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反复提到的这些事，深圳今天都一一回应了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7月29日至31日之间，罕见地接连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这一事件被曝光后受到舆论广泛关注，任正非在访问期间提及的加大基础研究等问题也成了热烈讨论的话题。
“当有人拧熄未来技术的灯塔，我们该如何航行？”
“我们需要创新，找到一个又一个的机会点。如果我们把英国工业革命的指数定为100的话，美国今天是150，我国是70，中国缺的30是原创。”任正非说。
加大基础研究和教育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学习美国拜杜法案，激活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是任正非多次对外表达和强调的观点。
在全球科技壁垒高墙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原始创新力或许成为各国最终比拼的“内力”，和每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基本功。
今天深圳正式颁布，并将于今年1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一部特区立法，可以说，一一回应了这位高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的观点。
这部条例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可以说正如诞生它的城市深圳一样，“生逢其时”，也“身肩重任”。这次立法，运用特区立法权这一中央赋予深圳的立法“尚方宝剑”，制造了许多前所未见的“燃点”。

燃点一 30%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是科学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的“活水”，回顾现代化历程，基础研究对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基础研究的累积性进步和突破性发展往往能够引领带动科学、技术和创新发生整体性、格局性的深刻变化，进而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生基础性、决定性和长期性影响。
但它们也遵循着一条最基本的发展规律：厚积薄发。越是“源头技术”，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越高，越需要长期的专注和研究，也就是长期坐“冷板凳”。

怎么让冷板凳热起来？条例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规定：“市政府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应当不低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30%。”

30%如果看起来还有些抽象，那么我们看一下深圳2019年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是多少？129亿元，这一数字是与2015年相比，五年间增长了5倍。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逾45亿元，占比超过36%。
另一个数字更震撼，根据市财政部门的公开“账本”，全市科学技术支出548.4亿元，重点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创新。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国宏表示，此次深圳通过法定化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方向，来解决源头创新、原始创新薄弱的环节，补齐真正的短板，有利于深圳快速把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构架起来。

燃点二  IP证券化

刚起步的科技企业，虽然有技术在手，但没有不动产等质押物，融资难难难。要想破局，让小火苗“自燃”起来，推动知识产权（IP）证券化和质押融资是一条道路。
因此，条例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坏账补偿和贴息专项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企业以知识产权开展质押融资，符合条件的，可以由财政性资金给予贴息贴保。
为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条例提出，推进以知识产权运营未来收益权为底层资产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企业成功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的，市、区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贴。

（图源：南方+）

燃点三 同股不同权

我国《公司法》规定，实行“一股一权”、“同股同权”制度。但在立法调研中，有科技企业反映，在创业之初，创始股东拥有技术，但公司注册资本较小，随着之后多次的股权融资，创始股东的持股比例不断稀释，有失去公司控制权的风险。
阿里巴巴、京东、新浪微博等中国企业选择在美国上市，很大程度就是冲着“同股不同权”去的。2018年港交所修订上市规则，允许“同股不同权”后，次年阿里就回到了香港上市。

深圳此次变通国家《公司法》，在国内立法中首次确立公司“同股不同权”制度，并允许这类公司上市交易。

条例规定：在深圳登记的科技企业可以设置特殊股权结构，在公司章程中约定表决权差异安排，在普通股份之外，设置拥有大于普通股份表决权数量的特别表决权股份。

刘国宏认为，这一制度创新是一个重大突破，为创新创业者，尤其是创始人，在多轮的融资之后，在股权稀释的情形下，依然不会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有利于企业创始人整个创新的战略和意图一脉相承地持续下去。

燃点四 中国的“拜杜法案”

有专家形容，科技创新是“最烧钱”的，所以以上三个燃点都是集中在“钱”上。下面再来看看人才方面的“燃点”。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让历史告诉你。

1980年，由参议员博区·拜（Birch Bayh）和罗伯特·杜尔(Robert Dole)的联合提交的提案被美国国会通过，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拜杜法案》。此法案， 让大学、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这极大地带动了技术发明人将成果转化的热情。

1978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十倍。美国在十年之内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拜杜法案》功不可没。它被《经济学家》杂志评为美国过去50年最具激励性的一个立法，是美国从“制造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标志。

深圳此次立法学习借鉴美国“拜杜法案”立法精神，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明确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所有权，并将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全部归于科研机构。

条例提出，全部或者主要利用财政性资金取得职务科技成果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或者团队科技成果所有权（份额不低于70%）或者长期使用权（不少于10年）。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全部留归其本单位，纳入单位预算，不上缴国库。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建成认为，深圳这一制度调动了作为生产力要素最重要的劳动者，也就是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能极大的推动科研院所或者大学等研究机构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人的积极性中蕴含着无限可能”，他说。

燃点五 重大技术攻关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燃的“燃点”。
条例总结此次新冠疫情科技攻关经验，规定：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市政府可以通过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方式，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这是我国地方立法首次就政府主导的重大技术攻关作出明确法律规定，这将为解决在关键领域和技术被“卡脖子”问题方面，提供了一条解局的路径。

吕建成表示，这次深圳通过特区立法，最大程度地营造了一种有利于重大科技成果或者原创性成果产生的“生态环境”。

他说，深圳之所以发展快，主要是营商环境好，这次政策的出台，最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鼓励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这么一个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来深圳从事这些工作，保障这个城市的一个创新驱动战略能得到一个源源不断的动能，这个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