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看鸦片战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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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府看来，与法国和沙俄的战争威胁相比，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一个边缘的、非关键威胁的事件。
1840年 6月16日，伴随着西南季风，英国派出的“东方远征军” 开始陆续到达珠江口外的海面。6月21 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乘坐的、拥有74门火炮的旗舰“威里士厘”号抵达澳门附近的海面。22日，当最后一批“东方远征军”就绪，伯麦从“威里士厘”号发出公告: “奉女王陛下命令，从本月28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予以封锁。”第一次鸦片战争由此爆发。
当年曾经被英军封锁过的海面，如今已经建成了一座绵长而优雅的虎门大桥。在大桥的两侧，还散布着蛇头湾炮台、威远炮台、镇远炮台、清兵营房旧址等遗迹。那些沉重的铁炮静静地站在厚厚的城墙后面，俯瞰着当年曾受到英国舰队攻击的地点——英国铁炮轰击处。如今，这里已经建成停车场，接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缅怀历史。
爱德华·邓肯 1843 年绘《击毁中国水师帆船》 , 记录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场景
因为惨痛，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是深刻的。但这场战争的制造者英国人，对战争的发生选择了轻描淡写。在英国课堂中，虽然也讲述殖民主义的历史，但其讲述的角度是说，大英帝国是如何作为“文明” 的化身，向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传播“进步”的，从来没有让英国人了解他们为了闯入中国这片文明的土地，是如何使用了鸦片，还曾经为了贩毒而占据了香港。
站在今天，当我们看到美国在南美洲丛林里展开禁毒战争，菲律宾杜特尔特对毒贩毫不留情打击时，我们也会困惑:作为一个自我标榜“文明”的国家，英国是如何以一个国家的身份，想到要在当时的双边贸易中贩毒的?19世纪的鸦片究竟算毒品，还是药品?以及这场以国家为主角的贩毒与禁毒战争，对英国与中国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从药品变为毒品的鸦片:
世界史的全球化与工业革命
鸦片并非由英国传入中国，而是世界历史全球化的产物。公元前 3400 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现了罂粟花，知道了其药用价值，将其称为“欢乐植物”。此后，罂粟在西亚、北非流传开来。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鸦片传入希腊。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认为此药具有“麻醉剂和镇痛剂”的作用，将其用于治疗妇科疾病、流行病和内科病。5世纪时，鸦片由阿拉伯商人作为药物传入中国。此时，鸦片在世界范围内，仅仅被当作药片使用，在已知的医学文献记载中，15 世纪以前未见使用鸦片上瘾的记录。
鸦片从药品变为毒品是新航路开辟之后的结果。16 世纪，葡萄牙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如何吸烟后，殖民者中有人开始尝试将烟草与鸦片混合吸食。到17 世纪时，鸦片开始跳出“药物” 范畴，成为一种让吸食者迅速沉迷其中、可以 “寻找梦幻般的欢乐”的毒品。
显然，第一批鸦片上瘾者是西方人，英国人也在其列。维多利亚时代，鸦片在英国并非管制药品，而是一种很容易合法获得的“日常药品”。人们可以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任意购买鸦片、可卡因，甚至砷。鸦片制剂在城镇和乡村的市场上，可以自由公开销售。在1899年阿司匹林出现之前，鸦片是当时英国最常用的止痛剂。当时的医学理论，还没有形成人可能会对某种治疗或某种药品“上瘾”的观念。
1756 年占领加尔各答后，英国一直积极鼓励当地种植罂粟，并输送至英国国内。因为工业革命为鸦片和其他麻醉品的使用提供了巨大需求。当时最流行的鸦片制剂叫作 Laudanum，这是一种含有 10%鸦片的酒精草药混合物，被称作“19世纪的阿司匹林”。在当时，它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止痛药和松弛剂，医生将它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咳嗽、风湿等，常用于妇科病和儿科病的“治疗”。而且此药最大的“优点”是价格便宜，1便士可以购买 20 滴或25 滴，穷人也能负担得起。维多利亚时代的知名人士都曾使用 Laudanum 作为止痛药，如查尔斯·狄更斯、 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塞缪尔·泰勒·科里奇、伊丽莎白·加斯 克尔、乔治·艾略特等。
查尔斯·狄更斯 1858 年在书桌旁像
除了 Laudanum，英国19世纪还流行一种治疗咳嗽的混合食谱: 将两汤匙的醋、两汤匙的糖和 60 滴 Laudanum 混合，早晚各服用一汤匙。还有很多被称作“妇女之友”“妈妈之友”的鸦片制剂，被医生广泛地用于治疗月经、分娩，还用于治 疗一些女性心理疾病如歇斯底里症、抑郁症和晕病等。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安静睡眠，还有两种由鸦片、水和糖蜜组成的名为 Godfrey 的 Cordial(也称为“妈妈之友”)， 医生会推荐用于治疗儿童腹痛、打嗝和咳嗽等。这两种混合物导致了工业革命时代许多婴儿和儿童的严重疾病甚至死亡。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城市急剧扩张的时期。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农村人口拥入城市的速度，城市生活水平普遍较差。鸦片制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工人家庭聊以度日的安慰剂。生活条件较好的英国工人偶尔可以购买一点面包、茶、牛奶、鸡蛋和一瓶朗姆酒。但经济萧条时，大量工人失业，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忍饥挨饿成为工人家庭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便宜的鸦片制剂顺利进入工人家庭，它不仅可以帮助男人忘记他们可怜的处境，还可以让缺少食物的孩子沉沉睡上几个小时，减少他们因饥饿而出现的哭闹。在英国兰开夏郡的工人中普遍存在着吸食廉价鸦片的习惯，这在各种文学作品中都有提及。托马斯·德·昆西 1821 年写成《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其中已经注意到: 吃鸦片的人，要比想象中多得多。访问曼彻斯特时，几个棉花工人告诉昆西，吸食鸦片已经成为某些工人的习惯。对低工资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比喝啤酒或烈酒更便宜的方式，非常受欢迎。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对待鸦片的态度很复杂。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医生就已经关注到，滥用 Laudanum 导致上瘾，病人出现了各种症状:先是兴奋，而后 是忧郁、多话和烦躁不安。如果停止服用，则会有疼痛和抽搐、恶心、呕吐和腹泻。1868 年“药剂法案”规定，只能由注册药剂师出售鸦片制剂，以控制其销售和供应。但由于没有规定药剂师出售鸦片制剂的上限，所以当时的禁烟效果微乎其微。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待鸦片的态度也不一致:中上阶层指责下层阶级“滥用药物”，而认为自身使用“鸦片制剂”只不过是一种“习惯”。
现在，西方公众持有东方人喜欢吸食鸦片的印象，这并非历史的事实。这种“刻板印象”主要是由英国街头小报和一些小说家塑造出来的。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段，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街头小报的故事中常见到的一种故事情节是:伦敦剧院的女歌唱演员以及舞厅里的下层舞女，受到了黄种人和黑种人的阴谋诱惑，最终死于鸦片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药物上。萨克斯·罗默等人塑造了邪恶的大反派傅满洲博士和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等丑化亚洲人的角色，在这些系列小说中，中国人常以大反派的身份，密谋向英帝国中心输入毒品，以威胁帝国的统治地位。这些颠倒黑白、混淆事实的小说，在信奉种族竞争和种族决定论的欧洲颇有市场。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的世界局势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书。亚当·斯密认为， 在自由贸易下，英国将会获得繁荣，因为“少量的工业产品就能够购买大量的初级产品......一个没有贸易和工业的国家，通常将被迫用大量初级产品从其他国家购买少量的工业产品”。可以说，亚当·斯密发现的，是新兴工业国崛起的一个关键秘密，即工业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一旦与巨大的国外市场相联系，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让他成为第一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思想家。除亚当·斯密外，大卫·李嘉图、边沁也持相同观点。“贸易立国”的思想，成为此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强国兴起的不二法则。
18 世纪的亚当·斯密画像
英国的统治阶层信奉这样一个原则: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法 则，其权利要大于某一国主权。由自由贸易产生的积累体系，是英国维持世界秩序的基础，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护这一体系。这与20 世纪后半期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时所打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相似。通过“贸易至上”的原则，英国在19 世纪的国际体系中大大扩展了 它的权力。通过在印度次大陆及各殖民地榨取的劳动力、自然资源，英国以“自由贸易”手法确定支付手段，通过工业革命后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其支配世界的权力得到不断再生和扩展。
这种“贸易至上”原则，并不建立在绝对公平的基础上，它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支撑。1815 年，英法战争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英国取得胜利宣告结束。这标志着从 1588 年击败无敌舰队开始，英国的崛起过程终于完成。此后，英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力推被称为“欧洲音乐会”的制衡与均势战略，用来限制欧洲各大国的野心和主张。1830 年，英国推动比利时独立，以保证欧洲各强国无法拥有侵略英国的陆地平台。这一情况，直到 1914 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才被打破。通过持续 200 多年的战争，以及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英国在 19 世纪 30 年代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伦敦成为遍布非洲、美洲和太平洋这个广袤帝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中心。正是通过工业革命、自由贸易、金融创新、外交战略和强大武装，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也最强大的国家。
但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要想在全球建立“自由贸易”秩序，不可能没有挑战者。最先挑战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是法国。1838 年，法国对墨西哥实施了海上封锁。此前，墨西哥为寻求独立，曾向英国人出售了大量国债。法国的这一封锁影响到墨西哥人的国债偿还能力。英国觉得自己的“自由贸易”国策受到了严重威胁，对法国提出抗议。但当时的英国首相帕尔默斯顿担心会引发新一轮欧洲战争，采取了对法国的温和政策。同年，法国又在海上封锁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国在阿根廷同样有重要的商业利益。早在 1825 年，阿根廷便与英国签署条约，保障了英国的商业地位及商人权利，免除了英国商人到阿根廷军队服兵役的义务。法国在试图获得同等特权却遭拒后，对阿根廷采取了封锁策略。权衡再三，帕尔默斯顿又一次选择了退让。
法国之所以如此强硬，与法国熟知当时的国际局势发生了不利于英国的急剧变化有关。19 世纪 30 年代，奥斯曼帝国摇摇欲坠，俄国年轻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企图在波斯、高加索及远东扩张俄国的疆域。1837 年，俄罗斯入侵阿富汗。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也发动了起义。这些变化威胁到了英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的稳定。印度为英国提供了众多的财富和资源，成为当时英国发展的倚重区域。当时的英国，若想维持中东的稳定，离不开法国的支持。法国也深知这一点，于是趁机向英国的“自由贸易”秩序提出了挑战。
除了法国和沙俄外，在遥远的东方，英国还有一个挑战者。在鸦片战争以前，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它拥有“庞大国土规模，丰富财富、奇特壮丽文化，对外界充满傲慢优越，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其存在本身也对这个“自由贸易”秩序发起了挑战。这就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中国，时称“大清国”或“清帝国”。
在英国政府看来，与法国和沙俄的战争威胁相比，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一个边缘的、非关键威胁的事件。这正是英国政府为发动“远征”而犹豫不决的原因;但也正因为其“边缘”，却也能为英国提供一个展示武力的机会，以此来证明自己在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方面的强硬和坚决。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叁》（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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