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字的长篇散文《走过丹江》是我用近三年时间完成的。它写了丹江的前世今生，丹江与人、人与丹江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的相互滋养与共生，对丹江两岸的风物景致、人文景观做了随机点缀式的描写，展示了丹江流域人们当下的生活。
想写丹江，也是源于南水北调中线调水以后的一次偶然对话。那次我在北京拜见《光明日报》的韩小蕙老师，说到调水的事，她说那是湖北的水，丹江口水库的水，是汉江的水，跟丹江有啥关系。我说丹江是汉江一个支流，也是因为丹江，才有了丹江口的名字，丹江入汉江的地方就是丹江口。她知道后，要我马上写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让世人知晓。2014年年初开始，我用了一两个月时间，利用周末从丹江源头走到一脚踏三省的白浪，先后采访了上百人，如实记录了丹江两岸群众为保护这条江所做的贡献。我把这次采访经历写成了文章，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整版。那只是丹江的一个断面，我想写一个完整版的丹江，把一个全面的、厚重的丹江展示给人们。于是，我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做好最基本的功课。但“纸上得来终觉浅”，重要的还是要到现场亲眼看看，找到第一感觉，就这样，我决定“走丹江”。2017年6月3日开始，我们先走丹江的主要支流，收集一手资料。其实刚开始，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到底能否走下来，能否写出来。一次，见到平凹老师，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他很高兴，鼓励我：“好事么，相信能写得很好。”2018年1月8日，在北京举办我的散文集《惊蛰之后》研讨会时，他在讲话中无意说到我准备写丹江的事儿。他说：“据我所知，他正在准备写丹江，就是写故乡一条河，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条河。我知道他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就从源头到进入汉江这一段，一个一个往下走，了解一些情况，写得非常有价值，很有意思。记得当年我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走，但是当年走，没有他走得这么细，他走得特别认真。他写那些东西，不停地走下去，我特别感兴趣，也特别受感动。现在像他这样来写东西的也是特别少了，我期待这本书。”老师这样一说，还是当着那么多著名评论家的面说，真是把我逼到南墙了，不写都不行了。也正是这一逼，坚定了我走下去、写出来的信心。我是个公务员，工作是第一要务。当时还负责着全商洛老百姓的饮食用药安全。这事儿来不得半点马虎。加上市里正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我又是食品安全组牵头单位总负责人，要带着我的同事定方案，勤检查，一个门店一个门店找问题、抓整改，常常是没黑没白地干，只有不加班的周末才能安排“走丹江”的事儿。走丹江第一天，阴天有零星小雨。我和作家喻永军、同事陈伟开着一位堂弟的私家商务车，先到秦岭老312国道的西峡、东峡找丹江源头。喻永军是我大学同学，文学功底比我厚实，陈伟人年轻，做事儿也细心。6月10日，诗人贾书章兄弟也加入我们，他是报社记者，有记者证，采访时好多群众知道他是记者才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从2017年6月3日到2018年2月3日中间的三十多个周末，我们大概用了30多天时间，从源头走到河南淅川，走到南水北调中线的渠首。这中间，对丹江的重要支流也都是从源头走到丹江的入口。粗略计算，整个行程在2000多公里，走过的村庄也在近400个，采访超过500人。为写这本书，光整理采访笔记，就有六大本，上百万字。采访的人大都是随缘而遇，有些人要不是这次“走丹江”，恐怕一辈子也见不上一面，有的也许一辈子就这一面之缘了。可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却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在西峡张沟，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源头，虽然没有想象的那样动人的场面，还是激动不已；张沟口路边一家的老大娘，因脑梗说话都不清楚了，还热情地让我们摘她家树上的樱桃吃；正在做锨把的徐兴斌老人七十多了还说小着哩，他记性也好，能说会道；在韩峪川河边听到有人对评选贫困户有意见，但说的都是大实话；在三岔河的油磨河边见到朱深强老人，他生动地介绍油磨河名字的来源；在洛南四皓的代塬村见到王书汉老人，他家那个商店，前檐水流到洛河，到黄河，后檐水流入丹江，到长江，他一家跨了长江和黄河，很有意思；在会峪河上游的广东坪，颜家贤老人能说清他们这里的客家人从广东迁来的情况；在棣花街听栽娃、百善他们说修河堤、垫稻地的事儿，让人耳目一新，仿佛刚刚发生一样；还听说了马鞍岭改河工程，原茶房公社八十多岁的老书记向本高说起那时的难，自己都在摇头；竹林关城隍庙里的常世贤老人，说到当年的丹江航运，能记得每一个细节，对船老大程端阳也描画得出神入化；庾家河街道的杨青山，他爷为救红二十五军伤员，把他的“春永茂”药铺作为“医院”，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武关河上为找那个黑龙湾，我们徒步四个多小时，才得知这里就是大鲵的最佳栖息地，期间还路遇中年农民，把自己采的野生白蘑菇送给我们，那份纯真质朴，让人心暖；采访已故老愚公刘西有，从别人口中听到许多故事，感受到他造福于民的精神，他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张淑珍老人一辈子只做成一件事，就是把茶树北移到丹江岸，使茶叶种植向北推进了好几百公里，让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幸福的日子；黄华忻老人把他的一生献给了商洛的水利事业；朱伯勋老人退休后想的是家乡人咋样拔穷根，便带头栽桑养蚕；张甲教授退休后，二十几年如一日深居大山，植树造林……这些见到的人听到的事，给我精神上的震撼和力量，不仅为我写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也丰富了我人生的阅历。
走完丹江，基本上是每个周六翻阅史料，做笔记，熟悉采访内容，周日用一天时间写作。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又去翻资料，或者让小贾把他过去采访过的相关资料发来，再看看。写长篇散文，可能比写长篇小说麻烦更多，要讲文学性，还不失生活真实。哪些历史资料可用，用到啥份上，也叫人常常很纠结。就这样，我在工作之余挤时间断断续续地写。其间，上高中的女儿身体出了点小毛病，每个周六得去省城医院看医生。这样，搞得人心不宁，时间更不够了。原来计划好的，到2018年10月份完成初稿，却一直拖到2019年。要过春节了，我告诉同事，我一个人值班，让他们回家去好好过年。一方面，我工作的这个局节后改革就撤并了；另一方面，我想利用假期把所有资料再捋一捋，按苏醒、沧桑、阵痛、记忆、治理、特写、向往七个部分安排，静心往下写。春节过完，我的初稿也基本完成，只剩丹江口那一部分了。后来，市里机构改革把我调整到新单位，在交接过程中，我有空闲时间了。一个周六，我约上原来“走丹江”的喻永军、贾书章、陈伟，还有作家何高峰、画家陈明玉，一同去看丹江口水库，返回时又看了渠首、荆紫关。之后又用了一个周六看了竹林关、月日滩、龙驹寨、棣花、二龙山水库湿地、丹江源头。这都是为明玉兄画插图提供一手资料。他也兴奋地说：“现在要画这些东西，心里就有底了。”在“走丹江”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实际问题，都一一记了下来。回来后，我们努力找相关部门沟通，也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解决封地沟修碑的钱，修鱼岭水库下群众过河的桥，还有将二龙山水库库区群众出行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等等。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尊崇贾平凹先生提出的“大散文”理念。我曾先后读过他以及谢有顺兄、穆涛兄的理论文章，也做了不少笔记。我以为“大散文”就是先生给散文写作开辟的一条“高速路”，有生活真实，有大境界，有时代性。我写工作、写故乡、写山城、写亲情，写一切能写的东西，尽管离先生的要求相差很远，但我定会按先生对我的要求真诚地生活和写作，用写作还原生命的本原。书稿改了四遍后，我先后发给商洛的几位文友，请他们把脉，他们一哇声叫好，也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反反复复修改了两遍，这才交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又给平凹老师打印了一本初稿。5月26日中午11时点多，平凹老师打来电话，说书稿看完了，书名写成历史中的沉思、反思了，这方面成分不是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误解，还不知道你在写啥哩。他觉得按目前状况还是叫《走过丹江》好些。我也认可，书名就定为《走过丹江》。他还欣然写了推荐语，说写得细腻、通透，“是李育善版的丹江的第一部传记”。
我又用微信发给谢有顺兄、彭程兄和韩鲁华老师。有顺兄写了推荐语，他说:“既写出了一条江的柔美与沧桑，也讲出了江水和人心的深沉对话。”彭程兄看了书稿，短时间内就写了评论文章，认为“读这部书，会想到丹江和生活在它的两岸的人们，人与丹江处于一种相互影响和滋养的共生关系，一种彼此深刻渗透融入的状态。作者在江边长大，波光里闪现生命的记忆，涛声中有着情感的回音”。韩老师看后，也很激动，说这才是走出秦岭的一本书，说明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还专门采访了我两个多小时。最后一次修改完书稿的那天晚上，我带着拷贝的U盘，沿着丹江公园边的健身道漫步，从东龙山走到二龙山。我心情很复杂，有一种完成任务的释然，也有一种对书的命运未卜的恐慌。面对丹江，我默默行着注目礼，算是对这位母亲河的感恩。江边正在上演灯光秀，围观的市民不少，我却悄悄离开人群，从一处台阶下到水边，面对母亲河，掬起一捧冰冷的水，用嘴轻轻地吻，想真诚地告诉她：我是个想给您立传的儿子，没写好，您能谅解吗？就在最近，在2019年中国秦岭文化旅游节上，国家授予商洛“中国气候康养之都”的称号，这和“秦岭最美是商洛”已经成为商洛旅游的两张靓丽的名片。这与丹江，与丹江生态保护有着直接的关系。赏秦岭美景，品丹江甘甜，也是最美的享受。写作二十多年了，第一次写长篇散文，用时最长，也让我感觉辛苦，只要人们还看好它，我也觉得值了。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不管将来怎么样，还要一直写下去。 李育善
李育善，笔名雨善，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第三届签约作家，入选“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出版《惊蛰之后》《李育善散文集》《山里的事》作品集。曾先后荣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新人奖等十多项文学奖。
编辑/李 奇 责任编辑/王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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