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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十个全国第一,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

2018-03-01 文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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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黄金时代已谢幕,这座城市注定要为它的保守付出代价》,这篇文章以互联网创业在上海的遭遇来评判上海人及上海的保守、倒退,不是没有代表性,判断作者应该是老上海,否则写不出那么深层的感悟,作者熟知上海一路走来的变迁,上海在三十年代既是中外冒险家的乐园,又是生活在西装旗袍的小资情调,既有租界洋文化的气息,又有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上海早年经济上走在全国前列更是吓你一大跳,如果要为作者背书不仿讲几个上海的故事。


故事一:将时间再推到1980年10月,《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上海全国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十个全国第一是:


一、工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产值之大,居全国各省市第一;

二、出口总产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本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

三、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居全国第一;

四、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各省市平均数1.5倍以上,居全国第一;

五、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为全国平均数的4倍,居全国第一;

六、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

七、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生产水平之高,居全国第一;

八、能源有效利用率,高于全国平均28%的水平,居全国第一;

九、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

十、输送技术力量,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106万人,居全国第一。


五个全国“倒数第一”是: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每人拥有道路面积仅1.57平方米,全国倒数第一;

二、人均城市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报纸那么大),为全国倒数第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人均居住面积,为全国倒数第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忆当时好像正值全国十六个沿海城市工作会议,不少省市不给上海原材料了,市长只能带了自行车缝纫机到各省去采购原材料。当年上海只有一仟万人啊,可见当年贡献之大地位之高。


故事二:将时间推前到1992年,早些时候1987年7月中国大陆第一个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新闻透视》开播后孫澤敏、顏迪明二位資深编导组织了8集的人物采访,题目是《上海人话改革》,采访对象都是活跃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且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由李培红、孙伟搭档担任主持人,8集采访片每集篇头语中采用了我的一段话:广州人拿了鸡毛当令箭,上海人有了令箭当鸡毛,还要自己再研究,我后来在《上海电视》封二上看到孙泽敏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日本NHK专门播出了追踪《新闻透视》轨迹的40分钟专题片中对《上海人话改革中“拿了鸡毛当令箭”的篇头语不会翻译,那时我在26年前对上海人的评价,可见上海人的保守谨慎是上海人的思维文化基因而一以贯之。


再说故事三:我在上海市第十届政协专题会上,听主要领导讲:广东的领导和他讲,外资喜欢到你上海来,因为外资讲,上海人讲法制,讲规矩,广东吃亏啊!一分为二讲,过于谨慎,创新就受阻。


再说故事四:在上海市第十一届政协专题会上,主要领讲不就是大家说的上海政府能力强,企业就弱嘛。这个所谓“上海的优势”恰恰就是上海的软肋,别说上海国企冲进国际市场,就是走出上海本地也很少。


再说说故事五:当初上海证券交易所行政上归上海市政府管,监管有上海人民银行承担,因此上海的上市公司数量一统天下,而当年的小渔村深圳现在的上市公司包括A股市场港股市场美股市场其时值已大大超越上海,上海天天讲国企改革(因为上海本以国企为主),什么混改?什么并购?多年以来上海国企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之一,保住上海人自己人在上市公司的位子,没有向外畅开的心怀,不肯引进“外人”,也就与创新型企业无缘了。


上海的黄金时代已谢幕,这座城市注定要为它的保守付出代价


今天你去问一个刚毕业的人,如果要从事互联网行业你会选择去哪个城市打拼?他一定会首选北京深圳,原因他也许自己也说不上来,可能只是因为他的同学们——其他打工者也会这么选。


今天你去问一个互联网创业者,你会首选在哪个城市创业?他也不会首选上海,因为风投家们都扎堆在北京组饭局,那里才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试验场。


而BAT这种级别的公司,和上海从来没关系。


几年前上海的大领导就让下面反思,为什么阿里没有来上海。现在几年过去了,啥也没反思出来,倒是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去杭州工作了——上海人为了工作去别的城市当硬盘,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连香港的banker们都跑了不少人去了杭州,上海人再不敢说什么“西湖是上海人的后花园”这种陈年大话了。




据说当年支付宝找建行合作,上海几个支行都不太愿意接手,现在这些支行来自支付宝的存款能占所有存款的一半,跪舔还来不及——这很好诠释了什么叫当年爱理不理,如今高攀不起。浙江海宁原来是的口号是:接沪融杭,前年改成融杭接沪,一字之差,一叶知秋。影响力是时间和质量的累积,等人家都成型了,你再要争取,当然不容易了。


曾经上海是妥妥的互联网第一梯队:先有全中国最高调,最烧钱的亿唐,然后是电商先驱的易趣。论内容输出平台,谁能比榕树下要早?论游戏吸金利器,80后男生谁没买过九城和盛大的点卡?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除了查餐馆(大众点评)和叫外卖(饿了吗)以外,你还在用几个上海本土互联网公司的服务?连携程我都很少用了,直接上官网买机票更省心。


上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掉队的?


要知道上海的位置得天独厚,本不缺资源和人才,为什么跟过去十年来的历次互联网风口好像一直都不对付?


就连风投都普遍不喜欢投上海的公司,认为没有发展性。曾经火热的互联网企业只要是上海的,总是没几年活头,举而不坚,坚而不久,势头消沉得特别快。要知道当年上海的易迅是可以PK 京东的,上海原来的新蛋、丁丁地图、百姓网,都像被下了降头一样,没一家做大的。


但凡有一点做大苗头的上海互联网企业,也总是逃不出被人兼并的命运:本来上海出了个土豆,结果创始人自己闹离婚作死,最后被优酷收购。大众点评本该是上海本土最有希望的互联网公司,结果被美团合并,管理层出局。易迅被京东收购,德佑被链家收购,安居客被58收购,一号店被京东收了。



等自己的种子选手全倒下了,上海政府意识到不对劲了,终于开始推动互联网了,然后整个思路居然还是做好服务。这个反应太迟钝也太晚了。因为上海长期没有互联网大公司大平台的存在,因而难以获得人才集聚效应,没有人才聚集就没有活跃的氛围,不信你自己去发几个招聘广告就知道在上海创业有多难了。


现在互联网跑马圈地都差不多了,各种共享经济就是烧钱打仗,马太效应。中国的城市间竞争不是闹着玩的,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上海在互联网方面只会与北京深圳乃至杭州越差越大,已经没有了赶超的希望。


很多人自我安慰说上海靠的是金融贸易制造业,互联网只是很小一个Sector,这其实是格局和眼界不够才会有的看法。互联网和水、电一样已经成为全球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因为丧失了先机,所以也就丧失了其后一系列的新事物落地和爆发的可能性。一轮10年的机遇损失,影响可能会持续整整一代人。错过这波互联网红利可以说是上海近年战略发展上的重大失误。


这口锅到底应该谁来背?


简单的说,这口锅和上海的金融机构、上海的头头脑脑、以及每一个上海老百姓都有关系。三者结合到一起,给外人的印象就是这座城市相当缺乏企业家精神和互联网基因。


上海金融机构有牌照的1500多家,全国第一多,本外币存款十几万亿,上交所,人行双总部,各大银行总部或者地区总部扎堆。但是在如此的金融加持之下,新兴企业在上海依然很难拿到融资。


现在互联网创业和十年前那种车库文化早就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拼钱的游戏。


idea谁都有,你能想得到的东西别人也都能想到,做法步骤没有质的区别,所以一开始起跑线谁也不会差对方多少,关键就看谁弹药充足,钱够烧,看谁先拿到融资,看谁先用低价打名气抢人头,看谁先发动兼并大战。上海的金融机构对新兴企业如此保守,年轻企业家们一开局手里弹药就比别人少,怎么和人家拼?



当年有好多互联网草根企业都跑去浙江落户了,当地政府提供各种税费土地等的支持。如果同样规模的公司跑上海来,上海眼皮估计都不会翻一下。当年的张江和漕河泾都是荒的不能再荒的农田,才会拿来做所谓创新基地。现在真的有点名气以后,要再吸收新的初创公司又把门槛提的很高。上海这个地方从上到下,只会正眼看待“已经是个人物”的人,对于“尚未证明自己”的人,充满了无限的警惕。


樱桃好吃树难栽。风霜雪雨的风险又不想承担,怕脏,怕事儿,只想等着摘果子,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起步阶段没有深圳那么risk taking,发展阶段又没有杭州那种扶持,最后的结果就是留给更有背景和政策的北京资本摘了果子。没被北京同业竞争者收购的,结局基本都是投靠了腾讯系或者阿里系。


前段时间有篇文章《上海金融业大幅萎缩》,里边有组数据,截至10月底,上海各项存款余额112100亿,较去年底的110511亿,只有1.4%的增幅;而全国同等口径的增幅是8.3%。也就是说,钱不往上海去了,上海吸引资金的能力在大幅萎缩。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很显然上海人轻松地玩钱生钱的日子快要过去了。上海是金融之都,没有钱玩了当然要焦虑。


过去的成功也可以成为一种负担


不可否认上海90年代引入外资总部经济是一场巨大的成功。


外资在铁幕外足足等了几十年,憋足了一股劲快速涌入,这波资金直接引爆了上海经济的起飞,再加上国家在当时放松了对上海的税收上缴义务,上海财政终于有钱进行基建升级,这才有了徐匡迪时代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力波啤酒在2000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电视广告歌叫《喜欢上海的理由》,给上海人黄金般的90年代做了个里程碑式的总结,当时几乎所有上海人都会唱这个歌。


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本土民营经济还很弱鸡,基本上都以初级加工品为主,苏南浙江的乡镇企业只能做做炒瓜子和塑料脸盆,传说中的牛仔裤换飞机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而当时进入上海的外资都是通用,大众这种公司,一来就是一条先进生产线,产值把民营小虾米爆成渣。上海人骨子里二三十年代留下的买办血液被瞬间激活,立刻把这波红利啃了下来。



因为这轮大发展的记忆实在太过深刻,以至于外资和总部经济深深的刻入到了这座城市的记忆里,严重影响了其后的发展路线。上海人上到政府官员,下到街坊大叔,对外资往往充满了无限的敬仰,而对民营经济留下的印象就一直停留在村炮和土鳖的阶段。这种偏见造成了整个城市的买办文化和高级打工仔文化成为主流价值观。


上海的国际化其实就是买办文化。过去上海的名校学生以进世界五百强为目标(当时500强基本可以和外资划等号),在五百强里打工的人都觉得有面子。哪怕是国企个个都觉得土。没想到现在风水轮流转,最有成长性的反倒成了中国本土企业。


前几天问了一家荷兰500强上海办公室的人,他们居然到现在工资还停留在6,7年前的水平。中国本土互联网公司现在已经开到多少钱?没概念的上网去搜一下,吓死你。那些一毕业就进外企的,现在也就过个中产日子,基本都卡在玻璃天花板进退不得,一把年纪了还要天天看大老板的脸色,和那些身家过亿的BAT早期员工同龄人的差距早已是几辈子也追不上了。


更为夸张的是前段时间有篇文章《上海金融业大幅萎缩》,里边有组数据,截至10月底,上海各项存款余额112100亿,较去年底的110511亿,只有1.4%的增幅;而全国同等口径的增幅是8.3%。也就是说,钱不往上海去了,上海吸引资金的能力在大幅萎缩。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很显然上海人轻松地玩钱生钱的日子快要过去了。上海是金融之都,没有钱玩了当然只会更焦虑。


拜错师傅学香港


董建华说得一口老派上海话,比90%的上海人说的好听的多。因为香港上流社会中的上海籍政商人士和上海的特殊历史渊源,这群人一直以来是上海市政府的座上宾。也因为两个城市有共同的西方殖民地背景,导致上海的管理层在90年代的时候直接借鉴了香港的许多城市发展经验。


这些经验在当时看来是先进的,但现在随着香港自身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回头看这些发展思路,其局限性其实给上海埋下了不少祸根。


香港给上海上的最坏一课就是房地产经济。


董建华后来自己就掉到这个大坑里到今天也没爬出来。当然房价这个问题其他城市也不能幸免,但因为其他城市除了房价以外的成本并不高,所以房价造成的营商成本尚可接受。上海则不然,各方面成本高企,房价再翻上几番,那中小企业基本就没活路了。


香港自己现在就为此所困,如果你很久没去香港的话,你再去会发现很多老字号现在都找不到了,因为房租太贵,所以每天都在不断的关张。沿街能活下来的都是那些高附加值的金店化妆品店,以及满街的房产中介。老字号尚且如此,普通年轻人要创业搞点小餐饮什么就更没戏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怨念,成天搞事。如果能像大陆现在这样,互联网提供这么多新的机会和可能,我想香港年轻人也不至于戾气爆棚。


上海学香港学错的第二课是精细化管理,直接后果就是上海开一个企业,合规成本太多。精细化管理其实是好的,能带来更好的城市管理水平。但错就错在时机不对,上海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还远远没到能承担的起精细化管理的时候——要知道精细化管理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成本。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讲究野蛮生长,先污染,再治理,先擦边,再洗白,太规矩是做不成事的。像马云这种人,在杭州他可以胆大包天搞出支付宝,如果在上海,大概老早就被经侦抓起来了——几十个亿沉淀在支付宝里是闹着玩的?赶快给我研究合不合规,赶快给我关掉。广东那边就更是了,为了留住大户什么都可以谈,连劳动法可以商量。这在上海不可想象,所以需要容忍踩线的行业,上海都发展不起来。


过度谨慎同样也让香港错失阿里,几年前阿里ipo的时候首选香港,结果一群腐儒跳出来说AB股不符合香港公司治理传统,最后马云去了纽约敲钟。香港政府后来终于反应过来了我操我干吗要和钱过不去,终于同意双股权了,但黄花菜都凉了。这种鸡掰气质决定了香港是搞不出互联网的,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把港科大那帮人吸走,自己的数码港最后只能沦为一个房地产项目。



上海拒绝外来人


2018年1月4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发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提出,到2035年,上海市要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规划同时要求,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其首位城市的人口也会越多。一亿多人口的日本,其最大城市东京都市圈有3700 万人口。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应该至少按照5000 万人口来规划,才能够把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由于创新及经济发展有很强的聚集效应,世界上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中心都集中在少数几个都会区。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人口规模优势,往往体现在对本国或本区域最具人口吸附作用的中心城市的经济活跃度上。年轻人要到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6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9.70万人。如果到2035年把上海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这意味着只比2016年末增加不超过81万人。如果从 2016年到2035年这19年时间里,上海常住人口增加不超过81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增加不超过4.3万人。这样,上海能吸收多少外来的年轻人口?过去几年上海的互联网创业活力不如北京和深圳的重要原因, 是年轻人口流入远远不如北京和深圳。


有人担心,如果上海不控制人口,会导致入学难、就医难和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实际上,大城市病的根源,不是城市人口太多,而是城市规划不足。如果按照5000万人口规模来规划,入学问题、就医问题和交通问题会比现在好得多。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有利于环境和公共交通的高效利用,只要规划充足,大城市病完全可以解决。东京、纽约的中心地区的人口密度和规模都不亚于上海,但这些城市很好地解决了城市的交通和环境问题。如果未来人口按照2500万规划,道路、地铁、学校和医院等设施将严重供给不足。即使严控外来人口,由于大城市拥有比中小城市更优质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资源,不少外地人还是想方设法要到上海来就医和上学,这将导致更严重的入学难、就医难和交通拥堵。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城市规划中的人口目标只是个预测数据,而不是“控制目标”,不会采取“将人口数量控制在XX万人”这样的表述。控制大城市人口是犯了限制生育一样的错误。人不仅是城市的负担,更是城市的贡献者,而且平均意义上贡献要大于负担,否则人口更多的城市不可能更发达。


自2016年底以来,武汉、西安、长沙等二线城市上演“抢人大战”,对大学毕业生落户设定零门槛,并在购房、就业和创业等各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正如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城市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口的争夺战。”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三十年间萎缩了33%。特别是,从2015到2025年十年间,21到25岁的年轻人口将萎缩36%。可预见的是,年轻人口将越来越稀缺,“抢人大战”有望愈演愈烈。如果上海仍然坚持控制人口的政策,那么,随着二线城市崛起,上海在未来城市竞争中的优势将不断弱化。


屌丝完胜体面


到了21世纪,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但上海的创新能力,不要说与北京有距离,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上海提出要建立创新中心,但在我看来,上海搞创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为海派文化只欣赏高大上,而鄙视屌丝。但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屌丝阶层,十个野心勃勃的屌丝,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创新。


上海自以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个城市非常规范、整齐划一,反而缺乏一种真正的创新能力。北京看起来有点乱,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适度的混乱才有创新,过度的规范只能守成。我发现,无论是高大上的海归,还是国内的屌丝,凡是想过太平日子的规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欢折腾的不安分人都想来北京,于是上海变得越来越规矩,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创力。


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特点成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却又似曾相识。之前引起舆论很大轰动的复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案,其实背后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机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很强,而且模仿的都是国外最高大上的。什么时尚的元素都具备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现方式,再加上中国的素材,唯独缺乏的,是自己的独家创意。


根深蒂固的打工文化


BAT起家玩的是偏门,恰恰上海人是最不愿意玩偏门的一群人。上海普通老百姓相比北京,其实不是很待见互联网企业,这其实是个导致出不来互联网独角兽非常重要的因素——人都是有社交压力的,当你的父母,你的同龄人都反对你瞎折腾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扛住不受到一点影响。


几个年轻人合伙搞个皮包公司,中老年人感觉就是吃青春饭,胡闹。还有一个数据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最多20%,在2013年之前上海市为22%,这多出来的2%是中央特批的,没办法,老龄化太严重了,上海早在1992年就出现了户籍人口负增长,至今已经25年,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20年。


这样的城市更多的已经是让老人把持着话语权!


上海人对于高大上的工作环境有极强的偏爱。上海人讲究的是大平台当买办,就像《围城》里相亲的张小姐那一家一样,用着洋货,过上有腔调的生活,讲求的是一个生活的品质。这是一个城市的基因,就跟一个人的性格一样,很难去改变。我记得最夸张的一个例子是几年前开心网还活着的时候,那时候上面流行各种话题投票,我记得有一个上海本地的投票是,如果可以在环球金融中心(当时上海最好的写字楼之一)工作,但是每个月少1000元工资,你愿意吗?我看了觉得这也太可笑了,这还能有人愿意?点开发现居然有几千人点了愿意。



在我毕业的那几年,一份所谓的好工作,指的有且仅有陆家嘴的高楼大厦里的各大金融机构,或者静安寺、淮海中路附近的咨询、律所、奢侈品巨头、快销巨头。再不济混个四大,方便以后跳槽。连进政府做公务员都自觉低人一等,你互联网是什么鬼?跟一群屌丝混一起,想想就丢人。张江那么远,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荒芜之地,鬼才去的地方。


十年前,复旦出来的人,去商业银行都是差的。你们别看现在复旦系的基金经理数量全国第二,掌控的金额全国第一,新财富排名什么blabla的,当年去中资的都是二流货色,经院和管院最好的学生都被GS掳走了,刚毕业起薪就快小一百万港币了,下面还有一堆麦肯锡什么的追着要我,我为什么要像去开宝箱一样的互联网行业?


所以出不了BAT那种大型互联网公司上海人民根本无所谓,也不捉急,过得开开心心,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对于互联网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上海这个城市最一流的人才都被外企和垄断国企刮的一干二净,你能在市面上看到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还招个屁呢?


阿里巴巴创业的时候,十几个人挤在小区一套房子里,换了上海这么高的机会成本,有几个人才能够坚持下去?当年蔡崇信放弃了百万美金年薪跑到阿里巴巴跟马云混,年薪只有600美金。上海人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了,所以活该人家今天发大财。


年轻人进取心严重不足


外地人看到这里可以不用看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下面的内容是写给上海本地男小为的。


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上海人都要在评论区骂我了,先别急着反驳我。我自己就是上海人,所以我非常了解上海这代年轻人在想什么。所以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一个事实:


有句刚句,我们上海年轻一代确实就是进取心不足,而且我们极其贪图安逸。


上海人基础都比较好,年轻人普遍也不爱干大事,最好能找一份轻松,有点面子的活。客观点说就是想当高端打工仔。


上海人平时交谈最多的事,不是外地人怎么怎么不好,而是你家房子什么时候动迁?


前不久我刚回国一次,当时我在机场用叫了一辆车。在车上,这位司机朋友就和我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当谈到国内经济发展和孩子教育现状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家里之前因为拆迁的原因分到了七套房,所以,他并不苛求孩子能有很好的成绩。他笑呵呵地说:“我儿子就算考最后一名也没关系,因为家里的钱够我们家花一辈子的了。我现在开车拉客也是为了体验新事物,打发时间。”


所以说,上海现在不是需要外地人来沪,而是离不开了,已经懒惰习惯了。虽然这么说很不礼貌,我身边的上海人的想法基本是:外地人可以来上海,但是帮我们把累活干了,人才不要来抢我们的工作。


饿了么大概是上海少有的现在还算拿得出手的一个互联网公司,他们CEO也是上海人,交大的。他对上海人的评价如下: “上海人不行的,互联网行业就没有上海公司做得好的。上海人,想赢怕输,喜欢守着自己的自留地,没有搏性、没有赌性、没有狼性!”


除掉狼性这个词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不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挺确切的。上海整座城市的气质就是这样,精致而又现实,慵懒又胆怯。顺便说一句,饿了吗这个公司一点都不像上海人办的企业,据说他们里面的上海人背后都当他们老板神经病。


上海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吃喝玩乐有重的迷恋,而对上进心过重,事业心很重的的人评价非常低。上海话里有一个字是形容吃相难看的奋斗逼的,这个字是“要”。千万别被这个字挂钩上,一旦挂上了,那你本地社交圈瞬间就崩坏了。这字在别的地方也许是中性词,但在我们大上海绝对是个贬义词。


相反,如果你努力往“要”的反面走,那你就会被赞誉为有腔调,有个性,总之肯定是褒奖你的。比如那个阿大葱油饼就很反应上海人的观念:五点下班,不管排队多少人,人不稀罕你那几个钱。关键是涅节一定要过的瑟瑟一一,这是最重要的。


年轻人缺乏进取精神,安于现状和他们的上一辈人有很大关系。上海的上一辈老人被体制化的特别厉害,导致上海人大部份普通人遵纪守法的占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多,不爱来事,小心谨慎,亦步亦趋,讲究和家人在一起随遇而安,平淡过一生。到了我们这一代的观念就变成只想当标准模范员工,但当不了也不敢想,去做一个腥风血雨杀出来的老板。


有点钱的上海家庭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上海历史遗留人才都来和欧美外企有关系,习惯了那种压力和氛围工作,根本无法接受初创互联网式的鸡血工作方式。最向往的工作一定是事少离家近的,钱多不多是次要的。百姓网的创始人是河南理科状元。据说是娶了上海弄堂女后也开始喜欢小资生活了,后来就没声音了。现在进入上海的外地人也学上海的样子追求小资情调,喝喝咖啡,泡泡女人,这样自然是不可能有创业氛围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活的太精细是个很奢侈的事情。现在这个年代想赚大钱都要拿命搏。过度的守成思想和既得利益的稳定 使得上海很难有那种草根拼命自己创出份天的土壤。就算出的苗子也很难长成参天大树,持久力也不够,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局面。


我们父辈这代就快要要推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接班没有呢?


作者:谢兴荣  天使投资人,上海交大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上海九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福卡智库首席专业研究员、上海财务学会副会长、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副理事长、上海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员、上海市第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高级会计师、原万国证券董事、黄浦营业部经理、交易总监,君安证券董事、副总裁,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国泰君安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国联安基金督察长

来源:兴荣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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