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变迁史”：从农村到城市 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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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春运，都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
2018年春节假期结束，短短七天时间，全国共有超过4亿人次出行。他们或返乡探亲、或出门旅游。而在春运全部40天时间里，全国有近30亿人次出行。
什么是春运？
春运就是：
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
他乡容不下灵魂，
故乡安放不了肉身，
肉体与灵魂之间相互交织便有了春运！
从1949年到2016年，中国人口增加了8亿多人，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4%增加到57.35%，从农村到城市，从人口暴增到老龄化难题，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的流动究竟又蕴含了怎样的经济逻辑？
近70年中国人口增加8亿多人
从1949年到2016年，中国的总人口从5.4亿变成了13.8亿，近70年时间里，人口总数增加了8亿多人，增长了一倍多，人口主要的增长时期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达到了25%左右，七十年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达到了15%左右。
男性总人口数量一致高于女性，2016年，男性人口已经超过女性人口3300多万，而这也成为中国人口现状正在面临众多挑战中的一个。
2016年，广东省作为人口第一大省，总人口数达到将近1.1亿，山东、河南两个人口大省的人口数量也都超过了9000万，四川、江苏、河北、湖南和安徽，总人口数也都超过了6000万。
注：
年末总人口指当年12月31日24时的人口总数，为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数。
年末总人口不同于年末常住人口，年末常住人口数指每年12月31日24时的人口数。
年度统计的全国人口总数内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
从农村到城市：城镇化率从10.64%到57.35%
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的过程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镇化使得中国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1995年前后，中国再次加速城镇化进程，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
人口结构：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危机！
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暴增，中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但是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从上图清晰看到，中国0-14岁人口占比逐年降低，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逐年增加。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10.8%。
根据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2000年以来，人口分布发生了哪些变化？
上图为2000年至2016年，各省（或直辖市）总人口新增总数情况。
2000-2016年，16年间在人口大省中，广东省新增了2300多万人，同样的人口大省山东省新增了949万人，浙江省新增了910多万人，河北省新增了近800万人，而河南省仅新增了44万人，四川省新增人口则为负数。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来，新增人口为负的四川省和贵州省，主要是2010年以前的新增人口为负，而最近五年时间，四川省平均每年新增40多万人，贵州省平均每年新增17万多人。
东北地区则情况刚好相反。近五年时间，东北三省新增人口“急转直下”，2016年三省的新增人口均为负数，黑龙江省连续三年新增人口为负数，辽宁省连续两年新增人口为负数，吉林省2016年当年人口总数较上一年减少了20万。
中国人口流动趋势：广东吸引力最强 河南人最爱外出
以2015年为例，根据百度地图发布的《中国故乡大数据分析报告》，2015年人口流入最多的五个省份（或直辖市）为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和上海。
广东主要吸引了中南部城市的人口。广西、湖南流向广东的人口占比高达43%，其次是江西、湖北和四川。
浙江主要吸引了中部城市的人群，安徽、江西、河南占比高达总流入人口的50%，其次是贵州、湖北和四川。
江苏省的流入人口来源地中，由于距离较近，安徽占比高达30%，与河南占比之和高达总流入人口的48%，其次是山东、湖北和四川。
北京市的流入人口来源地中，由于距离因素，河北占比高达27%，与河南占比之和高达总流入人口的40%，其次是山东、山西、安徽和黑龙江。
上海市的流入人口来源地中，安徽、江苏占比之和高达总流入人口的41%，其次是河南、江西和山东。
人口输出大省排名中，河南省排名第一，其次安徽紧随其后，第三是湖南省。与各省流入人口排名情况对比，人口输出分布主要集中在内陆城市。
河南省因其人口、地理和经济因素，成为人口输出大省冠军。其输出目的地主要是浙江、广东、江苏、北京和上海。主要是经济发达城市为主，其次输出到山东省的人口也不少。
安徽出乎意料地排到了人口输出大省的第二名，其输出的人口主要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和北京。
居于人口输出大省第三名的湖南，对广东绝对是真爱，有高达63%的人口均流向了广东。其次是浙江、江苏等。
江西的流出人口去向地，主要是广东和浙江，其总和高达63%。其次是福建、上海和江苏。值得一提的是，江西人在北京比例虽然只有2%，但在内陆城市中是一个较高的比例了。
四川的流出人口去向地，主要是广东、浙江、重庆、福建和江苏等沿海发达城市。其次与云南的交流也较密切。
人口整体流动趋势主要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南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省份，人口流出地区主要是内地中西部户籍人口较多，但经济较不发达的省份。
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迁移了？
最近二三十年，人往城里跑都是主旋律，但愿意跑的人正在下滑，分水岭就在2014年左右。
2009-2011年是人潮汹涌的年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到了2014年之后，流动人口开始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下滑的数据或许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准备定居了，不打算再四处折腾了。
人口迁移分散化趋势明显
根据智谷趋势分析，2009-2014年，中国有13个城市人口净增超过100万，人口流动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
而2011-2016年，人口净增超过100万的城市下滑到5个，人口净增在25万至100万之间的增加到28个，有一些迅速上升为人口大城，比如石家庄、长沙、杭州，有一些则逐渐淡出，比如东莞、佛山、厦门。
人口迁移，经济发展是一方面因素，即人口流入地区大部分也都是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而人口与房产也存在着联系。关于房产，业界有一句话的经典秘笈：短期看政策、中期看供需、长期看人口。
人口与土地供应和开发等数据，结合在一起是影响房产供给的重要考量。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硬实力包括基本资源、经济和科技力量，而基本资源里，人口是其一，从人口要素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人口形势并不乐观，从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动态比较上看，无论是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还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中国人口实力明显不占优势。
中国在未来面临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加速老龄化等问题。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大国实力的人口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而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
（本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百度地图开发平台）
拓展阅读：
人口之殇：中国城镇化前景十问
文丨王伟 王晨曦 王薇（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转载自国匠城
人口是城镇化存在最基本的要素，也是城镇化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年建国后，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城镇化才进入稳定的发展通道，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今日中国国力兴盛的四梁八柱。人口学家王丰曾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正在成为中国新常态特征集中的一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则让我们似乎听到一种冲锋号角的紧迫。让人不禁深思：中国的人口，到底怎么了？
此文，源于笔者对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与思索，触动于近日国务院参事仇保兴理事长关于“中国城镇化率65%到顶，‘逆城市化’现苗头”的醒言。在我国人口规模依然处于可观水平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这包括人口年龄结构、流动结构、地域结构、从业结构等等，在此，笔者尝试结合一组小小的数据去看看城镇化视角下几个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与挑战，以及由此所“居安思危”的中国城镇化前景十问，与大家共同碰撞、共同思考。
一、“头重脚轻”的系统风险
人口金字塔是按人口年龄和性别表示人口分布的特种塔状条形图，是形象地表示某一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的图形，是城市规划进行人口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可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
增长型：塔顶尖、塔底宽。
稳定型：塔顶、塔底宽度基本一致，在塔尖处才逐渐收缩。
缩减型：塔顶宽，塔底窄。
笔者基于1982、1990、2000、2010年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的人口年林结构进行分析，可以明晰的看出我们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从成长型向缩减型转变。1982年的老年人口占比为4.9%，2000年上升至7.1%，2010年进一步上升达到8.9%。相反，少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82年的35.9%不断下降，至2010年只有18%。根据1965年联合国规定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正在变得进一步明显和棘手。
图 1982-2010人口普查中的人口金字塔
1982、1990、2000、2010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数据来源：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而改革开发30年成就的取得，我们国家的崛起是伴随着人口金字塔的重心上移中实现的，是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三代人的付出密切相关。如果以两个百年目标为节点，见下表，可以清楚的看出，2021和2049的他们将由财富生产的创造者，变为财富养老的需求者，这背后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对国家财富供-需体系升级切换的重大挑战。说的通俗一些，就是让更少的劳动者养活更多的退休者，对我们国家的财富生产效率和效益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何产业转型如此之重要。
表1 两个百年目标与代际人口身份转变
下图是一份来源于网络的从1982至2050年中国人口金字塔的动态变化，这种老龄化、少子化两端趋势的日益明显，是关系到一个社会系稳定运转、与一个国家战略安全的。警醒我们，如果继续再大而化之的谈一个城市的人口，却不对老龄化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关注，我们今天很多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是会出很大问题的。
图2 1982-2050中国人口金字塔动态模拟
二、“未富先老”的地域危机
2010年9月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此相对，我国目前人均寿命的增加却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但2016年中国人均GDP8866美元，排名世界第69位，可谓"未变富先变老"。 当我们把这一宏观特征进一步细化考察，会发现中国不同地域面临这一风险的程度存在结构性差异。2010年底，全国有26个省（区、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其中，辽宁省（10.31%）、江苏省（10.89%）、四川省（10.95%）、安徽省（10.18%）、上海市（10.12%）和重庆市（11.56%）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均超过10%，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而这其中既有深陷转型困境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务工人口输出大省，老龄化的加剧，对这些地区持续地发展敲响警钟。
2010年全国各省老龄化率分级图（%）[由于统计口径限制，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从人口学理论看，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实现世代更替，而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中国目前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6左右(估计值)，比法国和英国还要低许多，远没有达到人口代际更替平衡的2.1这个生育标准。个别地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生育率甚至低于1，导致人口年龄结构更加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当前，东北人口危机正是这种中国代际更替失衡缩影。《中国青年报》一则报道提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东北人口正在加速减少。黑吉辽三省的生育率已低于日本和韩国。超低的出生率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离去，使东北地区出现了更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工厂周边的饭馆不断关闭，医院产科护士也愈发清闲。东北地区的人口危机无疑为全中国拉响了警报。
2010年全国各省人口生育率[生育率是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子女的总数]分级图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三、“双洞效应”的群体分化
我们再将视野缩小至更小的行政单元（地市级），可以发现346个城市中有46个城市自然增长率低于0，占全国地级市的13%，这些城市主要位于东北三省、云南省、湖北省和江苏省。69%的城市自然增长率处于0到1%之间，少数地区的自然增长率较高，主要是广西省、广东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2010年全国地级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分级图（‰）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作为人口变动的两种主要形式，与人口的自然变动相比，机械变动更能反映城市的吸引力（主要是指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此我们分析人口的机械变动，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刻画了城市人口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全国62%的城市属于人口的流出地，这些城市大多集中在我国的中部、西南部和南部。人口流入地大多是北京、天津和东部沿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此外，人口流入地大多被人口流出地包围，可以推测这些人口流入地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在人力资源上的供给，这一现象也有可能加剧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
2010年全国地级市流动人口分级图（人）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综合人口的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描述城市人口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大多数城市位于第四象限，自然增长率为正但属于人口流出地，代表城市如钦州、贺州、重庆和周口。而以荆门市为代表的位于第三象限的城市，自然增长率为负且属于人口流出地，缺乏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发展堪忧。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但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持续的。
流动人口和自然增长率象限图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改革开放近40年，户籍的松动可谓是最大的制度红利之一，其所带来的人口的自由流动 ，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就的重要组成。这种人口流动的积极效应是人力资源要素在地域间的自发配置，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带也带来一系列今天我们所讲的与人口相关的“城市病”。
这背后是中国城镇体系面临的二元分化挑战——流出地面临着丧失劳动力优势的“空洞”风险，而流入地则面临着人口不断注入的“黑洞”压力。“双洞”效应，将中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凸显出来，在这其中，“人口的选择性争夺”正在成为新常态，正如陆铭老师在近期“北上广深在筛选它们想要的人?”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为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运行埋下风险，因为当一个地区如果适龄劳动人口持续下降，老龄化严重，其经济增长往往会变慢。经济持续不振的后果就是，人口将持续外流，互为因果，循环累积，不断恶化。所以，如果站在京津冀实现真正一体化的立场看，北京的人口疏解应是“量质并举，共生共赢”的，而不单单是非首都核心功能那么简单。
四、“人本经济”的命运抉择
2014年夏季达沃斯开幕式李克强总理致辞：“试想中国有13亿人，其中有8-9亿劳动力，如果他们都动起来，投入创业和创新、创造，这将是多么巨大的力量”。这个致辞令人印象深刻。说明城市经济活力与人口资源息息相关，在此对两者关系做一些简单的组合分析。首先，将城市人口自然变动和经济发展进行组合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城市位于第四象限，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但是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代表城市如玉树、贺州、钦州。人均GDP处于第一阶梯的城市往往自然增长率不高，这些地区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如鄂尔多斯、阿拉善盟。位于第三象限的城市，如湖北省荆门市，人均GDP低于平均水平且人口自然增长为负，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此类城市值得高度关注。
人均GDP和自然增长率象限图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其次，将人口机械变动和城市经济发展进行组合分析，发现中国大多数城市位于第三象限，即人均GDP低于平均水平且属于人口流出地，代表性城市，如河南省周口市。与之相反，人均GDP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基本上属于人口流入地，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但存在大量人口流入，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断注入，为城市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可见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力资本的流入成正相关性。
人均GDP和流动人口象限图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今天，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城市前景如何，就去大街上看看年轻人的数量，就去看看一座城市小学生的数量，如果这两个数量是在增长的，那就说明这座城市是有活力与吸附能力的。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预测中国将有一批城市在2025年前后进入衰落期。面对中国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区域性城市群的萎缩，他建议要作好充分的准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来应对城市发展、扩张和增长管理，也应对城市衰退或人口迁出。他同时强调：“城市进入衰落期的事实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衰老的无知。”
五、中国城镇化前景十问
“头重脚轻”的系统风险、“未富先老”的地域危机、“双洞效应”的群体分化、“人本经济”的命运抉择犹如已然敲响的警钟，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基于远见的学科，更加需要去认真聆听与洞察探析。有规划实务经验的人都知道，人口规模是城乡规划工作的重要组成，也是一系列工作展开的基础依据。在此，提出如下十问，与大家共思：
I.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顶”在哪里？
II.中国人口城镇化从异地城镇化主导向就地城镇化主导转变的拐点在何时出现？
III.中国人口从后发地区向发达地区、从乡到城的流向逆转会何时出现？稳态格局会呈现何种特征？
IV.老龄化的城市中国如何实现地域间财富的协同创造与共享？
V.未富先老的地域如何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尤其是困境中的东北三省该如何振兴？
VI.面对“双洞效应”的体系分化，如何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政策引导干预，实现大中小城市城镇协调发展？
VII.从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到城市总体规划再到乡村规划，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种种结构性变化？
VIII.面向萎缩型城市与面向城市群形态的城乡规划如何编制？
IX.传统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理论与方法应该做出哪些调整与创新？大数据在其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X.基于人口规模预测的土地利用、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需求-供给线性预测逻辑，应作出哪些改变创新，才能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人口情景，做到集约、高效、公平、包容、绿色？
文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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