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重大政策频出，为何引发资本恐慌？
来源 | 文化纵横
【导读】近期，教育、住房、劳动保障、反垄断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引发社会持续关注，市场也出现一定波动。为理解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及其经济社会影响，进而思索当前社会经济领域问题的解决之道，近日《文化纵横》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陆铭作了专访。
陆铭曾于2020年8月24日参加在中南海召开的专家座谈会，提出持续推动中心城市人口聚集、加强都市圈“增长极”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加大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投资等建议。
对于当下的政策变动，陆铭教授是如何理解当下的政策变动？推荐阅读。
《文化纵横》：近期，国内多项政策引发公众关注。教育领域，中央强力整顿校外教育培训行业乱象；
就业领域，人社部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维护平台企业派遣工的权益；住房领域，打压虚高学区房、设定二手房指导价、限制房贷、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等行动不断加码；
反垄断领域，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如何理解这一系列政策变化，它们是不同部门遵循各自专业逻辑的单独行动？还是背后有着统一的顶层设计，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即将迎来新一轮转型？
陆铭：最近在劳动就业、教育、住房等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管制措施的加强，的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这样一些政策取向的变化，我认为需要做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显然，我想社会各界都同意的是，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的初衷是想改善民生，克服在相关领域——特别是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领域——出现的一些所谓的乱象，希望能够降低住房、教育等对于居民生活的负担，这一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些政策的出台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科学客观地认识这些政策带来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收入会导致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需求，于是需要在不同的人群当中配置各种资源——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就会形成某种配置机制，总体上来讲主要是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用价格配置，出价者高的就得到更多更好的资源；第二种是行政配置，用某种规则把资源配置给相应的需求者。当然也可以是价格机制和某种行政力量的配置之间的一种结合，比如在管制价格的情况下会出现供给小于需求，一部分需求满足不了，此时可以行政配置（如直接的行政指定、随机分配等手段）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强制的均衡。
在理论上，当社会公众观察到一些领域出现高价格的时候，往往非常容易直接诉诸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或者加强对市场的管制，特别是直接的价格管制。
但是，我认为社会各界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思维上出现了一定的误区。对于当前在某些领域里面出现的高价格问题，人们没有更多地从供给侧来思考：有没有可能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导致社会公众所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以住房和教育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领域为例，分析一下供给侧的问题。
先来看住房。现在中国的确存在高房价问题，但是必须要看到，高房价并不是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在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住房的供给非常充分，甚至还出现了住房闲置、房价下跌的现象。中国的高房价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人口持续增长、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区。
这样的地区通常是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沿海的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以及中西部的一些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但是总体而言，中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哪怕是省会级城市，也并不完全就一定是高房价的，比如长沙对房价的控制就比较好。
但我并不认为，高房价的根源可以简单地归因为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是由人口的流动带来的，这是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资源跨地区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因此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出现的高房价，更应从供给侧去找原因。长期以来，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地方，住宅用地以及由此产生的住宅供给是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的。
教育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大量的补课行为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教育资源的有效供应不足，上大学的渠道非常有限，所以就出现学生相互之间的竞争。
当然，客观上也存在一些不良的现象，比如一部分教师在上课的时候有所保留，把本来应该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拿到课外市场上去补课。
所以，对于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我认为也需要做区分。对于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不负责任，把该讲的东西放到学校之外去讲这种现象，应该通过政府的管制来纠正。
与此同时，对于教育行业出现的供求矛盾，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加大教育行业的总体投入，多建学校，提高教师待遇，提高教育质量，缓解供不应求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应该增加大学的录取率，因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创新，而大量的制造业工人会逐渐被机器替代，因此，通过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来缓解大学入学的竞争，也是一个减少大家在课外相互竞争补课的非常重要的渠道。
尤其在那些人口众多，教育竞争非常激烈，而优质大学又比较少的地区，可以考虑通过加大国家投入，加快在这些地方建设大学。例如在河南、河北、浙江这些地方就存在大学的数量和质量与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问题，教育的短缺更加严重。
打压学区房能否真正起到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我非常怀疑。从形成机制角度来看，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完全由供求所决定的市场价格来决定的情况下，家庭通过竞争学区房来获取教育资源。
在理想状态下，由于通过学区房竞争优质教育资源可能会使得低收入家庭失去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那么可以对那些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孩子进行补贴，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但如果完全打乱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采取类似于打乱学区、随机抽签等方式来配置的话，可能会产生两种意外的后果：
第一，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后没有产生提升人力资源积累的效果，因为优质教育资源能否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积累水平，还取决于教师和学生素质之间的匹配；
第二，表面上随机配置的优质教育资源，却可能使得获取教育资源完全变成跟运气挂钩的事情，社会公众也未见得能够接受这种分配方式，甚至公众可能更容易接受基于竞争的资源配置方式。
随机分配教育资源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公平的，但公众的感受很可能反而是不公平的，特别是那些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家庭更有可能产生这种反应。
另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随机的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有可能产生腐败。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还需要通过加强研究来观察。
总的来说，对于上述领域出现的问题，我觉得社会公众应该更新思维。这些领域并非完全不能按照市场原则来配置资源，而是也应当坚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原则。
但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个环节上，政府不应跟市场力量对抗，或者简单地控制需求，而应该加强供应，以及在存在垄断的市场领域开展反垄断行动。即便是控制需求，也应区分哪种控制需求的手段才是合理的。
有的控制需求政策是为了防止出现不平等现象，这是有道理的；但对于真实的刚性需求，控制需求可能会适得其反，不能让控制需求政策成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途径。
《文化纵横》：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中美竞争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为何我国会在这种背景下推出这样一系列可能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波动影响的公共政策？如何理解和研判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
陆铭：在经济下行、中美关系紧张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在结构性的政策调整和保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认为此时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政策调整，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
但是结构性的供给侧政策调整，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兼顾效率与平等，如何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在理论界没有想清楚和没有经过充分地论证之前，宁愿先观望一下，不要仓促着手。
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受挫，而在想解决的那些问题上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有可能最后得到的结果违背了初衷，那就非常遗憾了。
总的来讲，我认为如果要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两者共赢，至少在存在短缺的领域，不管是住房还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增加供给，改善质量，优化布局，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大量增长的地区做这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总是正确的。政策制定者不妨从这些领域入手，实现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两者共赢。
这些政策对于中国中长期的发展能否产生好的效果，我不敢贸然回答，因为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证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从理论逻辑上讲，我觉得笼统地讲这些政策有好处还是坏处，本身就存在误区。我认为，讨论这些问题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要去讨论如何管制、在哪管制等这样一些问题。
其实在这些问题上，学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尽管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国内、国际不同的研究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其实可以去伪存真，真理是可以越辩越明的。
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政策的出台还是有一些仓促，没有理清一些相关问题的基本逻辑。这样可能会伤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些基础逻辑，也可能会让公众产生政策预期不够稳定的社会心理。
对于投资者来讲，在相关行业出现这些政策干预之后，也可能会产生对中国未来政策形成逻辑难以预期的社会心理，对整个市场经济的信心也会有所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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