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要烧的钱从哪里来？贸易战我现在最怕的是一知半解的专家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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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代社会最烧钱的事情莫过于战争。一架作战飞机数亿人民币，一艘航母造价高达数百亿。一场仗下来，动辄上万亿美元消耗。我们期盼和平，更要深刻懂战争。2018年3月17日，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共同举办对话。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发表演讲，讲解国防金融知识。在演讲中，陈志武教授讲解了中国历史上的国防金融安排，并举了左宗棠和袁世凯的例子，论证国防金融的重要性。拿破仑战争中，英国之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争债券的发行。本文一共11000字，阅读需要12分钟。
陈志武
华人著名经济学家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现代国家的兴起离不开金融。在比较中国与美国的国力时，我们常常忽视美国的金融市场帮助美国政府和军队调配资源的巨大潜力。因此研究大国战略和大国崛起，需要尽量加一些金融的视角。可以说，现代国家的兴起过程就是一部金融发展史，无论是革命还是国防，无论是大战小战，都离不开钱、离不开融资。因此，国防金融必须成为中国崛起和中国实现大国战略的核心内容。
国防金融的社会基础
什么是金融？为什么要有金融？实际上，真正的金融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社会为基础的。如果私有财产可以随时侵犯，金融产品便成为浪费时间、财力的多余产品。
金融是在私有制社会中，私有财产不可以侵犯，每个人拥有自由权利的前提框架之下，金融市场提供的一些工具。即在大家权利平等之下，通过自愿、自发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不认同很多人花大量时间去磨合交易来配置一个社会的资源的话，当然计划经济短期内的效率可以更高，因为由计委统一的配置国防和经济、企业、私人的资源更简单。
正因为这一点，是不是要有一个分开的国防金融市场？比如只有国有银行，包括国开行才可以参与。如果如此，没必要谈金融这回事。计划经济时期，人民银行只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连货币都是多余的，这样一来都由计委统一调配即可。之所以有国防金融的话题，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人的私有财产也是不能够被随意调配、征收的。
此外，要对货币金融和证券类的金融进行区分。从周朝开始，中国人的货币经验就和皇帝的国家治理连得很紧。而证券金融，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人尚未接触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货币金融、货币政策更简单，而我们了解为什么国防金融，不管是过去没有出现还是以后怎么发展，更多是在证券类的、大众市场金融方面的发展与延伸。相当程度上来说，财政和货币金融两者关系非常紧密，但是财政和证券类的金融则不然。
国防金融为什么重要？
我们都知道，现代的军队不管是航母还是一般的作战机、轰炸机，都是非常贵的。现在一艘航母可能会8、90亿美元，500多亿人民币，按照现在中国正式的国防开支来算，一年的预算中也买不了多少艘航母。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怎样用有限的国防开支尽量做更多的事？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是通过分期付款，二是通过租赁的安排，可以把1万亿的国防开支在一年中做成20万亿或者是50万亿的事情。道理很简单，要是短期内能够通过50年期限的贷款，把80亿美元的航母成本可以分摊到未来50年分别去支付的话，一年的1万亿或者多少万亿的经费可以做很多艘航母和其他的开支。
还有一个办法，不一定自己去买这些，可以通过银行的租赁公司，还有市场化的其他租赁公司，由他们帮你买下来。可能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去打伊拉克的时候雇佣了一些民营企业？美国的私人公司帮他们去打仗，因为打仗的经费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安排，未来很多年分期付款，毕竟并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战争开支。但这有一个前提，不能每年总是在打仗，未来一两百年，如果年年有很多战争开支的话，金融手段大概也无法解决。
金融手段的有用之处还是在于解决年有余月不足的问题。也许50年里经费够开支了，但是50年也许会有5年、10年会有高额的战争开支。这样一来，怎么渡过5年的挑战就变成了金融市场可以专门解决的问题，只要不是未来50年年年都有很高的开支，通过金融手段来摊平短期一年或者几年的开支，就可以发挥比较好的作用。
有两个选择，如果完全由政府来管制金融体系，实际还不如回到原来的由计委加上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来调配。因为如果政府管制，发展不好、自身承受冲击能力不强的话，金融体系没有办法真正起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效果，所以到最后金融体系的强和弱是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我以前写过的文章也谈到，真正判断什么时候中国是现代化历程走完了，就是看哪一天中国本国的资本市场进入市场，可以完全开放，而且能力也很强，因为这就标志着方方面面的制度机制都已经到位了，法院也很可靠、很公正了，执法机构也靠得住了，这样一来契约权益，不管涉及到跨期信用交易还是其他，我们都不用担心了。
现在短期来看，不同的部委、地方政府，对于还不起债的机构，喜欢通过刚性兑付，大家都皆大欢喜。但是刚性兑付越多，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度，金融体系对风险定价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因为本来如果投资者赔钱了，以后买别的债券和资产时就会更认真，先搞清楚有没有这个能力，像今天承诺的一样去支付钱。如果有政府在每次亏损时看到要赔钱了就通过刚性兑付，比如通过国开行接过单子的话，慢慢投资者也不在乎了。如此一来，整个金融体系的能力就不断退化，离了政府的信用，政府行政权利的干预之外，没有办法自身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金融安排
关注这个话题是想从钱的角度，从战争融资、国家融资的角度重新梳理一下一般教科书对中国过去不同朝代的历史介绍。不管是今天中国的学者还是以前的知识分子，都会有一个很强的偏好，研究历史的时候都喜欢做一些高大上的话题，朝廷里怎么政变、内斗，或者谁有多强的革命热情。这些人有了想法去建立新的朝代，或者是要把这个朝代做得很好。至于钱从哪里来，融资从哪里来，以往历史学者关注的不是很多。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结果，让我们对现代国家兴起背后的金融基础的了解比较少。因为史学家觉得钱的话题太拿不上台面，没有那么高大上，这样一来就让历史的经历中金融的经历，经济融资方面应该学到的东西被忽视很多。
国防金融，除了保险等具体涉及到军人个人方面的话题，在整个军队和国家的金融或者融资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常规性的融资能力、融资需要。二是应急。就好像做企业，发生突发事件时使得开支在短期内上升很多，是不是有工具帮你摊平。
常规融资主要是和征税能力有非常大的关系。下面重点通过两个具体案例理解这个问题。人民币最早在解放区就开始发行，但不是很多，也不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的。不管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国际金融市场由于与战争，尤其是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沾边，不太能发挥其功能。在国内，一方面中国的外汇资金要走出去，必须要管制。以后融资风险怎么样在更大范围内通过更多人参与、交易来更好的分摊，还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些恰恰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融资能力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中国的资金不能走出去，国外的资金也不能随便进来，意味着中国本国，不管是国防还是其他所有的风险都是由中国老百姓百分之百承担的。打开之后的好处是，不管中国可以像美国一样，无论遇到经济危机或其他危机，可以在全球范围之内让大家都来承受。
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不能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银行现在没有办法承受开放以后带来的挑战。比如在2015年年底、2016年初，为了不让人民币快速贬值，为了堵住资金外逃，把门都关了，把香港、伦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一夜之间就卡死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这样的话，国际投资者、投机者的交易会使得人民币一下承受不了。
左宗棠西征的故事
从左宗棠西征成功的故事可以看到，如果有比较好的战争融资手段，可以把军饷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使得整个军队的军心可以被稳住。尤其是原来冷兵器时期，离开了军心就没有办法去打仗了。
具体来说，1866年时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去镇压回民起义。他接受挑战以后，很快平息了回民起义。他当时面对的军费挑战很大。大概在1868年，他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其中谈到了起初是一年可以拨两月满饷给士兵，后来一年拨一月满饷，到如今是一个月的满饷都没有办法发到百分之百。可想而知，军心高涨还是低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把回民起义平息以后，接下来被授命继续西进收复新疆。他大概做了一个预算，每年需要800万两银子的军费开支，问题是继续西征的钱从哪里来？
第一个解决的办法，过去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普遍靠平时积累一些财政盈余。但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清朝的中国财政收入比起同期的西方国家是要低很多的。按照人均税负来看，最近这些年西方和国内的一些历史学者对不同国家在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分别做了估算，1650年到1699年，中国人均税负是7两银子一年。到了19世纪上半期中国是3.4两银子，英国的人均税负是303两银子。如果把中国和同期的西班牙、法国做一个对比，18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均一年缴税大概是66.4两银子，西班牙人是63.1两银子。
这是最近这些年很多史学家争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当初专治国家实际征税能力要比民主国家低很多，觉得很奇怪，当初英国人想要制约王权，就是为了减轻英国人民的税务负担，保护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实际上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人的税负，尤其是跟同期的法国人相比，上升的非常快。以至于到了18世纪后半期，英国人每个人一年交的税务负担大概是同期法国人的3倍。和中国相比，那就更多了。
现在大家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名义上说清王朝的皇帝有无限的征税权，但实际上每年只能从每个人收到几两银子？人均税务负担除以每个人一天的平均收入的话，大概收上来的税负相当于普通人多少天的收入？中国在18世纪末期是1.3天的日收入，到了19世纪上半期，1.23天的收入就够交朝廷的税收。但是在同期的英国，18世纪后期英国人均税负相当于他们12.6天的日收入，到了19世纪上半期，是17.2天的日收入。
从这些来看，当时的清朝，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问题不大。一旦发生战争，特别是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清王朝是没办法承受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清朝自从把明朝打下去以后，基本上一直到太平天国，将近20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打过大的战争，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都是很少的，鸦片战争也就是短短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不管是白莲教的起义，还是其他的，都是非常局部、非常短暂的战争。到了太平天国，涉及到的省将近10个，持续的时间是15年，所以太平天国给清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融资挑战，到最后把清王朝给拖下来也不奇怪。
回到左宗棠的挑战。因为靠财政盈余积累下来的资金为西征提供经费的支持很难，特别是他去西征的时候，清王朝花了15年时间应对太平军，所以清朝正式的财政等方方面面都已经耗干了。第二种融资途径对于当初的左宗棠来说就是靠卖官。
清朝到太平天国之前一直问题不是很大。根据一些估算，很多时候清朝战争开支大概有30%是靠卖官位得到的收入来补贴。但是到了太平天国期间，这个就很难了。
比如太平天国之后，1867年，当时湖南的巡抚刘崐非常愤怒，因为太平天国之前的规则是由户部统一掌握。各个省要靠卖官得到收入的话，界限比较明确。湖南要卖官位在湖南卖，不能越界，不能湖南跑到湖北，或者是湖北跑到安徽，但是在太平天国期间开始就乱了。刘崐就抱怨，皖军怎么跑到长沙去卖官。安徽就不干，因为安徽有钱人承受的负担太重，所以安徽本地卖官还不够。但左宗棠当时在甘肃、陕西、山东也设立了很多捐局去卖官位，后来发现融资量对他西征作为军费来说实在没有办法。
清朝主要的融资安排是协饷制度。就是有钱的省、穷的省，包括没有战争的省，把他们的钱拿过来去支持处于战争之中的省。但是协饷制度有一方面让左宗棠很头痛，就是协饷的经费什么时候来总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是比较早到了，有的时候是好多个月，甚至拖一两年都没有办法到。对于当时的军队老板来说，什么时候钱来才可以给士兵发工资。如果不能够做到正常按时的发工资，士兵愿意帮你卖命的程度可想而知。
后来左宗棠得到的根本帮助是来自胡雪岩。因为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上海的金融市场已经比较发达了，有汇丰银行等等这些央行。从1874年开始，左宗棠主要是通过胡雪岩的帮助，从汇丰银行借了很多的钱，加在一起大概借了2千多万两银子，带来的好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提前把未来不确定的收入拿到手，按时按额给士兵发军饷，等到以后协饷经费到来了，再给银行去还。这样就把开支的不确定性、波动性给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有了这些借款，左宗棠可以停止卖官。但是出资的一方要承受一些波动性风险，而金融机构就是帮助你平滑收支的流动波动的程度，所以带来的好处很大。
总的来讲，因为文化的原因，今天金融在中国的接受度还不是完全到位。为什么清末的时候皇帝、大臣没有办法？这也与儒家文化对市场的排斥有很大关系。
▲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
袁世凯的故事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并没有马上去南京真正接任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而是去了英国和法国借钱。因为他知道，革命胜利了很好，但是钱从哪里来？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税收来源大概不到清朝政府的1/3，但是开支比清朝政府要多很多。孙中山去了一趟欧洲，1911年12月回到上海。下船以后记者就问他：“大总统，你这次到欧洲找钱怎么样？”孙中山说：“我空着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革命精神。”他回到上海，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大概有20多万民军等着把欠他们的军饷给他们，同时给他们另外一些补贴，把他们给打发回去，但半天都得不到，就开始在南京举行抗议。孙中山很清楚，如果临时大政府找不到钱，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很有可能要垮掉。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一般的历史书里不会从融资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在1912年2月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一般说是因为袁世凯有其他的阴谋，但实际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袁世凯能够找到钱，而孙中山找不到钱。
前不久和一个在香港的朋友讲这个事，他说怪不得去年上半年他在香港参加一次拍卖，让他很不高兴的一个事是国父孙中山亲笔写的“博爱”的字2万元港币，还不到2万人民币。他一想，孙中山亲手写的“博爱”这两个字那么珍贵，怎么才2万块钱。坐在他旁边的朋友跟他说，你不用着急，因为当初为了革命，从1900年之前一直到1911年，孙中山到香港、夏威夷、旧金山、欧洲到处融资，写了很多“博爱”，所以是不是他亲笔写的，连专门仿造古迹的各种艺术品的人都不愿意仿造，因为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在乎哪个是亲自写的，哪个是假的，不值什么钱。
到1911年底，孙中山已经把他个人的信用耗干了，在1911年底跑到欧洲去借钱融资，没有人愿意给他投资了，所以回到国内。但是袁世凯没有这个问题，1912年，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以后，当年就从不同的国际银行做了5次借款，让南京政府不至于垮掉，而且把民军都打发回去。尤其是到了1913年，我们统称为“善后大借款”，总共借了2500万英镑，期限47年，年息5%，其中前10年不需要还本金，只需要支付5%的利息就可以了。这个融资对中华民国活下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为什么国防金融过去没有？
为什么国防金融的问题对现代国家来说，从十七世纪开始就越来越重要？过去的朝代，战争融资、国防融资的问题也重要。但是总的来讲，冷兵器时代融资的挑战也有，但是在数量级上和热兵器时代对战争融资带来的影响是完全无法比的。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兴起，实际和现代财政国家的兴起是一回事。
现代战争的兴起，是跟现代财政国家的兴起划等号的。之所以现在财政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财政融资的能力越来越重要，一个是和福利国家的兴起有关系，跟政府福利越来越多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甚至于在早期的时候更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热兵器带来的影响。现代军火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对于战争的打法和常备军要有多少，民军要有多少，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简单说，一个是热兵器价格非常贵，就像我们说到的航母，一艘就可以达到80亿美元。当初的火炮，越来越复杂的火炮兴起时，价格可能没有像现在的航母这么贵，但是相对于梭镖和长矛来说，越来越复杂的火炮价格肯定是高的。我作为外行了解一些文献，防御设施相对于冷兵器时期来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来是简单的碉堡，搞一些石头、砖头就差不多了，一般的长矛打不过来。但是越来越厉害的火炮出来以后，一轰炸，早期的防御设施就不行了。到了16、17世纪，所谓意大利的要塞（traceitalienne）就必须越来越坚实、庞大，花的钱和工程时间必须多很多。工程兵也是因热兵器而兴起。
再就是常备军的必要性，比原来冷兵器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根本性变化。不管是唐朝还是宋朝，他们面对的农民起义军，武器不对称的程度不高，但是热兵器时代就完全不一样。这样一来，逼着政府要花更多的钱去按照新的方式训练常备军，经费就大大增加了。
在热兵器慢慢进入西欧军队早期时，1550年前后，英国的正规军大概是66000人，到了1700年以后上升到19万人。法国军人增长幅度更大，1550年左右大概只有5.7万人正规军，1780年上升到26万。
前面提到从16世纪晚期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人均税负从最初的45两银子上升到19世纪末期的344两银子，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所以英国政府需要征的税越来越多。法国也经历了很多税负负担的增长，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上面这个图蓝色反映的是奥特曼帝国人均税务负担，基本上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期变化不是太多，但是西欧国家的人均税负一直在上升。当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从战争融资的角度，发现军队越来越广泛使用热兵器，由此产生了军队的变化，要求他们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另外一方面，财政税收是常规的建立军队的经费来源，但是金融市场更多的是要解决突发、应急的开支带来的挑战。
上图把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法国国债利率和英国的政府国债利率放在一起来看，大致上法国政府公债利率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平均下来在6.5%左右，同期的英国政府国债利率大概是4%。从融资能力、金融市场发达的程度也决定了英国和法国长达200多年的竞争竞赛中，英国的融资能力更强，债务融资的量和成本、价格更有优势。这些方面对于英国海军从18世纪后期一直到19世纪中期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关键的。
下图反映的就是海军军舰的容量，上面的线是英国的，1775年开始一直到1815年。下面反映的是法国、西班牙等等其他西欧国家的海军实力对比。
税收能力很强，再加上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也很强，这两方面英国的优势对于光荣革命之后，特别是18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到一战的开始，英国的实力毫无疑问是在欧洲国家中排第一，有非常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下图反映的是从1700年光荣革命十几年以后，英国银行成立以后，让英国有了国债。把每年英国国债的余额除以当年以GMP，类似于GDP。
国债余额在拿破仑时期达到了顶峰，相当于英国当时GDP的2.6倍。1826年左右英国议会通过一个法案，要求英国政府以后每年可以有财政盈余，不能有财政赤字，必须每年想办法还掉国债。那时候开始，英国的国债余额相对GDP的水平一直下降，到什么时候达到了最低点？恰恰在1914之前，就是一战之前，在我们认为大英帝国正式结束的时候，也是英国国债余额最低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一八二几年、一八三几年，那时候是英国国债欠债相对最多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负债多和少本身并不真正代表实力的强和弱。如果非要解读，实际上融资能力强，使得融资量相对于GDP来说很多，恰恰是要反过来看，代表他在那个时候的实力实际是很强，而不是很弱。
热兵器时代打破清朝格局
为什么中国从太平天国以后，以前觉得军阀割据的局面在中国近代怎么形成，为什么清政府那么傻，各个督抚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1911年以后，一直到1928年之前，各个省都有自己的军阀，为什么会出现失控的局面？
当然可以说那时候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都太无能了，但这样下结论有点太简单了。因为热兵器从太平天国开始，李鸿章知道洋枪洋炮是唯一的选择，必须往这个方向做。从曾国藩到当时的湘军还是其他统帅，都没有办法适应。清政府原来融资能力那么弱，热兵器进来之后，尽管太平天国从李鸿章到其他的官员都知道，必须要学着洋人办新式的军队，但是钱从哪里来？那时候一方面财政能力很差，但是靠金融市场融资方面，除了靠央行提供支持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最后逼着清政府容忍各个省自己看着办。
研究财政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厘金的出现。厘金相当于贸易税，在湖南洞庭湖边上可以设置很多关卡，任何的船运的船从这个关卡路过时要收1%或者10%。这样一来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坏事，之所以从太平天国以后，厘金的制度不仅没有被放弃，而且被不断强化，就是因为各个省要发展自己新的军队需要钱，而政府又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靠厘金。各个省可以发展自己的军队以后，谁可以通过银行融资得到钱，那个省的军队就可以更强，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28年。
从大致的历程上看，新式武器主要是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开始，正式用在中国境内的战场上，先是太平军自己洋枪洋炮比较多。1860年，上海道吴熙和本地官绅花了一些钱雇了一个美国人华尔来组织中国的第一支完全是洋枪洋炮支持的雇佣兵。当初洋枪队都是雇佣印度人，和现在的巴基斯坦、吕宋人等等。1862年在李鸿章的提议下，清政府把洋枪队买过来，归属到淮军里，由李鸿章接管，把名字改为“常胜军”。
从1862年一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结束以后，把常胜军解散，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军人数量一直维持在3千左右，最多的时候有5千人。具体的武器装备，按照现在的标准根本不算什么，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很厉害的，有3门24镑的榴弹炮，18门12镑过山炮，4门32镑榴弹炮。当时常胜军打仗的做法就像现在熟悉的，先是用火炮长时间的轰炸，把对方很多防御摧毁，然后步兵冲上去。
1861年，李鸿章正式接过来之前，常胜军的洋枪队参与了一些和太平军的作战，开始并不是很成功，大概一半胜利一半输掉了。1862年开始，每一次和太平军打仗都胜利，1862年打了14场，1863年继续和当时的军队一起，对太平军构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常胜军对于平息太平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经历对于李鸿章来说影响很大，尽管1864年把常胜军给解散了，后来在1865年李鸿章给皇帝写的奏折里说到，“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枱、鸟枪，而变为洋枪”。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清政府才把李鸿章当初的建议当做一回事，所以重新在天津按照西法编练一支新式的陆军，当时叫做定武军，一共10个营4700多人。1895年的时候，由袁世凯接过来，按照西法找了德国的军官来训练当时的军队，很快扩展到7千人。
1896年清政府要求各个省开始编练新军，但是五年之后的1901年，跟八国联军作战的时候，原来各个督抚下面培养的新军根本是不管用的，因为和八国联军作战根本不行。1903年开始，一直到1904年，清政府决定继续花更大的力气。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全国一共要编练三十六镇新军，而且把军队的结构做很大的调整，但是到后来，一直到1907年，大概四年以后，真正练成的新军只有十六镇，十六个混成协。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训练和能力方方面面是最好的，由他的六个镇分别管直隶、山东和东北一些省。我这里想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各个省尽管当时得到皇帝的指令，要去编排、训练新军，但并不是每一个省都做到了、做成了。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看哪个省愿意，能够从外国银行借到钱。1902年至1907年，袁世凯为了编练新军六镇，花了很多经费。根据现在的历史估算，每一个镇的开支大概是260万两银子，所以六个镇一年要1560万两银子。这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清朝整个财政税收一年是8千万到9千万两银子，将近1/4的钱供六个镇，还有10个分别在其他省的镇的开支加在一起。
清朝到最后因为新式武器的到来，改变了军队的结构。军队的开支，不管是武器还是人员的开支，清朝的融资能力和财政能力没办法跟上，这两方面的矛盾构成了后来不仅仅是整个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做下去，各个省的督军分别自己玩自己的，如果能够融到钱实力就更强，融不到钱就不行。
这方面袁世凯比其他的督军要好多了，他和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的关系非常好。到了1911年底、1912年初的时候，孙中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位给袁世凯。所以从开支的数目来看，热兵器时代来到中国以后，对于过去的体制来说形成的挑战很大，暂时没有办法适应过来。
以1905年作为例子，当时通过中央政府的拨款，还有其他的税款收入可以给袁世凯的六个镇大概提供899万两银子的支持。其他的钱主要是通过发公债，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在省政府层面、督军层面发的第一笔公债，在那之前主要是户部去发行债务。
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用外债编练新军
辛亥革命第一炮在武昌起义开始，武昌那边是张之洞编制的湖北常备军。之所以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时能够培养起来新军，也是因为张之洞用了借外债的路，主要是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在1907年的时候借了188万两银子，在这之前还有其他的这方面的开支。清政府允许各个省建立自己的新军，不管是通过厘金还是通过借外债等其他方式得到资金，各个省的自由度很大，造成了清朝垮台之前各个地方督军实力很悬殊的结局。
下面以张作霖和阎锡山的对比来看看在军阀混战的1916-1927年之间，谁怎么样用金融产生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张作霖的实力远远比山西的阎锡山的实力强很多，至少一部分原因是跟融资手段的不同有很大关系。
因为本来山西、奉天在地理位置、物理环境上的收入，两个省之前应该是差不多。但是阎锡山在山西除了财政以外，补充性融资的办法主要是靠超发货币。超发货币能够带来的融资帮助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借的债务是47年才还完。因为多发货币马上就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等于让当地人无形中帮助阎锡山增加军费开支的支持。
张作霖是通过三四十年、五十几年的长期债来融资，张作霖的做法把压力分摊到未来50年来分别去承受，而阎锡山的做法是把额外的融资压力当下就让你感受到，百分之百的现在付完。这样一来就不太奇怪，在那个时期，山西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很多，反过来对于阎锡山的新军扩张构成了很大的约束。但是张作霖不是这样，由此带来的结果，到1922年的时候，山西阎锡山和奉天张作霖的实力对比，阎锡山有士兵2万人，火炮56架，机关枪大概是36挺。张作霖士兵5万人，火炮75架，机关枪110挺，这个是更管用的，当时机关枪像核武器一样的。之所以有差别，就是因为和融资手段不同有非常大的关系。
1927年军阀混战结束时，张作霖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统帅，阎锡山慢慢就削弱了，在具体打仗过程中，1920年奉天和皖军作战，1922、1924年奉天和直隶做了几次，最后在各个军阀中，张作霖明显具有优势。
上述案例是想说明一点：热兵器进入人类社会之后，先是影响了西方国家的财政融资压力，也迫使他们去发展金融市场。到了19世纪和中国接触，还有其他地方继续扩张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另外是热兵器进入中国以后，对于清朝后来乱了阵脚起了根本的作用，但是在观念上，金融市场的使用和发展上，并没有跟上来，至少没有那么快跟上来，对于后来清朝的结局，甚至于对北洋军阀时期的格局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如何判断美国的国力？
从这些金融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理解判断美国今天的实力，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实际上，和英国比，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国债宏观负债水平并不是那么高，现在联邦政府的国债余额大概是GDP的1倍左右，英国在19世纪初期时达到了GDP的2.6倍负债余额，如果以那个作为参照点，美国还有1倍的联邦政府融资潜力可以用上。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政府融资容量很不一样，从金融专业的角度来讲，有几方面因素会决定一个国家的融资能力、潜力有多大，做到多大时不会出现危机。
一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债券市场是不是非常发达，尤其是债券市场参与者能够接收的债券期限有多长，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像原来民国和清朝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借贷市场超过六个月就被看成是长期债，当然今天在中国也可以发行50年甚至上百年的债券，也不是问题，也还是有人买的。但是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除了向洋行借40几年、50年的债以外，在本土，自己的借贷市场要借这么久期限的债务不可能。如果市场能够接受的债务期限都是很短，这对于国家和企业的融资能力、融资能量的约束就会很大。
但相对来说，在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可以发行没有期限的永续债，我在耶鲁的同事收藏了很多荷兰地方政府在17世纪发行的债券，这是没有期限的，现在只要拿那些债券的票据、权证到荷兰的政府每年付利息，他们现在还是付的。如果信用这么好的话，债务融资的容量就可以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债务融资空间、容量是很不一样的。
总而言之，金融对现代国家的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于应急战争开支。金融市场能够提供的支持是不能低估的，不管是从经济发展、企业融资还是从家庭解决金融需要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防，尤其是应急战争融资的角度来看，金融市场是非常关键的。金融在历史上，至少从宋代开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热兵器时代之后，作用更大。从这些角度来看，至少我认为美国的资本市场那么发达的条件之下，不管是印太战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还是从其他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低估美国可以继续发展的潜力，至少从金融角度来看的潜力。
文章来源 | 大国策智库
龙永图：贸易战我现在最怕的是一知半解的专家过度解读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成为热点话题，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
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贸易战”这个词“太过戏剧化”，特朗普实际上只是发起了一个贸易政策行动。
3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CCG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高端论坛上，龙永图表示，自己并不赞成用“贸易战”这个词。
“实际上我们看一看特朗普这个行动，无非是他首先发起了一个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行动，我情愿用一个trade policy（贸易政策）来讲。特朗普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那么我们中国当然也做了回应。”
龙永图指出，虽然600亿美元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中国平均每年出口超过2万亿美元，600亿美元的占比很小。
“而且并不是说这600亿美元都要泡汤，无非是交点关税，说老实话这是一个市场行为。比如江主任跟我买一辆汽车，10万美元，现在的关税是10%，到了江主任手上11万美元。如果江主任真正想要买这辆汽车，我们先把价格降到8万美元，再征40%的关税也不就是11.2万美元。我们搞贸易的知道这里面真的还是一个市场行为，贸易本身就是一个交易，就是一个妥协，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
龙永图说，中国入市后打过很多反倾销、反补贴战，但是世界贸易依旧在发展。而真正危险的是“贸易战”这一表述引起股市大跌，“人心惶惶，市场惊慌”。
他表示，“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一些一知半解的专家”过度解读，而目前需要的是理智、准确的解读，让市场平稳下来。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认同龙永图的观点，认为中美之间不会发生贸易战，出现的是“贸易摩擦”。
孙永福称，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是现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是美国丧失就业的根本原因；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以贸易逆差为由威胁加征关税只是一个借口。因此“通过谈判其实是可以来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的，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据特朗普3月22日签署的备忘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之后15天公布商品清单，涵盖1300种产品。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将就相关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中国。此外，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内拿出对中资投资美国科技领域设限的方案。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表示，由于“贸易战”将给双方带来损失，作为商人的特朗普“其实应该理解发生所谓的贸易战会产生的后果”。因此对特朗普来说，这次表态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作秀，以便与中国进行谈判。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时殷弘认为，贸易战的威胁并不像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么严重。
但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和为下一届总统大选做准备，六个月或者一年之后，特朗普可能会再次敲响贸易战警钟。
时殷弘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竞争已经存在了20多年，两国在过去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放松贸易壁垒等方面做得不够。
“有人说贸易是双赢的，可是你会发现这种双赢的关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零和游戏，不管是经济还是战略的角度，都存在一定的零和因素，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会是一个波状的趋势。”
对于如何应对目前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局势，CCG在周二的会谈中发布了10条建议，包括加强对美国民众的宣传，阐明中美贸易赤字在全球化分工下的本质；扩大对美国商品进口，降低汽车、手机、奢侈品等非关乎国计民生产品的关税，增加对美的能源产品、农产品等进口，以让利国内消费者，同时消减中美贸易差额。
建议还提出积极促成中美跨境电商协议的达成，利用电商为中美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就业以及优惠产品的红利。
从长远角度看，建议提议中国把握机会寻求加入TPP，推动WTO、RECP等多边贸易体系的进展，寻求更多的力量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同时利用WTO贸易规则，对美国违反WTO规则的做法进行上诉。
龙永图：中美贸易谈判的回旋余地有多大
《财经》记者 江玮/文 袁雪/编辑
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表达出一种冷静的认识。事实上，他不赞同“贸易战”的说法。在他看来，贸易是交流、对话、谈判、妥协的过程，特朗普有权利对中国发起贸易政策行动，中国也做出了回应。
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将削减贸易赤字作为他的优先事项。按照美方公布的数字，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760亿美元。特朗普提出要求，要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如此涉及具体数字的削减赤字要求在贸易谈判中并不多见。
“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是可以逐渐减少的。”龙永图说。他同时指出，削减贸易逆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采取行政化的方法或者强硬的贸易政策措施将欲速则不达。
面对当前将特朗普的贸易战视为洪水猛兽的舆论氛围，龙永图还提醒，不应把这一次强硬的贸易措施，看成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不然我们今后就没有做工作的余地了，而且会使全世界感到中国的崛起就是对世界的威胁，特别是对美国的威胁”。
《财经》：您如何判断目前的形势？在特朗普签署对华301调查的总统备忘录之后，对“贸易战”的担忧立刻涌现出来，但在数日内，又出现了中美双方已经开始谈判的消息。
龙永图：我长期从事国际贸易谈判，我不太喜欢“贸易战”这个词。贸易本身就是一种交流、一种对话、一种谈判、一种妥协，而且谈判大部分的结果都是以妥协而告终。所以我们不要把当前的经贸关系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过分戏剧化，轻易使用“贸易战”这样的词。
这样的用词可能使老百姓困惑，使产业界人士感到担忧，给资本市场带来恐慌，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资本市场的冲击以及产业界一些投资决策的冲击，也许比贸易本身还大。
用国际贸易行业的话来讲，美国是采取了一些贸易政策行动，包括贸易补救措施，或者是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保护其国内的产业。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因为他们觉得贸易不公平。这不是打贸易战，是启动一次贸易谈判，我认为这样更加准确一点。判断这一次贸易行动所带来的冲击恐怕为之尚早，因为还需要看很多具体的措施内容。
而当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采取贸易措施，当事国家一般来说要采取反制措施，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反应是很有节制的，说明我们想为今后一系列的贸易谈判留下更大的谈判空间。这是在贸易谈判中需要掌握的非常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这样重大的国际经贸问题时，要特别慎重。
有一种说法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一定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一定会落入到所谓“陷阱”当中去。我觉得现在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美国对中国整体的看法，我认为还没有最后形成，对特朗普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也还没有形成共识。不要把这一次强硬的贸易措施，看成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判断对我们很重要。也许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不能完全这样看，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我们一直在做美国的工作，一直在向全世界说，中国的崛起不是对世界的威胁，也不是对美国的威胁。这样一个观点，今后还要花大力气讲清楚。这样我们才可能不把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措施，看成是美国整体战略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一个比较慎重的态度，不然我们今后就没有做工作的余地了，而且会使全世界感到中国的崛起就是对世界的威胁，特别是对美国的威胁。
不要因为一次贸易纠纷就动摇了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动摇，在很多问题上就会做出误判。
《财经》：具体来说，商务部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发布了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大部分为农业产品。在针对301调查的反制措施中，停止进口美国大豆也有很大呼声。作为回应，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龙永图：美国最敏感的领域就是农业领域。当时我们在入世谈判时最困难的也是农业，美国要求我们为美国的农产品开放市场。现在如果要让美国感到比较痛，就要打它的农业市场，对它的农产品进口增加关税，使它的农产品出口比较困难。但我们不到不得已，不会这样做。还是尽力把双方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
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当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比较单纯的情况下，关税是比较重要的武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关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当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了1995年1月1日改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因为世界贸易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关税的领域。
特朗普没有看到全球贸易发展的整体形势，还在用关税这样的老武器。他提出高关税后反应最强烈的是美国消费者。美国45个零售和消费业协会，联合给特朗普写信反对提高关税，其中包括科技、农业消费者协会，也包括很多公司，比如Google、IBM、沃尔玛。如果特朗普对这些产业征收高关税，这些产品在美国的价格一下会增长很多，真正受到伤害的是美国消费者。
以往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最为积极的是美国国会，总统比较收敛一点；但这次美国很多国会议员也站出来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措施，这是美国政治上出现的重要变化。
这说明特朗普选错了武器来进行这样一场贸易谈判或者是舆论上讲的贸易战，这个武器更多是伤害自己而不是伤害对方。所以现在不需要中国采取非常强的反制措施，我认为谈判和回旋的余地很大。
如果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站在我们这边，由他们向政府施压，这是最简便的办法，是谈判当中最有利的形势。如果对方的企业全部站在政府一边，我们就比较麻烦。例如，入世谈判比较难的领域包括电影、音像产业，因为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制造商都站在政府一边。我们在北京谈判的时候，好莱坞一大帮生产电影还有音像制品的老板们全住在国贸饭店，和他们的谈判代表沟通。
还有一点，在中国生产的很多产品中，零部件是从很多国家进口的，包括美国。美国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会着急。如果对中国的最终产品征收高关税，中国在进口零部件时也要加同样的关税，才能够保持生产成本的平衡。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从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来看，美国的消费者和中国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会站在我们这边，这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财经》：特朗普把减少贸易赤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贸易赤字并不一定都是坏事，他对减少贸易赤字是否太过纠结？
龙永图：我们希望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看待贸易赤字问题。我们长期的观点是，一般来说，世界上凡是有贸易赤字的国家，产业都比较强大，国家比较富裕，人均消费水平比较高，所以对于全球消费品从最高档到最低档都有需求。
实际上，就国际贸易理论而言，国际贸易最大的受益者是进口方，而不是出口方。进口方占据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它想买哪个国家的产品、想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入，基本上都掌握在进口方的手上。那些具有强大贸易赤字的国家常常是在国际贸易舞台上最有发言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美国有这样大的贸易赤字，主要是美国长期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结果。再加上美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主导地位，使得美国贸易处在更有利的地位。
现在中美贸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反映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方面。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由于放开了贸易经营权，中国贸易的力量一下突然释放，所以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出口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加。
在出口迅速扩张的情况下，美国作为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贸易井喷的受益者，使得美国中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美国最想推动的农产品出口方面，也能找到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总体上，中美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是很有利的，都是双方需要的。
现在中美贸易逆差从数字上看起来不好看，我也理解。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赤字虽然有历史发展的逻辑、有市场的逻辑，但毕竟两国之间长期如此规模的贸易逆差，确实需要解决。我也赞同中国采取一些措施削减贸易逆差。但这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采取行政化的方法或者强硬的贸易政策措施来解决将欲速则不达。
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是可以逐渐减少的。随着中国收入群体的增加，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庞大，中国对于美国中高端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对美国的进口也会越来越强劲。
此外，中国产业开始升级，对美国中低端产品出口会逐渐减少，被其他新兴国家比如越南、巴基斯坦的出口所代替。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问题是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采取控制的手段。如果美国能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美国的出口就会增加25％－40％。总之，还是有解决办法的，但这需要坐下来商量，大家都要有耐心和真诚的意愿。
《财经》：从贸易的角度出发，目前中美的贸易争端是否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
龙永图：特朗普这个人是做生意的，他对数字特别敏感，提出要让美方减少1000亿美元逆差。很少有哪个国家谈判代表提出来你要减1000亿的贸易逆差，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政府定一个指标，但特朗普就是这样的风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白给美国1000亿美元，是我们要多购买美国1000亿美元的产品。现在中国人消费升级，也很需要美国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在牛肉的问题上，过去谈判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让而现在有所让步的原因，中国现在需要高端消费品。现在我们购买美国的高档消费品，包括牛肉、农产品、机电产品是完全可能的，老百姓有需求。
对贸易纠纷也好，处理贸易逆差也好，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表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度，采取一些具体的开放市场的措施。
中国入世为什么取得很大的成就？一方面是我们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措施是在一个健康的外来压力背景下采取的。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外来压力，有时候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还没有这样的紧迫感。
如果我们把这一场中美或者国际经贸关系出现的一些对中国的压力，转化成改革或者说加快改革的动力，那可能变成一件好事情。各个部门逐渐落实，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中国的市场是在逐步开放的。
（本文首刊于2018年4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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