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降薪背后，一个 “城市金领”职业的“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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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人，一直被认为处于大城市中的“食物链顶层”。而这群在外行人眼里，叱咤CBD的“金领”，如今却跌落神坛。
图片出处：摄图网
这一阵子，有关投行“裁员”、“降薪”的事情火了。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证监会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资本市场监管的趋严，投行业务不再是一项通道业务，对技术含量的要求更高，越来越考验投行从业者的业务能力、风险控制能力。
在这样的趋势下，一场对投行从业人员的“洗牌”悄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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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底。
已经是凌晨一点半， P公司的会议室内，堆满了公司债发行的尽职调查底稿。
此时，对于P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相关的公司债发行申报材料也基本准备就绪。项目现场负责人老A和同事阿J瘫坐在这里，沉默无言。会议室安静地，足以听得到一张纸落到地面上的声音。
就在当天，他们看到了深交所发布的《关于试行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公司债券分类监管的函》，这份文件，让中小房企发行公司债基本成为了不可能。 而老A手上的这个项目，正是属于这份文件所限制的范围内。这意味着，项目可能要黄了。
“老板说啥时候开会商量这个事情？”阿J按捺不住终于发话了。老A没有回答，他还在死死盯着这份“分类监管的函”，逐字逐字地抠，脑海里，不断将函的内容和手上这个项目进行比对。虽然已经读了不下一百遍了。
不知过了多久，老A从文件中回过神来。头搭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说：“先回去，写份报告给老板。”阿J闻声起身，开始收拾电脑，两人一起走出了会议室。
一夜无眠。
经过整个团队的讨论，最后还是决定暂停这个项目。团队领导决定，让老A和阿J撤离项目现场，待进一步评估后再看看。虽然项目不可能每一个都做得成，但是对于老A来说，能做的项目是越来越少。
回程的高铁上，车窗玻璃倒映着老A疲惫的脸庞，上面写满了惆怅。
老A的项目只是在对房企公司发行债券的监管趋严下的一个缩影。澎湃新闻整理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信息显示，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3月6日，房地产行业公司债的申请中，86份房企公司债申请收到交易所反馈，涉及金额22726亿元。其中，仅有5家企业申请获得通过，还从11月25日以后则再没有房企公司债发行获得通过。
发债对于券商来说是“现金牛”业务，随着监管的趋严，对于中小券商来说，因为自身的承揽能力和业务水平有限，好的项目往往很难抢到，越来越多的好项目将集中在大券商手中。老A隐隐约约感觉到，投行业洗牌的日子，越来越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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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
“Z姐，你现在在哪座城市了？”
投行人之间的电话，往往都是以这一句来开头。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中的三分之二时间，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如果看到哪一个“投行民工”整天蹲在自家的办公室里，那肯定不是件好事。因为这代表着行情不好，没项目可做了。
Z姐是老A本科同学，虽然分属于不同券商的投行部，但经常就业务上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老A躺在中部某省的酒店里，前面那个“流产”的公司债项目的心理阴霾还未散去，他就匆匆到了另外一个项目的现场。而这个项目，也是老A所在的团队储备的最后一个项目。
“我在东北呢，一家企业要挂新三板，正在做尽调。”电话那头，伴着Z姐话语的，还有零零碎碎敲打键盘的声音。
“真的假的？你们现在还做新三板？不是开玩笑吧？”老A从床上翻了个身，声调提高了一个八度。显然，他对自己的老姐们儿还在做新三板业务感到有些意外。
老A的意外不是没有道理。2014年-2015年新三板市场火爆，券商大肆扩张招人做新三板业务。而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挂牌要求越来越严格，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在收费却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新三板业务已经不再是来钱“短平快”的“香饽饽”。
在与其他券商的投行同仁聊天时，曾经有人给老A算过一笔账：一个新三板项目，需要一个投行团队出1个注册会计师、1个律师以及一个行业分析师，三个人从入场尽调开始，到申报材料，再到答完反馈，最后到挂牌，顺利的话可能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虽然不见得三个人要一直拴在项目上，但总归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除了性价比越来越低，券商在新三板业务中频繁领罚，做新三板的风险越来越大。据统计，截至2016年的11月，已经有41家券商被先后采取监管措施，合计被采取监管措施次数达到56次。其中，有8家券商被采取监管措施次数在2次以上，其中不乏有大型券商的影子。很多券商团队都是以新三板项目起家，而现在，选择新三板业务时只能越来越谨慎。
“但是，不做新三板又能做啥呢？哪有那么多大项目、好项目做，总不能天天蹲在家里闲着吧？”电话的那头Z姐似乎不再打字了，语气中显示出了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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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之后。
想来想去，老A还是离职了，而且是彻底离开投行圈。
能做的项目都做完了，手里的IPO还刚刚进入前期的上市辅导阶段，短期能见到收益的项目很难找到。明年靠什么吃饭，回到办公室里已经蹲了半个月的老A，也不知道。
没有项目做的很空虚，有项目做的也不好过。让老A决定离开投行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另一位同在投行的女同学小W的消息：29岁的她，因为压力太大、熬夜熬太多，已经绝经两三个月了。
“难道不能坚持一下？虽然短平快的不好做了，沉下心来做一两个IPO，对锻炼自己的能力很有好处！”这一次老A与Z姐的通话，Z姐希望老A能够别急着走，再忍一忍。但老A已经打定了离开这个行业的主意。
事实上，IPO、债券、并购重组等多项投行业务监管都在趋严。到2017年8月18日，2017年证监会共审核338家IPO首发申请，其中46家被否；此外，2017年共有67家终止审查。IPO搁浅的企业占被审和终止合计数的28%，也就是说今年IPO成功率仅仅只有72%。
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8年初，Z姐也离开了，去了东部的某家私募基金。
Z姐离开之后没有多久，关于投行降薪的报道开始出现。某券商被曝出投行人员不足5000元的税后工资，甚至连房贷都还不起。一时间让顶着“金领”光环的投行从业人员备显尴尬。
而这一现象在中小型券商来说，更为明显。IPO做不下来、发债发不出去、通道业务不能做，新三板性价比越来越低，稀缺的好资源也在向大券商集结。主动离职和被裁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离开投行的老A在网上正在浏览着网上关于“投行裁员、降薪”的报道。突然他的手机振动了一下，拿起手机，上面显示的是来自M证券的好友H妹的消息：
“我们项目被否了，你离开投行，是明智的。”
当然，以上这些真实的故事只是这个行业的个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反映了行业的变化。要知道，从来没有“永远赚钱”的职业。“监管大年”中，投行人业务能力所面临的考验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了全球重要的资本市场，投行业务类别、规模与交易复杂度还将进一步丰富和提高，这也将进一步促进国内证券公司投行业务的良性竞争和优胜劣汰。
文字 | 倚岸 De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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