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奇案“刺马”背后的官场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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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远去，但是余音还在。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最适合谈古论今，品一品人生况味。话说离我们不过百年晚清“四大奇案”，居首的是“刺马”一案。
１９７３年，邵氏出品了电影《刺马》，导演张彻，编剧张彻、倪匡，容貌娇好风华正茂的“CP组合”狄龙、姜大卫出演。
２００７年，大导演陈可辛拍摄了影片《投名状》，名字出自《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故事框架脱胎于“刺马”。
这期间，还有一部拍于１９９２年的台湾电视剧集《刺马》，影响也比较大，特别是罗文演绎的片头片尾曲，更是唱出了人生的起伏不定，包含了无限惆怅与无奈。
这些影视作品中的“刺马”故事，交织了权欲美色，讲述了义薄云天与背信弃义的二次元对立，符合民间对侠义故事的追捧情绪，群众基础好，收视票房都不错。但是，我们今天抛开这些戏说，无关风月，走进事件本身，此事真正是一出官场大戏，绝对称得上奇案之首。
凄惨惨，“青天”辞官
清同治十年春二月，江南还是春寒料峭。作为钦差大臣奉命办案的刑部尚书郑敦谨黯然离开江宁（南京）。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人称“郑青天”。
这位６７岁的大清朝刑部最高长官，终于审结了这桩本朝开国以来未有的大案。案子了结，他一言不发，谢绝了所有邀约，拒绝了同乡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相赠的丰厚路费，不顾舟车劳顿绝然启程。更奇的是，他不是回京复命，而是违背官场规矩，直接回了老家，只给朝廷上了一道告病辞官的折子。如果不是曾国藩的调停周旋，他的不告而辞是要受到严厉责罚的。而且，据说他返乡后，就留下了“后辈不得再为官”的家训。是因为屈法内疚，还是为了保命身退，或兼而有之？确凿无疑的是，他对仕途已经失望到了极致。
跟随郑敦谨同来江宁的还有两个刑部郎中，他们本以遇到了职业的高光时刻，只要受得了万般辛苦，办好这桩差事，他们不但能扬名立万、加官进爵，甚至能从此青云直上。然而结局却是，其中一人被外放离京，不久回家赋闲，另一人也很快被强制退休。是巧合？还是卸磨杀驴？
闹嚷嚷，粉墨登场
自案子发生到结案之后，那些修炼成精的官场“老狐狸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是讳莫如深，纷纷置身事外，唯恐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于是，“刺马”案两派钦差，三换主审，延宕半载，其间枝节横生，更显得扑朔迷离。
当时执掌国柄的慈禧太后３５岁，垂帘听政不过十年。但是经过发动辛酉政变推翻八大顾命大臣，又利用清议把昔日盟友恭亲王奕䜣教训得服服帖帖，她的政治能力已经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玩弄权谋、驾驭臣工是手到擒来。她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责成办理，上喻下发得又急又快又多——但是从曾国藩到郑敦谨都看出了其中的端倪，皆是“雷声大雨点小”。于是，他们都采取拖延的办法，磨磨蹭蹭离京，晃晃悠悠到任。
当然也有真心要查出真相的，比如和马新贻私交甚厚的安徽巡抚英翰、受马新贻知遇之恩的江宁布政使孙依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袁保庆的嗣子当时１３岁，就是若干年后称帝的袁世凯。
和官方舆论场的谨慎克制不同，民间舆论场却是沸沸扬扬。江宁酒楼茶肆推出了评弹曲目《金陵刺马》，最轰动的是上海丹桂茶园的新戏《刺马》，内容毫无例外地把刺客塑造成了侠义之士，而马新贻则是渔色负义的衣冠禽兽。原来仇官自古有之。当然，剧目最后都被官方强行禁演了。但是，如此大胆犯忌，背后肯定有势力支持，不过是为了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审案过程也极其艰难，凶犯闪烁其词、半吐半露、前后不一。一说马新贻背弃“金兰结义”，霸占兄弟之妻又残害兄弟，又说是马新贻通回叛国，但仔细推敲后这些刺杀动机都立不住脚。
丁日昌像
其间，还牵扯进了洋务派第一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独子候补道丁惠蘅。据说，丁惠蘅在江宁因为与一个富商之子争风吃醋闹出人命，官司告到马新贻处，不仅赔了钱，还丢了候补道一职。事情确实是真的，时间距离“刺马”发生倒也很近，是否是丁家为了报复买凶杀人，难免引人遐想。但仔细推想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情理不通，目的也是为了混淆视听。
急匆匆，盖棺论定
马新贻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同年。但是，他并未入翰林，而是直接被分发到安徽建平县作了县令。咸丰三年开始带兵，在安徽先后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因军功得到不断升迁，历任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不满一年被提拔为浙江巡抚，四年后又升为闽浙总督，同年到任两江总督。在两江总督任上不到两年，就发生了“刺马”案。
“刺杀”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马新贻依惯例在校场阅兵后返回署衙，途中，被刺客张汶祥一刀毙命。张汶祥行刺成功后束手就擒，只求速死。
行刺总督是清朝开国两百年都未有的事情。作为封疆大吏，总督的权柄极重。全国共设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两江、闽浙、两湖、陕甘、四川、两广、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因为政治原因列在首位，其次就是两江总督，管辖着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清政府的钱袋子，号称“天下财赋半出其中”。
不到５０岁的马新贻，既无特别功勋，又没有强大的派系背景，却被放到了这个令人艳羡眼红的位置，福兮祸兮？其实，当他踏进江宁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江宁，曾是太平天国的“小天堂”，最终被曾国荃攻下。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也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他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围攻并占领了江宁，取得对洪杨的决定性胜利。曾氏兄弟在东南经营了多年，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曾国藩深谙官场进退之道，万事求阙。在“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倾覆”后，为了祛除朝廷的猜忌，他自剪羽翼，主动要求裁撤湘军。这就是马新贻来江宁的大背景，他正是接替曾国藩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同时，清廷还采取了“扬左抑曾”“扶淮抑湘”的手段，李鸿章的淮系迅速崛起，形势的急剧变化不得不让湘系给人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感。
马新贻到江宁后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严厉拘捕裁撤下来的湘军散兵。这些经过与太平天国多年战火洗礼的骄兵悍将，本身就对裁军强烈不满，现在又被马新贻狠狠压制，矛盾的激化程度可想而知。
慈禧太后心里非常清楚，因此她才会坚决要求曾国藩再回江宁重任两江总督。如果说她之前用马新贻代替曾国藩是投石问路，那么这一次，她知道非曾国藩不能稳住局势。于是，朝廷只能以“漏网发逆”“复通海盗”的罪名匆匆处决了刺客张汶祥，马新贻以阵亡抚恤。
忽喇喇，大厦将倾
一位任性擅权之人拖着一条千疮百孔的大船，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刺马”案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是权利博弈、派系争斗的必然结果。这一事件的效应也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结出了恶果，用李鸿章晚年的话说，“若非马案，则裁兵日紧，终致海防日废，列强日威，战祸不断，则国运日衰也。”
历史已经远去，但是余音还在。现在南京的马台街就以马新贻得名，据说他在南京很能干，百姓为此而纪念他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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