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最聪明的城市？
编者按：
《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四个维度对100个样本城市的数字治理水平进行研究分析。汪科认为，数字基础设施既是硬件，也是“新基建”和“新城建”的重点之一，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则是城市设计、规划、治理的软件内容，这是城市生机的体现，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人民城市为人民，正是通过这些软硬件的协同创新来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汪科在8月18日举办的“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发布会”上表示，充分发展“新基建”“新城建”，推动数字化转型，探索城市规划、设计、治理以及运营一体化，开启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方向。基于此，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共同致力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研究新时代下的城市治理。今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将与各方保持合作、深化实践，持续发布《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共同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依托数字新技术，我国城市规划设计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过去以编制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案为主，逐步走向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制定城市治理政策的新阶段。”汪科认为，通过城市治理政策的落实，推动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案的实施，并引导城市建设涉及的政府、企业、公众积极参与到城市规划设计编制之中，可以汇聚共识，真正绘制“一张蓝图”、推动“一张蓝图干到底”。
谁是中国最聪明的城市？
这也许是一份会改变中国一二三线城市格局的排名，虽然现在它只是悄悄露出苗头......
8月18日，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
第一名不是诸位最最熟悉的北上广深，而是杭州。
而且，这份数字治理的名单让习惯按照GDP、人口了解中国的人有了一种错乱感。
没错。
因为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变了，驱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变了，所以变化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城市这种形态，放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就是最能汇聚财富和机会之地。而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导致财富与机会被创造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两千年的大多数时候，城市首重规模，出台政策，吸引资本，集约土地，各个城市不断占有，追求规模效应，带有鲜明的唯GDP论的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
近代以来，连接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沿海地带普遍崛起，而随着高铁发展、互联网的兴起，区域聚集、产业分工、发挥集体优势，城市群、大都市群发展战略大兴。
而比“连接”更高的是——辐射，这对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头能力提出了最高要求。
其根源依然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数字化革命，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的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存模式。
以数字化治理为标准，杭州排第一，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西安等城市分列第二到第九名。
同时在“数字生活满意度”中，杭州也位居榜首。
近年来，互联网、数字化对于“连接型”城市的改造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城市的崛起动力，正从依靠“政策红利”向主动寻求“技术红利”转变。一些差距被拉大，一些鸿沟在被弥补。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突破31万亿元，占GDP的三分之一，超过400个数字经济重大项目，3000亿元的总投资额，让弯道超车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处处开花。
中国主要城市都有一套“智慧城市”规划方案，而三四五线城市也都指望能抓住这一趟上车，一次性跑过十年的发展差距。
郑州GDP全国第15位，数字治理指数排名第7位，已经凭借数字化能力成为中原地区一匹“黑马”。
西安GDP排名24位，在榜单上跻身前十。阿里巴巴已在西安建成丝路总部，进而辐射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
湖州GDP排名在81位，但是数字治理指数为22名，已经进入二线城市的水平，与重庆、厦门、太原相似。
这佐证着，唯GDP论的城市竞争视角过于狭隘，它能够反映部分历史的延续，却无法预言最具备指数效应的“科技”要素对于城市未来的改造。
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改革的大周期共进退。
当下中国经济最宏大的问题，就是“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对每个区域每个行业和每个人的改变。
在上一轮双循环格局中，中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
外循环战略、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合力，直接奠定了中国沿海城市的崛起。长三角、珠三角和深圳特区因此崛起，中国区域格局的东西之变，南北之变，都是在上个周期的产物。
如今向国内大循环转型，对区域格局的影响：
短期来看，是要素资源的重新分配——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从中小城市向利用效率更高、集聚效应更强的大都市圈进行大腾挪；
长期来看，只有科技突破，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如今的中国，新城镇化、新基建、新技术革命三个重大进程相互叠加，在“双循环”的大趋势下将中国城市变局推向了一波高潮。
杭州被选为中国的“数字治理第一城”，不是因为其投入有多大，而是因为其探索出了一套清晰、有效、普适的道路，并且用实践证明了不依靠“政策红利”，主动向“技术红利”转型是一条可行之路。
这给了当下的中国城市们一个答案，让数字城市能够在中国全面铺开。
研究报告同时透露出另一个迹象：
在排名前20的城市里，江浙沪地区占了7个；离排名第一的杭州越近，城市数字治理的水平越高。
图源：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
以杭州为核心，江浙沪包邮区又一次走到了全国人民的前面。
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一体化扶持政策，长三角是要晚于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到2019年底才推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然而，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走到了最前列。通过数字经济，“长三角正在成为一个省”的趋势越发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有两条路线之争：
一是城镇化，强调发展中小城市，农民就近进城，减少跨地区流动；二是城市化，强调发展大城市，大都市越大越能发挥规模效应。
在十三五期间，高层选择了第一条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农村凋敝和空心化的背景下，提出“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一份《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出台，道路又一次改变。
高层选择了大型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
目前全国19个城市群，以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5个为核心城市群，又有9大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国际大都市。
在上一轮城市化道路选择中，长三角吃到了政策红利，成为了中国规模最大、连接最紧密、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最强的城市群。
如今，拥有资本、产业、技术和人才的长三角，在新一轮数字城市化的进程中又跑到了前列。
这反应了一个趋势：我们的城市集中度不是太高，而是还不够。
城市间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城市的边界也在被不断打破。越是有经济实力的城市，也越能抢占先机，留给其他城市弯道超车的时间不多了。
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宁波等几个强核心城市都已经实现了“连接型”城市，并向“辐射型”城市转变。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这几个龙头城市也已经完成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共同培养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城市群内既有中国经济中心、数字第一城，又有老牌工业城市、重工业心脏，在完整供应链上布局深远。
上海布局芯片产业，建设高端消费市场；杭州发展电商产业带、互联网科技等；
苏州发展人工智能，由工业制造向智能制造；南京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业；合肥的中科院科技集群；宁波的智慧交通、跨境电商组成等，
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正在构建中国数字经济的底座。
不管一座城市的规模大小，都不会是孤立的存在。如今的城市，深深嵌进了商品流动、人口流动和信息流动组成的一张巨网。
在这个宏观系统里，你的排位座次取决于你对这个系统的价值。
而能否在这个系统里获得发展，取决于这张巨网是否完成了“规模-连接-辐射”的发展路径。
高层去年12月在《求是》发表了《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强调了区域经济发展“分化”，和发展动力“极化”问题。
图源：求是《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未来中国经济版图的大洗牌中，数字治理第一城的杭州，四十年风光的深圳，千年大计的雄安，都在加大下注。
在内外循环的交换之下，不断扩容、产业完整的长三角，与由外贸经济向内求解的珠三角，已经走上了迥异的道路。
能够充当长三角的数字中心的，只能是杭州。
关于杭州到底是不是一线城市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多项指标超过广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人才吸引能力首超深圳，经济发展一直在高速运行。
每个去过杭州的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杭州。
如果把目光放到十年、二十年前，杭州还是一个贴着旅游、慢生活、休闲标签的二线城市。如今的杭州，是中国的电商之都、物流之都、移动支付之城……你再难用一个固定的标签去衡量它。
探讨其是否是一线城市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在一二三线城市的标准正在被重新定义。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杭州如何从一个标准二线城市，一步步闯到今天的格局。
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
当年G20峰会在中国召开，此前的举办地都是华盛顿、伦敦、圣彼得堡这样的国际城市，首次来到中国没有选择北京和上海，而是选择了杭州，引爆了所有人的讨论。
同年中国提出了“互联网+”，杭州也率先提出建设“城市大脑”。放眼全国，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像杭州这样，全情地拥抱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的大潮。
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服务，如手机充缴水电气费、支付宝乘坐公共交通、网上政务窗口，其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最早都是在杭州实现。
疫情期间，入杭人员在杭州高速入口出示健康码
如今全国人民每天仍在使用的“健康码”，也是疫情期间，杭州依靠城市大脑系统，率先开发和应用。
乘客在杭州南站刷码进站
支付宝最早在杭州实现了刷码乘坐公交地铁，如今这已经风行全国。而如今，从杭州开始，长三角已经在实现城际铁路的扫码联通。
如今你手持一码，就能在整个包邮区通行无碍。
当各地投资数字基建时，杭州的“城市大脑”已经迭代到3.0版本，成为一套完整的“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杭州特点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数字系统解决方案”。
缺少政策的加持，崛起需要地方政府敢于不按套路出牌。而这种基因一直深刻在杭州的山水儿女身上。
很难说，是杭州成就了阿里巴巴，还是马云改变了杭州。
当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政府，与一个冲向世界的科技巨头相遇后，一步步踩风口、创造风口的趋势诞生了。
一个区域唯一的内在确定性，是人和资本的持续性流入。用脚投票、用钱投票是最实际和最不会撒谎的。
过去几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一直是深圳和广州。而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新增55.4万人，首次位居全国榜首。
如今的杭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之都。人才用脚投票，走在西湖苏堤，你能看到更多中国人才离开北上广深，选择扎根苏杭；你能看到越来越多来自硅谷、华尔街的技术、金融精英归国入杭。
杭州与阿里的相互成全，让杭州完全转向了服务业，在“连接”能力上跨越地理时空，同时创造了一个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而科技公司则释放了技术红利。
由阿里巴巴、电商产业带、电子科技等一大批民营企业打好了数字基建的基底，让杭州提前多年已经开展了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的进程。
在杭州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投入这样大的资源推动数字城市的发展。
在杭州之后，尤其是新基建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当下，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的大潮才汹汹开启。
新城镇化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席卷。一个个城市群，把原本割裂的CBD摩天大楼和乡村振兴的田坎都装进了同一个宏观系统中。
在这个囊括一切的宏观系统里，看得见的交通、人才、商品在流动，看不见的信息、资本和科技都在一同发生奇妙的反应。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头部地区的繁荣。一个地区的崛起，更要依靠中心城市的辐射。
杭州构建的“数字治理第一城”，是一个拒绝平庸的答案，也是中国区域格局剧烈变革的时代下，一个打破标准、弯道超车的最好样本。
每个城市的兴起都有偶然，但更长远来看都是必然。
来源：新华财经、智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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