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改革与货币投放
其他
新变化！财政财权与事权再分配，蕴育的机遇与风口！中国经济：闯关与突围
引言：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正经历一场伟大的财政体制改革。
这种改革不仅仅会促进实体经济的更迭，也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规划，更会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你我每个人的命运轨迹。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说货币是血液，那么财政就是这个经济有机体的血管，它们共同组成社会有机体，让资源分布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个角落。
所以，经济的运转调控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的配合。如果你想厘清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我们必须先要厘清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就是中国货币的投放方式。
我们都知道，现在社会上所谓的钱，绝大部分都是信用货币，或者说广义货币的构成大部分都是由基础货币派生出来的信用货币。
而基础货币是整个社会货币的根基。从1985年我国开始有基础货币的统计以来，基础货币的创造与投放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5年-1998年，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是央行给商业银行的再贷款；
第二个阶段：1999年-2014年，基础货币的创造主要依靠外汇占款这个渠道；
第三个阶段：2014年至今，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外汇占款占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开始下降，央行通过MLF/PSL/SLF等多种货币工具投放基础货币。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1998年以前央行的再贷款，当时大的背景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变过程。
只有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源头，才能把控整个社会的经济的走向，把国内经济带入正轨。
在这种大背景下，通过再贷款去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实际上是央行管理信用货币的一个手段。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就是财政包干体制。
1988年以前，甚至包括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机制下，各地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动能、GDP的“保争之下”使中央银行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
1998年之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从此进入到“双顺差”时代（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顺差），从此，央行开启以外汇占款为主的模式进行货币投放。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分税制
在上个世界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纵向跟自己比有很大发展。但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整体实力依旧不强，甚至一些地区的温饱问题都还没解决。
那如何解决改革初期经济效率低下、发展缓慢的问题呢？
高层达成的一致就是解放思想、贯彻物质利益。通过放权让利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经济，所以这个时期财政改革的重点就是“建设财政”和“公共财政”。
大家一起努力把蛋糕做大，而这种放权让利也彻底激活了经济。
在初期，财政的根子在于土地，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之后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全国农村推广普及率达到92%。
这种改革开放从农村逐渐延伸到城市。
几年后的1980年到1987年，个体户、小老板、万元户的大量诞生都是微观的不能在微观的财政改革所带来的个体经济活跃的时代特征。
这就是财政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推动作用。
1994年，中国的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分税制的诞生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新的关系——事权下放、财权上收。
之所以进行分税制，追踪溯源，还是我刚才讲的，当时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财政放权要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只有财政上通过让利放权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改革先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才能再次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力。
分税制就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了。
而分税制的本质，就是事权到地方、财权到中央，形成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
这样中央才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也是中国这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
而地方政府由于财权上交，收入的大头只能依靠土地出让金。
而一旦地方财政吃紧，就得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当地的债务融资。
新时代，新变革
2011年，我国人口刘易斯拐点到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65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开始出现下降，从2011年的74.5%降至2018年的71.8%。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过去我们靠大量劳动力红利去赚取国际外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过去通过中低端制造业进行出口外贸而产生外汇顺差的大时代也结束了。
这就导致过去央行通过外汇占款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路径遭受到了巨大的阻碍。
2014年之后，央行通过再贷款模式以及提供各种“粉”来临时性的维持基础货币的供应。但是，再贷款模式终究不是真正的基于主权信用的货币发行模式。
主权信用要依靠国债。但中国的国债存量和增长规模目前还无法支撑广义货币的需求。
并且还有我刚才说到的一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日等国家是靠中央政府债务扩张来支撑经济的复苏，而我们的路径是依靠的是地方债务扩张来支撑经济的全面复苏。
所以，地方的债务压力比2008年前要大很多，也正是如此，我们才要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
高层的考量
对于高层而言，预防风险的同时，也有很多考量。
第一，财政体制下的各种改革，不能让投机资本兴风作浪。
我举个微观的产业财政补贴的例子，大家知道头几年很多做新能源汽车的公司，之所以做新能源汽车，其实就是想骗财政补贴。
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之前有国家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并且补贴力度相当高。这种补贴也同时被一些车企当成骗补的漏洞。有些企业甚至拿电瓶车充当新能源汽车进行骗补。
而新的财政改革之下，各种财政政策变化下的缝隙都会被投机资本盯上，随时兴风作浪，所以我们要坚决预防打击，不能让让投机资本兴风作浪。
第二，要控制居民消费及日常用品的物价波动。
中国基础货币的锚未来肯定是以国内优质债为主，而国债又是所有债务里的定海神针。国债与财政息息相关，而财政政策其实比货币政策更能引起物价的波动。
国家和老百姓都不希望物价出现巨大波动，这不符合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
第三，即便财政体制改革，也不能让地方过于富裕。
不能让一些地方部门太有钱，否则会滋生腐败。最好的办法还是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是中国这些年来高速发展的不二法门。
但是对于百姓诉求多的民生、教育、医疗领域，财政应多提供定向、精准的财政支出。
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基础建设的大面积铺开，城镇化也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财政体制上的改革，都需要有人往前冲。
四十年前，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牢笼里挣脱出来，不是简单一句“撸起袖子好好干”就能随便成功的。
从前期的统一思想和整顿各种债，到税制改革和全面建立社保，再到近年来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每一个任务都是攻坚战，没有哪个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每个改革都要有人排除万难，攻克各种难关向前推进的。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也就不会有中国这四十年来经济的突飞猛进。
我们回过头审视过去经历的种种改革，虽然都有短痛，但我们要相信，每次改革之后，都是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改革往往孕育着机会，少些抱怨，要知道 ，成功的人都是在这种变革中找到了属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中国经济：闯关与突围
本文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中国建国后近百年的时间将一直处于“历史三峡”。如果将建国后三十年看做是“政治的三峡”，那么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则或许可以看做是“经济的三峡”。一个转型国家用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分别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实验，在一个个时代困局中不断试错、纠错和突围，恰恰构成了中国百年变迁中独特的体制张力、文化韧性和历史魅力。
站在“后发展时代”的路口，面对着金融市场价格闯关的暗流涌动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漩涡激荡，经济学家们或过度悲观充满浓厚的末日情结，或盲目乐观高唱中国经济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和无与伦比的特色道路自信，这些可能都不足取。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段，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理性乐观者的态度：在正视各种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大的历史脉络和时空格局中，以乐观的态度寻找中国“经济三峡河段”的航向和河道；而这，肯定不能只陷入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对这期间发生的每一个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批判。《闯关与突围—中国经济的三峡河段》一书，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
一
次贷危机以来的复杂现实
与经济学理论的滞后和无奈
如何来描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最近十年的中国经济，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是一件非常复杂艰难的事情。因为这十年，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迅速崛起的金融周期，持续低迷的实体经济，发生巨变的国际治理体系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十年。在这个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单一经济学理论都显得无奈和无力。比如，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与泡沫经济学理论。
对中国经济，循着语境演化的脉络，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的表述经历了多次语义变迁，变迁路径意味深长，从“新常态”，到“L型经济”，到“新旧动能转换”，到“高质量发展”。而理论层面的发展经济学语言则是从高速发展时代到后发展时代，从工业化时代到后工业化时代。也就是经过四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经济面对着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也是一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渡阶段。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发展现实能解释多少？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自然能解释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余年，乡土中国无限的没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对中国工业革命和建设城市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然而随着2012年左右人口老龄化拐点的来临，中国经济如何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而转入罗斯托描述的资本密集型社会，这是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的引擎转换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实现软着陆从速度型经济步入稳健型“成熟经济”社会的问题。而道路的最终，或者发展中经济历史的终结，则共同指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内生增长模式——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道路，这几乎是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理想图景。以上问题，从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到走出刘易斯二元，到走出索罗外生动力，直到走进内生高质量增长（蔡昉，2015），期间还伴有看似没有尽头的改革和深化改革，这些共同构成了最近四十年的基本叙事结构。
这种叙事脉络的传承演进体现在，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八大的历次公报和讲话。而之后的十九大叙事方式则发生了变化，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社会主义新时代。而大多数学者没有意识到这次时代变迁激发的漩涡和风浪，以及蕴藏的巨大能量和机遇。一个新的“国运”与周期已经来临。而穿越宏大叙事放眼微观层面，在人的行动学逻辑上，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个体生活的处境：如果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不能尽可能的让最广大的个体分享，那这样的发展很可能就是伪发展，难言高质量发展。时代的进步，更应体现在从集体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是社会对个体的福利关怀，是现在对未来的责任承担（而非代际冲突）。本质上，这就是从单纯的物质文明，及简单的经济增长赎买模式，向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跃迁。只有认识并做到这一点，才能顺利的实现中国长期意义的软着陆，从罗斯托所说的从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迈向成熟经济社会。
二
告别中国经济学家的“悲观哲学”与“末日情结”
经济学毕竟不是乌托邦主义，中国经济学人必须敢于直面现实。于是恰恰就在直面中国经济增长现实的过程中，研究和学术界的悲观氛围和危机情结越来越浓。“中国崩溃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近几年虽然已经听不到声音。当批评的声音逐渐衰微的时候，才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候。毕竟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内外部失衡等问题，就像新的“三座大山”，堆砌出一个大国的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每个事物都有阴阳两面，有多大的成就、多快的速度，就会有多大的问题、多高的波动。如周期理论常说的，繁荣是萧条的唯一原因（特维德，2012）。对经济波动、经济危机的悲观和恐惧，恰恰就在于对这些市场经济本身固有问题的刻意回避。看看英美等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也都是在波动和危机中一路走向辉煌。中国经济的现代化，需要接受市场经济内生的这种不稳定性。斯宾诺莎说理解了事物的必然性就不必为此受苦。要认识到这些不稳定和波动是内生于现代经济的，是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才能正确的确立好政府和市场行动的边界，在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之间找到最优的平衡。对于这个问题，恐怕实践起来要比理论描述的理想框架要困难得多。
法国消费者为华为P30系列排队
作为学者，首先当然不能盲目乐观，而是将注意力放到问题的发现、分析和预警上，高唱赞歌和粉饰太平的事情自然有人去做。但是恰就是在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有一少数部分学者陷入过于偏激的思维模式，忽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心智结构和历史惯性，盲目的只在横截面上拿着发达国家的成熟模式与中国做比较，难免得出极端悲观论调。当然其中也难免有不少通过缺乏充分论证和耸人听闻的言论来获取流量的网红经济学家。还有一部分相对理性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那么极端和偏激，但是也或多或少的带有历史虚无主义和末日情结。这些极端或过度悲观的视角并不能较好地勾画最近十年中国经济的艰险和成就。
或许是因为，哲学家的一贯看法是，理性本应该是悲观的，或唯有悲观的思维能探究出世界的真相。因在探究底层和终极答案时，面对无尽的时空和有限的“横截面条件”，面对宇宙之无涯而现实之有限，难免生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苍凉寂灭感。而对于经济学，面对中国的独特问题与西方的普世理想，之间的巨大对比差异，更难免陷入一种泛化的幻灭和绝望。生活总在别处，现实的救赎和永恒的道路，似乎也只能寄托于新古典经济学勾画的美好图景。
新古典经济学家描绘的世界固然美好，就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描述的世界一样。但奇怪的是，中国的学者习惯于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却对绝对自由主义充满了感性浪漫的憧憬和向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历史惯性形成的路径依赖，绝不可能是几个新古典模型能描述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当然需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应该以更大的历史观，去看待一个处于“三峡河段”的转轨经济体。需要在批判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更加乐观的具有理性、建设性的研究范式。其中一个重大的主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所处的阶段——一个后工业化和后危机叠加的“后发展时代”。这既是一个时代的尾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序曲。
三
理性乐观者需要在批判现实主义基础上
建构思想大厦
理性乐观的本质是思想上的建设性和价值观上的大格局。若放大历史和空间的格局，跳出十年、二十年的中短周期，俯瞰近百年中国经济社会的跃迁，或许并不武断地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乐观者，可以把这个时代看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中国自晚清以来对中华文明“失去的一百年”的最现实的一次自我救赎。或名曰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如果完整的对应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绝不是一个平庸的时代。
然而，理想主义者的呐喊固然需要倾听，但中国的复杂性或许更应该从巨大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资源中寻找线索。我们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重大经济问题需要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思考和建构：
一是中国经济道路的最优和次忧选择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乌托邦主义和现实实践理性的区别。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哪个参照系？建国后前三十年参照苏联的计划经济，事实证明基本行不通。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参照美国的市场经济，如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究竟是市场主义走的不彻底或政府干预的过多，还是完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并不能实现社会最优，亦或是私有经济的底层规则或市场经济的立宪基础不足？事实证明，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都是一种乌托邦。完全的市场自由配置所需要的条件，并不比完全的计划经济要少，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我们需要寻找一条合意的中间道路。道路自信不是道路自负，需要在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从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找寻。如果淡忘建国七十年中的教训和经验，那么在其中付出的亿万代价都将只能成为“沉没成本”。
二是中国经济是建构的还是演化的，以及技术层面上如何确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动态边界。建构主义带有一种人定胜天的豪迈，演化主义又容易陷入宿命论的泥淖，在实操层面该如何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前者在实践上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发改委经济学”，最近的代表性理论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新结构主义是发展经济学的一次重大的发展，但存在一个难以自洽的逻辑：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有为政府从何处来，有什么样的新古典模型可以构建一个让处长、局长们愿意并有能力与企业家一起推动企业转型的激励相容契约？既然最有效的信息来自市场一线的摸爬滚打和博弈试错，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政府拥有比企业家更有优势的信息和决策模型？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或许先验并失误的认为政府是全能的（并没有明确所指）。然而在新古典范式下，政府只是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绝不是全能的。因此要理解以后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必须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的“伊比鸠鲁二难”。前几年著名的“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建构论和演化论的碰撞。
幸运的是，经过建国后七十年的制度实验，一些初步结论已经得到共识：在发展初期（比如起飞阶段），政府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当中国进入后发展时代，政府应该立足于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比如与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企业运行提供便利和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公正透明的惩治规则和有效的财政预算体系等等。这些解决方案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为何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追问到此，可能就是公共行政部门的供给侧问题了。
三是在过度压缩的演进时间中，中国经济空间的超级规模是否真的具备足够的韧性，通过后发优势以最短的时间实现赶超。起飞和赶超问题，是发展经济体必须关注的两个主题。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表现在，用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极短的时间走完了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技术和制度上的样本，大大节省了资本积累和技术研发的时间。为什么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原因需要从中国特有的禀赋条件中去寻找。其中之一便是中国超大规模的要素和市场空间，可以形成边际生产率递增的超级大国规模经济效应。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对效益和质量的主观偏爱，对“小而美”的先天认同，忽视了“规模”这一因素在经济体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然而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如果忽视规模这一因素，那么一定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外延。
理解到这一层，接下来的问题是，具有大国规模禀赋的国家和经济体有很多，比如印度，为什么没有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答案既可能来自社会资源的动员模式，是集中式还是分散式（文一，2015）；也可能来自特有的宗教文化，是去世俗化还是世俗化，毕竟一个内心渴望发家致富的民族和一个追求精神彼岸的民族，在生产动力方面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总而言之，超级规模*集中体制*超稳定社会，是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后发展时代，这种模式是否依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化或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是否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中国传统的中央-地方财税矛盾如何平衡，当前货币集权和财政分权的矛盾引发的“债务藩镇”如何“削藩”？服务业开始兴起下人本主义的内生涌动（比如年轻人宁愿自由选择时间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朝九晚五）等，都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四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是否真的找到了可以摆脱西方普世规律约束的新路径，这一路径不管是来自于独有的社会文化传统、民族心智结构，还是历史演进依赖。本质上是一个老问题，历史真的终结了吗？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福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终极图景描绘；而经济发展道路的终结，则意味着西方新古典自由市场主义的模式，是否也是每一个经济道路的最终指向？若如此，中国经济学自己的理论大厦，还有没有必要去重复构建？我们不成熟的观点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目前已经饱受争议，其他的学说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等，都可以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来共同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当然其中存在一些理论耦合和排异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处于经济学思想光谱的两端，但并不是说没有融合的可能。中国经济总量够大，转轨进程中的结构性表征足够丰富，足够容纳不同的、甚至带有相反观点的经济学思想流派，关键是看如何摆脱意识形态束缚，敢于解放思想进行融合。在其间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定避免盲目的理论自负。自负的另一端是自卑和自怨自艾。
五是中国经济在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危机真的不可避免吗？如何区分到底是良性的风险出清，还是恶性的系统性溃烂？中国经济的超大总量规模和超级多元结构，是否具有足够的危机平滑和风险出清机制？如果中国经济是一片海洋，是否具备足够的生态韧性消化高速发展时代产生的一系列副作用？我们应该避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经济波动的零容忍和对经济稳定的过度追求。如果说在经济发展初期，可以不断在边际上进行增量改革以规避对存量结构和利益集团的扰动而造成社会不稳定，那么在当前的后发展时代或社会主义新时代，增量改革的空间已经有限，“破”旧产能已经逐渐成为“立”新周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变过去的绝对和静态稳定观，建立基于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相对和动态稳定观。采用更加市场化、技术性的手段来稳定市场，而不是通过“一刀切”的行政手法来制造更大的不稳定，这是对新时代经济金融管理者提出的新要求。另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建设和完善基于市场经济波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能比直接消灭经济波动更重要。
等等还有诸多问题，无法完全展开。最后想说的是，我写《闯关与突围——中国经济的三峡河段》，也是自己的“闯关与突围”：希望能从感性悲观的新古典理想主义，转变为理性乐观的批判现实主义。国运绵长，在于中国拥有无比勤劳聪明的劳动人口和超级规模经济效应的资本设施（重点是庞大的社会资本），如果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再形成足够的韧性和自我纠错能力，以及有效的处理金融风险问题，我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迎来新的前景。中国的经济学也会迎来新的气象，就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一段思想活跃、学派兴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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