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大协同时代：数字技术能为社会治理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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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协同之下的“数字化生存”，不仅体现在危机时期，也将成为定义人类经济、社会未来命运的主旋律。

文/观察者

回望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2003年的SARS疫情，今天的新冠疫情，有何不一样？

从最初的预警到武汉封城，从火神山医院动工到各路人力、物资驰援湖北，从全社会的居家隔离防控到在家办公……这一切都已在线的方式发生，5G、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也成为疫情期间的关键角色。

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时期崭露头角，人类的抗疫史也从之前的线性进化，走向社会化大协同……

作为对疫情时期数字技术应用实践的反馈和延伸，近日全球开放型研究机构罗汉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办的一场研讨会，其主题就聚焦在“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

“控制疫情为主，保证经济为辅。如果疫情控制不了，经济也无法保证”，中科院教授、国务院参事、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石勇在研讨会上做此表态，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更加艰涩的问题——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两难，如何变成两全。

事实上，无论是高效防疫本身，还是尽快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主辅切换和兼容，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技术赋能之下社会治理提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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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这次确实不一样。

相似的是疫情本身，不一样的，是抗击疫情的方式。

数字化系统与控制领域的中科院专家曾大军提出，与以往的公共卫生事件相比，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数字技术的全面介入是最大的不同，“全生命周期的、全链条，从垂直的角度、从时间轴的角度都全面介入，是第一次。”

不止是曾大军，与会的专家对此次新冠疫情，多数都有类似的看法，只不过表述有所不同。而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则进一步提出，由于数字技术的介入，抗击新冠疫情成了“一个全员参与、全链路全周期和全方位的过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和应对危机的过程。”

数字技术本身是无形的，可见的是抗击疫情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在线的、动态的、线上融合线下的，这使得从政、企到全民，都参与到了疫情防控之中。而作为一次社会大协同，数字技术支持的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着大脑、中枢神经的角色。

数字技术的上述角色，可以溯源到互联网企业这些承载数字技术的实体。1月25日，阿里宣布9项措施驰援武汉，重点保障医疗物资、百姓生活物资的供给，以及援助通道的畅通，阿里旗下菜鸟、盒马等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疫情的发展，钉钉的协同办公支持、淘宝的商家支持，继续在统筹、协同的意义上，为抗击疫情创造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BAT，这三家技术、人才实力最为深厚的头部互联网科技公司，恰恰也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最核心的技术支持。在疫情期间，阿里云宣布向全球公共科研机构免费开放一切AI算力，以加速新药和疫苗研发；百度研究院宣布向专业机构免费开放线性时间算法 LinearFold 以及世界上现有最快的 RNA 结构预测网站，以提升新型冠状病毒 RNA 空间结构预测速度；腾讯则从内部招募30多名专业的研发、设计和产品技术人员。

不难看到，数字技术不仅是此轮抗疫大协同的关键，而且在疫情响应速度、支援效率，在提供关键技术支持的维度和深度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离开数字化的调度，可能我们社会应对突发事件就显得会有一些混乱。”研究工商管理数字化转型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孙毅认为，数字化在抗疫过程中，已经不单单是工具或者产品的角色，而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的物流、在线办公，“还具备了公共物品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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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数字化已经是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一块长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常态化的社会治理，而在新冠疫情防控这次危机管理中，数字技术之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也包括短板和未来的方向，则进一步凸显出来。

数字技术之于危机管理和常态化的社会治理有何价值，如何落地，可以从本次疫情危机中找到启示和方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汉堂学术委员王能就提出，“这次疫情是一次危机，或者说是一次灾难。成本很高，但是我们不应该浪费这次危机或者灾难情况。”

大数据专家石勇参与的团队，2月初已经在用异构数据驱动模型，精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行研究，他认为数据的准确性和融合、贯通都是挑战，“数据一定要准确……各个专业、特别是各个部委，包括通讯、支付、交通等等，他们在这么短时间内能不能把数据融合到一块。”

显然，来自各个领域的有效数据的融合，不仅对于疫情研判、防控整个危机管理过程有价值，对于复工安排、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有价值，也应成为常态化的社会治理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源头性问题。

好消息是，疫情时期涌现的各种数字化专业平台，不仅成为抗击疫情和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也在扩充数据池，甚至为未来的数据融合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和更多的可能。疫情期间，全国28省市与阿里巴巴合作上线“数字防疫系统”，美团上线实名乘车系统，可做疫情防控时追溯依据，高德上线“新冠肺炎疫情地图”，可查看附近疫情案例场所信息……诸如此类的案例，不仅是科技防疫的典型，其中一些，也显示了政企合作为协同防疫、协同化社会治理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事实上，疫情时期的一些数字化工具，完全无缝过渡到常态化的社会治理。阿里钉钉、腾讯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在疫情时期加速推动云办公服务，浙江围绕网上政务服务，上线了“浙里办公安专区”，发改委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AI诊疗在一些地区得到应用……所有这些，对于社会治理来说，都有其特定的技术价值和数据价值。

由于数字化的发展，社会治理正在不可逆地迎来多元化参与的时代，这可能是本次疫情的核心启示。如孙毅所指出的，“数字化的普及，已经从产品、工具层面、消费层面、产业层面拓展到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层面。”

对于社会治理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孙毅持乐观态度，因为“非常符合技术扩散的客观规律”。不过，关于未来两者的融合，孙毅认为重点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和组织的融合，我们“需要从关注技术，转移到关注技术和组织的融合，包括知识的共享，包括组织我们决策体系的变革。”

显然，社会治理和数字技术的融合，是全面的融合，而无论在数据融合、组织融合上，目前都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有着金融学背景的王能教授，提醒我们改变对危机的传统认知，他指出，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远超过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频率，黑天鹅事件的频率，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这等于在另一角度上，说明了数字技术深入常态化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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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看新冠疫情危机，可能是非常态的，但社会、经济的各种扰动和挑战，确实是高频的，甚至是无限近似于常态化的。

而数字技术之于疫情防控，之于社会治理，其大协同的一面，同样具有普遍性意义：数字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的持续演进，才是数字时代未来的大协同进化图景，也才是社会治理系统化升级的最优解。

通过疫情的新旧对照，石勇教授指出了当前数字基础设施的必要性，舆情系统在上次SARS以后，就已经开始建立了，但是数据没有融合、打通，拿不到全面、真实的数据。他进一步指出，未来数字基础设施的升级，需要的是大数据层面的三方融合，“一个是政府的数据，第二个是企业的数据，第三个是开源的数据。”

数据“开源”融合之下，曾大军关注的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个关键问题——隐私保护，并且提出了非常态时期的解决方案：在危机管理时期，可以一事一议，前提是为应急状态下的数字化协同，单独提供顶层设计、平台管理制度和隐私保护的方案。

显然，如今，互联网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走在前面。一方面，他们对于上述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还有种种优势，如孙毅所指出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数字技术的匹配，特别需要互联网行业普遍采用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现在互联网企业讲很多所谓的中台战略，其实就是让组织更扁平、更敏捷，让信息的传递更有效率。”

事实上，在孙毅指出的另一个问题上——数字基础设施面临着地区不均衡、人员数字化素质不均衡的问题，互联网行业同样走在前面，未来，互联网行业对下沉市场的开拓、数字技术的下沉，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由此也不难看出，商业基础设施的持续数字化升级，对于社会治理意义上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仍会起到关键作用。如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所指出的，5G和云计算作为这几年高速发展的两个领域，在火神山医院全民“监工”、阿里云和百度云的开放、协同办公等领域，均体现出了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而在商业基础设施领域，阿里则率先意识到，在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之上，要有一个新的商业操作系统，从社交、商业、金融、物流、云计算各个方面去推动数字经济。由此看来，商业基础设施，未来很可能继续扮演数字技术进步的加速器，并且反馈到数字技术设施或社会治理领域。

本次疫情危机的应对——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和应对危机的整个过程，数字技术显然是作为另一个隐形的主角而存在的。从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SARS到本次疫情，智能手机、5G、云计算作为有别以往的全新事物，陈龙认为，这是对信息革命作为人类协同革命的本质的反映。疫情压力测试之下的人类大协同，则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陈龙称为“数字化生存”。

显然，大协同之下的“数字化生存”，不仅体现在危机时期，也将成为定义人类经济、社会未来命运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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