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改革之发轫 反腐：政治新常态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
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1978年12月22日，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自左至右）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图/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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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70年来，一个个奇迹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经济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首次突破9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民生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科技上，从“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到如今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高铁、航天等技术日益发达，都见证着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制度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国两制”等制度创新，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70年来，无数摄影师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共和国的沧桑巨变，这些难忘瞬间凝结成影像，形成一部珍贵的“国家记忆”。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每张照片都是一段历史，让我们跟随镜头回望来时路。
图文 | 中国画报出版社、新华社、新华网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与广东共青团合作文章，图片来源于《共和国七十年瞬间》（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新华社、新华网，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984年，北京街头购买冬储大白菜的热闹场面。（新华社）
1997 · 南昆铁路
1997年3月18日，南昆铁路全线铺通。南昆铁路被称为“国家最大的扶贫项目”，是沟通西南与华南沿海的一条重要通道。图为布依族群众等候在位于贵州境内的八渡车站接轨点，想亲眼目睹铁路铺通的盛况。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图为广州购房者在中介公司办理购房手续。
2008 · 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上图为从废墟中营救出来的儿童向解放军叔叔敬礼表示感谢。同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
2019 · 七十华诞
2019年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图为群众游行。 （新华社/琚振华）
本文由“广东共青团”和“瞭望智库”联合发布。
解读《人民日报》10月1日头版：字里行间70年
在中国，《人民日报》办报史就是中国发展图谱的编年史。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被赋予了政治宣传、群众动员、形象塑造、舆论引导、议程设置的功能，成为海内外判断中国时局的重要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几次大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在《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的报道中，都被及时、鲜明地记录，并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
字里行间，勾勒的是70年的发展图景。
在《人民日报》的诸多内容中，社论承担着宣传和维护意识形态、解释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责任，对下级新闻机构起着指导作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传播工具。
《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往往是中央根据需要直接提出，或由人民日报社领导依据中央意见提出，由评论部执笔起草完成。
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作用，先后对106篇社论文章进行过批阅修改。改革开放后，社论事宜已交由书记处与中宣部酌情处理，但仍担任着风向标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少数年份外，《人民日报》每年都会在10月1日发表国庆社论。从1949年10月1日刊发首篇国庆社论起，至今已刊发了64篇国庆社论。
绝大多数年份的国庆社论，都使用了极具特点的语言，借此既可以发现中国七十年来新闻话语的变化，也可以观察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和改革轨迹。
在1949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的是毛泽东的头像，以及依次排列的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位副主席的头像。报眼位置刊发了两句口号：“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国庆社论刊登在了第二版。这篇开山之作在第一段指出“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并大篇幅介绍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纲领、成果和意义。在此社论中，“人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其次是“民主”一词。
1952年，历经了抗美援朝战争和西藏解放，国庆日社论以《我们伟大的祖国向着和平建设的大道前进》为题，运用了诸如“胆战心惊”、“排山倒海”、“蓬蓬勃勃”等感情色彩鲜明的形容词。在这篇社论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明显增多，达到了7次。
在1954年的国庆社论《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五年》中，“帝国主义”成为了高频词汇，从上一年的2次增加到13次，并与“狼狈为奸”、“必然失败”等词关联。这篇社论的主要内容，一是颂扬过去五年全国取得的成绩，二是强调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
1954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一、二版）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1958年的国庆社论《全民的节日，全民的胜利！》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向前大跃进”。很多以“大”开头的新词涌现，如“大跃进”、“大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等。
1959年，《人民日报》的头版首次全部被图片占据，上方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照片，下方为国家领导人合影。“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一同出现在国庆日头版的传统连续出现了7年。
这一年，题为《为第二个十年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的社论称，“苏联人民正以豪迈的步伐要在十二年内赶上美国，我国人民也要在十年内赶上英国”。此外，“保卫和平”也成为重要主题，“不可侵犯”、“台湾海峡”等词汇首次出现。
1959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一、三版）
1961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争取新的胜利！》的国庆社论。社论强调“我们的困难主要是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但“前苏联的背信弃义使得深受灾害困扰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
在前一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社论也总结道，“我们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旗帜，争取新的胜利。”
1964 年，国庆社论的标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不仅标题是历年最长的，同时超过7200字的篇幅也是历年之最。在这篇社论中，“革命”出现了近百次，“社会主义”出现了68次。此外，“毛泽东思想”首次出现在国庆社论中。
1965年，在中国原子弹经历两次成功试验后，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社论发表，这是社论标题中首次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社论强调，“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把革命进行到底。”
从1966年至1969年，《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连续四年整版刊发毛泽东单人照片。在经历1970、1971年的变化后，1972年至1976年，《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再次恢复刊登毛泽东的画像。
1966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一、三版）
从1967年起，国庆社论变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两报一刊”）联合社论，长达十余年之久。这年国庆社论中，“无产阶级”和“革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实词，分别出现58次和84次。
这段时期内，1972年谈论国际形势的社论《夺取新的胜利》较为特殊。在经历了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事件后，周恩来要求重点讲国际形势和斗争任务，并亲自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最后报毛泽东审阅通过。
1976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一、二版）
1976年是多事之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这一年的国庆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继承毛主席遗志》，对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都作了高度赞扬：“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国内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发生了改变，这在《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上具有明显的反映。
从这段时期开始，头版新闻的发稿量明显加大，民生、经济新闻相继登上重要位置，也不再出现宣传标语和政治口号。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片一律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不再有意突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国庆社论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社论称“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四人帮’在各方面造成的百孔千疮的严重局面已有根本改变。”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胡耀邦任总书记，题为《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的社论称中国进入了“中兴时期”。在这篇仅有1400余字的社论中，“建设”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成为仅次于“社会主义”的实词。
1982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一、二版）
1984年，中英达成香港回归协议。该年社论标题为《大鼓劲 大团结 大繁荣》。尽管再次“大”字，但此时的涵义与此前相比已大不相同。
这篇社论使用了很多古诗词，比如借龚自珍诗句“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称赞过去35年的成就；使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勉励国人。此外，“统一大业”、“现代化”、“中国特色”成为高频词汇。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社论《让伟大祖国更加生气勃勃》强调，“建国以来我们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左’是主要危险，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特别注意防‘左’、反‘左’。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不能再搞。”
在这篇不足1500字的社论中，“左是主要危险”是关键词汇，但“改革”仍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共出现18次。此外，社论还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
1988年，中国推行价格双轨制，中国经济体系进一步由计划走向市场。国庆社论《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中，“改革”一词稳居实词榜首，次数增加到29次；“群众”一词出现了20次；同时关键词还有“透明度”。
1989年国庆社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频繁提及建国40年的成就，并用了“扬眉吐气”等形容词。社论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并且号召要弘扬以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
从1988年开始，李鹏以国务院总理身份举行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登上《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此外，从1990年开始举行的国庆文艺晚会新闻也登上头版，成为新的传播仪式。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在当年《看神州大地充满生机》的社论中，“开放”和“改革”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实词，并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社论强调，“我们要牢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994年，三峡大坝开工，“建设”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国庆社论《为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而奋斗》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特色”多次出现。
此外，社论最后一段提到“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是时隔多年后，时任总书记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社论结尾。
1997年，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十五大召开。这一年的社论《满怀信心 开拓前进》称，“放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伟大祖国充满生机与活力”。其中，有关“十五大”的内容占据了较大篇幅。
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题为《发扬抗洪精神 促进各项工作》的社论提出，要以伟大的抗洪精神为动力，一是重建家园，重振山河；二是完成当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抗洪精神”成为仅次于“我们”的实词。
1999年澳门回归，又恰逢建国五十周年，社论中再次出现“万岁”，但称呼的对象已经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题为《祖国万岁》的社论写道，“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这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对中国的前程充满信心。”
此外，1998年以总理个人名义命名召开的国庆招待会，在1999年正式易名为“国务院国庆招待会”。这意味着，集体领导角色意识得以加强。
进入21世纪，《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的编排风格逐步定型。国庆招待会举行、总书记出席、总理发表讲话等内容，均按照惯例刊登在国庆日头版上。
2001年，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庆社论用“国旗飘扬，举国同庆；皓月当空，万家团圆”进行了描述。题为《与时俱进 开拓进取》的社论说，“中国在变化在进步，综合国力在增强，国际地位在提高，这是每个人都感受到的现实。”
2003年，中国经历了非典疫情和旱涝灾害，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2004年起，“科学发展观”成为国庆社论的必用词汇。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并实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社论中出现了“政治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词汇。
2008年，社论《祖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指出，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让这一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极不寻常。社论强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在这篇史上篇幅最短、仅1200余字的社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为“中国人民”、“伟大”和“中国”。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极为关注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的讲话，强调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2014年，国家立法通过将每年的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从这年开始，《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出现了新的重要内容，即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敬献花篮仪式与国庆招待会一起，在《人民日报》上形成了先后有序、错落有致的格局。
2014年社论《沿着中国道路走向伟大复兴》提到，“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起走向中华民族期盼百年的伟大复兴。”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走好新长征路”成为关键词汇。该年社论称，“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也完全有能力沿着中国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夺取新长征的胜利。”
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奋斗的史诗 复兴的伟力》的社论。社论多次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称70年的发展“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社论称，“我们党……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2019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一、二版）
诚然，《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及其社论，只是中国发展图谱的注释和缩影，但它历时性呈现和逻辑性改变的轨迹，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观照和读懂中国的视角与窗口。
在1949至1977年间，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关键词分别是: “万岁”、“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大道”、“斗争”、“革命”;
在1978至1999年间，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关键词分别是: “改革”、“建设”、“生机”、“信心”、“美好”、“新世纪”;
在2000至2019年间，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关键词分别是: “伟大复兴”、“小康社会”、“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明”。
这些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关键词，如同上文的文字表达一样，反映了时代特色、感情色彩、社会征候以及与时事大势的紧密勾连，对如今我们的取向和选择，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历史在书写，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风云变幻的时局变迁被一一记入史册。字里行间，一晃七十年。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http://data.people.com.cn/rmrb/)
刘昌伟. 中国新闻话语六十年变迁[D]. 江西师范大学.
沈正赋. 传播仪式观视阈下中国政治图谱的演变——基于《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及社论的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2):69-74.
徐莉. 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元旦国庆社论研究[D]. 山西大学, 2007.
70年，历历在目的7个变迁
No.1
纵横制：一项必须攻克的技术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的通信设备都来自国外，各型各号，被比喻成世界通信设备的“万国展览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改变我国通信落后的局面，邮电部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技术革新活动，建国初期，一大批国产新设备研制成功和投入使用，有力提升了当时通信水平。在这其中，我国自行研制的纵横制电话交换机就是典型代表。
我国在纵横制出现之前，电话接续主要是靠人工交换和旋转制、步进制自动交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纵横制自动交换机是国际上最新型的设备，特点是接得快、杂音少、成本低、维护方便。经过集中攻关，1960年1月，上海吴淞自动电话局建成，这是第一个采用国产制造的纵横制自动交换机装备的电话局，为当时我国电话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
No.2
电话升位：一部大发展的奋斗史
解放初期，上海的电话容量为7.2万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电话难打成为社会典型现象。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上海走上电话大发展之路，经过10多年的发展，1993年12月16日，上海电信宣布：电话容量突破150万门，电话用户超过100万户，上海本地网已全部实现自动化，这意味着上海终于告别了装电话难、打电话难的最困难时期。
No.3
消逝的电报、寻呼机、大哥大
一段段兴衰、一个个告别、一次次跨越，每次信息通信技术迭代背后，是整整一代人的艰辛付出，也是一段时髦生活方式的流行，既有技术升级带来的挑战，又伴随着行业告别的叹息，更多地则是百姓信息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电报、寻呼机、大哥大……曾经最热门的产品、最红火的通信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也经历了一场场必然的告别，一次次焕新重生，新技术、新职业、新服务、新品牌接管了我们的生活。
向过去告白，对未来致敬！
No.4
走金庸路线的中国互联网20年
草莽起步、称霸武林、重铸江湖
No.5
数字物件：穿越时空的视听记忆
清晨起床，叫醒智能音箱，一边听音乐一边洗漱，地铁上打开手机回复微信，到办公室一坐下就在电脑前处理工作，下班后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卸下疲惫。这是你我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但如果时针往回拨70年呢？
难忘的三天，串起国人“电脑梦”；通话工具，串起你我“思乡情”；载体更迭，串起几代“偶像潮”。
No.6
3G到5G：记录移动网络的历史坐标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正式颁发5G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No.7
光网之城：从“千兆”迈向“双千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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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改革之发轫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赵一苇
发于2019.7.1总第905期《中国新闻周刊》
1978年6月30日晚11点，夜色已浓，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依然灯火通明。
这是一场持续了7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在听取谷牧关于考察欧洲五国的汇报，出席汇报会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王震、康世恩两位副总理（邓小平另找时间单独听的汇报）。
为这场汇报，谷牧做了精心准备，他手里拿着的这份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是考察团花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但他没料到，会开得如此之长。
来自外面世界的新鲜信息，令听汇报的每个人都感到震撼。这些领导人均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第一次提（引进）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华国锋说。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不准泄密！”
1978年2月，山西省闻喜县南郭村19名社员冒着极大的风险，悄悄签署了一份包产到户的合同。每一份按着大红手印的合同上，都写下了这四个字。
起草这份秘密合同的人叫张炳新，是南郭村第三生产队队长。他悄悄找了村里19个胆子大的社员，以生产队队委会的名义与他们签下了一份约定“超产部分归自己所有”的合同。到了秋天，19户社员承包的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
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真正的第一村，早于安徽肥西县小井庄的包产到户约9个月，早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约10个月。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图/新华
但地处“农业学大寨”的策源地山西，这个“第一村”并没能成气候。支持此事的闻喜县县委书记张世贤还受到了省农委的批评。
同样支持生产队自主权的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命运就大相庭径。1977年春，他主持基层农村调查后，向省委写出了报告，提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措施。当时的省委领导并不认可这份报告，依然强调“学大寨”抓纲治国。直到1977年6月，中央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王郁昭的报告才引起了万里的重视。
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安徽省委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文件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实行按劳分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王郁昭后来担任了安徽省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曾担任其秘书多年、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崔传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省委六条”的贯彻，安徽省农村政策放宽，群众思想开始活跃，一些地方偷偷搞包产到组、小宗作物包产到户、口粮田等多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揭开了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
1978年2月，《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
在基层和地方，中国农村经济政策已悄然变向，“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但在高层，分歧依然严重。
整个1978年，纪登奎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常务副总理，都在为预定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会议主题是经济工作，核心是农业问题。纪登奎主持了两个农业文件的起草，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是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曾任纪登奎秘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赵树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华国锋、陈永贵等领导人主张更好地推广大寨体制，特别是希望更快地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纪登奎则主张稳定生产队基础，给予农民较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多次公开与陈永贵争论，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大寨经验中“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取消集市贸易”等核心内容。
这两个文件在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通过。文件提出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包工到作业组，但同时又规定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图/新华
“包产到户”，这曾折了无数有识之士的政治生命的四个字，当时依然令人谈虎色变。其最终破题，还要等到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但高层的容忍度，毕竟不同了。农村改革虽然受挫，探索却并未中断。
“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政府包容了农民的首创，尊重了农民的选择。”赵树凯说。
出国考察潮
1978年，中国进行了内部称为“还债”的密集外交出访。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元首都先后访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却并无对等级别的回访。因此，“文革”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回访。
这一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
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访的亲身见闻，加上其他考察团的汇报，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也使他的改革思路更加清晰起来。
8月14日至9月1日，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进行了访问。这是继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也将出国考察推向了高潮。
除了外交需要，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亲眼看一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究竟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并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探路之役》作者萧冬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77年，编制现代化长期规划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对外引进，被视作实现规划目标和寻找资源的重要方式。
进入1978年，出国考察的目标开始从落实引进项目转为寻求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这年2月，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
其中，有四次考察具有重要地位，分别是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考察组，以李一氓为团长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团，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以谷牧为团长访问西欧五国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1978年6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斯多福露天煤矿。图/新华
这年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当属分管外贸的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之行。代表团成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二十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赴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访问了25个城市、80多家机构。
代表团回国后，完成了《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于是有了本文开头描述的汇报会。
在出发之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回国后再约谷牧谈话，详细询问了出访情况，并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引进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争取时间。
对于考察团带回的信息，华国锋不仅重视，而且很兴奋。据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传达，7月6日，华国锋把他找去，从下午3点谈到凌晨1点多。“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华国锋提出，要继续出国考察。“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我也要出国。”他还说，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引进外资
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引进外资，是1978年前后最值得关注的重大突破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曾获得苏联总计26亿美元的贷款，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后，中国成为一个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为傲的国家。在此期间，利用外资的形式仅有两种：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和延期支付。除此之外，其他利用方式都是禁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1978年末的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5.57亿美元。从何处筹集资金搞建设？有两种方案，一是提高国内的资金积累率，二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当时国内的积累已经达到极限，积累率在30％以上，只能降低，不可能再提高。
至此，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呼之欲出。
谷牧出访带回的信息是：多个西欧国家存在希望解决资金过剩问题的急切心情。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
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
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说：“一种办法是让外国剥削一点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种办法是借自力更生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哪种好？中央准备采取大的政策引进。”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一个引进新技术的单子。国家计委进行了研究，并广泛征求了意见。各方面提出的扩大技术引进的设想，需要用汇超过1000亿美元。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汇报。
华国锋肯定了这个思路，说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李先念提醒要注意国民经济的平衡。他说：“我怀疑能否借到500亿美元？借了500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50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大概就差不多了。”
虽然有这样一些顾虑，高层还是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的决定。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
萧冬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在内，整个高层普遍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心态。因此，国务院务虚会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也表现出一些急于求成的情绪。
12月15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公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商业贷款和政府之间的贷款，中国都可以接受。“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
扩大企业自主权
对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破题，最初从上到下都把目光集中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
1978年10月底到12月上旬，国家经委再次组团访问日本。考察团中的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均表示，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而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在提交国务院的报告中，考察团提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和企业改革的问题。
李先念支持这个报告，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8月，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随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归程中向华国锋提出，让四川改革先行一步，一是给农民特别是盆地周围山区的贫困农民自主决定生产的权利；二是赋予国企改革的分配权，以激发其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华国锋同意让四川先搞改革。
当年10月，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6家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允许在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经过三个月的试验和讨论，四川省委在次年2月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随后，云南省、广西柳州市也先后仿效四川省的做法。
国家经委支持这些地方的试点，经过调研，形成了“扩权十条”。但财政部担心扩权让利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与国家经委发生了分歧。在1979年7月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云南省代表用数据说明，扩权不但没有影响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收入，最终说服了财政部代表，达成了扩权改革的共识。
袁宝华说，从深层次讲，企业扩权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最后找到了这么一个突破口，这实际上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开端。
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突破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本来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项：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讨论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规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才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事实上，及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首先提出来的。
但11月12日，陈云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放炮”，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陈云提出了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以及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平反，及其他几个敏感而重大的问题。他的发言在简报上刊登后，在各组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亲历这次会议的于光远回忆，这个会议还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两个阵营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三十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都直接间接地触及这个问题，发言都很坦率和尖锐，不模糊，不藏头露尾，把汪东兴等也点了出来，而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这把1978年的这场全国性大讨论，引向彻底和深刻。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由于形势的变化，邓小平重新起草了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了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是思想路线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
此外，他还谈了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举手表决通过公报。图/新华
12月18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
经过选举，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等9人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伴随着全会落下帷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停止使用，“两个凡是”的方针被彻底否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正式开启。
反腐：政治新常态
没有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改革就会跑偏，依法治国就没有根本
2013年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的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表示， 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摄影/本刊记者 贾国荣
反腐：政治新常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19.9.2总第914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1月21日，中共十八大召开刚刚过去两个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这是他在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短短两个月内第六次谈及反腐问题。
此后，吉林官场生变，山西“塌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在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先后被查。就在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后不到一个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不仅成为首位被查处的正国级官员，也打破了一直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惯例。
在十八大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十八届中央委员中有2名中央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落马。
人们习惯用“惊雷”来形容十八大以来轰轰烈烈的“打虎”“拍蝇”和“猎狐”。《人民日报》认为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习近平则称之为一场持久战和攻坚战。
这场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比预期来得更快。
2014年8月，习近平在讲话时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还是“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到了2016年年初的十八届纪委六次全会上，他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而在当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压倒性态势就“已经形成”，直到2018年底“取得压倒性胜利”。
这场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反腐败斗争刚满六年，已经成果斐然。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只是个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入后，漫长的隧道两侧是国家“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终点则是“两个一百年”目标。
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在十八大结束两天之后的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2012年12月4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八项规定”为突破口，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诞生了“惊蛰第一声”。
“老虎”“苍蝇”一起打
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后“首虎”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
2013年5月，第二位“老虎”——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被查。
6月，安徽、四川两省官场相继震荡。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和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落马。
此后，除了8月，2013年每月都有新增“大老虎”被点名，12月一个月就有5名官员被查，其中包括十八届中央委员、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底，已有李春城、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等16位省部级“老虎”被查。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指出，十八大以来查处官员的力度和十七大相比有明显的不同。按照往年经验，一年之内省部级高官落马人数不超过6个。
据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工作侧重点经历过几轮嬗变。改革开放前期，反腐工作比较注意县处级、厅局级官员的惩处，涉及省部级官员的较少；等到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发生一些省部级官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涉案后，反腐工作又侧重于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到了2008年、2009年时，各地爆发出不少“蚁贪”时，反腐重点又转向了基层官员。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表态则意味着，今后的反腐工作将不再区分官员的级别，一视同仁地予以打击，发现一件查处一件。
2013年1月23日，在中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指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这个提法很新颖，也很务实。自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16字反腐基本方针以来，“标本兼治”一直是历届中央领导遵循的反腐守则。
在王岐山精确总结出“以治标为主”的反腐逻辑之前，各级纪委部门多强调“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和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宋伟指出，纵观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央反腐逻辑的演进，可以发现，十八大之后五年，都在侧重治标；到了十九大，则明显转向标本兼治，因为前期治标为治本积累了条件。但他也强调，并非十八大期间只有治标，实际上，中央一直在同步推进治标和治本，只是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事实上，在王岐山“治标为主”的表述之前，还有一句话——“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
到了2014年，以“打虎拍蝇”为特征的“治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开年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王岐山在作报告时连用了四个成语——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和壮士断腕——来表达中央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措辞之严厉，十分罕见。
在当年10月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首次提出“治病树、拔烂树”的反腐思路。他说，“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决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谁在这样的形势下仍敢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就要为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
其中，“塌方式腐败”的提法尚属首次，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在指山西。贯穿2014年全年的山西官场地震，暴露出系统性腐败的风险。
2014年2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落马。6月至8月，山西先后又有6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其中包括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他的胞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副国级官员令计划也在当年年底落马。
到2015年初，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包括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和13位县长。从落马官员的数量和涉及领域看，从省级到乡镇一级，几乎每个层级都有腐败问题，从权力集中的交通、国土等部门到权力边缘的“清水衙门”，甚至纪检监察系统也出现了“灯下黑”。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评论栏目“学习小组”撰文指出，山西一事有着标志性意义，不光是腐败，此地的“政治生态”都出了问题，一个13人的常委班子，落马官员的数量让人瞠目。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
有分析人士借用习近平2014年频频提及的“新常态”一词，提出“政治新常态”概念。学习小组也指出，在这个资源大省权力重组的背后，是呼之欲出的“政治新常态”。理解习近平的“政治新常态”，需要从“破”与“立”两方面入手。
反腐学者李永忠认为，“新常态”，则必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新常态”既要调整浅层次的法规制度，更要通过深层次的制度治党，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
2014年10月底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反腐治标向治本转变的关键节点。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一条是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看来，这为中国特色的法治化反腐新路径指明方向。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马怀德注意到，此前6月，中央政治局已经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他指出，十八大后的反腐经验和成果，使得在“不敢腐”取得初步成效之后，通过制度改革实现“不能腐、不易腐”。
事实上，早在2013年7月的河北调研期间，习近平就说：“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
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继续强调，要“高举反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
中央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表示，将权力装进制度之笼，是反腐治本之策。中国事实上存在着纪律和法律的“制度双笼”，关键是如何加密加固、互补互促。乘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东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齐头并进，依规治党将迎来更多法治助力。
宋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反腐败治本方面，中央的布局主要沿着两条线，一是具体的党内法规制度完善，二是更根本的体制机制改革，涉及宏观的顶层设计，比如纪检内部机构改革，派驻和巡视全覆盖的完善，以及十九大后关键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在党内法规完善方面，从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发布开始，中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系统清理。
2014年1月至3月，中央相继印发《关于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
2015年10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修订后的《处分条例》不仅新增违纪行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还把近年来纪委通告中出现的一些新表述纳入进去，比如“订立攻守同盟”“团团伙伙”“大肆进行利益交换”等。
2016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提出“终身问责”。
2017年6月，发布《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7月，五年来第二次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进行调整。
2019年2月至3月，发布《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和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据统计，五年多来，共制定、修订140多部法规，约占220多部现行有效中央党内法规的60％。
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十九大之前，最核心的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指出，原有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二是查办腐败案件受地方和部门牵涉太多，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
针对这些问题，依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在高波看来，改革路径围绕着两个“上”和两个“全覆盖”。
两个“上”的本质是“收权”。改革以后，一方面，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另一方面，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相当于，把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上提”，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改革落地，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与此同时，努力实现派驻全覆盖和巡视全覆盖。“两个全覆盖”的本质，则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另外，从2013年4月起，中央纪委开始进行内设机构改革。2014年3月，继续深化“三转”（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新设两个纪检监察室和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加强自我监督。到2015年底，包括335个地市级纪委在内，内设机构改革基本调整到位。
到2015年3月底，中央纪委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组长，分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人大机关等党务部门任职，实现了中央纪委向中央和国家机关同时派驻的要求。到2016年初，中央纪委派出的47家派驻纪检组已全部到位，实现了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机构全覆盖。
而在巡视制度创新方面，也成果亮眼。
十八届中央共开展了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单位党组织。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即做到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中纪委的数据显示，十八届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重大问题线索，都来自巡视 。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表面看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逻辑是从“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演进路径，在深层结构上，实际上是围绕“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这三个维度进行推进。
正如治标和治本要一体推动，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孤立的三个部分，而是要同时推进。”
宋伟指出，由于这三项工作的难度不同，呈现出来的反腐结果也有差异。其中，“不敢腐”的成效最明显，也就是高压态势下的“打虎拍蝇”。“不能腐”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真正减少腐败风险，预防腐败，相对来说困难更大。而且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领域都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需要一个时间周期。而“不想腐”要求人们彻底将清廉作风内化，具有更大挑战。
在姜明安看来，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央总体的反腐败逻辑有一个精确提炼，即：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强化党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除了十九大报告，一起被审议通过的还有新修订的党章。其中，这句话作为重大政治原则被特别写入党章之中。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首要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10月19日，王岐山在参加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说，习近平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指出，和十八大之后的五年相比，十九大后的反腐败工作有个明显的特征，即强化党的全面领导。
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作为十九大后反腐败治本的关键举措，从2016年11月开始启动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于2017年10月在全国推开。
三个月内，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察委员会已全部诞生，并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级监察委员会主任。
姜明安指出，国家监察机关是党统一领导下行使反腐败职能的国家机关。这一特性有三个要点：一是国家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反腐败；二是今后反腐败职能统一由国家监察机关行使，过去行政监察机关、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检察机关行使的反腐败职能将全部整合到国家监察机关；三是反腐败职能的行使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今后纪委与国家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将是这种统一领导的体现。
宪法修正案草案中对其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即监察委员会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也就是说，不是司法机关，也非行政机关，而是政治机关。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整合了原来分散的反腐败力量，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和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全部“转隶”至监察委员会。
在反腐败力量整合的基础上，监察体制改革遵循了十八大以来“全覆盖”的思路，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2018年3月20日，《监察法》被审议通过，成为中国的反腐败国家立法之一。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图/新华
2018年10月，中央出台《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对派驻监督再改革，赋予派驻机构监察职能，将其和国家监察统一起来。
《意见》指出，要坚守派驻机构作为党的政治机构、派驻监督作为政治监督的职能定位。《纪检监察报》随后发文解读称，派驻监督本质上是政治监督。
另一方面，从2015年起，中央就明确提出巡视是政治巡视，不是业务巡视。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了这点。中央巡视办负责人就学习贯彻《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2022年）》答记者时也指出，十九届中央巡视必须坚守这个职能定位，突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党的建设，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学者郑永年将十九大后通过一系列改革而形成的制度称为“以党领政”。他表示，王岐山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广义政府”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有非常深刻的含义。
王岐山指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
“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王岐山说。
2017年1月9日，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关于中国有无计划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反腐败系统的问题，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回应说，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国家监察，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同样，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2018年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8年《反腐倡廉蓝皮书》。报告显示，中国高压反腐的效果继续释放，80.4％的城乡居民认为最近一年腐败现象与之前相比“大幅减少”和“有所减少”；83.7％的城乡居民认为目前的“腐败得到有效遏制”和“腐败在一定范围内遏制”。
宋伟指出，虽然反腐败成果斐然，但在当下，腐败存量仍然不少，增量时有发生，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腐败风险依然很高。
事实上，在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结论之后，会议还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
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李欣然感慨地说：“反腐败主要是一个涉及利益的斗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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