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成公主形象看中原风水、占卜知识在西藏的传播

石硕、刘欢藏人文化网 202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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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觉果

摘要：在11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记载中，文成公主形象的突出特点是擅长风水之术。这一形象涵义深刻，实际上反映了吐蕃时期以来中原地区风水、占卜和历算知识体系在西藏得到广泛传播的事实。文成公主被塑造为擅长风水的形象，一方面反映中原地区风水、占卜、历算等知识在西藏受到普遍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文成公主在藏人眼中被视为中原文化的象征和总代表。从这一意义说，文成公主擅长风水形象的形成乃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蕴含着在西藏佛教僧人和知识精英的文化观念中，藏地的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蕴含了藏文史家的中原观及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可和重视。

关键词：文成公主；风水、占卜与历算；影响力

文成公主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入嫁吐蕃与松赞干布成亲，开启了汉、藏之间长达千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唐代汉文文献和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对文成公主的记载均较为简略，但是在11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中对文成公主的记载却大为丰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记载是说文成公主擅长风水之术，大昭寺的修建即是文成公主亲自看风水的结果。文成公主也因此被描述为传播中原风水、占卜的代表性人物。

此次前学术界关于文成公主的研究中，主要侧重她在文化交往上做出的贡献，肯定文成公主在中原与吐蕃之间所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①但文成公主擅长风水的形象，因受后弘期藏文典籍书写风格的影响，具有较强夸张成分和故事性，至今未受到充分重视，因此，对于这一形象的产生及其内涵挖掘不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文成公主擅长风水的形象做一个梳理，并结合历史上中原地区风水、占卜、历算等知识在西藏的传播情况，对该形象的内涵略作分析。

一、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对文成公主的记载

现今保留下来的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藏文写卷，主要包括敦煌文献和新疆出土文献，内容上主要包括吐蕃大事纪年、赞普传记和民间神话、占卜文书、佛经、契约档案以及部分藏译中原文典。第二类是吐蕃简牍, 主要是新疆若羌出土的藏文简牍，这类文献主要反映了吐蕃占领安西四镇后的军事建制和社会经济状况。第三类是金石铭刻，记录了吐蕃时期的诸多重大政治、宗教事件。这三类文献形成的时期，佛教尚未在吐蕃大范围传播，因而除特定的佛经和宗教仪轨文献外，其余的文献均主要是对史实的记载，客观性较强。

吐蕃时期藏文文献对于文成公主的记载极为简略。

《唐蕃会盟碑》藏文碑文记：

“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1](p.50)

敦煌藏文写卷P.T.1288中关于文成公主在吐蕃的经历记载如下：

“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松迎至吐蕃之地，……此后六年，赤松赞赞普升遐，与赞蒙文成公主同居三年耳。……及至羊年（683）冬，祭祀赞蒙文成公主，是为一年。”[1](p.194)

这一材料仅对文成公主入蕃、与松赞干布共同生活的情况及其去世时间等作了简略记载，但除此之外，无更详细的记载。新疆出土古藏文文献中对文成公主入蕃一事也有记载，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文成公主在吐蕃活动的认识：

赞普娶唐帝女Mun-ch(e)ng公主为妻……官员与位阶高贵之人，妇人们与上述诸官……会见了Mun-ch(e)ng公主，双方互致礼节……献出各种礼品。其后，Mun-ch(e)ng公主于盆域（Dbon-yul）中部……定其宅。此后，定居于措的彭约度……。[2](p.4-10)

对上述记载中所涉及时间的判定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但文中所说的“Mun-ch(e)ng公主”为文成公主却得到学界一致的认可。[3](p.203)这一记载大体反映了文成公主入蕃之初的情况，包括其会见吐蕃上层人物，在吐蕃受到的礼遇以及其居住地点的转移，这些记载为认识文成公主在吐蕃的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些线索。

总体来看，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对文成公主的记录较为简略，以记录重大事件为主。

二、后弘期藏文文献中所记文成公主擅长风水的形象

公元841年吐蕃最后一任赞普达磨灭佛，导致吐蕃政权瓦解，西藏社会进入分裂、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同样经历了剧烈震荡和变迁,文献典籍的传承也经历了一个旧的书写传统断裂、新的书写传统逐步形成的过程。据藏文文献记载，灭佛不但使吐蕃的译经事业中断，很多文化典籍也散轶或遭毁坏。《西藏王统记》记载：“所存经典,或投于水,或付之火,或如伏藏而埋之。诸乐佛大臣,知王之心,已附恶魔,心生极大苦恼,乃同声哀求曰：‘大王,轻毁如来教宝,实不应理,请忆念昔日之善规,并赐阅古先王之典籍。’言已大哭。”[4](p.141)可见，达磨灭佛时遭到冲击的不仅是佛经，而是“所存经典”。《贤者喜宴》记载更为明确：“无论何种典籍,凡找到者或投之于河,或焚之于火,亦或埋入地下。”[5](p.513)这里明确提到遭到毁禁的是“无论何种典籍”，“凡找到者”均被毁坏，其中包括了大量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

在公元11世纪以后形成的藏文典籍中书写传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从文献类型来看，第一是开始出现大量的伏藏文献②,且一些早期伏藏文献如《玛尼甘布》《柱间史》《莲花遗教》对后世的影响较大。第二是开始出现各类教法史文献，这些教法史均以佛教的观念来书写历史，将佛教在吐蕃的起源追溯至松赞干布时期，并且普遍存在将松赞干布塑造为“法王”和观世音菩萨转世的形象。第三是史实性较强的史册、寺院志、地理志、王统记这一类文献，其作者主要是藏传佛教徒或高僧大德。而正是在11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书写中，文成公主开始被描述和塑造成为了擅长风水的形象。如11世纪以后伏藏文献中最有名的《柱间史》（又被翻译为《松赞干布遗训》）中对文成公主即有如下一段记载：

侍女前去道明来意，文成公主打开五行算历仔细堪舆过后道：“……吐蕃之地犹如罗刹女仰卧之状，逻些腹地的中心是罗刹女的心脏，卧塘湖便是罗刹女沸腾的心血，红铁二山就像猛虎与雄狮连尾，正是罗刹女嗔心之所在，而惹冒切则是龙王的宫殿，哲拉岩洞是女妖的寝宫，朱普至娘然之间有一条龙妖出没的通道，嘎曲达瓦苑是厉鬼与独角鬼聚会的地方。……若要修建神殿，先要镇妖伏魔。”[6](p.132-134)

《西藏王统记》在叙述大昭寺修建过程时亦记：

赤尊王妃知汉妃通晓星算之学，乃遣伦布噶前往谢过。复令侍婢，携金沙一升，往询其修建佛宇何处最善，请代为推算。汉妃公主遂展出八十种博唐数理及五行算图，详为推算有如是等：知有雪藏土为魔女仰卧之相，卧塘湖即魔女心血，三山为其心窍之脉络，此地乃纯位于魔女之心上，应填平此湖，其上修建神庙。[4](p.78)

《贤者喜宴》中的描述最为详细，其记载为：

……（墀尊公主）需要考察地形，遂向女仆授以金粉一升，派其前往文成公主供奉释迦尊者跟前，……唯令女仆传达如下信息，即请求（文成公主）：“很好地指示建造我的神殿之地形。我的神殿完成之后，你亦可建造（神殿）。”于是文成公主摆好“博塘”进行测算：如在吐蕃寻找建寺基地，总之，不同的地方为三百六十处，将考察的地方为一百零八处，已了解的地方为七十二处、宝地有四十五处。……再者，此吐蕃王土，地处仰卧之岩魔女身上，因此，岩魔女之两臂、头、两胯、两肘、两膝盖及四肢等等，当需逐一建以镇压之神殿，即使不成，亦当施以铁橛。至于卧塘湖乃岩魔女之心血，系恶趣之门，故当除之，建以神殿。[5](p.119-120)

上述故事在主干性藏文史籍中几乎都有相似的描述，根据这些描述，文成公主利用“五行算图”和“八卦”理论组合而成的“博塘”术对吐蕃地形进行了勘定，吐蕃在此基础之上修建了大昭寺和“十二镇边寺”等早期的寺院，以镇压魔女的身体。这一故事表现了文成公主具有高超的风水勘定能力。

除修建大昭寺过程中文成公主表现出了高超的风水技能外，她根据中原的风水理论对拉萨周边的地形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驱鬼镇魔、破除不利地势的方法。《柱间史》中说：“在卧塘湖的四周，东有白虎山，南有青龙山，西有赤鹰山，北有乌龟山。这四座山便是修建神殿所应具足的山神。……若要修建神殿，先要镇妖伏魔。应在龙妖出没的必经路口镇之以白塔；在西北面铁围山下的女妖寝宫洞口，镇之以岩神怙主像；在惹冒切的龙王畏怖殿，镇之以世尊佛像；在东面黑罗刹逞凶的沙滩上，镇之以大自在天阳具塔。此外，还要对水怪地煞镇之以海螺，对黑蝎地煞镇之以大鹏，对黑魔地煞镇之以红塔，对大象地煞镇之以雄狮。当所有这些镇妖伏魔之事均告完成之后，再用山羊从澎波运来土石填平卧塘湖，然后方可在其上修建神殿。”[6](p.133-134)《贤者喜宴》中说：“东方之白虎为下噶东、南方之青龙为温莫吉曲、西方之朱雀为旬地之查玛岱冬、北方之玄武为娘禅帕朋卡，上述具足四观察是为吉祥。如是，镇慑诸种凶地，则一切福德之力即可获得，诸宝库亦可打开。”[5](p.120-121)这些描述表明了文成公主在勘定吉凶之外还具有镇伏不利地形并加以改造的能力。

不难看出，上述记载有很强的故事性和虚构性，与吐蕃时期藏文文献的记载大相径庭。虽然如此，如果我们将上述文献中文成公主勘定风水的方法仔细研判就会发现，其擅长风水的形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中原风水、占卜、历算等知识的一种集中反映。

例如，大昭寺修建故事里所说文成公主掌握的“博塘”术，很大程度上与阴阳、五行以及历算有关。如五世达赖喇嘛说文成公主携带来“《告则五行图经》等星算之书”[7](p.21)，《柱间史》说她带来了“汉唐占卜三百部，风水吉凶妙算书”[6](p.110)，都属于运用五行进行推算、占卜的书籍，而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历算技法相结合的风水理论，这种理论是早期堪舆术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著名的六壬式法，③这一技法在中原起源很早，汉代《吴越春秋》《越绝书》就已经有相关记载，在唐代颇为流行[8](p.87-176)。又比如，文成公主对于拉萨周围地形的描述，实际上体现了中原地区风水理论中的“形法派”观点，即特别注重选址周围的山势走向从而判定周围环境的善恶，而选址注重山势，在唐代亦颇为流行。现存敦煌写卷中就有专论堪舆中的山川形势的抄本——S.5645《司马头陀地脉诀》，这份写卷专讲山川形势对风水的影响。此外，将拉萨周围的山势概括为“青龙山”“白虎山”“赤鹰山”“乌龟山”实际上是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灵”，对“四灵”的运用同样是唐宋时期中原较为流行的堪舆理论。[9]总之，无论六壬式法、形法派还是“四灵”理论，都是唐宋时期中原确实存在的风水理论，这说明至少到后弘期，西藏的佛教徒史家们已经熟知中原的风水、占卜和历算学说，并将这些学说糅合进文成公主的形象之中。据此看来，中原的风水、占卜和历算等知识对西藏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弘期藏文典籍对于文成公主擅长风水的形象塑造虽然带有虚构性，但是渊源有自，反映了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占卜、风水和历算等知识对吐蕃的影响。文成公主擅长堪舆的形象虽然受后弘期藏文典籍书写传统的影响较深，但也曲折地表达了吐蕃以来唐、蕃文化交流史上一种真实状态。

三、中原风水、占卜、历算知识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

藏文史料显示，中原地区的历算方法在赤祖德赞（815—836年在位）时期就已经在吐蕃出现，最典型的体现是《唐蕃会盟碑》碑文中的纪年，④其中说：

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于唐之京师西隅兴唐寺前，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也;……又盟于吐蕃逻些之东哲堆园，时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长庆二年，即阳水虎年（壬寅）夏五月六日也;……其立石镌碑于此，为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长庆三年，即阴水兔年（癸卯）春二月十四日事也。[1](p.51)

此处使用的“阴铁牛年”“阳水虎年”和“阴水兔年”等纪年方式在形式上已经采用“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相配的纪年方式，这种形式与后世西藏普遍适用的所谓“吐蕃纪年法”基本相同，只是未作为一种通行的纪年方式，更多的是将中原的甲子纪年法作为卜算的一种方式。[10](p.108)除此之外，敦煌365窟藏文题记当中也出现了吸收中原历法的纪年方式。该题记是一位名叫洪䛒的汉僧为其修建的佛龛所做的题记。其内容为：

圣神赞普弃宿隶赞之世,……(赞普)宏德(广被),垂念众生……复此佛殿于水鼠(壬子)年之春(或夏)兴建……,木虎(甲寅)年仲秋月开光承礼。[11]

这一题记的内容与《唐蕃会盟碑》相似，也形成于赤德祖赞（弃宿隶赞）时期，里边出现了“水鼠年”“木虎年”的纪年形式，这一形式也是将中原的五行观念与生肖相结合的方式。此外，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尚书》古藏文译本当中也出现了“木阳鼠”“水阳龙”“水阴蛇”“火阴羊”等纪年方式。[12]这些例子都证明，在吐蕃时期，中原的阴阳、五行观念，以及与之关系紧密的历算系统已经在吐蕃出现，并且对吐蕃的历算产生了影响。

后弘期藏文文献对于吐蕃吸收中原地区风水、占卜和历算之学也有记载，只是在具体传入时间上各家观点有所差异。

《汉藏史集》记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物品有“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13](p.96)同书还记载了松赞干布派遣吐蕃子弟赴唐朝学习占卜一事：

拉萨大昭寺建成三年后，因吐蕃臣民们不会计算岁时四季，不会区分吉凶祸福，法王松赞干布心想：“我已按教法制定了世间法，能够使吐蕃臣民走上善业之道，但是，作为世人消除疑惑愚昧的办法，若能将印度和汉地的历算法在吐蕃推广，对社稷必多有益。”于是挑选了蕃人中聪明有识之察达丹、朗措多勒、甲迦冬衮、达米达卡等四人，……对他们说：“以前吐蕃只有公主带来的占卜历算书籍六十种，还有从印度翻译的十二缘起、六日转轮等，占卜历算未能发达。要学习测算生死、推算四季时节，须与汉人接触，你们要努力成为学者，我一定给与重赏。”……。他们到汉地后，分别拜见了汉地的四名学者，向其中精于推算四季时节的嘉赤摩诃衍那学习了一年零七个月，除推算时节之外，其他的几大学问没有全面系统教给，只是分别教了《明灯论》《封书》《天地寻迹》《纸绳封术》等测算法。吐蕃四人学会测算生死、推算时节之后，结伴返回吐蕃。此时，为向国王说明他们学到何种知识，如何推算，命他们在国王驾幸伍如时举行盟会的地方，将他们学会的占卜历算之法全部译成藏文。……甲迦冬衮对于汉地测算法的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的儿子名甲迦嘉措，父子相继担任国王宫廷的卦师是汉地的历算之学在吐蕃最初的传播。[13](p.99-100)

这一记载显示了吐蕃对中原地区占卜、历算之术的热衷，也显示了吐蕃将这些知识视为提升自身文化的重要方式。从该记载看，吐蕃四个子弟学习的中原典籍《明灯论》《天地寻迹》《封书》《纸绳封术》等是与占卜和风水紧密相关的书籍，他们学会的“测算生死，推算时节”应属于占卜和历算知识体系。《汉藏史集》还清晰地叙述了吐蕃对中原“测算之学”的认识：

据说噶仁意希杰波仓是甲迦冬衮的后裔，他遍通汉地测算之法，尤其精于地舆之学。汉地的测算之学有称为五大续的五支，即《摄集诸树之木续》《神灯光明之火续》《隐匿幻轮之土续》《黑色铅丹之铁续》《甘露净瓶之水续》等，以及其他的小支、典籍秘诀等。[13](p.100)

从前后语境来看，这段材料反映的是该书成书（1434年）之前西藏通行的一种对于中原风水、历算之学的认知。这里虽只是对中原的此类学说的概括性的描述，但可以看出西藏方面对这些知识已有了系统性的掌握，因而基本可以归纳出其知识体系。同书还记载：“由汉妃公主和拉隆多吉贝担任翻译，译出众多汉地历算及医药之书籍”[13](p.101)，这也反映在松赞干布时期中原历算的知识已经进入吐蕃。

此外，后弘期藏文文献还将历算传入吐蕃的时间上溯至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时代。《佛教史大宝藏论》记载：“此王在位时，从汉地传来算法和医药”[14](p.169)。《红史》记载:“达日年塞的儿子是囊日松赞，他在位的时期从汉地传入历算及医药”[15](p.27)。《西藏王统记》记载：“朗日（即囊日松赞，笔者注）之世，自汉地引入医术与历算”[4](p.38)。《贤者喜宴》中说：“墀年松赞之子系囊日松赞，……其时，自汉地取得历算及医药”[5](p.28)。这些记载反映出汉地的历算和医药进入吐蕃的时间可能要更早。关于中原风水、占卜、历算等知识传入吐蕃的具体时间尚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这可能与藏文文献传承系统发生断裂有关，但11世纪以后藏族史家的共识是，这些学说均是在吐蕃时期由中原地区传入的。如《土观宗派源流》一书在如数家珍般地阐述了汉地历算的起源之后，即总结了藏地流行的历算之法源于汉地的种种观点，并认为“从外面表相和众所传闻之情来看，是可以承认的”[16](p.205)，这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四、余论

综上所述，自吐蕃时代起，中原的风水、占卜和历算等知识便开始传入吐蕃，对此学术界予以普遍认可。从11世纪藏文文献的记载看，在吐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藏社会对这类知识十分追捧，花了相当功夫去学习这些来自中原的知识传统，中原的风水、占卜学说日益受到西藏知识界的普遍重视。这一点在藏文史籍《协噶尔教法史》中得到充分体现，该书说：“蕃域内的所有高深土地都被预言过，特别是唐书（Thangyig）中对于风水的研究，说藏地的茹拉看起来如同青年一般。”[17](p.32)这里为证明藏地风水极佳，特称这是来自于“唐书”，不仅暗含中原风水学说的权威性，也说明西藏的风水观念已相当普及。有一点颇值得注意，中原的阴阳、五行和历算方法虽然在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已有确切记载，证明已经存在，但这些知识是何时以及由经什么渠道传入却无明确的记载。这给后世的藏文史家留下了一个较大的想象空间。

在此背景下，11世纪以后形成的藏文史籍中将西藏风水、占卜、历算等知识的传入逐渐与文成公主联系起来，于是在11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记载中，产生了文成公主擅长风水之术的形象。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11世纪以后由中原地区传入的风水、占卜、历算等知识在西藏地方已得到广泛传播并且越来越受重视，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文成公主擅长风水之术的形象，事实上蕴含着在西藏僧侣和知识精英的文化观念中，西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第二，我们应该看到，11世纪以后藏文史料中借用文成公主来表达对中原风水和占卜文化的认识和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藏传佛教后弘期藏文文献对松赞干布神圣形象建构的影响。文成公主一方面作为中原的公主，一方面又是神圣赞普妃子的双重身分，使得她在汉藏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天然地具有了一种连接与聚合能力，同时这种身份很容易使其成为中原文化的象征和代表。

就藏族对中原地区风水、占卜和历算等知识体系的追捧与文化认知来看，被西藏地方同样视为中原文化代表的孔子事实上也成为了精通风水、占卜和历算之术的代表性人物。例如《土观宗派源流》称：“藏人言公子（即孔子，笔者注）神灵王，认为是灵异之王。又有些汉传历书禳解法中，制造了《公子现证修法》的仪轨。又有一类书中称工巧公子，认为他是一位善于工巧的能人”[16](p.204)，《安多政教史》亦称孔子是“藏区五星算术四大哲士之一”[18](p.218)。事实上，11世纪藏文史籍对于孔子的认知与对文成公主形象的建构有很强的相似性，都是将受西藏僧侣和知识精英重视的源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归结为中原地区一重要历史人物，以此来彰显和突出中原文化对于西藏地方的重要性。

文成公主和孔子被概括为中原风水、历算占卜等文化的代表并且被内化为西藏历史和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七世纪以来中原文化在西藏持续传播和影响力逐渐扩大的结果，也可以视作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缩影还可以看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汉、藏两种文化始终处于高度交融状态，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因素在西藏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注释：

①黄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初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同氏《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再探》，《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何耀华：《论文成公主入藏》，《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张云：《唐朝公主出嫁赞普与长安佛教影响吐蕃》，《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173—189页。林冠群：《文成公主事迹考辩》，《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290页。王小甫：《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39—54页。

②伏藏（གཏེར་མ）是西藏分裂时期（9—13世纪）出现的一种特殊文献，因为多发现在地下与其他隐蔽处，所以叫“伏藏”。这类文献最初由宁玛派与苯教僧侣发掘，多假托由莲花生埋藏，12世纪后伏藏文献增多，大多为托古之作。参考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孙林：《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

③六壬式法是用阴阳五行占卜吉凶的一种术数。六壬、遁甲与太乙合称三式。五行以水为首，十天干中，壬、癸分别属于阳水、阴水。合阴取阳，则六十甲子中壬有六个（壬申、壬午、壬辰、壬寅、王子、壬戌），所以称为六壬。六壬一共有六十四课，以刻有干支的天盘、地盘相叠，转动天盘后得出所值的干支及时辰，然后据此判明吉凶。

④在目前关于《唐碑会盟碑》纪年方式的研究当中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盟辞当中的纪年方式可以证明吐蕃后期已经开始吸收中原的历算系统，并且形成了吐蕃历算，代表性文章如王尧：《藏历图略说》，《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15—424页。第二种观点认为会盟碑中的纪年方式存在不足，仅仅是特定场合对中原干支纪年方式相对应年份的翻译，并未使用，而且中原的阴阳五行观念在占卜方面发挥的影响比历算要大，代表性文章有乌瑞：《藏人使用汉族甲子纪年法的早期例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五集，1988年，第108页，以及黄明信：《对于几种辞书里“藏历”条释文的评论》，《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黄明信藏学文集·藏历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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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F.W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刘忠，杨铭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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