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双循环”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20年11月29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采取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增长指标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全年可争取2%左右的增长率，今年由于疫情的冲击，并没有提增长速度指标，他建议明年的经济增长可参考“以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指标体系。他呼吁，“十四五”期间把全社会统一的就业指标做好。

刘世锦还表示，除就业指标以外，还应该采取一些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等。“GDP指标还是要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为挂帅指标。事实上，前面的指标处在正常或者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他认为。

提升增长的质量

刘世锦表示，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既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长的质量。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刘世锦引述一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样的增长速度，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者是要达到6%甚至8%以上才能实现。

“从潜在增长率讲，今后15年平均增速要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很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关”，刘世锦表示，据自己的研究团队初步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德国等二战以后的发展经历表明，一段时期内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贡献。

“今后15年要实现上述目标，我看很多人现在又开始说速度要达到多少才行，实际上有些速度是达不到的。但是汇率问题背后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要素生产率”，他强调。

释放结构性潜能，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

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宏观政策应相应回到正常状态。刘世锦认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在于，我国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能驱动增长，主要不是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但是面临的问题是，高速增长期结构性产能，像房地产、基建、出口等等动能已经逐步消退，所以“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相配套的潜能。

刘世锦提出了“双循环”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有更好的要素集聚效率，今后五到十年这个范围能提供70%-80%的增长潜能”。

“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的短板，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补这个短板是要给全社会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的短板。今后十到十五年，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力争实现倍增，就是由现在的4亿人增加到8-9亿人。补上这个短板，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短板。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是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的环节。这个环节补上以后才能够有效的应对外部卡脖子的问题，中国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

“2”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

刘世锦强调，上述结构性潜能在今后5-10年都能够起作用，但是现在不同程度的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所以应该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变现”。

刘世锦提出五大改革：一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同时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应该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按照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三是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性产业领域改革，应该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实质性的大动作。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关键是要逐步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城市，比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际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

对外开放

刘世锦认为，我国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和竞争中要发挥引领作用。全球化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是不同经济体市场市场体系的竞争。“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倡导者、维护者，在全球市场体系发展竞争中，我们现在不能落在后面，也不能挤在中间，应该站到前列，占领制高点，起引领作用”，他建议，打出“三个零”这张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个推行很不容易，但是把这个牌打出来，就站上了国际博弈的制高点”。

我国目前已经签署了RCEP协议，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在刘世锦看来，我国通过加入较高水平的区域合作组织和协定，形成制度规则性开放的新格局。“我们在国际谈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难点焦点问题，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等。这个不是别人要我们改，而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

他强调，要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相关领域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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