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就会落下。“世界工厂”的狂飙也会有慢下来的一刻。刚刚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大普查有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数据——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规模达到4.93亿人。过往十年，中国人流如潮，南下东进。在故乡与他乡之间，追逐着梦想与更好的生活。有些人，犹豫彷徨，终为过客；有些人，劳作不辍，终于圆梦。这五亿人中，曾有3亿是农民工。在故乡与梦想之间的迁徙，他们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之名，缔造了一系列属于这个国家的辉煌瞬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超过美国，外汇储备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曾经用“水大鱼大”四字来形容这波澜壮阔的十年。然而，传统发展模式所能达到的极致也就这样了吧？七普几个关键数据明白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2020年，中国15-59岁人口占比较于十年前下降了6.79个百分点。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达到了峰值，以60岁以上人口数计，中国处于中度老龄化，如果以65岁计算，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只差一只脚，社会负担骤升。世界工厂受到极大冲击，中国经济增速在过去十年中从10.6%降至6.1%，部分原因正缘于此。第二，虽说仍有8.8亿适龄劳动人口，但何处可以安放？七普数据刚刚出炉，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是一个不小的数字。2009年，“用工荒”首现中国。但这并非无人可用，而是“便宜的工人”不好找了，熟练工、高学历的人上升通道收窄。有统计，世界工厂的工人往往每天要工作10-12小时，每周工作66小时。一年下来，他们的工作时间相当于法定工作时间的2倍，相当于1个人当2个人用。伴随着房价、人工快速上涨，中低端产业开始大量外迁，返乡潮、内卷化相继出现，中高端人才也开始内卷。比如，《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6亿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这是200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不仅仅是大国博弈的中高端科技创新，对于中国这种人口大国而言，民生方面诸如应用技术、商业模式、管理理念的创新……对于普通人同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只有这一类的创新才能帮普通人应对产业转换这个最难熬的空窗期。这个时候，当政者也许会庆幸中国抓住了一些关键的红利，让我们在这个瓶颈期能够再度提升经济效率。2020年，曹县GDP464亿元，在“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上有名，但实在算不上显赫。曹县的核心传播点是“逆袭”，背后折射出中国敢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底气。10多年前，曹县只有一个“穷”，经济主要靠外出务工。2005年，曹县一年输出20万农民工，相当于全县人口八分之一，创造劳务收入17亿，占到全县GDP的30%。但今天，曹县集众多头衔于一身。国内最大的影视表演服饰、汉服生产基地，集中了上下游企业2000多家，原创汉服加工企业超过600家，分别占据了淘宝相关产品70%的销售份额，仅此两项贡献的GDP就接近100亿。此外，曹县还是北方最大木材加工基地，木艺企业高达6000多家，曹县生产的棺材享誉日本，甚至有“每个日本人都会需要一次曹县棺材”的说法。一个北方穷县怎么就摇身变成了全国百强？答案是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一个叫任庆生的乡村电工2010年开的淘宝店，成交的第一单——36套服饰，赚了600元，拨动了历史的车轮。2013年，阿里巴巴注意到这座小城。如今，曹县成为全国仅次于义乌的电商村集群，拥有1.8万家淘宝店，124个淘宝村，跨境电商企业273家。
平台经济，也许是21世纪中国带给世界经济最大的冲击之一。不只是在规模，还有商业模式、管理方面。5月上旬，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初步评估了新冠疫情对2020年在线零售的影响。全球在线零售，美国的份额从11%增加到14%，英国从15.8%猛增到23.3%，中国从20.7%增长到24.9%，韩国从20.8%增加到25.9%……在2019年，全球B2C电商交易额排名中，中国以15390亿美元排名第一，美国以12610亿美元排名第二，英国以2510亿美元排名第三。其中，在跨境B2C电商方面，中国以1050亿美元位列第一，美国以900亿美元位列第二，英国以380亿美元位列第三。在中美竞争中，我们很少在事关未来经济的方面可以像这么说，美国缩小了和中国的差距。在联合国贸发会给出的一份报告中，如果按成交额计算，全球前十大电商中，中国有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美团四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B2C领域，中国阿里巴巴的交易额是排在第二名美国亚马逊的两倍多。在刚刚过去的2021财年（2020年4月到2021年3月），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的GMV是8.119万亿人民币。在第一次人口红利衰退，第二次人口红利兴起的历史转换窗口期，平台经济在整合社会资源、提升经济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人口流动的闸门，让大量的农民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城镇化红利。而当下的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地域和城乡之间的鸿沟，为许多人提供了新的创业和就业空间。以曹县大集镇为例，迄今共有700多名大学生、7000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大集镇还吸引了福建、江西的年轻人。在全国范围内，平台经济覆盖了中国村镇接近2.5亿人口。返乡潮、内卷，无处安放的青春——一道中国的宏大方程式有它的解法。在2015年，中国网红经济第一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达47%。在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的时候，很多地方、很多行业巧妙利用平台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广州大源村是中国第一个“百亿淘宝村”。每平方公里GDP超过4亿元，25平方公里土地上有营业额过亿的商家10多个，超千万的50多个，百万级别的数千。这种经济、产值密集度，超过绝大多数中低端制造业和普通服务业。全村总共有17万人，电商全产业链经营人员超过10万，每天从这里发出的包裹大约有两三百万件。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产业聚焦优势，当地人以为小店一开，黄金万两，一年一个爆款，就可以吃好几年，但真正做起来才知道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大源村不仅每个楼都可能藏着一个隐形富豪，关键是所有人都能在这里发现自己的价值，比如这里有4秒打包一个包裹，一天能打4000多个的中国最快打包手；还有在做主播时挖掘出自己不可替代性的前高铁乘务员。普通的南方村落，在平台的加持下，俨然就成为最富时代气息、最具能量的单元。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深圳过去十年常住人口净增713.6万，广州常住人口净增597.6万，分列全国第一二位。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增量占到全国总增量的18%。但广深的人口增量绝不仅仅来自那些高大上的白领产业。珠三角成为中国人口增长的大赢家，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在这里每一个村镇里迸发出的巨大活力，和这些产业对就业的巨大吸纳能力。在中国，成就众多普通人、普通村镇的其实是它们自己。但如果没有平台，它们的产业升级、自我成就之路也许会推迟不少时间。平台经济涉及上下游各个环节，事实上凡是上规模的电商群落，往往需要实现高强度的专业分工，或者是在特定的垂直领域深耕，才能在中国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搏的一席之地。不说曹县了，山东菏泽、临沂、日照这些农业人口集中的地区，过去十年地方政府都是依托平台强化自我来实现经济振兴的。比如隶属菏泽的郓城县主打的就是农副产品。当地和北京的文化传媒公司合作，把一批种田能手培养成第一批“网红农民”，目前郓城县电商企业多达1500家。更典型的西安、长沙、重庆等内地城市，通过打造网红城市，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休闲、餐饮行业更上层楼。更重要的是，在流量时代的大众传播中，平台成为中国本土品牌的孕育温床。近十年，中国诞生的销售额过亿的国货品牌，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风投早已不再仅仅聚焦互联网，新的投资热点是新品牌，新消费。但如果没有互联网平台，新品牌、新消费的热潮不会这么快到来。天猫近日发布的《2021中国品牌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天猫新品牌的销售额是2016年的17.9倍；90后人均国货消费已经超过6000元，而00后群体对国货的消费增速超过了50%。这是2020年新消费品牌前100名的清单，涵盖了食品、饮料、服装、美妆、健康等日常生活领域的资本新贵。中国消费市场，迟早将会是中国制造的天下。这是打破“内卷”的一条必由之路，如果不能通过建立品牌走到产业链的更高端，中国制造就没有办法获得更高的附加值，而劳动者的收入也无法提升。
“平台搭台，品牌唱戏。”像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为消费品牌的创业提供了最好的基础设施。利用这一套基础设施，品牌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在平台上实现“冷启动”，节省了大量在传统流通渠道的费用。在流动性整体过剩，房租成本日益高起的时代，它们可以通过成本相对固定的互联网平台，触达近10亿的消费者，成长的路径比传统品牌要短得多。中国的新品牌崛起的路径，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产业链都难以复制的道路。外资消费品做到今天，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沉淀过程。但中国国货品牌，得益于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及互联网平台在商业模式上的优势，不仅更快地触达消费者，而且以可靠的品质和更快的需求响应和产品迭代速度建立起心智。因此在创新上，这一届的新国货具有强防御力的属性。80后一代可能还记得日本服装、生活创意产品在中国攻城略地的历史，然而最近的十年，越来越多的日本创意产品在中国生存空间被挤占，以至于被迫回到日本内卷。但大时代，并非只属于大鱼，大鱼搅动的市场会给更多的小鱼留下充分折腾的空间。创新不止是一个环节，一个技术，而是要把所有新的要素重新进行有机组合。平台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就一众中国大企业，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了人类商业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化大协同。这也反过来推动中国的大数据、云计算、5G、智慧物流等技术和平台的迭代更新。很多人可能只看到了大时代中的大鱼，却没有意识到背后的积累。从纯粹技术的层面来看，在计算机、工程学、数学、人工智能等互联网强相关领域，中美还有显著差距，短期内中国必然还是追赶者。无论从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说，美国仍处于全球绝对领先地位。微软、Alphabet、脸书三家公司在过去6年的论文数（25,431篇）是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总和（5,040篇）的5倍。从衡量企业专利质量与价值的企业专利资产指数（Patent Asset Index，PAI）来看，前六名中美各占其三。然而，从商业模式的层面来看，中国的平台经济却有着它非常独特的优势。像阿里这样的平台，以更低的成本，链接了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单一市场，并且给商家、品牌甚至村镇提供了巨大的创业空间。它帮助更多商家走向产业链的更高层次，也带动了经济效率的提升。高手竞争，差距常常在毫厘，能够加入这场战斗本身已经是一种殊荣。以平台经济为例，欧洲、日本甚至没有下场的资格。中美之间长期的战略博弈已然形成，科技竞争是中美竞争的一个面向，但从根本上来看两国博弈的天平还要取决于整体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个多因性的产物，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生产关系的优化，带来的生产力释放，其作用同样不容小觑。从根本上说，今天的国家博弈，也需要服从市场法则。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形成一个高效的、能够不断驱动创新的机制，就不可能打破“内卷”，也很难在长期的博弈中胜出。中国平台经济怎样做到了它能做到的一切，以及为什么中国可以在这个领域后来居上？为什么决策层在推动强力监管的同时，仍然在强调要推动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好的商业模式也是核心竞争力。而这很值得人们静下心来思考。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智谷趋势（ID：zgtrend）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它为一个中产阶级的资本觉醒服务，帮助更多人获得财富。据悉，帝都深处的人也会在睡前打开这个号。高层会议、宏观经济、城市脉络、政策变动……这里有最真实的中国，有许多人难以察觉到的趋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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