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酷吏的扫黑除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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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黑恶势力的犯罪形式和酷吏的做法都脱胎于东汉的社会现实。
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为西汉时期的12个酷吏单独做传，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开始一反汉初“无为而治”“以德化民”的政策。“独尊儒术”外衣下的“法治”开始成为西汉国家治理的一个“杀手锏”。光武帝刘秀开创的东汉王朝，承袭着西汉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再加上自身在国家治理上的短板和“病灶”，酷吏这一现象在东汉王朝的各个时期又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了。
01
东汉酷吏产生的特殊社会环境
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先天就带有豪强大族联盟的性质。刘秀本人就是南阳地区的一个豪强，趁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时通过数十年的征伐、兼并、招抚才平定天下。东汉初，光武帝、明帝、章帝实行分封诸王的政策，再加上原有的豪强大族远没有被彻底击垮，这就造成了地方上贵族、豪强不遵法令，恣意妄为的事件层出不穷。东汉和帝以后，外戚、宦官攫夺朝政，宫廷斗争硝烟不断，政局不稳造成社会混乱。在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那些性情刚烈、不计生死、擅权行事的酷吏们在东汉的扫黑除恶斗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秀
02
酷吏的两种面孔
酷吏作为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酷吏行事，既有“据法而不阿”“禁奸止邪”的一面，又有“专事威断”“重文横入”的一面。酷吏们就在这种矛盾的撕扯中完成着他们的使命。
（一）东汉酷吏强力扫黑除恶。光武帝时，北海大族公孙丹既是地方豪强又是州郡属官，可谓黑白两道通吃。公孙丹家里建新房子，听占卜的人说建造新房子杀一个人可以避凶，公孙丹居然让他的儿子在路上杀一个人放在房子里。北海相董宣知道后，立即将公孙丹父子逮捕并处死。
董宣任洛阳令时，光武帝的妹妹湖阳公主的奴仆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后藏匿到公主家里，官吏无法追捕。有一天公主出行的时候，让这个杀人的奴仆驾车。董宣在他们的必经之路等候，见到公主之后，大声斥责公主这个“保护伞”的过失并当场处死这个奴仆。公主向光武帝告状，光武帝大怒，要杀死董宣。董宣在皇宫内慷慨陈词，大力凛然，并以头击柱，血流满面。光武帝令宦官按董宣的脖子让董宣叩头认错，董宣两手撑地，不肯屈服，后世称为“强项令”。京师的黑恶势力非常忌惮董宣，称董宣为“卧虎”，洛阳治安为之好转。
“强项令”董宣
光武帝少年好友樊晔任河东都尉时诛杀当地大族马适匡等地方黑恶势力。樊晔后调任天水太守，政令严明，有人敢违反禁令的，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樊晔的铁腕政策将天水治理的路不拾遗，当地群众晚上敢把衣服放在路边，并说：“东西就当交付给樊大人了”。时人有歌道“宁可进虎穴，也不敢进天水郡的衙门啊！”
李章当阳平县县令时，辖区内有一个名叫赵纲的豪强在县的边界构筑坞壁（一种军事城堡），训练私人武装，在当地是一个大害。李章到任后，设宴请赵纲吃饭。赵纲佩戴兵器，穿着将军的铠甲，带着上百人的保镖来赴宴。李章不动声色的与赵纲喝酒，没多久，李章突然拿剑将赵纲斩杀，官府的伏兵将赵纲带来的一百多个保镖也全部杀死。
汉明帝时酷吏周纡当南行唐县县长时对下面的官吏说：“我最仇恨狡猾的官吏，志向就是扫除黑恶势力，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后周纡在任上连杀数十个行为不端的人，震肃全县。
黄昌任蜀郡太守时，因上一任太守年老昏庸，百姓之中有许多冤案。黄昌来到之后，有七百多人前来告状，全部得到了公正处理。黄昌秘密逮捕了一个恶势力头目，威胁他写下当地作奸犯科之人的姓名住处并安排官兵分头捉拿，没有一个逃脱。盘踞当地的恶棍因为惧怕黄昌全部逃往别的地方。
阳球少年时“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当地官吏中有人侮辱他的母亲，阳球带领数十个少年把这个官吏和他家人全部杀死。阳球任九江太守时，设计扑杀了九江的山贼，并把九江的贪官污吏全部处死。
王吉为灵帝时宦官中常侍王甫的养子，“喜名声、性残忍”。王吉任沛相时，令郡内官员举报辖区内官吏豪强的过失，即便是过去十年的事也要予以惩治并注销他们的户口。
汉灵帝刘宏
（二）酷吏扫黑除恶经常突破法律底线，滥杀滥捕。如董宣将公孙丹父子杀死后，公孙丹家族的亲戚朋友三十多人因不满董宣的处理结果，带着兵器到董宣的官府处“称冤叫号”。公孙丹家族的人这样集体“闹访”虽然有不妥之处，可董宣却将他们全部收入监狱，并令手下书佐水丘岑将他们全部处死。董宣这一做法，实在是过于苛猛。
樊晔治理天水郡治安虽然卓有成效，但凡是违法之人“率不生出狱”，给当地百姓造成了一种恐怖感。
周纡做渤海太守时，接到国家免除刑罚的文件居然不予公布，而是让所属郡县把该处理的犯人尽快处理完之后才把文件出示，使本该免于刑事处罚的人得到处罚，严重违背了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黄昌任陈相时，当地有一个豪强彭氏的大屋子临着马路，里面有一个妇女经常在屋子里面偷看黄昌。本来这种行为不过是有失礼貌，可黄昌一不高兴居然将这个彭氏家的妇女逮捕入狱并处死。真是“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
王吉将人处死之后都把砍断的尸体放在车上，公布罪状，游街宣示。夏天如果尸体腐烂，就用绳子把尸体穿起来游街。王吉任职五年，杀了一万多人，其凶悍毒辣，令人发指。
03
酷吏的结局
酷吏终究是依附于皇权制度下的“打手”，虽在任职地方的扫黑除恶斗争中颇有政绩，但因为政苛猛，也常常知法犯法、滥杀无辜、触怒亲贵，遭到舆论的谴责和上级的处罚。
董宣曾因滥捕滥杀被青州官员弹劾而入狱，因得罪外戚阴氏而免官，不过最终还是死于任上，得以善终。樊晔、李章、 周纡、黄昌等人虽然宦海沉浮，几经起落，但最终也都未遭横祸，得以善终。王吉因牵涉养父王甫的案件，被当时司隶校尉阳球关押拷问后死于洛阳狱中。大酷吏阳球处理完王甫的案件后，立即准备向当时灵帝身边炙手可热的大宦官张让、曹节动手。张、曹二人先行一步，向灵帝告状，诬陷司徒刘郃、步兵校尉刘纳、卫尉阳球图谋不轨。正是“风水轮流转”，灵帝接到报告后，一怒之下将阳球等人关入洛阳监狱处死，阳球的老婆孩子被发配戍边。
透过酷吏的种种结局可以看到，酷吏的人生走向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明君当政，社会政治比较清明时，朝廷对酷吏的处理就比较温和，如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时期的酷吏基本得以善终。如果昏庸的君主当政，朝廷政治斗争激烈、政局动荡的时候，酷吏的扫黑除恶斗争被宫廷斗争所裹胁，往往一着不慎就死于非命。
04
结语
黄巾军
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正如前文对酷吏产生的东汉社会条件进行的分析，东汉黑恶势力的犯罪形式和酷吏的做法都脱胎于东汉的社会现实。酷吏的“乱世用重典”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东汉治安恶化的基本现实，其以歪曲、践踏法律为手段，任意滥杀滥捕，造成百姓惊恐，反而使人民丧失了对法律的敬畏。正是“苟免者威隙则奸起”，一旦严猛之政稍有松懈，奸盗之人就会乘机再起。东汉王朝不去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人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而是妄图用酷吏“搏击豪强”“族灭奸轨”的粗暴手段维护社会治安，其结局就是整个统治体系被黄巾大起义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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