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嘉文《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自序

《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自序

林嘉文

北宋的庆历之际是宋代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思想等领域都发生著变动，因而是一段迷人的历史。

我写庆历新政，一开始还是考虑到选题和现实的关联，但实际写在书里的现实关怀却显得气力微薄。诚然，在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在公共话题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样的形势像极了北宋仁宗朝时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的局面，舆论会推动改革，今天的中国确实也有着多方面的改革诉求。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近千年前发生的庆历新政或许对今天中国政治的发展能够有一定借鉴作用。

但是站在单纯的历史学写作的立场而言，我本想在行文中极力克制这种现实关怀的流露，我并不认同市面上一些近代史书籍中那种目的性过于明确的“影射史学”，因为我觉得那种过分的现实关怀让史学少了几分纯粹。在我看来，一味致用的史学无疑丧失了史学本身的魅力，落入影射史学的窠臼，至少于我而言，是不能接受这样不够纯粹的史学的。“以古鉴今”这一史学的社会性功能，尽管始终为那些惯用春秋笔法的史家所认可，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可能是个伪命题，至少谁都不能否认，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基本可以被另外一些学科的社会功能所替代，史学研究者非要把自己的志业说得太过崇高，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功利的意味。至于那些希望通过历史来预见未来的人，其功利性更是明显。

余英时先生在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的代序中讲到，他自己也曾几经思量，最终还是放弃了“历史规律”这一概念。因为他发现，任何的逻辑实证论派的学者都不能否认史学家从未找出普适性历史规律的客观事实，且“历史演进一元论”与实证方法的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可操作领域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余先生的发现给予我启发，我以为，历史并不像陈寅恪文章里讲的学术前景，学术可以“预流”，但历史却不能。由于历史所给予今人的一切所谓的“经验”总是有著多样的局限，因而人们并不能通过掌握“经验”来获得足以预未来现实之潮流的“规律”。历史的发展与前进至多会是像欧立德教授所比拟的那样，这位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代表学者曾在接受《晶报》访谈时说，历史作为整体不会再重複，却可以“押韵”，时空转换并不意味著不会再出现相似甚至重複的问题，这时用历史与现实做出的比较往往是有一定价值的。

然而历史也仅仅只是可能有着相似的问题而已吧，它绝不会完全周而复始，所以它的资鉴性注定是有限的、相对的。现代社会远远比古代社会复杂，历史的经验真不见得能帮今人多少，至多是给人们提供点自以为看透一切的心理安慰——这便是为什么我这本小书的现实关怀会是“气力微薄”的了。

庆历之际在唐宋历史上地位重要，论及这一段历史，很难避开“唐宋变革”论这一史学范式。我自认对之算是批判地接受。从最根本的想法上讲，我很质疑“唐宋变革”论。尽管我无意也无能力在本书中专门讨论这一理论说法，但常识告诉我，社会是複杂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存在普适于每个方面的特性，所谓的唐宋变革、两宋变革、宋元变革、宋元明变革、元明变革，其实可能有点牵强，毕竟没有一种通论能够解释所有的历史。另外，我之所以尽量少地直接用到“唐宋变革”这一表述，还因为在我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研究和表述已经被严重泛化。诚然“唐宋变革”论的目的论背景尚有待商榷，但将“唐宋‘变革’”泛化成一般意义的变化，显然并不合乎这一学说的本意。

“唐宋变革”论在今天的日本汉学界仍然是一种十分主流的学说，甚至还影响了日本通俗史学。我近来就看到一部从日本引进的通俗史学畅销书，这本书主要就是拿宋代和日本的近现代史类比来说明日本的发展需要借鉴中国近世的部分历史经验，这本书完全套用并继承了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对宋代的历史地位过度拔高，导致了作者把宋朝制度等同于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化的制度。在该书作者看来，“中国化”即是废除了身份制度、流动限制的普遍主义社会制度；而“日本化”是特殊主义的。因而近代日本并不是“西洋化”了，而是“中国化”了。这种说法或许是典型的，对宋朝所谓的“民主”萌芽过度诠释，然后借题发挥，可能本身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的认识没错，但对宋代显然有著过于偏激的认识。

现代中国学界里那些坚定的“唐宋变革”论者，或多或少都有著一点通论癖，他们大约对历史分期有着偏执的喜好，人们对历史分期的志趣，已经从上世纪史学论战的热潮中保持至今。然而深究其理，这应当还是由于人们存在欲寻找历史规律而不能的焦虑，可惜我以为历史真的没有、也不会有规律。“唐宋变革”论留下的中古贵族政治、宋代君主独裁等话题近来都不断被学人挑战，美国学界又以两宋变革和宋元明变革企图替代日本汉学的解释范式。相关的争论有很多，我自己作为晚辈后学，丝毫不敢对这种问题下手，但内藤氏论说的种种缺陷早已不乏人指出。变革大多是不同时且限于某一或某几个领域的，牵强地关联起每一个领域里在时间上存在一定差距的变革，无疑带著一种把历史解释简单化的嫌疑。现在似乎每个断代都有各种各样的变革说，这隐约算得上是种坏苗头。

在北宋仁宗朝初期，范仲淹及其领导的革新士人群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重大，他们引领起了一股高昂的士风，掀起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个高潮。谈到这段历史的人，大多会对这一时期士人的生活状态有所钦慕。翻检史料，今人是很容易被一些对这一时期士风的溢美所感染的，我自己大约也难以做到时时都能克制那种情不自禁。但科学主义的精神告诉我，沉溺于对专制时代士人生态美化了的想像，是有违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理智的。史学家田馀庆先生作为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的大家，曾强调门阀贵族政治仍是皇权政治的变种，这种认识是非常清醒的。我在写作中也反覆温习田先生这种清醒，希望自己不要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抬得过高。我有时读到一些论及北宋士大夫政治的文章，甚至会想，若干年后会不会有学人从学术史的角度，专门撰文讨论现代学人对宋代士人生态的想像。

然而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确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话题，我很想尝试把这个话题以及与之有关的诸方面作以清楚的梳理和分析，并在这种过程中融入我对宋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理解、思路、看法，虽然我很怀疑自己能否最终做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

最后，我要提前感谢那些将有可能耐著性子看完全书的读者。因为就凭这本书中令我不满之处的数量之多，如果没有读者的同情和支持，我的小书或许并不足以享受被人认真读完的殊荣。还望各位方家读过本书后对文中的愚见能多多指正，对我书里的谬误和冒失的断语能多多包涵。

 林嘉文

2014年7月23日初稿北师大图书馆

2015年5月14日定稿于西安

著名西夏学家李范文为林嘉文新书题签

林嘉文在家里书房（资料图片） 记者尚洪涛摄

林氏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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