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自6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法治保障，对于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期特选编其中部分涉及自然资源的重点内容，供读者交流学习。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活动。
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乡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顺应村庄发展规律，根据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分类推进。
国家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采取措施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完善粮食加工、流通、储备体系，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国家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增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活力，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国家建立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国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并保护高标准农田。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农村土地整理和农用地科学安全利用，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发展乡村产业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政策、环境保护的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开展保护状况监测和评估，采取措施防御和减轻火灾、洪水、地震等灾害。
国家健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绿化美化乡村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施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保护修复，开展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和服务，强化新建农村住房规划管控，严格禁止违法占用耕地建房。国家实行耕地养护、修复、休耕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划定江河湖海限捕、禁捕的时间和区域，并可以根据地下水超采情况，划定禁止、限制开采地下水区域。
禁止违法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产业、企业向农村转移。禁止违法将城镇垃圾、工业固体废物、未经达标处理的城镇污水等向农业农村转移。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禁止将有毒有害废物用作肥料或者用于造田和土地复垦。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整体筹划城镇和乡村发展，科学有序统筹安排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优化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布局。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优化本行政区域内乡村发展布局，按照尊重农民意愿、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保持乡村功能和特色的原则，因地制宜安排村庄布局，依法编制村庄规划，分类有序推进村庄建设，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严禁违背农民意愿、违反法定程序撤并村庄。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到乡村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结型项目，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等，但不得破坏乡村生态环境，不得损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完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供水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护、农村教育、农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支出，以及与农业农村直接相关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以工代赈工程建设等。
参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依法采取措施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激活农村土地资源，完善农村新增建设用地保障机制，满足乡村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和农民住宅用地合理需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乡村产业用地，建设用地指标应当向乡村发展倾斜，县域内新增耕地指标应当优先用于折抵乡村产业发展所需建设用地指标，探索灵活多样的供地新方式。
经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依法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优先用于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乡村产业。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乡村振兴促进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违反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陈剑平院士解读 《乡村振兴促进法》：切忌用建城市的方式建乡村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未来半个世纪中国最大发展机会在乡村振兴。”5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波大学中国乡村政策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陈剑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2021年4月29日，《乡村振兴促进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法律，也是一部全面指导和促进乡村振兴的法律。《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有何战略意义？如何理解“促进”二字深层次含义？《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后，如何解决乡村振兴所需的资金和人才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长期研究宏观农业战略和乡村发展问题的陈剑平。
|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宏观农业专家，您如何看待《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出台，该法落地有何战略意义？ |
陈剑平：法律从调整的方法区分，有主体法、行为法、促进法等不同类型，《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促进法。促进的是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做些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颁布了《农业法》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种子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多部涉农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还没有一部乡村全面发展的总体性法律保障制度。《乡村振兴促进法》是第一次为乡村专门立法，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正在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通过科学统筹要素资源、精准有效破解需求难点来系统提升三农发展质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全局性、系统性的法律保障，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周刊》 ：如何理解“促进”二字？该法的落地对中国乡村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
陈剑平：我理解《乡村振兴促进法》中的“促进”，就是促使前进，也就是加快推动的意思。《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的促进对象，不仅涉及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还包括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手工业、绿色建材、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和乡村物流、电子商务等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促进”深层次含义涵盖的不仅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还包括了农村社会生活和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文明风貌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善。其目标不仅体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还体现在农民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综合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所以《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产业发展、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法律规定，也就是全方位的促进。此外，乡村振兴涉及部门多、关联人群广，任务难且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久久为功。在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过程中，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需要在党中央的全局统筹谋划下，稳步推进。过程中可能需要不断地优化、完善，需要各个系统、不同部门积极主动地协同。我理解这里的“促进”，不仅仅是规范，更多的是推动，是引领，是方向，体现了务实性和前瞻性。《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的制度措施，既包括各级政府的职责和监督检查的范围，也明确了具体的扶持手段。这些规定，对于扎实、持续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揽子的制度规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这样的话，才能确保在整体上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中国经济周刊》：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如何界定政府及市场的边界？怎么理解您提出的乡村运营战略？ |
陈剑平：《乡村振兴促进法》能够落地实施，关键是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目前看，乡村振兴中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各种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但市场的作用还有潜力可挖，虽然一些大型工商资本已经开始投向农业，包括建了很多美丽村庄、农旅项目等等，在点上已有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但在线上、面上还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发展逻辑，并且当下的实践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乡村参与不足，二是农民参与不足。中国乡村政策与实践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是“用市场化的方式振兴乡村”，主体任务就是“运营村庄”，也就是把村庄整体作为一个主体来运营，乡村在产业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等领域，都有巨大丰富的潜力可待挖掘。近年来，我们与乡村干部一起研究村庄如何运营，尝试以市场化的方式让基层、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使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直接推动者和参与者，也使他们成为乡村振兴发展成果的优先享有者、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主动宣传者。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产业的再造、生活的再造、生态的再造和服务的再造，再造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重塑，是优化，是提升，而不是简单的替代和替换。过程中，需要党委、政府、科研院所、工商企业、金融保险机构以及农民和市民的各方协同，缺一不可。从我们的研究实践来看，政府的统筹引领是第一位的，在顶层设计、制度供给、资源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政府搭好台，企业唱大戏，我们要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科学、有序进入乡村，用商业化的模式，解决乡村振兴所需的资金来源问题、经营主体的培养问题和经营效益的实现问题。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的振兴，还是人才的振兴，最终都落在运营上。适合乡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有哪些？农民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的产业到底有哪些？这些产业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是什么？由谁来评价更合适？这些都需要好好地规划与设计，不能从城市照搬照抄，不能从过去照搬照抄。|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解决乡村振兴所需的资金和人才？ |
陈剑平：虽然国家投入“三农”的资金已经不少，但是乡村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大量资金，即使进一步提高政府投入比例，但光靠财政的钱依然还是远远不够的。财政投的钱更多的是兜底和基础保障，起到的是战略引导作用，还是需要有批量的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介入，才会真正激活整个投入机制。但社会资本的投资是需要合理回报的，所以当前需要建立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的进入和退出通道机制，并且，对乡村振兴类项目的风险评价体系、投资收益机制要进行系统优化和完善。在国家投入和工商资本投入之间，建议积极发挥乡村振兴类基金的作用，这一类基金，既有战略担当、宏观视野，也有专业的商业逻辑和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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