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缓解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吗？
本文来源：姜超宏观债券研究（ID：jiangchao8848）
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7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上升，2013年达到历史高点。
收入基尼系数是国际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通用指标，数值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意味着一国居民收入越平均；通常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时，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被认为过大。
美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968年的0.35不断攀升，1989年开始超过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并于2013年达到0.46的历史最高水平。
而从收入结构来看，近几年美国收入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2010年-2017年间，美国20%的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仅为17.7%；相比之下，5%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达到30.6%，是最低收入人群的1.7倍。收入增速的差异使得美国收入分化越来越大。5%的最高收入人群占美国全国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22.3%，而20%的最低收入人群收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2017年的3.1%。
除了收入差距扩大以外，美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等情况更为明显。
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拥有37%的社会总财富，而前10%的富有人群拥有73%的社会总财富。
相比之下，2007年后50%的贫困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只占到社会总财富的0.12%，而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贫困人群所拥有的财富由正转负。
此外，中间40%的中产阶级财富占美国总财富的比重也在逐年减少，1986年到2014年间下降了9.3个百分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也处于较高水平，反映美国贫富差距问题十分严重。
财富基尼系数是通过核算家庭总资产而得出的指标。由于资产是收入的积累，财富基尼系数往往高于收入基尼系数。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在众多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
2017年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85，同属于发达国家的日本该指标仅为0.63。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要优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应该相对较小。但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在2017年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墨西哥，后两者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82和0.80。
此外，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从2009年的0.81上升到2017年的0.85，也说明美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较大而且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2.1 低利率时代，资产大幅增值
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严重？
首先，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来源于资产存量的增值。
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股市持续大幅上涨，标普500指数从1984年7月的151点上升到2019年6月的2940左右，涨幅接近20倍，除了在2000年-2003年和2007年-2009年两个时段有阶段性回调以外，美股都保持着强势上涨趋势。这意味着在上涨时期搭乘“股市快车”的居民可以实现资产的快速增值。
此外，尽管涨幅远小于股市，房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涨，特别是2000年-2007年间，美国房屋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达到62.9%。
前面已经提到，目前美国居民超过70%的财富掌握在10%的人手中，前1%更是掌握了超过30%的财富。而富人的财富被大量配置在房产和股票，2018年美国居民部门资产配置中，房产、股票基金和养老金占比分别达到24%、30%和20%，其中养老金也有大量资金投入股市。
也就是说，美国富人有大量资产配置在股市和楼市，而房价和股市上涨带动这些资产增值，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无论是股市还是房价的上涨都得益于80年代以来美国基准利率的持续走低。
为了抑制高通胀，80年代初美国基准利率一度超过22%，随后基准利率持续下降，08年以后利率更是长期维持在1%以下。利率下降提升了股市估值，同时较低的融资成本也促进经济的增长，两者共同推动股市上涨。与此同时，低利率又使居民贷款成本下降，催生了居民的购房需求，导致房价上涨。
此外，次贷危机前期房价大幅上涨还与银行鼓励低收入人群贷款买房相关。但是他们还未享受到房价上涨的福利就被迫承受了房价下跌的苦楚，导致2009年以来后50%的居民财富持续处于负数，而这更是加剧了之后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
2.2 产业结构调整，收入明显分化
当然，贫富差距的分化不光来源于资产价格上涨，也来源于收入增长的差异。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来自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增长快于工资收入。
1970年以来，美国财产收入和经营者收入的涨幅始终高于工资收入，而且差距逐年变大。截止到2018年，居民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分别为1970年的16倍、20倍和24倍。
高收入人群往往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者收入。而低收入人群因为没有资产积累无法获得投资收益，同时处于工薪阶层只能依靠工资收入。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有些时期甚至低于通胀的速度，导致穷人越穷。因此，得益于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增长快于工资收入，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也就快于低收入人群。
另一方面，在工资收入内部也存在行业之间的明显分化，表现为高端服务业的涨幅领先于传统行业。
以1990年为基年，金融业、商业服务、信息业和教育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工资涨幅分别为1.70、1.41、1.38、1.37倍。而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的薪资涨幅不到1倍，这意味着从事高端服务业的人群比传统行业的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
行业间工资涨幅的分化来自于行业自身特征，但对人力素质的要求增加了低收入人群进入的门槛。
由于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通过输出技术和输出脑力成果来生产价值，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属性使得这些行业的员工能够获得更多溢价。
但考虑到这些行业往往对人才的教育背景、综合素养的要求更高，高净值的家庭更有机会培养出符合高端服务业需求的人才，这也使得穷人更难进入收入水平更高的行业。
同时，美国产业结构从传统行业向新兴产业不断调整。
随着大量低端制造业被迁出美国，美国制造业占比从1980年的20.0%下降至2018年的11.4%。同样占比下降的还有采矿业、批发贸易、零售贸易等传统行业。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开始发力，增长最快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占比分别提升6.4和4.7个百分点，同样呈现上升趋势的还有信息业、医疗教育行业和其他服务业。
这种调整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但也加剧了收入分化。
由于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具有高附加值的行业，产业结构从传统行业向新兴产业的调整能够提高全社会生产率，也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果。但是对于原本从事传统行业的大部分居民来说，他们的就业方向只能转向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比如餐饮服务、销售等，而这些行业的收入增长远不如新兴产业。
特朗普加剧美国贫富差距
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升温，而这正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
美国传统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和中西部，这些地区被称为“铁锈州”。铁锈地带的经济随着产业链全球化和制造业迁出美国而逐渐衰退。
多年以来，底层人民非但没有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产业升级中获利，反而成为政策的牺牲者。这使得打着“使美国重新伟大”、“美国优先”旗号，并主张贸易保护、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特朗普收揽了铁锈地带的一众民心，成功当选总统。
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的相关政策是否旨在缓解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其实未必。
首先，特朗普上台以后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为了转移国内注意而针对多国开展贸易谈判，特别是中国。
从2018年6月开始，美国逐步向中国施压。2018年6月，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随后在2018年7月，美国公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的清单，并于9月实施加征关税。而19年以来摩擦愈演愈烈，5月美方宣布对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随后8月美国又宣布对我国剩余3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
在中国做出适当反击后，近期美国政府又宣布对所有商品关税税率再提高5%。 特朗普意图通过征税来改变国际分工，使部分产业回流美国，带动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
但是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本质上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化的过程，加剧贸易摩擦并不能改变美国贸易失衡的问题。
80年代美国也曾因为对日本的巨额逆差而开展针对日本的贸易谈判，但实际上这并没有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问题。1992年开始，美国的贸易逆差又重新扩大， 2018年美国贸易逆差已经达到6276.8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逆差8873.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考虑到美国工资水平较高，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只能导致中国低端制造业外迁，而难以大规模迁回美国，所以并不能有效解决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还对美国自身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并加剧中低收入人群负担。
一方面，贸易的形成基础是互利互惠，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附加值低的部分外包出去而获得大量高附加值收益。作为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对跨国公司造成冲击，并会影响中产阶级的就业状况。
另一方面，近期加征关税的许多商品都属于日用消费品，中国生产所获利润较低，加征关税以后大部分涨价部分将由美国普通消费者承担，这无异于加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支出。
其次，特朗普上台以后大力推行的减税政策，其重要作用在于给富人减税，这也不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
减税政策原本就是一项通过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的政策，而当政策倾斜为富人减税的时候，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通过减税政策的等级划分我们会发现，最低等收入者的税率没有变化，但最高等收入者的税率从之前的39.6%下降到37%，这意味着掌握着大部分财富的高等收入者上缴的税收减少。
同时，新方案的遗产税的起征点从550万美元提高到1100万美元，最大受益方也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富人。
同时，特朗普一直要求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维持美国股市的稳定。
特朗普将上台以后美股持续走强作为其政绩之一，考虑到美国居民大量资产配置在股市中，美国的股市表现确实是特朗普关注的重点。而去年以来，受到美联储持续加息的影响，美国股市一度出现了大幅调整，而这也成为特朗普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主要原因。
近期，受到美国经济走弱和通胀持续处于低位的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达鸽派言论，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持续降息，其中市场预期9月降息概率已经达到100%。
当前美联储选择货币政策转向鸽派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经济潜在的向下风险，但是前面已经提到，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使得富人持续获得资产收益。
此外，特朗普试图废除奥巴马时期推行的医疗普惠制度，而这将加剧穷人的医疗负担。奥巴马在任期间推出《平价医疗法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联邦医疗补助的覆盖范围，要求所有健康个体购买最低额度的医疗保险等。这些政策措施旨在为美国底层民众负担部分医疗支出。
而特朗普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医改举措，包括削减医疗救助项目预算、为各州政府设立医疗补助的人均支出限额、取消个人强制购保措施、削减针对富人群体的医保相关税收等。
这些调整使得穷人看病支出增多，富人却因为税收降低而获利。虽然特朗普医改在2018年因为参政院投票表决而被否，但美国2020年选举已经开始，特朗普在新的竞选宣言中仍然透露出对《平价医疗法案》的不认可。
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医疗改革或将被继续推进。
而教育改革方面，特朗普推崇“小政府、大市场”，也不利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
特朗普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点：
废除奥巴马时期的“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
提供“教育券”来支持学生自主择校；
减少联邦教育部财政预算，并让私人金融机构介入学生教育贷款。
然而，这些措施只会让美国离教育公平越来越远。
废除核心课程标准意味着政府不强制让所有学生在进入社会前站在同一起跑线，而即便给穷学生提供“教育券”（教育补贴），他们依旧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富人子弟一起竞争优质教育资源。同时，私人金融机构介入教育贷款，不可避免会提高贷款门槛，而这无疑会减少低收入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教育公平的缺少，为加剧贫富差距又添“一把火”。
综合来看，美国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在于长期的低利率导致富人财富不断增值，而尽管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生产率，但也使得收入进一步分化。
真正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在于优化再分配政策，通过税收调整遏制财富过分集中，将富人的部分财富转化成社会福利，再通过养老保险、失业救助、医疗保险和教育补贴、住房援助等方式惠及社会弱势人群。同时，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公平的教育环境，降低他们进入高收入行业的门槛，使得他们一起享受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红利。
而特朗普上台以后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给富人减税、威胁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缩减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反而助推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社会或都将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处于分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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