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生肖类读物很是不少。尤其每逢岁末年初，大小书摊上大红封面的属相书同各种年历、贺岁卡、春联条幅等相互映衬又相互呼应，好不热闹，给人一种铺天盖地而来的感觉，在寒冷而灰暗的冬季自然景观中增添出民俗文化多彩而热火的气氛。自幼受到科学思想熏陶的我，对这一类文化产品总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或将其视为远古巫祝习俗的遗风。事先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也会“凑热闹”加入属相书的制造者行列中来。更没有想到（熟悉一些的亲朋好友们也不会想到），属马的本人却为属猪的人们撰成此书。 不过，稍微浏览一下目录便能看出，本书虽然从分类意义上只好归入属相之书，但其内容和写法却和流行的属相书大异其趣，基本上还算是较为严肃的学术研究。确切地说，这是一部从人类学和文化史角度探讨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的书。一个毕业于中文专业的人，怎么会想起写这样的题目呢?其实，文学研究中和人类学家的著作中都经常碰到有关猪的问题。自己进学过程中刚好对这两方面都有兴趣，积累了一些认识和相关资料。上大学时听赵光勇老师讲《诗经·七月》一篇，其中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一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古人不仅可以用具体可感的物体形象来表示抽象的公私之别，而且在他们的感知中似乎是具体的猪比抽象的猪概念更为通行。《毛传》说：“豕一岁曰豵，三岁曰豜。”再翻看《说文解字》，发现今人所说的“猪”在上古原有十多种叫法。这种语言现象是否可以说明，在我们这个以农业为本的文化传统中猪这种家畜曾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呢?后来从神话学角度研究女神信仰的起源，再次与猪相遇了。辽宁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和猪头像并存，内蒙古出土的玉龙像也被称为“猪龙”。这些史前证据足以说明猪在中华初民心目中曾占据怎样显赫的位置。我在撰写《高唐神女和维纳斯》一书时，结合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 Barre）的见解，对此做了初步探讨。1993年到海南大学任教后，开设了文化人类学课程。在讲授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时，特别注意到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从环境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来解说有关猪的习俗和禁忌之起源的观点。1996年在加拿大访学时，碰巧在蒙特利尔一家旧书店买到哈里斯的《母牛·猪·战争·妖巫》（Cows，Pigs，Wars and Witches）一书，对此一问题有了较深入的了解。1997年3月应海南省作协之邀，在琼海的万泉河宾馆讲人类学的文化观，又提到饮食文化中有关猪的问题，引起在座者的很大兴趣。而自己曾进行的《山海经》研究课题中，猪形神怪也占有相当可观的比重。正是在上述背景中，我希望借此机会将这方面的一些思考梳理出一些线索，也算做一个小结。中国的生肖文化源远流长，复杂多样。本书中仅仅从一种生肖动物着眼，略有涉及，浅尝辄止。不妥和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