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大记忆 | 从车间技术员到大学教授——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胡星琪教授

时 间：2017年10月25日

地 点：校史馆

人 物：胡星琪

访 谈 人：陈建

摄 像：曹刚、张魁武

文字整理：刘政发（学生助理）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人物简介

胡星琪，男，中共党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43年12月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汉族。1981年获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工学硕士学位，曾赴Columbia大学和Texas A & M大学进修，多年从事应用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和高分子材料方向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部省级基础研究19项。在水溶性聚合物的合成、结构、性能、应用机理研究，新型引发体系的研制，大分子在分散体系中的相互作用，Gemini表面活性剂合成等领域取得突破进展。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次。在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部。是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四川省化学化工学会常务理事，西华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两次评为西南石油学院师德标兵。

陈：胡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石大记忆”的采访。

胡：非常高兴学校档案馆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生活的磨难让我立下要好好读书的志向

陈：您与大多数老师有些不同，并不是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当老师的，您曾在达县地区渠江糖厂工作了10年，随后又到成都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再到我校任教。这段经历对您此后的教学、科研工作有过怎样的影响？

胡：我出生在自贡，在母亲的教育下大概两岁时就开始认字了，四岁多上了小学，但不幸的是母亲在我不到7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她在病重的时候，还念叨着要送我到另外一个学校去读书，因为她觉得我正在读的那个学校不是很好。遵照母亲的遗愿，我把读书当作了毕生的爱好，非常勤奋，17岁就上大学了。

上学时家里给了学费和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也以为在大学里吃饭是由国家包干，可以自己不花钱的。哪想到情况不是这样，吃饭还是要自己掏钱。第一个学期(1961秋—1962春)是我学习期间最艰难的日子，每到月底都会担心下个月还能不能吃上饭，生活过得很难，心情很郁闷。我也想到申请助学金，但这需要家庭所在居委会出具经济困难的证明。可由于特殊的家庭状况没有人帮我办这件事。庆幸的是后来班上生活委员向主管学生工作的书记反映了我的情况，他马上就通过临时助学金解决了我的伙食费问题。我至今还记得这位书记，从心底感谢他。就这样走过了刚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半年过后我的祖母知道了这件事情，才委托人通过居委会开了一个家庭情况的证明，从第二学期开始，每年我就能拿到助学金了，可以一门心思的学习了。

因为母亲的遗愿和读书的艰难，使我对学习有一种特别的爱好，读书勤奋。在大学期间，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前列，两次获得全优。还参加了一些社会工作。

1966年大学毕业，正值文革开始，我们在学校等了两年才分配。在等待分配的那两年，开始时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参加游行，但后来就慢慢变成逍遥派了。在复课闹革命期间，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参加了勤工俭学，帮助学校图书馆整理书籍、编写书号签等。这是我阅读大量书籍的绝好机会，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书。自我感觉在离开学校时知识基础比很多同学都要好。就这样我在成都工学院一共待了七年，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使工厂看到了盈利的希望

毕业分配时我去了渠江糖厂，那是一个其他同学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只能到这种单位，在那种情况下，算是找到一条生活的出路，谈不上事业和理想。

到厂后知道该厂连年亏损。开始我干了几年粗活，在动力车间蒸汽机房当加油工、水泵工，在原料站跑杂，在造纸车间安装时当搬运工、安装工（此时我受到师傅指导，学了一些机械安装方面的技能），在造纸生产中当打浆工、配料工，在制糖生产季节（每年冬季）当蔗渣搬运工等等。在当打浆操作工时，对设备系统进行了改造，自行设计制造了盘磨机。

四年后，开始做些技术性工作，我第一次从事技术工作是在新建的酒精车间。当时的车间书记认为我比较踏实，技术上也还表现出了一些能力，让我做技术负责人（包括工艺和设备），行政工作还是书记、主任管。该车间是新建的，因为是土法上马，除了三座蒸馏塔以外，其余设备全是用废旧材料制作的，非常简陋；实际上也是全厂最破烂的车间。但该车间一开始生产就盈利。因为我工作不计时间，能吃苦，和工人关系又好，厂领导对我渐渐有了较好的看法。

熟悉制糖行业的人都知道，糖厂的主导产品是白砂糖，附带生产酒精（用制糖分离的废蜜）和纸（用甘蔗榨汁后剩下的蔗渣）。正当酒精车间盈利的时候，造纸车间却是连年亏损，而主要产品（白砂糖）则是从建厂开始就一直亏损的。之前，盈利对该厂根本就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因为我的本科专业是化学纤维（归属纺织行业），对天然纤维素处理的理论有较扎实的功底；同时经过前几年在造纸车间岗位上的操作实践，对生产设备也很熟悉了，加上在酒精车间的小小成功，脑袋里萌生了让造纸车间扭亏为盈的强烈念头。我想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是肯定能派上用场的，于是主动向领导表示：如果让我负责造纸车间技术工作，可以力争做到第一年少亏，第二年持平，第三年扭亏为盈。显然，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甚至有点冒险的想法。

陈：您为什么敢说这个话？

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我看出：第一，原来的整个生产运作程序违反了化工连续生产的规律，根据我自己在化学和化工方面掌握的知识已经发现多处工艺指标和操作规程需要改进；第二，打浆是造纸工艺中最关键的工序，而我在打浆岗位当了两年工人，也向有经验的打浆师傅学习过。加之在初到渠江糖厂的前几年，我自学了造纸工艺学，纤维素化学。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比较充足的储备。

厂领导基于对我工作态度和处事风格的了解，很快让我担任了造纸车间技术员，在技术上我几乎是领着尚方宝剑进入该车间的，车间书记和主任也都全力支持我。之后，我就按照自己所学知识对生产全套工艺进行了改革；对运行中开机，停机的程序等作了严格规定。

车间再次生产了，第一个月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快到月底进行的成本核算，居然发现赚钱了！这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实，因为该厂建厂以来还没有哪个产品能够做到第一年少退货，第二年就赚钱的。车间班子为了慎重，经过三番五次反复核算，确信有所盈余。消息一传出，全厂上下奔走相告，当时从领导到群众的那个兴奋，那番激动，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同时，我也深刻体味到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一种蕴藏了许久的对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渴望。当时，我几乎是流着泪体味那种兴奋和愉悦。我也深深感谢当时的厂领导给我学以致用的机会；我觉得对于我这种状况的“臭老九”，这种信任之难得，值得我好好珍惜。

就这样，我一直在造纸车间干，因为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我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先后参加了达县地区工业学大庆会、四川省轻工会议（1974年，西昌），作为四川造纸行业十个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南地区凸版纸协作会议（1975年，广西贵县——现贵港市），参团或率团到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学习考察。

尽管如此，我想继续读书的愿望从来都没消失过。这一方面是母亲的遗愿难以忘怀，另一方面也觉得有当时的基础很不容易，不愿轻言放弃。1977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后，我就立即开始准备考研了。1978年我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学——就是我本科就是的成都工学院的研究生。学校原来的老师和一些领导对我还留有印象：这是个很喜欢学习的孩子。

很庆幸遇到了导师徐僖

我国塑料工业的开拓者，著名的高分子材料学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僖

胡：我很庆幸在人生转折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导师徐僖。徐僖被称为中国塑料之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他曾跟我们讲过年轻时的人生经历，他老家住南京，抗日战争时在浙江大学读书，日本人打进南京之前三天他家才逃出来。抗战时浙江大学先从杭州搬到江西上饶，没多久又搬到湖南，但还是不行，最后搬到遵义了。因为这份经历，当时浙大的学生都是很爱国的。

徐老师的教诲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非常大。我也时刻不忘导师的点化之恩。

第一是老师教育我们在学术上要有创新精神。刚读研究生时，就对我们说：“不要只看别人怎么说，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说”。在我们做学位论文之前就给我们提出了研究生论文的评价标准：通过你的工作证明某学术理论的正确性，可以得3分；如果你修改了某个定理、公式，可以得4分；如果你推翻了某个理论或公式或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方法或新的观点，应该得5分。所以我们这些研究生在徐老师那儿得到的第一个教育就是要有创新意识。

第二是老师要求我们作学问必须实事求是。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在化学界很为人知晓的故事：吉林大学一位教授在研究酯交换反应时，他带的一个研究生处理实验结果，发现除了其中一个点以外，其余所有的实验点都落在一条圆滑的曲线上，这个曲线刚好可以把酯交换判别为“二级半反应”。遗憾的是，该研究生把那个奇异的点给抹去了。他的导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年会上宣布了酯交换二级半反应的研究结果。这就引起了许多化学家的兴趣，争相研究，发现与实验结果不符，总有奇异的实验点在理论曲线之外。这个成果被判别为学术作假，是许多从事化学研究的人引以为戒的。

徐老师告诫我们学术上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抄袭别人的，那是剽窃。老师在这一点上对我们要求很严。后来我教学生也是这样，要求学生做出来的结果一定要有原始数据作为支撑。一定要做双样（甚至多样）实验，取双样（或多样）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实验点。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时，如果连接的曲线不是圆滑的曲线，可以连成一条圆滑的曲线，但原始的实测点则必须保留，可以考虑作为实验误差。而不能把那些认为“不中意”实验点给抹去了。因为原始数据仍在，而这些数据又是真实可信的，也有可能从中发现新的规律，启示后人。

我在徐先生那里学到了这两条：一是着意创新，二是实事求是。要根据实验做出来的数据来验证自己的某种想法，或者提出某种公式、规律，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很尽力的。上面讲的两点是徐老师教我的，也使我终生难忘和终生受益。我在老先生身边学了3年，觉得自己学得不错，比较自信。徐老师也还夸奖过我，他这样对助手说“这娃儿命苦，很勤奋、很努力。”

陈：您为什么来到了我们学校？

胡：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徐僖先生想把我留在成都，也可以到北京、武汉等地。因为导师与国内建材行业联系很多，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高分子材料，涂料、油漆和水泥高分子添加剂等方面的相关单位都建立了一些合作关系。但我从小家庭观念很强，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同时，因为我觉得自己这几十年太苦太艰难了，希望找个地方赶快把所学的用起来，加上当时石油学院与成都工学院有一些渊源，徐僖老师与罗平亚老师等一些搞泥浆的老师很熟悉，关系比较好，了解西南石油学院，也觉得我能较快的发挥作用，我就这样来了。

刚站上讲台就改教材

陈：1983年，在您入校的第二年，就认为自己主讲的“高分子物理”现有教材与专业需要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对教材作了大量增补和删减，试用了自编的“高分子溶液”讲义。这对刚入校的一名年轻教师来说，是需要一点功底的。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有充分的自信吗？

胡：到了西南石油学院之后我一直想干点事，觉得不这样做就对不起自己近20年求学付出的艰辛。我先后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了10门课，涉及高分子、物理化学、化工原理这三个大学科领域的内容。在上高分子物理课时我就在琢磨怎样结合石油生产实际提取出来的理论问题用上所学的知识。我想，把化工材料用于下井，也就是用到钻井液即泥浆中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以分散状态，更多是溶液状态存在的。而传统《高分子物理》教材内容，则是按照力学、电学等材料的使用目标来设计的。显然，传统高分子物理的教材格局不太适合以石油工程为背景的专业。这是我企图对高分子物理课程内容重新设计的理由。我以为，应该大刀阔斧地删去高分子材料力学，电学性能的相关内容，增加高分子溶解性质、溶液热力学、溶液动力学和电解质溶液方面的知识；同时又保留有关大分子的结构、微观运动等表现它们基本特征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来建立起石油工程需要的高分子物理知识构架。

陈：您有充分的自信吗？

胡：我有这个自信。徐老师曾经带着我们做过一些石油工业用的材料，至少进行了相当时间的室内实验，多少有些基础。我的教龄虽短，但是工龄较长。我在工厂工作了十年而且干了两个车间的技术工作，还算是成功的。这些工作使我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同时也使我更加敢于迎接挑战了。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我收集了很多高分子溶液方面的原始文献，相关资料比较详尽，有点底气。编写的讲义拿出来后，觉得比现有教材上的内容要深一点，效果也还是可以。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教材最后没有出版，只是在学校里面用了一段时间。

在我所讲的这些课里面，涉及到化工原理的课可能上得不是很好，对于我来说更有优势的是高分子材料，涉及材料方面的课我讲得好些。物化也还可以。因为我对物化同样很喜欢。在大学期间学习这门课自我感觉良好，考试成绩也好。当时我们年级（四个专业）一共有180多名学生，期中考试及格的只有六、七个，我考了九十几分。物理化学就是用物理学原理方法来解决化学问题，因为《高分子物理》涉及大量物理化学概念（比如熵，熵与微观有序性的关系）和方法，比较抽象，我愿意用自然界和我们生活中鲜活的实例来讲明理论问题。我用长型软体虫（如蚯蚓）的运动描述大分子的分子运动；讲到液晶微粒的取向有序时，我比作学生在听课时所有同学都要面向讲台，而不能像赶集市那样你朝东我向西他面南取杂乱无章的朝向；在讲大分子处于玻璃化温度时的链段运动状态时，我形容其正如唐诗所说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我觉得，通过自己的讲解让学生听懂十分抽象、很难理解、甚至有点玄妙的概念，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作为教师很需要的一种能力。

化学课注重数学推导

陈：我们注意到，您讲化学课，注重数学推导，即使遇到数学基础较差的班级，您都不回避，还注重介绍一些学术上的争议和各种观点。您为什么要在化学类的课程中讲数学推导？如果学生数学基础差听不懂怎么办？

胡：上世纪50—60年代，很多人认为化学就是一个记忆学科，就和学外语一样主要靠背功。随着知识的长进，我慢慢摈弃了这种看法，认识到，化学的很多东西可以用物理原理来解释，涉及到定量问题最终都落实到物理模型和数学推导上。因此我认为在高分子物理等课程中增加数学推导对加强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很有帮助的，学生再不会把化学看成是知识领域中的孤岛。我国著名化学家、吉林大学的唐敖庆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并不为他人看好。后来他去了Columbia大学，首先学数学，然后学物理，最后再回过头来学化学。回国后成为我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和量子化学领域国际知名科学家，在高分子统计力学方面也很有建树。他的数学水平很高，有人说完全可以和数学二级教授的水平相比。这也证明数学对化学的重要性。我对他很崇敬，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学术水平很高，值得我学习，也希望我的学生向他学习。

初中时，喜欢读文学和汉语（当时语文是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课的），想在文学方面发展。后来的许多事情让我改变了原来的志向。但我内心对文学的那份情感依旧。文革中读到我国一些大师的科学著作（如付鹰的“化学热力学导论”，还有唐有祺、黄子卿等的著作），开始领悟到科学文献中同样有优美的语言。所以我比较注意修炼自己的写作能力，在语言逻辑、精准表达、文字洗练等方面下了些功夫。后来我写论文之类科技文章时自我感觉在语言掌控方面还是比较到位的。所以较好的语言能力对写好科研论文是完全必须的。

中学期间，也比较喜欢数学，成绩较好，化学成绩反倒一般。高中时我就立下志愿，想在数学或物理方面发展，谁知道高考时却被成都工业学院高分子化工系录取了。就在我有点丧气的时后，表哥鼓励我说：现在世界上比较尖端的科技一是原子弹，再就是高分子。要想做点事情，完全看自己功夫下得够不够，我一想也对，高分子学科毕竟是一个前缘学科，我就安下心来去认真学习了。后来觉得从事高分子研究也还是可以。但实际上我的高分子没有物理化学得好，不过也还不错，可能自学能力比较强吧。

总之，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学化学的人不要让人觉得你有明显的短板。高分子里关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内容，确实是从物理化学延伸过来的（如由于在高分子化学和统计力学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国际大师Flory和de Gennes PG，追逆他们的学科渊源，应该分别是物理化学和物理学），和数学结合得很紧密，如果你想真正了解高分子物理中一些方程的来龙去脉，它的物理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包括建立模型有什么假设），如何有物理模型提出它的数学表达式，以及如何推演得到最终的方程。要完成这些工作，就一定要通过数学手段来探寻。至于数学基础比较差的同学，只要讲细一点，反复讲，也还是慢慢能听懂的。

陈：可不可以这样说：数学没学好，高分子物理就学不好？

胡：这是一定的。虽然他有可能应对老师的考试，但是他讲不出其中的道理，是无法更深入学习的，更难在后来的科研中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我吸引了很多学生到高分子学科来

陈：您曾两次当选师德标兵，能否谈谈您和学生的故事？

胡：我对于学生，尤其是一些爱学习的学生是很喜欢的。因为我在成都工学院读书时老师就比较喜欢我，一方面他们对我很严，一方面是心里对我寄予希望。因为就师生关系来讲就是一种学术传承，只要学生优秀、争气，老师就很高兴，还有一部分学生听课有些困难，但我还是要讲，因为总有一定数量的学生能够听懂的。并且我讲课很投入，喜欢在讲课中穿插一些实例，用生活中看得到的东西来说明一些抽象的理论命题，让多数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比如讲粘合剂的粘合强度时，我讲了补鞋的例子，皮鞋磨坏了要补一块上去，不能就只是弄点胶水粘一下。如果这样，可能补了之后没过两天又坏了。这就涉及到一个表面处理的问题。因为只有低表面能的物质往高表面能的物质上粘贴才能够粘上去，表面上有油渍、灰尘等低能物质就会降低粘合强度，不牢固。这就要先把需要粘合的地方擦得很干净，还要用木工挫打磨一下。这第一是清洁表面，第二就是制造创新表面。这样讲学生容易理解，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到后来有学生说是我把他从原来的专业吸引到了高分子学科来。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在择业时可以分流嘛，不能所有人都去搞油田化学。前不久碰到一个我以前的学生，他说现在正在搞我讲过的光导纤维，这个和他原来的专业相去甚远；原来我讲过这方面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就深入到里面去了。我带出的学生愈能干，我就愈高兴。我干过的事情和干不了的事情他们也去干了，而且干得很好，这对我就是一种报答。

2000年以后，我带着研究生开始从事双子表面活性剂研究，做了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在我的授权发明专利中有12项是与双子表面活性剂有关的，在全国我们研制的双子表面活性剂新门类，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了。

我还感觉，现在这些学生和我当年求学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想学一点东西，获取真知。所以我对他们比较耐心。尤其对家境困难或遭遇了不幸的学生，我看到他们就想起了当年自己求学时那些很艰难的日子，于是尽可能地给予他们一些帮助。我付出的并不是太多，但是学生们一直都在心里记着，有的学生出去了好多年，都还经常打电话来问候我，有的还来看望我。

我校的化学学科建设

陈：您作为我校应用化学学科带头人，您还是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精品课程负责人，对应用化学的学科建设做了大量工作，请给我们讲述一下我校化学学科的发展吧。

胡：我校化学学科在八十年代发展得还比较慢，九十年代后引进了一些有才干的人才有了较快发展。

1992年我担任了应用化学教研室主任，我想系里把这个担子交到了我的手上，那是必须要做好的。当时成都科大有老师向我透露了四川省教育厅计划建设首批省级重点学科的信息，希望我努力争取。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赶紧写了一个申报材料上报。不久，成都科大的老领导带了一批专家来南充考察并与南充的校友见面，我在会上发言恳请母校的老领导、老教授能支持我们的学科建设，这话我说得很直白。后来为这个事情我又到成都科技大学去了一次，寻求那些老先生的支持。另一方面我校在应用化学学科建设方面也有了相当基础，取得了一些成果。就这样，1992年我校应用化学二级学科申报成功为省级重点学科，这也是西南石油大学第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到了1995年申报博士点的时候，我已没当教研室主任了。第一次申报没有成功，第二次申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做点贡献，主动承担了博士点的申报工作，取得成功。

关于我校的化学学科发展，我想与成都科技大学（原成都工学的院）作一个对比，可能会得到一些启示。我是从成都科大来的，成都科大六七十年代的状态和我们八九十年代差不多，但是文革一结束他们就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我觉得有两个做法是很可取的：第一是他们关注上层的动向，重视中央和省的相关信息，抓住机遇；第二是延揽了一批有学识的人才，文革当中，从北京大学出来的一些毕业生，后来很多都到了成都科大，并且有所作为；成都科大还利用更名的机会聘请中科院的知名学者（华罗庚、杨乐、张广厚等）到学校讲学，聘请一些外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

我个人认为我校没必要和周边的高校如川大、成都科大去攀比，而是要和石油领域的高校去竞争，要利用周边学校的力量充实发展自己，因为本校的应用化学是与石油工程联系紧密，但它的学科背景却是化学和化工，正好川大和科大在这方面有较强的实力。

我们设立的应用化学专业，原来基本上是属于工程类型的，我觉得可以在理科方面也做些事，搞点探索。进入21世纪，引进了一些化学理科的研究人才，学术研究有了一些成果，这样我们的工程学科也更有底气，现在我们的应用化学比成都科大发展还要好一点。

【本文已经胡星琪教授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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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 西南石油大学官网

编辑 | 王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