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科创立法，比美国力度更大一点！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密集行使特区立法权和较大市立法权，推出一系列热点法案，吸引各方关注。
《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作为献礼特区40年的七大法规之一，备受各界关注。科技，已然是现代国家间竞争的主战场。
在今天，科技甚至可以直白地表述为：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是否有利于新科技产生，是否有利于新科技应用并且快速产业化的总体环境。
新条例2020年11月1日正式实施，2008年版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将同时废止。这标志着深圳在立法层面为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构建了法律基石。
可以说，这既是创新驱动的大事，也是法治城市示范的大事。
这部特区立法的意义，外界解读较多也很充分。在我看来，有一个意义需要特别强调。即该法规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公共利益属性。其实在改革开放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科技创新在我国一直具备强烈且唯一的公共利益属性。
但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后，特别是科技可以产生丰厚回报的情况下，如何界定机构利益和个体利益，还有个体与机构的关系，就成为一批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科技转化同时有高风险，机构责任和个体责任也需要明确。
对于私营企业，科技创新问题稍微简单，即挣钱了你也不分我，亏钱了你也不找我，风险收益自负。政府只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即可。但对于公共资金投入的机构，哪怕只有一部分占比，问题就接踵而至。成果算谁的？风险与利润如何搭配责任？投资失败就意味国有资产流失，责任如何界定？只有法律才能给所有参与者一个定纷止争的规则。
1980年的美国拜杜法案曾经给我国立法很大启示。允许政府资金资助项目的商业开发权和开发收益，归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所有。方案出台后，美国高校成果转化率提升10倍，奠定了美国在随后40年以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两大支柱产业为代表的科技优势地位。
为推动科技创新，我国在2007年的国家立法中首次对相应内容予以借鉴。但受限于我国各地巨大的差异性，中央层面立法表述较为笼统。于是，地方立法就有了先行先试的空间。
此次深圳立法就明确，科技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和机构的事情，事关城市前途和百姓福祉，秉承先做大蛋糕的原则，对政府在创新中扮演的角色，履行的义务，财政资金资助项目收益分配和激励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界定，科技创新优先的气息扑面而来。
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后起之秀，没有理由在力度上不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一点。深圳在事关创新的全链条事项中，都有不少进取安排，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等重点环节和重点领域。变法图强，成为此次立法中最鲜明的价值取向。
以最直接的利益驱动机制和最国际化的竞争环境，聚天下英才，让海内外一流创新机构在深圳放开手脚，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