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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进行时 | 政协委员重磅发声:什么比落下几个月的功课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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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当我们在教育言教育时,我们更不应该错过这个“非常”的教育时机,它也许会成为令很多教师、很多家庭、很多孩子终身难忘的“大教育”。
有态度、有担当的教育界和非教育界的政协委员们纷纷开笔,为我们奉献了一份对“非常教育”的“非常回应”。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灾难面前,教育应该做什么
作为教育工作者,当此大疫和抗疫时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坚守教育的根本,反思教育的目的。比起落下几个月的功课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这一灾难,我们要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能不能把灾难当做教材,把危机变成机遇,真正地重新构建我们的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倪闽景: 停课不停学,学些什么更重要?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顾月华:面对白衣天使的逆行,教育工作者的方位在哪里
最近看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医生的故事,我久久不能平静。当医生在逆袭奋战、救死扶伤时,教育工作者,我们的方位在哪里?此时此刻,教育的使命和责任又是什么?当生命进入倒计时,张定宇在自己身患绝症、妻子被感染的背景下,仍然坚守在抗击疫情最前沿,记者采访时,他已经奋战了30余天。他用渐冻的生命,托起了患者的信心与希望。“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他说。这些天里,看到央媒一个个推出抗击疫情的专题报道,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课程最好的教材吗?相比于学科知识、教学计划,哪怕初三高三,这样难得的教育契机,教育人不能被动应对,应该争分夺秒,加快这门特别的“抗击疫情”课程的建设与实施,我认为这才是应有的教育担当和特殊的教育供给,是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拥有长远价值的建设,也必然能够裨益于每个生命建设自己人生的承重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阅读,让自己安静独处
八十年前的一个早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一艘客轮上阅读《堂吉诃德》。四周是茫茫大海,他忽然想到自己就像是拉曼恰荒原上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并不孤独,因为他身边及脑海中萦绕着无数骑士传奇。而托马斯•曼一路上都在和堂吉诃德促膝长谈。
如今,我们面临冠状病毒的威胁,取消了会议和应酬,正是检点自己、静静读书的好时候。遥想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封城,书也曾陪伴我们经历了那些日日夜夜。正所谓时光疏忽,杂事倥偬,十七年弹指一挥间。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初春我们宅在家里,没有现如今快捷得了无距离的微信和雪花般飞舞的资讯,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收看或收听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便获取最新消息;或者给远方的家人、同事和朋友打个电话,这样我们也就同祖国、亲友、同事获得了某种慰藉和共时性存在感。但是,打消内心的焦虑和度过分分秒秒还得靠自己平心静气。于是,重读经典和补读须读之书成了首选。须读之书多多,在此暂且不提。在我读过的无数经典中,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是无法回避的,可谓情景使然。虽说它们都是广义的寓言小说,但对疫情的描写以及疫情中各色人等的所作所为和不同嘴脸,却令人过目不忘,而且可资反复阅读和琢磨。《鼠疫》叙述的是阿尔及利亚某地爆发瘟疫,这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于是掩饰诿过者有之、发国难财者有之、舍己救人者亦有之。当然,作为普通民众的大多数,自然是待在家里藉各种方式消磨时光。最终,鼠疫退却了,人们迅速淡忘了悲伤和恐惧,投入了欢天喜地、为所欲为的生活。惟有极少数有良知的人痛定思痛,以为教化之用、避免灾难重演。《霍乱时期的爱情》虽然举重若轻,但字里行间充溢着疫情与爱情的胶着与荒诞,其中作为尾声的那面象征着疫情和爱情仍在继续的黄色旗帜绝对让人啼笑皆非。而《失明症漫记》中甚至出现了趁火打劫的匪帮,他们使人们本已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让人看不到希望。然而,文学的悲观常常是为了激发读者的乐观。此外,当我们面对文学所呈现的悲剧,心灵会获得震撼和净化。这既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是千古不变的事实。盖因文学的批判精神本是人类理想主义的表征。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既是世道人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表现,也是人类文明最坚韧、最稳定的基石。毕竟文学是加法,一方面不应时代变迁而轻易浸没,另一方面又不断自我翻新。尤其是文学经典,它们无不为我们接近和了解古今世界提供鲜活的画面与情境,同时也首当其冲成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乃至个人心性的褒奖对象。换言之,它们既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情感和审美的艺术集成,也是大到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的价值体认。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这就是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及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中有常的心灵镜像。亲近她,也即沾溉了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的人类心流:在绝望中寻找和窥见希望。其此,文学经典譬如“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又毋庸置疑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和读者个人无意识的重要来源。她悠悠幽幽地潜入人们的心灵和脑海,进而左右人们下意识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举个例子,如果一见钟情主要基于外貌的吸引,那么不出五服,我们的先人应该不会喜欢金发碧眼。而现如今则不同。这显然是“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审美观,乃至价值判断的一次重大改观。其中文学,或者包括艺术在内的广义的文学,无疑是重要的介质。再次,文学经典是人类精神的本能需要和自然抒发。从歌之蹈之,到讲故事、听故事,文学经典无不浸润着人类精神生活之流。所谓“诗书传家”,背诵歌谣、聆听故事是儿童的天性,而品诗鉴文、耕读写作是成人的义务。祖祖辈辈,我们也便有了《诗经》、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如是,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落叶归根”,文学经典成就和传承了乡情,并藉此维系民族情感、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社会伦理价值、审美取向。同样,文学是艺术化的生命哲学,其核心内容不仅有自觉,而且还有他觉。没有他觉,人就无法客观地了解自己。这也是我们拥抱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经典的理由。正所谓“美哉,犹有憾”;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又强化了文学的伟大与渺小、有用与无用。但无论如何,文学可以自立逻辑,文学经典永远是民族气质的核心元素,而我们读什么书、给社会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也就等于给子孙输送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我想无论阅读或书写悲剧还是现实灾难本身,往往可以成为我们看破琐俗的一剂良药。虽然文学没有绝对的度量衡,但文学自成逻辑的特质不仅能使我们感同身受地与经典人物共命运、同安慰,并由彼及此观照现实的悲喜、善恶、是非等真真正正的存在;而且多少可以启迪我们面对问题和灾难选择如何进退中绳,如何去弊取利。所幸的是,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仅一定可以战胜疫情,而且有望杜绝类似灾难的再次发生。如是,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也就无愧于祖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未来矣!推荐阅读
文章来源丨根据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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