其内容多与范仲淹的变法主张相对应（除了军事之外）。富弼在《政要序》中明确地说出编写此书目的，要用盛美的祖宗之法，去扭转近来法制不立的现状。书中所采用的史料，主要是反映祖宗之法的《圣政》和《宝训》。
正因为扛着祖宗之法的大旗，才得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使变法得以实施。然而当变法触及太多官员利益时，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在失去多数士大夫支持后，按照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仁宗只能下令终止新政，而范仲淹从维护共治天下体制的大局出发，也只能接受这一事实。新政虽然失败，但并不妨碍仍然出现庆历之治、嘉右之治的繁荣局面。
法的新解释，以此否定祖宗之法中的重要内容，这当然要遭到维护祖宗之法的庆历新政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为了推动变法的进行，一再鼓动神宗加强君主独断，使台谏官沦为宰相的附庸，破坏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新法推行几十年，其后遗症非常严重，北宋之亡，他是难辞其咎的。
李裕民
2015年11月22日夜于西安
林氏神童
2015年林氏回顾专题可参见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