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1935年1月31日-2023年3月3日
据日媒报道，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因衰老去世，终年88岁。
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其“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系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江健三郎一生都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主张世界和平，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文学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渊源，堪称鲁迅的铁杆粉丝：“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与大江忘年之交的莫言曾评价大江健三郎说：“大江先生是一个坦率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绝不暧昧。他是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写作与重大世界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作家，因此他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因此他的文学是大于文学的。”
下文，我们从大江健三郎的散文、讲座、访谈中，整理大江健三郎生活、创作、家庭、人生等 10 个侧面，以此缅怀。
我常常收到初中高年级或高中低年级学生寄来的社会调查明信片，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小时候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小时候，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思考的都是另外意义上的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战争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和一起玩儿的小伙伴们，无一例外地都想当战斗机飞行员。其实，那只是意识表层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却是否定的，认为自己恐怕成不了那样的人。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具备作为飞行员所必需的灵活的运动能力。加上我头脑迟钝，要在狭窄的操纵席上迅速判断事态，对数据进行运算后与敌机去战斗，这样的事我也做不来。在我看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并不是指做什么工作，而是指想成为具有什么样心灵和生活态度的人。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我想等我长大了，不，从现在起，就要成为他那样的人，成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我还在一篇题为《你最尊敬的人》的作文中，写过那个人的故事。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作文，全班同学听了哄堂大笑。高年级女生还专门跑到我们教室外面的楼道里，站在那儿对我指指点点，嘻嘻笑个不停。所以，作文发下来后，我就把它撕了，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跟别人讲起过那个人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一直忘不了那个人。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被当时发生的事深深打动的情景。那个人的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叫河野，那还是我上国民学校（当时的叫法）三年级以前的事情了。#02 梦想当“知识分子”
“和我对立的人也同样是知识分子”
说到“知识分子”，都有哪些人浮现在我脑海里呢？下面我就按照想到的先后顺序，谈谈迄今为止，对自己见过的各种知识分子的印象。他们各自都有着从事一生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们从年轻时开始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过。他们还各有其独特的积累和钻研知识的方式，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每个人的品格。他们是通过自己的专业——即使有些人表面上好像脱离了其专业，其实根本上还是相关联的——思考自己生活的社会和世事的人，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具有自己看法的人。而且，他们还能够理解同样具有自己看法的其他人，无论对别人的看法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首先注重去理解别人的看法。这样的人会把自己从以往的人生中学到的、经历过的，以及现在自己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事，用孩子也能听懂的语言，幽默地表达出来。他们是以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为中心，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责任的人。他们对自己，对家人，对朋友们以至对社会都能够负起责任，不但自己有所成就，还愿意和周围的人一起努力。此外，他们还是对于自己现在生存的社会的不太远的将来持有自己观点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们会感到悲哀。如果有人问：“你说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人呢？”若以日本的小说家为例，我想可以举出夏目漱石。我到底当没当上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知识分子”呢？现在我能够明确告诉你们的是，在我以往的生活中，在我的朋友里，无论是我国还是外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这是无可质疑的。我活到这么大岁数，性格又不那么温顺，所以虽然认识的人不少，但和其中一些人是绝不来往的。我发觉，那些我能够终生保持朋友关系的人——已经去世的年长的朋友，以及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老师的人——正是我高中时梦想的知识分子。自己小时候渴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是，和我对立的人也同样是知识分子，而且，这些人中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很多，只是他们不是我小时候想象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想必对方也同样这么看我吧。下了这个判断，我感觉解开了心中的结，即明白了自己那时到底是不是做了错事。在我早期发表的有关书信往来的连载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和巴勒斯坦出身的、在美国大学讲授文学和文化的教授爱德华·萨义德——当时他正处于痛苦的时期——之间的通信。萨义德在其中一封信里说：“你具有和其他人的经验产生共鸣的能力，由于经常读书，你和我似乎有着共同的感受方式和思考方式。”我们俩已经是二十年的朋友了，萨义德先生可称得上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先生在信里这样写我，使我感到欣喜，也感到了责任……我想，妈妈要是还活着的话，看到我能成为一名“读书人”，该有多么欣慰啊。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
#03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妻子说，没弄错吧？”
我家里对我的评价没有变。我坐在这里读书。光在那儿听音乐。我儿子，他是东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还有我女儿，她是索菲亚大学的学生，他们在饭厅里。他们并不希望我获奖。晚上九点左右来了个电话。光接的电话——这是他的一个嗜好，接电话。他可以用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和韩语准确地说“喂，哪位？”于是他接了电话，然后用英语说，不，接着又说，不。然后光把话筒递给我。是瑞典学院诺贝尔评委会的号码。他问我说，您是健三郎吗？我问他是不是光代表我拒绝诺贝尔奖了，然后我说，抱歉了一一我接受。我把电话放下，回到这张椅子上，坐下来，对我家里宣布我获得了这个奖。我的妻子说，没弄错吧？而我的两个孩子什么都没说。他们只是悄悄走到他们房间里去。光继续听音乐。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诺贝尔奖的事情。我走回去读我的书，但我忍不住想要知道，是否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反应的。然后电话铃开始响起来。五个小时里没有停过。我认识的人。我不认识的人。我的儿女只是想让那些记者回家去。我拉上窗布，给我们一点隐私。获这个奖没什么特别负面的东西一一但是获这个奖也没什么特别正面的东西。到我获奖那个时候，记者在我家门外集合三年了。日本媒体往往是过高估计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价值。即便是那些并不欣赏我文学作品的人，或是反对我政治立场的人，听说我有可能获奖时，也都对我感兴趣了。诺贝尔奖对你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为社会人物的地位。你获得某种货币，可以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使用。但是对作家而言，什么都没有变。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没有变。只有几位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继续写出好作品。托马斯·曼是一个。福克纳也是。
#04 鲁迅
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老师”
我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个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10岁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民学校上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现在想来，那是收集了从《呐喊》到《野草》等鲁迅于北京时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译过来的小书(岩波文库)。母亲很爱看这本书，并把它送给了我。于是，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孔乙己》。母亲好像打算在我从国民学校毕业之后，送我到隔壁镇子的一个商店里去当住店的学徒(我们那儿叫“奉公”)。所以，我想她是为了让我了解小孩子如何在大人的社会里做事，才给我看了这本小说。通过在酒店里做事的少年的视线，观察着到店里来的大人们，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孔乙己”的老人。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为那个伙计，想像他那样仔细地观察大人。然而，在我10岁的时候，日本战败了。自从1937 年侵略中国开始，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日本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宪法为日本人所有，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改革。于是，在我生长的地方，在那个叫“四国”的被森林包围着的小小的村子里，有了新制度下的中学。我就不必像《孔乙己》里面那个讲故事的少年一样，去当学徒去了。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喜欢看那本母亲送给我的鲁迅的短篇集。后来，我升学进了位于我们那个地方中心城市的一所高中，就在那时，母亲对我说：“去看鲁迅老师的小说《故乡》！”——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老师”。里面写了很多村里孩子的快乐生活，但是，那些离开村子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就要过和好朋友“闰土”不一样的生活。那是很没意思的。“高中毕业后看样子你好像打算上大学，等大学毕业了，你就马上给我回村里来，跟你现在那些好朋友一起来做事，来建一个新村子。这一点你可千万不能忘记。”——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嘱托。我也打算按母亲说的去做，于是，就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下了《故乡》结尾那段广为人知的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05 村上春树、爱德华 ·萨义德
村上是用一种清澈、朴实的日本风格写作的。他（的作品）被译成外语，受到广泛阅读，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中国。他以三岛由纪夫和我本人做不到的某种方式在国际文坛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位置。日本文学中这样的情况确实是第一次发生。我的作品被人阅读，但是回过头去看，我是否获得了稳定的读者群，这我是没有把握的，即便是在日本，这不是竞争，但是我想看到我更多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在那些国家中获得读者。我并没有想要为大量读者写作，但是我想和人们接触。我想告诉人们那种深深影响了我的文学和思想。作为毕生阅读文学的那种人，我希望去传播那些我认为是重要的作家。我的第一选择会是爱德华 ·萨义德，尤其是他那些晚期著作。如果我看起来总像是没有在倾听，那我是在考虑萨义德。他那些思想一直是我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帮助我在日语中创造新的表达方式，在日本人中创造新的思想。我也喜欢他这个人。
“他恨我”
他（三岛由纪夫）恨我。我的《十七岁》发表时，三岛给我写了封信，说他非常喜欢它。因为这个故事想象一位右翼学生的生活，三岛大概觉得我会被神道教、国家主义和天皇崇拜拉过去。我从未想要赞颂恐怖主义。我想要努力理解一个年轻人的行为，他逃离了家庭和社会，加入一个恐怖分子集团。这个问题我仍在考虑。但在另一封信里三岛写道，我是那样的丑陋真让他吃惊，这封信发表在他的书信选中。人们通常是不会发表这样一封侮辱人的信的。例如，在纳博科夫的书信中，那些明显侮辱人的信件并没有在双方都在世的时候发表出来。可三岛是出版社的上帝，他无论想出版什么都会得到允许。（“在一次宴会上把三岛的妻子叫作傻 x”这件事）是编出来的。约翰·内森在《教会我们摆脱疯狂》的导言中写了这个。他想把我塑造成一个臭名昭著的青年作家形象。三岛和我在出版宴会上见过两次，但是有女招待伺候喝酒，一个作家是绝不会把妻子带到那种宴会上去的。那个时候三岛是头牌作家，不会有这种事。按照约翰·内森的说法，那个字眼我是从诺曼·梅勒那里学来的。可我已经知道那个字眼了——我是在美国大兵周围长大的，这是他们扔给日本女孩的一个词。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我是绝不会使用这样一个字眼的。再说，如果我恨什么人的话，那也绝不会去冒犯他的妻子。我会直接去冒犯那个人。为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原谅过约翰·内森，虽说他对那本书的翻译我是喜欢的。
“有光和我妻子在场我能够工作”
我不需要在清静的地方工作。我写小说和读书的时候，不需要把自己和家人隔离开来或是从他们身边走开。通常我在起居室工作时，光在听音乐。有光和我妻子在场我能够工作，因为我要修改很多遍。小说总是完成不了，而我知道我会对它彻底加以修改。写初稿的时候我没有必要独自写作。修改时我已经和文本有了关系，因此没有必要独自一人。我在二楼有个书房，可我很少在那儿工作。我仅有的要在那儿工作的时候，就是当我结束一部小说并需要全神贯注的时候一一这对于别人来说是讨嫌的。一旦我开始写小说，我每天都写，直到结束为止。通常我早晨七点醒来，工作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不吃早饭。我只喝一杯水。我觉得那样对写作是最好的。在法语中，工作这个词是 travail。这个词的意思既包含以极大的努力和痛苦做出挣扎，也包含那种努力的结果。对普鲁斯特来说，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挣扎和那种努力的结果是一回事。我并不觉得写作是一种挣扎。写初稿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但我对初稿彻底加以修改。那样做是艰苦的，但完成作品也是一种愉悦。我的睡眠一直有麻烦。因为这个缘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我有两年依赖安眠药，但是每天晚上我服用夜酒，通过这个办法让自己恢复正常。我走进厨房，喝下大约四杯威士忌——有时候增加一倍——以及两到四罐啤酒。我喝完威士忌，喝完啤酒，然后就非常容易地睡着了。问题在于我要完成的阅读量大大增加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个业余小说家”
我不是用某种预设的想法开始写一部小说的，要让人物带有什么倾向或是如何创造某种人物。对我来说，这全都是那种阐释行为所要做的事情。在修改和阐释的过程中，产生新的人物和情境。这是和实际生活非常不同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那些人物显现出来而故事自行生长。可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以某种方式讲述我自己，我作为年轻人、有个残疾儿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所思所想。相对于第三人称，我养成了那种第一人称的风格。这是一个问题。真正好的小说家是能够用第三人称写作的，但我用第三人称从来都写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个业余小说家。虽说过去我用第三人称写过，人物却不知怎的总是像我本人。原因在于，只有通过第一人称我才能够确定我内在的真实情况。例如，在《空中的怪物阿归》中，我写了一个跟我处境相像的人，光出生时我的那种处境，但那个人做的决定跟我的不同。阿归的父亲不选择帮助他的残疾儿活下去。在《个人的体验》中，我写了另一个主人公——鸟——他选择和那个孩子共同生活。那些大约是在同一时间里写成的。但如此一来，它实际上是倒退。写了阿归的父亲和鸟这两个人的行为之后，我把我的生活导向于鸟的行为。我并没有打算那么做，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么做的。
“写他已经成为我文学表达的支柱之一”
和他（儿子大江光）生活了四十四年了，写他已经成为我文学表达的支柱之一。我写他是为了表明，残疾人是如何意识到他自己的，那样做是有多么困难。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通过音乐表达他自己一一他的人性。通过音乐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悲哀这样的概念。他进入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他在那条路上一直走了下来。（光出生）那时我二十八岁。是我获得颇有名望的芥川奖之后的五年。但是生下一个残疾儿我并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丢脸。我的小说《个人的体验》中的鸟这个人物觉得和残疾儿生活在一起不舒服——对于故事情节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我从来没有为此感到焦虑。我想要我的命运，就像哈克见利·芬。医生告诉我说，他存活的概率是很小的。我觉得他会很快死掉。光出生几周之后，我去广岛旅行。我看到很多原子弹幸存者把某个死去之人的名字写在灯笼上，让它在河里漂流。他们注视着灯笼流向河对岸——死者的灵魂进入黑暗之中。我想要加入。我把光的名字写在灯笼上，心想，因为他是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人了。那个时刻，我都不想活了。稍后我把我做的事情告诉了一个朋友，一个新闻记者，他女儿是在广岛原子弹期间死去的。他说，你不该做那种多愁善感的事情。你得不停地工作。后来，我承认我做的事情是最为糟糕的那种多愁善感。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态度。当时的青年学生批评我不写日本年轻人的痛苦，只想着自己的残疾儿。他们说我对自己的孩子过分热心，而对社会的热心不足。他们威胁说要绑架他，但没那么做。那篇小说中的片段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有一次，光在东京火车站失踪，我找他找了五个小时。大约十年前，我就不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写光了，但他一直是露面的。他变成为最重要的小角色。正因为光一直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我喜欢让残疾人一直出现在我小说中。但小说是一个实验的场所——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拉斯科利尼科夫这个人物做实验。小说家穷尽不同的剧情一一这个人物在这种情境中会如何反应？我再也不拿光做这种实验了。由于我要和他继续生活在一起，他是作为我生活的支柱一一不是作为一种实验起作用的，这一点很重要。我总是在想，他将如何接受和拥抱这个我正在变老的事实。大约是五六年前，我的忧郁症发作了一回。每隔两三年我都要发作回一一通常是由于担心核武器，或是冲绳，或是我这一代当中有什么人过世了，或是我的小说看来是否不再有必要了。我通过每天听同一张 CD 唱片克服它。去年，我想要努力在小说中描述这种体验。我能够记得的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第 23 号，可我记不得是谁演奏的。我们有那么多 CD 唱片。当时我问光，我听的那个演奏家是谁，他记得：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我问，一九六七年？而光说道，五八年。总而言之，大概我人生的三分之一是致力于阅读，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写小说，而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和光一起生活。
“我不祈祷，但是有两件事情我每天都要做”
日语中，负担这个词有“重”这个字在里头。我并不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重”负，而我觉得有亲缘关系的那些作家和思想家，他们和我分享我那种和信仰有关的思想和情感。我把向他们学习弄成了一种习惯。其他有些作家我觉得不亲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分享与信仰有关的思想和情感。例如，托尔斯泰就不是一个我觉得亲近的作家。我并没有信仰，我也不觉得将来我会有，但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信仰是一个俗世之人的信仰。你可以把它叫作“道义”。一生中我获得了某些智慧，可一向只是通过理性、思考和经验。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只是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工作。我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俗世之人的生活方式，而我就是那样来了解人类的。如果有一个区域，通过它我遭遇那种超凡的存在，那就是过去四十四年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通过我和光的那种关系，通过我对他音乐的理解，我瞥见了那种超凡的存在。我不祈祷，但是有两件事情我每天都要做。一是阅读我信任的思想家和作家——这件事情我每天早晨至少做两小时。二是关心光。每天晚上我把光叫醒到洗澡间去。他回来睡觉的时候，出于某些原因没法把毯子盖在身上，于是我用毯子把他给盖上。把光带到洗澡间去是一种仪式，而对我来说是具有一种宗教的调子。然后我服下夜酒，上床去睡觉。
我在家里度过我的生活，吃我妻子煮的食物，听音乐，和光在一起。我觉得我是选择了一个好职业——一个有趣的职业。每天早晨，我醒过来意识到，我要读的书根本就读不完。这是我的生活。我想要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死去——这个时候我已经写完了，刚好可以读了。小说家夏目漱石的职业生涯非常短，是从一九O五年到一九一六年。有关他的著名故事是，就在他临死之前他说，我这会儿死掉的话就成问题了。他根本就不打算死。在日本，如果作家死了，留下未完成的手稿，有人就会将它出版。我想在临死之前烧掉所有未完成的手稿和所有笔记本。我要把我想重印的书以及其他一切我不想重印的书都挑选出来。1.《巴黎评论》X 大江健三郎，摘选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
2.《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摘选自大江健三郎文集《在自己的树下》3.《梦想当“知识分子” 》，摘选自大江健三郎文集《致新人》4. 大江健三郎北大演讲：《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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