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被俄乌战盖住, 温铁军: 背后大扭转才决定国运
【导读】近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但由于近期俄乌冲突热点影响，其中的重要信息并未引起公众重视。有评论指出，该文件意味着，中国内部的战略转型已经开始。
温铁军通过对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并不只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对称，导致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致贫”。类似地，在城乡关系上，发展产生的收益先被资本积聚的城市和收益相对较高的产业占取，贫困地区和农村承担其发展代价，客观上造成乡村的“制度性贫困”。中国借助一以贯之的举国体制，通过三次大规模的“制度性减贫”，直接把长期流出的资金要素回推到贫困地区，最终解决了脱贫难题。
解决脱贫之后，未来中国向何处转型？温铁军指出，在乡村振兴上对应着的主要经济基础，是生态经济。由于乡土社会的资产是非标的，不能用一般市场交易去定价，必须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把现代资本市场的交易方式引入农村资源性资产定价过程中来。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上可采用“双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国家投资是公共投入，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成员集合对内收益分配是量化到户，相对具有私有性质，由政府财政投入和量化到户的集体投入合作运营资产，构成生态资源开发的PPP结构。
温铁军认为，如果把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结合，将数字乡村落实到乡村绿色发展之中，很可能会改变已经形成的金融资本利益群体走向西方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发展模式。如果向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的转型能够成功，中国或许能避免资本主义一般演化规律（从产业资本异化社会到金融资本异化实体）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本文原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1期，原题为《新举国体制下的中国扶贫与生态转型》，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新举国体制下的中国扶贫与生态转型
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波动等多重风险挑战下，中国依然集中力量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标志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也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40余年来，中国已经有超过8亿人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堪称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中国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依靠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新举国体制”优势—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央政府持续性地通过国家战略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完成消除贫困的任务。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要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力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新阶段，继续发挥新举国体制优势，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构建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打造应对全球化挑战“压舱石”的需要。
据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共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且各国之间与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贫困程度存在巨大差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到2030年，全球或将再有2.07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从而使极端贫困总人数突破10亿人。
贫困是问题，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并不只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本身的问题。究其根本，其实质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制度性致贫，核心是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不对称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全球资本化的经济收益如何分配和发生的成本如何分摊构成化解贫困的一对基本矛盾。
纵观历史，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短暂几百年内，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阶段、中期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主导了三次全球化进程，后发国家被纳入全球竞争的每一次制度“接轨”都客观上承担了发展的代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对称，是发展中国家致贫和弱势群体恒弱的制度性内因。
（一）前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工业化导致的殖民地扩张。殖民扩张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国家对东亚（主要是中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尤其中国自宋、明人口过亿后，依存于农村且与兼业化小农家庭经济相匹配的工商业长足发展，以丝绸、瓷器与茶叶为主的出口借助了海上航路开拓而持续增长；客观上导致西欧因贸易赤字而演化为白银危机，并通过对外扩张占有资源和市场，大量移出贫困人口(包括罪犯)，控制了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引发17—19世纪的大量“以国家为犯罪主体”的殖民战争……同期的后发国家和地区陆续遭受侵略、大部分被迫纳入宗主国控制的资本主义体系，被拖入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殖民化地缘局势。
海外殖民扩张，一方面帮助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大量海外财富向欧洲流入，而同时欧洲贫困人口大量向殖民地迁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所内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比如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原封建贵族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等得到缓和，实现制度收益对应的“政治文明”。
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要以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发达国家依靠对外转嫁制度成本来实现增长的机制愈加深化，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不对称机制的可能性就愈加微小。
（二）产业资本全球化及矛盾转嫁
第二次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进入19—20世纪的工业化扩张，生产过剩作为“资本主义内生性的一般矛盾”引发了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各中心国之间，早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就不断爆发争夺贸易权力、殖民地、市场和工业原料的战争。延宕至20世纪初叶，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欧洲列强麇集在半岛型的狭窄大陆，产业同构加上同步扩张导致生产过剩和竞争恶化，同样路径依赖地诉诸战争。
老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列强纷争的世界秩序在二战中解体，美苏双寡头地缘战略形成。基于20世纪50年代战后恢复带动再工业化兴起，发达国家工人运动促使社会福利与劳动力成本及环境保护压力上升，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移出使得西方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和国家间矛盾都开始缓和，消解了西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压力。
二战后全球反殖民化运动催生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即是追求工业化，客观上成为消化发达国家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新大陆”，即成为战后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同期军备竞赛中的军事技术、创新设备大量地转为民用，带动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双密集型的方向提升，使之得以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发展中国家被迫让渡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才能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
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及其第二次对外转嫁危机客观上使得发展中国家深陷对外负债过高、财政赤字增加、对内剥夺加剧和社会动乱等各种加剧贫困的泥沼之中。
（三）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制度性贫困
第三次全球化始于金融资本扩张，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了产业资本转移的西方国家，最近20年正在演化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全球强权政府通过加快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获取制度收益，导致后殖民化时期的地缘战略向币缘战略演变。同期，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受了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与劳动”本质上属于对抗性冲突的主要矛盾，及工业化派生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不仅成为西方资源的提供者和产业资本的“打工者”，而且其外贸盈余向西方资本市场再投资，也成为金融资本经济泡沫化的主要来源。
以国家强权为信用基础的金融资本，形成于17世纪后期商人利益群体与欧洲君主共同获取巨额利益的战争需求，发展于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利润分配，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维护符号美元强势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此而始—资本主义在中期阶段列强争夺产业资本利益的战争，转化为进入高级阶段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保卫美元、争夺金融资本全球化之中的超经济利益的战争。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运作机制是借助美元化机制的“从纸到纸的循环”，从产业资本“套现”—用美元购买产业资本的资源、制成品，再用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吸引支付出去的美元回流；乃至产品输出国家产业资本的股权收益和外汇储备，都在核心国套现范围之内。金融资本是成倍运用金融杠杆进行运作，其高收益一直与高风险伴生，但收益与风险仍然是不对称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演化为局部区域的社会动乱和贫困恶化。
基于历史分析和国际经验比较，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是微观意义上的贫困，而是宏观的、历史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全球资本运作产生的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不断累积的全球化代价的客观结果。何况，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因为发展的阶段性导致了制度成本产生的必然性，面对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主要是通过将发展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来缓解这一问题的，从而导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弱势群体的贫困。
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而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客观存在着高速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在差别的问题，发展产生的收益先被资本积聚的城市和收益相对较高的产业占取，贫困地区和农村承担其发展代价。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以贯之的举国体制，既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有清醒的判断，又对发展代价进行内部化处理。由此，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构成了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扶贫经验。
（一）基于国家安全理性的扶贫战略
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解殖斗争建立新中国以来，对长期追求工业化不同阶段带来的积贫积弱状况，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扶贫。
首先是1950年和20世纪80年代，通过两次土地改革为农村大规模脱贫奠定了以土地均分到户的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基础，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小有产者，这意味着消除了“绝对贫困”，进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推进大规模基础建设及城市工商业的城乡融合中，资源禀赋较差的农民能够在农村工业化中获得有现金收入的就业条件，国家得以在高增长中实现较大范围的脱贫。
其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相继启动1982年“三五”专项扶贫计划、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等重大开发式扶贫计划，并于2001年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通知》。
其三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有组织体系和有计划地不断深化减贫事业，以举国之力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扶贫，同时于2013年正式确立“生态文明战略”及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战略，把包容性可持续长期均衡发展作为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将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作为全党全社会的首要战略任务，是在于全球金融资本深化将严峻的贫困问题演化为两极分化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定的社会最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因此，中国提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不计代价地把扶贫当成首要政治任务，也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具有高于经济理性的政治理性和国家安全理性。
追溯到2015年党中央做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6年国家制定并出台“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以及2018年提出的三年行动方案，研究发现，新形势下中国的扶贫战略是在全球化背景中提出的，全球化本身内在的一个规律就是两极分化，而扶贫就是消除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危机。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但美国在1971年单方面宣布不再以黄金兑换美元（即不再保持固定兑换率）。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使得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进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此后才有新自由主义问世—美、英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与证券化；同时以自由市场名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放松资本控制。
此后的两个十年里以美国为主发展了两千多种金融衍生品，金融部门迅速成为赚钱最快的领域，必然异化于获利慢的实体经济。
随之，金融霸权国家（包括金融业占比高的国家和地区）获取收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主要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越来越异化于实体经济。跨国公司的加工制造环节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追逐要素价格低谷，形成全球产业布局。这被西方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全球化的“搭便车”机会，但我们认为，这也使得发达国家的主要货币成为主导的结算货币，一方面是跨国公司占有超额利润推进资本市场走高，金融资本成为全球化引领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回流西方国债市场，助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及支撑其制度文化的军事强权扩张。
然而，异化于实体经济的美元资本在世界大规模地追求流动获利，并不能给美国增加就业。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暴发、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因产业转移及金融资本虚拟化造成就业不足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的直接反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引起了美国黑人针对种族不平等的抗议运动并向暴力冲突演化，究其根源，美国非裔人口失业率、犯罪率及疫病致死率反映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黑人与白人之间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冲突中的各方言论根本无法构成理性对话条件，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撕裂愈加严重。
美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导致内生的贫富差距拉大，是难以逆转的趋势。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5月，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疫情期间，超过260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救济，而仅仅在疫情暴发短短三周内，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却增加近10%。
客观来说，凡是追求西式现代化并被纳入全球化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中国在这30年间也有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即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财富。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导向是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突破性的政策释放了生产力，但也必然加剧社会矛盾。邓小平对此进行了补充：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也因此，中国一直把消除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努力方向。
要想不发生内部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撕裂，不出现西方国家代表实用主义的民粹化倾向，避免把民粹主义情绪的排斥性特征升级到一种“美国优先”、近乎法西斯化的排外政策等美国式“私利最大化”理性派生的发展后果，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让两极分化引发社会维稳困境的矛盾在中国重演。
于是，即便在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形之下，中国仍然坚持1949年以来数次大规模减贫的经验，一以贯之靠新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现脱贫攻坚的战略目标，以此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大局稳定。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扶贫策略
一般市场条件下，成本和收益是对等的，农业实现产业化和二产化都需要有土地、劳动力、生产技术和资本等稀缺性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而通过符合生产力要求的组织形式实现对要素的结构性组合。传统小农户为主的农业发展经营，依托的主要是土地革命赋予的土地财产，近乎零成本地获取了土地要素，又因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内卷化而不将自身对农业投入的劳动和传统沿袭的农业技术计入成本，也许能实现低成本的维系简单再生产，但却无法支付教育、医疗市场化的高消费，更无形成积累的可能。而产业化的升级需要追加要素投入，使得普遍贫困地区在各项投入要素近乎为零的情况下要依靠自身实现产业化几乎是不可能。
但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新举国体制的策略方式，就是国家直接把长期流出的资金要素回推到贫困地区。一是财政投入规模不断加大，2016—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5305亿元，连续5年每年新增200亿元。二是积极开展涉及14个部委的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2016年至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832个贫困县累计整合涉农资金约1.54万亿元，贫困县平均每年可统筹用于脱贫攻坚的资金，由整合前的几千万元增加到年均3.6亿元，极大增强了贫困县统筹安排资金支持脱贫攻坚的能力。三是通过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政府性基金等金融工具加大脱贫攻坚投入，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政府债券限额3849亿元专门支持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村提升工程等脱贫攻坚重点项目，累计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00亿元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引导金融机构累计投放扶贫小额信贷6000多亿元。
此外，对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2018—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安排711亿元，2020年为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又专门安排挂牌督战地区专项扶贫资金和补短板资金共计417亿元，平均每县8亿元。
各项扶贫资金和涉农项目的投入使贫困地区有了很大一部分无风险资产和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而快速布局形成的一产农业、二产加工业和三产旅游服务业本身，并不内生于贫困村社原有的产业基础，而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对贫困地区安排的“飞来的产业化”，是对农业产业要素的逆向配置和生产关系的重构。
因此，客观而言，取得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核心在于乡村产业要素和治理成本的外部性支付，但产业增值收益的内部化共享，实际是获取了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调整的综合性制度收益。
在新举国体制下，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对国家资本的社会化改造，直接将财政和社会投入向贫困村、贫困户做非市场性的财产处置和分配，体现有利于社会平衡、公平的渐进转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同时依托大规模国家投入改造贫困地区生产条件，突破自然约束，形成新的生产力，使贫困地区有资本积累进而实现产业层次升级，进入新发展阶段，从而化解绝对贫困问题。
针对于此，中国经验应该被归纳为“制度性减贫”—利用“新举国体制”的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完成消除贫困的国家战略。尽管在脱贫攻坚工作当中也有很多不足和争议，但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央政府直接使用“看得见的手”，将资金、技术等相对稀缺要素重新配置回农村，同时也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些措施如果仅从微观机制看，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从宏观调控角度看，确有化全球化之危为内循环之机的作用—既能够使贫困人口数量及其占比都有明显下降；也有效缓解了城市产业资本遭遇外需下降而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综上所述，中国扶贫于世界而言的新举国体制优势，面对内外部严峻形势，在西方自由主义制度不断将矛盾向底层弱势群体转嫁，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和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扶贫过程实际是保障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重要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超过半个世纪在世界减贫事业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本就是综合性的制度成果，不宜简单化地就扶贫而论扶贫。
尤其是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经过10年重大调整而于2013年正式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把包容性可持续长期均衡发展作为目标。在这个21世纪的国家重大转型战略之下，全党全国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全面减贫成就。为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地客观总结这个既远见卓识，又脚踏实地的国家经验，无疑对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借鉴价值。
（一）贯彻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
拜登接任美国总统即将要开打的环境战，是继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之后试图挽回美国“退群”损失、重组西方反华阵营的主要策略。众所周知，在中国2003年进入所谓“黄金十年”的高增长之前，美国的污染以碳排放为标志比中国多，到2005年两国大致持平，而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因此，保护生态环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已经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1. 中国的战略调整与新经济的两个领域
在2000年以后世界气候暖化速度明显加快的挑战下，中国首先做出了发展理念和战略的调整：早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再以追求GDP为发展目标；2006年，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经济”目标；2007年，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并于2012年将其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在这个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本正式确立，21世纪开始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在福建和浙江相继提出。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时增加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在理论上，意味着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下的新经济所内在的生产力要素得到极大拓展，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其次是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时已经强调过、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强化乡村振兴战略时再度强调的县乡村三级的规划整合，也可以叫新型县域生态经济，主要发展方向就是把以往粗放数量型增长改为县域生态经济的质量效益型增长。
新发展阶段有两个新经济类型作为国家战略引领：一个是数字经济；一个是生态经济。这与过去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两个阶段的经济领域有相当大的差别。
中国100多年来追求的主要是产业资本扩张，理论上叫产业经济。进入21世纪前后开始金融资本扩张，特别是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进入的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但是，在这个阶段遭遇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和2014年金砖国家需求下滑造成国内两次生产过剩，矛盾爆发得比较尖锐，所以一方面加入国际金融竞争客观上构成与美元资本集团的对抗性冲突；另一方面在国内某种程度上出现金融过剩和社会矛盾的恶化。
由此，中央不断做出调整：2012年确立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之后，2015年出台“工业供给侧改革”，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2019年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并且要求金融不能脱实向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例如，国家农业银行必须强调服务“三农”是唯一宗旨；再如，2020年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总之，中央要求金融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且以政治手段勒住金融资本异化实体的趋势，遏制国内金融部门走西方国家虚拟扩张的不归路。
在依靠党组织的政治要求勒住金融龙头的同时，中央抓紧做出改变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路径的新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客观上已经初步形成的数字经济，另一方面则是正在开始形成的生态经济。如果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这两个转型能够成功，中国就能够回避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产业资本异化社会到金融资本异化实体这样的一般演化规律所带来的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2. 新生产力要素结构性扩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
生态经济新生产力要素的结构性扩张，带来县域空间生态资源开发的必要条件。不可拆分的空间生态资源要素最大的特征是在地化，内嵌于具有区域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地理位置、空间特点、人文风貌、历史文化等构成了在地化的基本要素。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内涵结构性特征的复杂社会制度视为在地化的内涵。在地化包含着依托生态空间形成的多样性、可能性和包容性，既是一种在地物质空间的载体，也是基于成员生存权利的多元主体动态互动过程。因而，生态资源自然边界和社会空间边界高度重合且具有“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的最优在地化空间是“县域”，也使县域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大循环经济拉动和生态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具备了极大潜力。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那么生态经济新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开发就需要回嵌到县域在地化的自然及社会之中，通过县域经济体系来加速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其关键是实现县域经济综合一体化发展，以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和“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契机，培育县域生态资源资产经营平台，做好乡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和符合在地化内涵的机制性建设，使县域的地方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到农业供给侧改革之中，同步实现金融供给侧改革，用地方过剩的头寸资金活化在地生态资源资产，实现整体性开发和生态收益共享，从而构建起生态经济内循环的新经济基础。
（二）着力推进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理解新时代的变化，应该坚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因地制宜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实现形式。最终，是要通过货币化与资本市场实现“生态资本深化”，改出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被金融资本通吃的路径依赖，这也是如何能够实现质量效益型的市场经济的需要。
诚然，新时代的生态化战略转型，主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但乡村振兴规划要延续到2050年。其中的“产业兴旺”将不是产业资本阶段一般意义的一产农业的产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这两大供给侧改革相配合推进的新经济—生态经济，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乡村振兴上对应着的主要经济基础是生态经济。
而乡村空间生态资源具有典型的非标性、整体性和公共性。因生态资源的这些内在特征带来了定价难题，工业化的产品一般都是被市场定价，但空间生态资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内在地具有公共性，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林，林的命脉在土。因此生态化转型必然推进生态文明深改，需要县乡村统筹的综合规划和整体开发，不能用一般的市场交易去定价。
第一，生态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需要整体开发才能体现其内在的空间正义。如果把空间正义这个质的规定性取消，只用一般市场交易来对生态经济做定价，很有可能会造成贫富差距恶化，拉大空间生态资源开发中的基尼系数，影响艰苦奋斗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第二，因为生态资源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一定造成非标性。所谓分散小农信贷不可得难题的最大约束条件，就在于乡土社会的资产是非标的，不可做银行信贷的抵押品。在新的生态经济领域，这种非标性导致的制度安排只能通过内部定价解决。
第三，空间生态资源的公共性要求从事开发的微观主体不是一般的个体私营企业，而应该是以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为经济主体的“社会企业”。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发言表示，我们这些年的投资已经形成了1300万亿元人民币的设施性资产。4这个实体经济底盘足够大，但很多资产是沉淀的，县以下乡村大量沉淀资产如何用生态经济新的定价方式进行激活？进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本深化”，这取决于如何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把现代资本市场的交易方式引入农村资源性资产定价过程中来，结合中央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所实施的“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来激活近15年国家大量投资在农村形成的沉淀资产。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上可采用“双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国家投资是公共投入（Public），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成员集合对内收益分配是量化到户，相对具有私有性质（Private），由政府财政投入和量化到户的集体投入合作运营资产，构成生态资源开发的PPP结构。
首先是要“投改股”，近年来大量投向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形成了很大的资产总量，其所带动的资源性资产价值化总量成倍增加，在三变改革中，用第一级政府投到村集体的项目资金变成第一道P(Public），虽然村一级集体经济不是完全的公共，而是准公共，但村集体得到的是资产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再进一步将“村民变股东”，把政府投到村一级的资产做股量化到村民变成第二道P(Private），得到股权的农户再将拥有使用权的资源性资产，按照一比一的对价，变成村集体的资产，村民得到的是价值化资产，而且是倍加的股权。这就意味着设施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在村级三变改革中实现了两道PPP。
然后在村域一级市场以外的二级市场吸引外部投资主体进来，使外部资金进入村级集体资产中，显化村集体拥有的资源性资产价格。如此，整个县域生态经济就会以乡村集体经济的社会企业性质做出全县经济资产底数，有利于对多年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资产的激活。进一步以村为股权单位做股到县级平台公司，县乡村三级接受全域生态经济的统筹规划，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发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县域生态经济全面发展。
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推进带动这种县域生态经济首先是强化经济上的“金字塔形”稳态结构。如前所述，生态资本深化的条件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实体资产1300万亿元人民币，相对来说，30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金融资产总量并不大，只是实体资产的零头。此外还有约计300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大多对应为资产的建设性负债。三类资产加到一起大体上有约200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如何把这个资产规模用新时代新的经济创新激活，需要把空间资源变成空间绿海，形成新时代生态经济的新领域。
其次要看需求侧的中产阶层绿色消费。从需求侧来讲，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对应三大类消费群体。其中，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消费还是生存性的，高收入者主要是海外消费。而中产阶层人口超过4亿人，成为消费引领者。世界上中产阶层消费倾向是绿色主义。现在提出需求侧，其实就是中产阶层的消费不再是过去那种实物形态—从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升级到彩电、冰箱、洗衣机，再升级到房子和汽车，那是产业资本阶段的实体产品的消费。进入新生态经济阶段的中产阶层消费，往往不同于原来产业资本阶段的消费，而是绿色消费倾向，比如家用太阳能、都市有机农业、郊区休闲农场等，很多城市中产阶层希望自主形成对传统能源和化学食品的消费替代。此外，生命消费、休闲康养医养等消费都可以通过城乡融合的有效途径得以实现，生命产业与有机农业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客户要求消费的产品服务与生态化新经济吻合。
据此，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经济不是过去产业资本时代以资本收益为主的发展方式了。生态化的新经济所对应的消费群体客观上是中产阶层。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绿色消费来说，农业还没有针对这个需求侧进行产业供给侧的改革。
同期，数字经济也已经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如果把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结合，将数字乡村落实到乡村绿色发展之中，很可能会改变已经形成的金融资本利益群体走向西方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发展模式。金融异化不是简单的市场制度问题，很大程度上要把金融资本和一个发展阶段以及这个阶段对某些特定群体激励形成的群体行为作用相结合。所以，只有借助中国特色新举国体制调整生产方式，主要是把资本市场的概念和运作机制引入生态经济的思路中，体现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我国才有维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在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为什么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因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资本高度同构，标准化、可集成和大规模传输，不是传统发展中国家能够应对的，产业资本对不同文化有强势摧毁性，派生的文化教育体现产业资本要求，是机械化的单一大规模量产的产业方式。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欧洲福利社会主义、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东亚社会资本主义虽表述不同，但都强调大生产，内涵仍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时期工业化阶段派生的意识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是，虽然产业资本总量和金融资本总量世界第一，但在发展方向上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战略直接结合，金融资本严禁异化，要求服务实体，服务于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等生态经济，不是单一地提高农业产出和产量。因此，乡村振兴不能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要求制定中国农业现代化标准，而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机制和制度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
在乡村振兴中，还可以借鉴东亚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例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这些地区之所以能够保证99%的人免于贫困，是因为政府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来帮助农民形成相对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所形成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业务范围广泛，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都纳入了进来，且将收益返还给农民或用于农业技术推广。这是东亚社会消除贫困实现小康的基本经验。
（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城乡融合
乡村建设行动是一个生态资源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促进城乡融合的过程，应在有一定投入的情况之下，能够促进城乡之间更好的沟通、交流，动员市民下乡，乡贤返乡。引入社会参与式的创新力量，让市民下乡创业与农村三产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农村生态资源要素价值，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创造条件。通过乡村建设行动，推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使集体经济有更多益贫性、普惠性和正义性。尤其是当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结合的时候，要求生态资源开发体现空间正义，一旦进入空间资源开发，要素的全面整合必然是制度改革的重要内涵，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让农民分享资源变资产再变资本的增值收益。如此，长效扶贫机制才能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才会巩固，进而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健康且稳定的动力。
本文原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1期，原题为《新举国体制下的中国扶贫与生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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