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风情 | 沉眠于雪域高原的《蒙古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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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2010年7月，西藏古籍保护专项活动启动后的第二年，我来到西藏图书馆，开始了三年援藏工作。三年中，我与西藏古籍普查工作一同前行，并与沉眠于雪域高原的《蒙古秘史》不期而遇，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9年，我曾陪同时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的陈红彦研究员赴西藏，调研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情况。考察间隙，时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产业处处长的彭措朗杰先生递给我一张蒙古文古籍复印件，请笔者辨认为何物。当时，根据内容判定其为《蒙古秘史》或17世纪问世罗桑丹津《黄金史》所收《蒙古秘史》的部分内容。
回京后，经我请求，彭措朗杰提供了剩余五幅图片。援藏后，我仍念念不忘彭措朗杰所提供的文献，时常向他请教相关信息。

2011年，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简称中心）工作人员对阿里地区进行古籍普查时，在札达县托林寺意外发现不知为何文的散叶。回拉萨后将照片交给我，委托认清其为何种文字什么内容。笔者一眼便认出，与两年前彭措朗杰所提供的图片内容同属一种。古籍普查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图片里含彭措朗杰提供的部分，但漏拍或已失两叶。

2012年10月，我与中心工作人员奔赴阿里，在地区文化局古籍办工作人员及札达县文广局局长带领下，对托林寺所藏古籍进行查漏补缺。
自2011年3月，阿里地区成立古籍普查保护领导小组，全面安排部署阿里地区的古籍普查工作。阿里地区7县均制定了各县古籍普查保护实施方案，成立古籍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了8个古籍普查队和1个督查队，全面启动了全地区古籍普查工作。

        藏区的古籍普查之路艰辛异常。车陷在泥泞的山路里、打滑几近坠崖的情况亦时有发生。在山路不通的地方，普查队员只得骑马、徒步，艰难跋涉。

在全地区普查队员的艰辛努力下，历时6个月，完成了全地区7县73座寺庙和地区档案馆、藏医院共计75个古籍收藏单位和20位私人收藏者的古籍普查工作，共出动83车次，行程上万公里，普查登记2000余函古籍，拍照8万多幅书影。并在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进行了数据录入、整理、校对、图片剪切等工作，基本完成了全地区古籍普查工作。

        札达县文广局局长骑马渡河，奔赴下一个村落，进行古籍普查。

        夜幕降临，阿里的普查队员们燃起篝火，在羊圈中露营过夜。艰辛而执着的精神，让我们一路感动，一路心痛。

10月17日午饭后，我们一行无心休整，径直奔向托林寺。在那里，亲眼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蒙古文散叶。

托林，意为飞翔空中永不坠落（图片来自网络）

托林寺位于象泉河畔，公元996年由古格王益西沃创建，为古格高僧、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译师仁钦桑布译经授徒场所，1036年益西沃及其兄弟强曲沃迎请阿底峡尊者进藏，驻锡该寺讲经著书，弘传佛法，使其闻名雪域。1996年托林寺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托林寺主要建筑有迦萨殿、白殿、佛塔等。图为白殿东壁精美的壁画。

迦萨殿内的佛经

当局长说明我们的来意后，住持从佛殿深处取出仍用旧报纸包装的散叶交给我。手捧散叶，我双手颤抖，心跳加速，情不自禁低头膜拜。随后，我缓缓打开包装，将散叶放在临时搭建的小桌子上，默默注视，泪水在眼圈里打转。略微发黄的梵夹式纸上书写的古朴蒙古文赫然眼前，散发着《蒙古秘史》的千年气息。

藏于千年古寺中的《蒙古秘史》

征得局长和住持的同意，我对蒙古文散叶进行了拍照。散叶目前仅存11叶，藏纸正背竹笔抄，每页23行，四面单框。每叶正面左侧用蒙古文写有页码，存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叶，涉及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抢去，铁木真经王汗与扎木合的帮助，抢回孛儿帖，后与扎木合决裂的一段内容。尽管仅11叶，但却是近年所发现的最为珍贵的蒙古文史料。

        在托林寺迦萨殿内，一边是喇嘛们吟唱着悠长神秘的梵文佛经，另一边，古籍工作者们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了登记、扫描工作。

        在西藏，真正感受到了“幕天席地”。“工作台”往往需要临时搭建，哪里有古籍，就在那里开展普查。

        札达县文广局局长为阿里古籍普查做了很多工作，正在与作者对《蒙古秘史》进行鉴定、登记。

13世纪问世的《蒙古秘史》蒙古文原本未能留存。以汉文音写蒙古语，并用汉语翻译的汉文版《元朝秘史》经后人辗转影抄留存至今。现传蒙古文本，即转自汉音本，并据其揣摩原貌。罗桑丹津《黄金史》收录《蒙古秘史》约三分之二内容，但语句与汉音本仍存差异。20世纪上半叶，内蒙古鄂伦苏木古城出土的一批蒙古文文献中有一件《蒙古秘史》异本，但极小残片，仅存12断行，为罗桑丹津《黄金史》之前的产物。因此，阿里蒙古文散叶的分量和意义，不可小视。2010年，中国社科院乌兰教授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从新现蒙古文散叶看罗桑丹津<黄金史>与<元朝秘史>之关系》，主要介绍从西藏发现的两叶蒙古文史料。而这两叶图片就在我们所得的十一叶中，即第二十三和第三十九叶正面内容。乌兰教授通过校勘文字等精细工作，认其为《蒙古秘史》之后、《黄金史》之前形成的另一部蒙古史料，抑或可称作《蒙古秘史》异本。从其字体判断，应是17世纪抄本。

我所得到的散叶图片，可视作西藏自治区古籍普查工作中的重大发现，应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将原始资料公布于学界，为多年致力《蒙古秘史》的资深专家提供第一手资料，以绵薄之力推动《蒙古秘史》研究。为此，在藏的最后几个月，我不负众位老师的鼓励，发奋图强，待援藏工作结束时，我所写《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一书终于完稿。国内外相关学者得知我手中的资料后，纷纷表示愿意协助出版。鉴于研究对象为中华古籍普查之成果，我于是将稿件投至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8月《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出版。旋即在学界引起轰动，多年从事《蒙古秘史》研究的前辈们纷纷索要拙著，不过几日，手中所得30本样书已被索光，部分学者不得不在网上购买。

一部蒙古文历史文献，能够传入西藏，并在当地得到抄写，本是一段传奇历程。而在古籍普查当中有一蒙古人能够发现，并进行研究，揭示其历史谜底，也可称是一段因缘。专著的出版，无论从古籍普查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层面讲，均实现了古籍普查工作者将珍贵资料公布于世，为学界服务的初衷和理想。散叶作为《蒙古秘史》民间流传的异本，势必为资料欠缺而难于推进的百年“秘史学”研究输入新鲜血液，带来一次巨大的震撼。

（图片由作者萨仁高娃友情提供，谨致谢意）
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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