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那时有多少女知青被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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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1969年 17岁 男 H省菜农场某团某连副连长
我今年三十四岁。“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结束时二十四岁。您多半会想,我不像有些入那样,“文革”一完,巳经满脑袋白发;也不像有的人虽然刚过半百,一生最好的时光却全搭进去啦。我还蛮不错,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岁,我也会认为,这十年就是我的一辈子。
我总想,为什么下乡这段在我或者我们这代人身上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呢?它不是单纯的劳动,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上,在上山下乡独特的运动中,我们的命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关系。虽然我们每个经受是完全不同的波折遭遇,可是我们每个人也都能代表这一代的成长经历。可以这样说吧?不过分吧?这也是我的体会。
要命没想到我会碰上这事——我妹妹叫人强奸了。
有生以来,这是我最大的打击。这事至今我母亲也不知道。我妹夫……反正您写这事儿时尽量避着点。千万别叫他们猜出来。我母亲现在知道了也够她呛的。这也是压在我个人心里最大的隐秘了。
1970年冬天吧。连里头开始轮流回去探亲。我没动,我得管着全连生产生活一大堆事呢;我是干部,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也得严一些,让着别人先回。
正这时我爸爸突然来了封信。我妹妹是69年下乡的,她太小,为了离家近点好照顾,去到河北省……甭提什么县、什么公社了。我看过父亲的信真是晴天霹雳,说是我妹妹不久前叫大队一个会计强奸了。
我妹妹当时很积极,被评上过县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我们常互相通信,鼓励。这一下我整个人像给撕了。马上想到妹妹她现在究竟怎样呀,不定有多惨、多可怜哪!
我不愿叫别人知道,也不敢大哭,夜里就在被窝里憋住声偷偷哭。我真怕她轻生啊!咱说实在的,一个女孩子,还不到十六岁。虽然我对男女的事那时也是模模糊糊,半懂不懂,但是呵,我想象得出来,这是把她毁啦。
我决定请个假回家,一个呢是要看看爸爸妈妈;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急着去看我妹妹。我知道,妹妹现在非常需要我啊!
当时我就打定主意,把妹妹办到我这儿来。临走时把这事跟农场革委会负责人讲了,拿信绘他看,这领导挺不错,当场表示同情,说那边只要放我们就给办,调来。我这心还算有个靠头。
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去看妹妹,当然是瞒着我妈去的。我妈身体不行,她知道了非出事不可。
爸爸细讲了我妹妹的情况,怎么回事呢?她自个儿住一间小屋,离大队会计家挺近,那会计三十多,有老婆孩子。第一次夜里闯进去,我妹妹是反抗的,她哪敌得住这样强壮的男人。事后我妹妹没敢声张。我理解,她那么小,孤孤单单,身边没个亲人,哪知道该怎么办呢?
她也有死的念头,又觉得这么死不清不白的,家里人什么都还不知道哪,矛盾极了呀!可过不几天又去了,那会计。第二次之后,我妹妹实在没办法,上公社跟领导讲了。公社通知我爸爸,我爸爸心里也没根,写信告我。
见到妹妹——就是现在说实在的也是很难过,那时更难过,所以我特别劝妹妹千万别轻生,这事也不怨咱。
这时我妹妹住在妇联主任家,正在那躺着,一见我的面就抱头大哭。我妹妹太小了,刚过十五岁呀!我就要去拼命,跟他一个对一个,谁也别活算了。我爸爸死活拉住我。
我跑到公社要求一定要严惩他,公社领导答应了。我把妹妹接到家里,当然跟她说千千万万别叫咱妈知道。我说:“一定把你办走。我回去就给你办,我们领导都答应了。你在家可别胡思乱想,要有嘛事你就对不起我了。”
唉,我这妹妹,才十五,当时那样子,甭提了。过几天,我又去那公社问妹妹的调动手续,再次要求处理那会计。实际到后来根本没动他。在农村,会计掌财权,和大队干部一码事;那些土皇上啊!据我了解到今天也没处理。您说今儿再去找?哎,更没用了!十多年了,换了多少本皇历了!
这次到家,总共呆了十来天,没一天在家闲着,弄辆破自行车,去访我们连队男男女女一百多家。有时找到人家,都上班去没人,再去。我是连队负责人是吧。就是想跟人家里介绍介绍情况,叫他们家里人放心。我们都挺小的,离家那么老远,谁放得下心呢。我妈妈疼我极了,埋怨天天跟儿子见不到面。但是呵,我有责任这么做,特别是见到我妹妹,就联想到别人家里的。
妹妹在家吃不下饭,每天夜里睡觉都大喊大叫;瘦极了,脸也没血色。我妈也看出不太对头,可万万想不到那儿去。我们就好歹哄弄着呗!
后来我把妹妹办到了我那去。满以为她到我身边就踏实了。但是呵,不知怎么慢慢传开好多风言风语。传来传去好像我妹妹有作风问题,呆不下去才办来的。是不是打办调动的人那儿传出来的,说不好。
如果人们知道真情也好,可是传成这样我反倒不能把实情讲明,愈描愈黑嘛。特别是女同志都拿眼角瞅我妹妹,慢慢我妹妹也觉出来了。不能辩解,只能加倍劳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学习都跑在前头,别人割一亩麦子,她割一亩半也评不上先进。一次次入团入不成,女同志们就是不举手,总是隐隐约约认为她是个坏女人,有作风问题才办到这儿来的。
有人还要求组织调查她历史。组织明知道她的情况却不敢讲,怕讲出来我妹妹的脸没处搁。生活中哪有没矛盾的呢?一点小事人家就扔出刺激的话来,"你不干不净什么东西"呀,"什么变的"呀,"脸皮比钢板还厚"呀这类话。
妹妹有时晚上找我,在坑坑洼洼大野地里溜达,总哭。没想到换了环境还会出现这压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泪。离开父母在外,对她我有责任,我再哭不是害了她?
我就鼓励她。对她讲,咱爸十几岁没父母,拉扯着弟弟妹妹吃多少苦,咱大姑姑差点叫人骗进窑子里去。人生当中嘛事都可能出现,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况咱比起好多人还算好的,比那些插队的,强多了,将来同志们随着接触印象慢慢会变。
我一次次做工作,还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渐坚强了。尤其我这人特别认真,讲原则,也常得罪人,我又不是个无懈可击的人。有些人总甩些难听的闲话嘛的。我和妹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特别敏感。对妹妹劳动上从来没有照顾——我总觉得人受点苦没害处——我做一个干部也不能那样做。我要求妹妹比别人多干一点儿。妹妹心里明白,全做了。我挺感激她的,真的。
有些高中女学生慢慢品出我兄妹俩的人品,不再相信外边的传说。她们跟我说,我妹妹经常半夜里大喊大叫,吓得女同学们都醒了。她们虽然什么也不知道,又隐约觉出什么来,对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动照顾。我妹妹这毛病大约延续了两三年。
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干得特别突出,先后都入了党,后来还选拔到机关工作。
那时女孩子到农村去,有这样的遭遇我敢说不是十个八个,而是成千上万。后来,下乡后期,我在农场的组织部门,负责纪律检查和政策落实方面的工作,我接触到大量案卷。发现很多农场干部,他们有权,欺负女知青;处理这些事的简报文件也见多了。十六团的团长枪毙了,他一个人糟践了好几十个女知青。每个农场都不是两个三个,黑龙江有一百多个农场呵。
全国当时下乡知青两千万,女知青得占一半,一千万。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会讲。我不是靠推断。七七年搞复查时,农场一个老干部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什么问题呢?也是奸污女知青被开除党籍。这女知青当事人啊已经到外地上大学去了。组织部门派人去外调,找到那女大学生核对,没想到她根本不承认。实际上按照当时审问记录,处理材料,很多细节那是真实的。她是不愿把这事带到大学去。那老干部大概也抓住了这心理,所以闹翻案。查对无证,我们也就不好办了……所以我敢说是成千上万的。
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这类事也不奇怪。但是,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误,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把那么多知识青年轰到农村去,给那些纵欲的恶棍造成条件,我觉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惨遭遇就能幸免。那些女知青,那时候,我见得多了,甭再提了。
我们这一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我以为上山下乡还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价太大了,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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